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7条协议——中藏谈判的可行途径

（瑞典）茉莉


    早在1996年，宋黎明——一位旅居意大利的中国学者在荷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评“17条协议”》的演讲，深受与会者的赞赏.但是，当时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与西藏流亡政府和谈的迹象，因此，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10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的特使已经5次到中国，和中国政府进行了会谈，但至今看不到众人期望的谈判成果。在谈判没有进展的僵持的情况下，我建议中藏双方慎重考虑：以17条协议为依据为基点，重新开始谈判，力求在达赖喇嘛健在时解决西藏问题.


两个主要精神都不可偏废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17条协议签订的历史，以及它所体现的主要精神。

    1951年5月23日，在中国军队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达赖喇嘛委托阿沛。阿旺晋美带领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代表团在北京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和约总共17条，因此简称为“17条协议”。

    就基本精神而言，这个协议可以归纳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西藏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充分主权。自此，西藏从属于中国，其政府降格为地方政府。这个关系，体现在一系列条文中，例如“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等等。

    第二，中国政府认可西藏的特殊地位，17条规定西藏有高度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有关西藏的特殊地位，体现在如下内容中：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固有地位的职权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不强迫西藏改革；保证宗教自由。

    对上述两个主要精神，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共最早搞的“一国两制”试验。50年过去了，时间证明这个试验早就破产，但中国政府仍然公开承认这个条约，在一切庆祝“和平解放西藏”的场合中，都可以看到中国方面对17条协议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但遗憾的是，欢呼庆祝17条协议签订的中国政府，祇是强调他们拥有对西藏的主权，却从来不提他们在条约中对西藏人的承诺，即给西藏高度自治权，不改变西藏的政治制度。这种割裂17条精神、偏废一个方面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今天，当我们提出中藏谈判应该回到17条时，我们应该强调：17条的两个主要精神应一视同仁地坚持，不可偏废其中之一。


重回17条对双方有利

    为什么我主张中藏谈判回到17条协议？原因很简单，一般而言，谈判要依据历史上可以为凭的条约，尤其是牵涉到民族冲突的谈判，更需要有本可依。17条协议是一个双方都曾经认可的文本，从现在的状况看，回到这个文本对中藏双方都有利。

    该文本对中国政府有利，这一点勿庸置疑。祇要看中共当局庆祝17条协议签订的隆重火热场面，就可知道，他们对自己在50年前迫使藏方签订这个条约的成功，是何等的得意与自豪。为什么这个条约令北京如此自豪呢？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面前赢得了对西藏的主权。这个由中国大兵的枪杆子夺来的成功，是以前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望尘莫及的。

    但17条的签订，不仅是让北京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功绩而自豪，同时也除去了外国势力涉入西藏问题的可能。到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了的今天，如果能够回到17条，让藏人获得真正自治，北京政府可以不再遭受国际上的抗议与谴责，不再需要投入大量财政开支去西藏“花钱买稳定”，也可以给北京所宣称对港台的“一国两制”政策增加可信度。

    对西藏方面来说，重回17条也是很有利的。这一点，宋黎明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清楚地做出了说明：“对于达兰萨拉而言，如果在1951年它接受《17条协议》是有所失，那么现在回到《17条协议》则是有所得；当初它同意接受《17条协议》是为了不让西藏遭受彻底的破坏，而现在回到《17条协议》同样有益于造福西藏人民。无论如何，达兰萨拉现在手中的筹码，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西藏境内藏人的不满，并不足以向北京要求比《17条协议》更多的东西：因为一方面世界上没有国家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更不会有任何国家在军事上或外交上支持西藏独立；舆论的同情终归是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北京有强大的实力控制西藏并平息任何形式的藏人的反抗活动，加剧对抗祇会增加藏人无谓的流血和牺牲，而且不符合达赖喇嘛一贯倡导的‘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最近，我就回到17条的问题，私下征求了一些藏族朋友的看法。除了不肯放弃主权的藏独人士之外，大部分温和理性的藏人都赞成回到17条，他们认为，17条给予藏人的具体承诺，比现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所要求的，还要更多一点.


中藏双方都患了"健忘症"吗？

    既然回到17条对中藏双方都有利，那么按照常理，中藏双方应该在几十年来时断时续的会谈中，以这个文本为基础展开讨论才是。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宋黎明先生因此讽刺地说，北京和达兰莎拉都患了“健忘症”。

    中国政府确实是患了严重的“健忘症”，当初签订那个协议时，中共新政权尚未完全稳定，国民党逃往台湾形成敌对局势，朝鲜战争也已经爆发，加上汉族士兵在征服西藏高原的过程中，遇到水土不服、粮食缺乏等诸多困难，因此，北京祇能草草地以一纸和约的方式，暂时稳定西藏。后来政权完全巩固，中共便不甘心遵守条约了。至1959年，中共已经是或公开或隐秘地抛弃17条.1959年之后，17条中有关西藏高度自治的条款，完全是一纸空文，被北京故意遗忘。

    西藏方面却不是“健忘症”的问题，他们不便公开提出回到17条，有其可理解的原因。1959年发生了拉萨起义事件，达赖喇嘛和10万难民被迫流亡，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此时，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17条协议，并声明17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

    至今为止，在海内外西藏人心中，17条仍然是民族被欺压的屈辱象征。据流亡西藏作家周加才让在他的文章里介绍：“直到2001年5月22日，流亡政府还曾发表过立场：否认《17条协议》的合法性，拒绝接受这些强加的条款。”


回到17条的困难与可行性

    这就是回到17条的困难之一：如果承认17条合法，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就不合法。而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够长期在海外生存下来，就因为他们谴责中共强加给藏人“不平等条约"并违背条约，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西藏流亡政府的尴尬之处在于，他们不便改变几十年来的说法，更不能置自己于不合法的处境。于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提出一个“香港模式”，说那种一国两制式的“高度自治”适合于西藏。但“香港模式”一出炉，就被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断然否定。

    由此，我们倒可以看出回到17条的可行性来，即中共当局从未宣布废除17条协议，现在也无法公然否定它。这个条约当年是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主持签订的，当时并未规定协议的期限，所以它不但具有合法性，还具有永久性。同时，国际社会一般是承认17条协议的法律效力的，中共至今还在国内外赞扬17条协议，如果现在突然反口不承认了，那岂不是自己掌自己的嘴巴，他们又如何向国际社会交代？

    对西藏方面来说，回到17条也是具有很大的可行性的。如上所述，西藏流亡政府有承认17条自身就不合法的难处，但一个民族的实际利益摆在那里，优秀的谈判者应该根据现实的状况，采取灵活的手段，做出必要的妥协，为本民族争取到最大利益。这一点，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是能想通的。

    事实上，自2002年达赖喇嘛特使和中国政府开始谈判后，流亡政府方面谈到17条时，口气比以前温和多了。例如，达赖喇嘛对媒体多次说明17条协议涵盖一国两制的实质.2006年11月14日，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坚赞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上发表讲话，就有几次提及17条协议，很有正面肯定之意。

    但是，公开用17条协议作为基础和支点，来开展未来的中藏谈判，还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对西藏方面，主要有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在中共答应回到17条之后，把"西藏流亡政府"这个机构的名称改换一下。至于未来西藏自治区的边界问题，可以根据1951年拉萨政府管理的地区状况，来进行磋商讨论。其他，17条中还有一些时过境迁的条款，例如保留藏军等，经过双方同意可以废除。

    我认为，真正关键性的阻力可能在中国方面。尽管大肆赞扬17条协议，但如果真的要按照17条办事，就要给西藏人更多的自治权利，中国政府就要丧失对西藏的部分控制，那么，嗜权如命的共产党政府是否会有这个诚意？我们祇能拭目以待。

    即使此事希望不是很大，但还是值得一试。我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主动的姿态，跨出大胆的第一步。西藏方面可以率先向中国政府正式提议，要求把17条协议作为谈判基础，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布，西藏方面愿意承认17条.最好的做法，是由一个有世界公信力而又被双方接受的国际组织或个人，来承担中间调解人的角色，参与中藏谈判，以促使谈判获得理性公正的结果。

    此时，我想起一句西藏格言：“即使一条绳子已经断了9次，我们还是要在第10次想办法把它接起来。”谨以此与期盼解决西藏问题的各族朋友共勉。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