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胡 平


如何解读“中国奇迹”

    三年前的2月24日，蒋彦永医生上书两会，呼吁为“六四”正名，引发广泛呼应。在3月14日的两会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蒋彦永上书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给出了一大段显然是预先精心准备的说词。

    温家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15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坚持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今后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丧失这个机遇。我想，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的更为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一个总理最为关注的问题。”

    温家宝毕竟是总理，深得共产党官话之精髓，能把一种凶狠霸道的意思表达得文雅而堂皇，听上去不带一点血腥气。温家宝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说，六四屠杀是正确的；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稳定。这就是说，稳定是要靠屠杀靠镇压来维持的。六四后15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就是六四屠杀正确的有力证明。

    温家宝的这段讲话并无新意，他不过是在重复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谈到六四时的同样立场而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重视这段讲话，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六四屠杀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

    六四之后这十几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以至于被不少人惊叹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经历了民主转型的俄国东欧，尽管也进行了同样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反倒显得逊色，不少国家还经历过一段为期不短的经济滑坡。这就怪了：为什么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国东欧搞起经济改革来，反而不如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呢？

    常常有人抬出东亚经验。他们说，南韩和台湾都是在威权统治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这就证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威权统治下，祗要统治者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并且正确地把握其发展方向，即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不是搞共产不是搞计划经济，那就常常会比民主制更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观点未免以偏概全，因为有很多反例；不过它也不是毫无道理，但仍然太笼统。因为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民主和专制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泛泛而论。我们关心的是，对（原）共产国家而言，实行民主和坚持专制，谁个更有利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怎样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分析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入手。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简言之，就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如今一提起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不少人总是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邓小平那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位山西老农民说得好：“俺们村解放前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祗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其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祗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的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这该有多难啊！


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象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祗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们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祗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把改革拉回正道

    如前所说，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如果你可以置民众的意愿于不顾，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最快当的办法自然莫过于抢劫。中共领导人说没有六四就没有稳定和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不打自招，承认了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持枪抢劫。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俄国东欧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那里，人民有发言权，有投票权，这就使得那里的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具有一种基本的合法性。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持枪抢劫式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但是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所以其结果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

    中共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才坚拒为六四正名。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温家宝希望“再给我们20年、50年的稳定”，它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祗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祗会更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