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归属看西藏和台湾

（台湾）陈政三


    十四世达赖喇嘛说：“从历史上看，西藏与中国是分开存在的国家，但从我的立场而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是未来’，……我想展现的是，我并不主张西藏独立”。 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会谈时，“选择了面向西藏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在我们之间达成根本互信心之前，有关西藏历史进行争论，祗会带来负面的作用；使得藏汉两个民族解决这个问题更加困难.”

    这虽是务实手法，不过中国方面老爱扯历史，尤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顶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加上“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1951.5〈十七条协议〉第一条），更让藏人喘不过气，毛泽东完全忘了曾向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6.7），“当人民革命在中国胜利之时，……西藏民族也同样将组成隶属于中国联邦的自治共和国”。

    十四世达赖喇嘛又说，“政治和藏中关系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说：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政治所能解决的问题，根据政治的需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来解决”； “西藏的历史问题应留待历史学家和法律专家研究讨论，我看重的是未来，不是历史”。

    诚然，探究历史真相未必有助解决“政治”问题；不过，研究历史真相至少不会让历史表相或“强者历史观”横行，妨碍了实际问题的解决.但由谁来解释呢？用什么角度来诠释呢？相信不同立场的人解读出的历史观，呈现出的也祗是“百花齐放”。本文试着“就历史论历史”角度，来探讨藏、中、台三角关系.


壹、“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想像共同体

    中共喜称“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因此台湾人与藏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传统或统派学者也抱持同样观点.因此，首先要来讨论何谓“中国”？

    殷商自称“中商”、“中方”（卜辞）。“中国”两字连用，首次出现在西周《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指的是西周国土：“中国”两字在《诗经》出现7次，《尚书》出现5次，系指“京师”或“国中”。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意指“京师”；周代较常用来表示天下或“中国”概念的有“四方”、“四国”、“四海”、“九州”、“有夏”、“区夏”、“华夏”、“诸夏”、“诸华”。《战国策》〈赵策〉“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孟子》〈滕文公〉“陈良，楚产也，越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中国”的涵义早期指的是“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国家”，如夏商周；到了秦国，疆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以南；大汉则又拓展到更南、更北的地方；疆域最大的大清国，更无所不包。其间“成则王，败则寇”的“正统”国家，包括来自边疆民族之国（如五帝、周、秦、大唐、北魏国…等）， 通通归类成“朝代”，于是形成“断代史”组成的“中国通史”。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的西方学者， 干脆先以  “Sin，” “Chins，” “Sinae，”（秦），后以 “China”（支那≒中国）称之，以免脑筋转不过来。 藏经一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称；宋代《翻译名义集》（AD 1157）卷七〈诸国篇〉“脂那”条注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记》（按AD 646）云，摩言可至那，此曰大唐”。 可见，因日本侵略中国引起的反日心理，连带使得日本称呼中国“支那”、称中国人“支那人”成了不受欢迎的“污衊”词；其实原先未带此意，还是赞扬“衣冠文物之地”的美称.“中国”两字，最常见诸清国对外条约，如清英《南京条约》（1842），正式国名“大清”，内文有“中国”、“中国人”字样；其他如清美《望厦条约》（1844）、《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等，也有同样记载. 最显著的例子是清日间的条约，如《台湾事件专约》（1874）、《马关条约》，使用的是“大清vs.大日本”，清方条文有“中国”字眼；但日方认为“中国”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因此所持有的同样条约以“大清国”、“清国”字眼代替。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夏人”以各属的国名自称，如“齐人”、“赵人”等；后来中原人士喜自称“汉人”、“唐人”，无非羡其国力强大； 到明嘉靖廿八年（1549），一批囚禁福州的葡萄牙人发现“当地人称欧美人口中的China为‘大明’（Tamen），当时的Chinese自称‘大明人’（Tamenjins）”；另外，万历年间（1573-1620）海外的汉人称中国为“唐山”（Tunsua）。早期台湾的族谱往往将大陆故乡写成“长山”或“唐山”，在汉移民的心中，“故乡＝长山＝唐山≒闽南”； 1945年之后，称外省人“阿山”，称中国归台台侨“半山”，称仗势的台湾人“半山”，也与“唐山”一词有关.后来用“外省人”、“外省台湾人”（一般新住民）、“中国人”（统派新住民与统派老住民）称之。

    明清之交的荷、英文献Chinese＝大明国人，满洲人＝Tartar（鞑靼）；有时福州以北的汉族也被归类为鞑靼人。不过等大清政权于晚清因汉化关系，对外开始使用“中国”，常以“汉人”自居，因此涉藏的谕旨、奏摺，“汉官”、“藏番”字眼处处可见。

    唐太宗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那是因为大唐宗室为汉胡混血，李世民“至少有四分之三胡血”。 至于“中华民族”，则是《纽约时报》1913年8月6日社论冠以“权位尽失的失意政客”孙逸仙（中山），于1920年为了否认革命期建构的“五族共和”，另创造的新词. 于是原先曾侵犯“中国”的满、蒙、回、藏，经过中国人的“同化”，连同其他弱小民族都被纳入“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 不过，并未包含台湾汉人及原住民，因为孙逸仙死前一再交代“让被日本统治的台湾独立”。 如果建构出来的想像共同体─“中华民族”那么伟大、那么可爱；则维持“西藏民族”，或营建“台湾民族”集体认同又何来罪大恶极？


贰、“中国”魔咒——“台湾、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台湾（岛）最早的祖国是荷兰”，这句话或会引起不熟台湾发展史者的非议，但却是史实。荷兰人于1624年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政权，其他稍早来台的大明（或更早）及日本渔民、海盗（倭寇）、海商，如候鸟，偶涉足；至于原住民祗是部落统治，并未形成统治集团.倒是澎湖，则系由中原政权最早建立官衙─元顺帝至元年间（1335-1340）、明洪武五-二十年间（1372-1387）都曾于澎湖设立短暂的巡检司。

    如此，“台湾第二个政权”为西班牙建立的北部殖民政权（1626-1642），后遭荷兰赶走；不过须强调的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原住民仍拥有中央山脉广大的山林区.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登陆台湾建立“第三个台湾政权”、第一个汉人政权─“郑氏王朝”（“延平郡王”、“潮王”朱成功1662年2月10日与荷兰签订和约，17日送走荷兰人）， 以迄1683年9月郑克塽（成功孙）降清。中间，郑经（成功子）默许荷兰于1664年8月27日-68年10月18日在基隆建立商站。

    台湾第四个政权为大清帝国，康熙帝本不想要这个“外国”，因施琅（郎）的坚持才于1684年纳入版图，设福建省台湾府，所以雍正、乾隆有“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之语. 因此，“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要从1661年国姓爷登陆那天算起，虽然当时国名是“大明”。

    有中国与台湾关系甚早之说，如秦代称台湾“瀛洲”、三国期吴国远征“夷州”；汉代称“东”、“东鳀”、“东夷”；隋代“流求”；宋代“毗舍耶”；元代“琉求”，这些地方（毗舍耶属菲律宾除外）经考证，实际都非指台湾，而是目前的琉球。 明初一度误称台湾为“琉球”，发现有更大的琉球群岛，于是称其为“大琉球”，称台湾“小琉球”，后来又称“东番”（全岛）→“台员”→“大湾”（台南安平）→“台湾”（全岛）。 即便上述“误称”都指台湾，也不过是暂时的过客，谈不上政权建立。

    至于“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如认定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国家都叫“中国”的话，安史之乱后，“吐番王国”还曾于唐代宗元年（AD763），把皇帝李豫赶出长安，另立李承宏（至少当了15天皇帝）。 因此，是否可说“藏人曾在中国（大唐）当了15天‘太上皇’”？

    西元2007年为藏历第2133年，西藏（图博）在西元前127年已有国家的建立，《隋书》称为“附国”（前藏），七世纪统一成强大的国家，当时被大唐称作“吐蕃”。 唐代文成、金城公主与藏王的通婚关系，显示藏国的强盛；唐德宗建中元年（783）与穆宗长庆元年（821）两国正式定盟，划分疆界。 中原政权与西藏发生“藩属”关系，在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初创期，大汗辖下分为元帝国（中原），以及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尔等殖民汗国，大汗尊奉萨迦（花教）法王八思巴为“国师”、“大元帝师”，后者及继任者领有特殊的“政教结合”（政教合一）自治权，元世祖忽必烈在京城特设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专管，有事临时设分院前往处理，首任院使一蒙一藏（八思巴），蒙古人与喇嘛团体在藏地分享军、政权，形成特殊的“檀越（施主）与师傅”供养关系─“吐蕃宗教国”； 元代一百年间，皇帝以降都受国师戒教，向国师行膜拜礼. 以迄清初，藏地的蒙古势力仍在，换句话说，大明政权并未进入藏地，祗是遥封藏地元代归顺旧官新职； 大明期类似国府末期藏中关系.假使“蒙古帝国＝中国，所以西藏属于中国”，那么是否可说“中亚、东欧、前苏联亚洲之地都是中国固有疆域，因此自古属于中国？”

    清初西藏政治型态为藏王（土伯特国王）主持行政，喇嘛教主六世达赖（1683-1706）主持宗教，青海和硕特国王子拉藏汗主持军事。 雍正五年（1727），清设驻藏大臣，次年抵任；乾隆十六年（1751）在拉萨建立噶厦（内阁），二十二年（1757）确立摄政制度；乾隆五十七年（1792）创“金奔巴瓶掣签”制度以决定达赖与班禅之转世正身，以及试图拉高驻藏大臣地位（1793），与达赖、班禅平等。 基本上维持表面上的“供养”关系，朝廷有理藩院，地方另加三年一任、向朝廷打小报告的“监察人”─驻藏大臣（领有小批军队）。中晚期（1815-1875），从达赖喇嘛九世（1815卒，10足岁）、十世（1837卒，21岁）、十一世（1856卒，17岁）、迄十二世（1875卒，19岁）等暴毙、早夭的情形，显示摄政当权的现象，反映了贵族权力斗争下的藏政。宣统年间曾有“设省”考量，不过并未实施。

    1912年，中华民国革了大清的命，同样的外蒙、西藏也去掉满、汉势力，1913年1月，外蒙与西藏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1913-14年西姆拉会议（Simla Meeting）英国试图让西藏独立，英、藏、中代表签署“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但中国担保不将西藏划为行省，承认外藏自治”草约，中国后悔，最后祗由英藏签署（1914.7）。 从1912-1951年间，国府势力除了青海、西康东半，无法真正进入藏地。西藏还是维持“左右逢源”、“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抗战期间维持中立，阻止修筑康印公路，设“外交局”（1942.7）。抗战结束：派代表团参加新德里亚洲关系会议（1947.3）；赴欧美寻求支持（1947- 48）；派观察团参与南京国民大会（1948.5），不过拒绝参加总统选举；中原政权易主，驱逐藏地国府人员（1949）皆为显例。 足见国府势力无法进入藏地，这也使得中共1950-51年的“入藏”，成了“侵略”。假使“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就政权所及角度来看，“如果西藏属于中国＝蒙古（≠大明）＝大清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中间有数百年的断层。不说蒙古族是否承认“蒙古＝中国”，单就中共不认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系从“古代的1951年”才开始。不提国际法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争论， 单从中共的“中华民国≠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角度，“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可能祗在“未来的古代”才有可能实现；但也可能无法实现，因为不知谁活得比较久。

    这种说法要是被加上一顶“数典忘祖”大帽子，那是否须到东非来个“寻根之旅”呢？


参、藏、台的时空连结

    “西藏和台湾”除了佛教，以及与中国牵扯不清的政治问题之外，历史的脉络上，还有以下几点相关：（一）乾隆帝的“十全武功”：1787年12月-1788年春（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海兰察率军抵台，平服林爽文“顺天国”事件（1787.1-1788.3） . 1791年冬廓尔喀（尼泊尔）入侵后藏，1792年5-10月福康安、海兰察再度联手，远征廓尔喀，订和约.两次用兵同列为“十全老人”乾隆的“十大武功”。 到了1855年（咸丰五年），因贸易纠纷，廓尔喀再度侵藏，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大清已无力护藏，1856年放任廓尔喀与西藏政府自行签订条约，内有“廓尔喀与西藏均尊敬（大清国）大皇帝…廓尔喀与西藏两国人民之争讼，则由廓藏两国官吏共同会审”， 透露藏、清关系趋近于近代国际法上的“宗主国（suzerain）与藩属国（vassal state）”或“保护国（protecting state）与被保护国（protectorate）”的关系.（二）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滇案”：英国外交官马嘉理曾于1871年（同治十年）派驻基隆；后调北京，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在云南与缅甸交界遭杀害，英国趁机与清国签订“烟台条约”（1876.9），附约允许英国派员经藏地往来清国、印度两地。不过，1879、1886年英国2度试图入藏“游历”，均遭“藏番”阻挡；后来因“诸多窒碍”清英“缅甸条约”取消了“英国派员入藏乙事”。

    （三）从前述清国“入藏”奏摺、谕旨，处处可见“藏番”、“番众”，显然对于日渐“不听话”的藏人心生不耐与“疏离感”，清初对藏人似未使用“番”字。而台湾早在大明即被称作“东番”，清代台湾原住民则冠以“熟番”、“化番”、“生番”等字眼。

    （四）1873年担任驻打狗（高雄）海关税务司的赫政（James Hart），在1888年藏军三度抵抗英军入侵失败后，曾协助签订“清英藏印条约”（1890.3）、“清英藏印续约”（1893.12）。两约明订“哲孟雄（锡金， Sikkim）由英国保护督理”、允许英商在亚东（Yatung）贸易并5年免税；枉顾藏人对外人通商、游历“无论如何誓不遵依”的抗议.（五）同为外国探险家的“乐园”：19世纪50年代起，包含传教士、外交官、博物学家、秘密间谍等在内的外国探险家在福尔摩沙（Formosa， 台湾）与香格里拉（Shangri-la， 西藏）展开探险、勘查、博物搜集、绘制地图的工作。台湾有必麒麟（W. Pickering）、马偕（G. L. MacKay）、甘为霖（W. Campbell）等。西藏较著名的有创造“北方香巴拉（North Shambala）=俄国”、后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联俄”智囊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Dorjieff），以及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 1888、1891年2度入藏北，1905年任驻华公使）。其中英国驻台首任领事、也是博物专家郇和（Robert Swinhoe， 1861.7-1866.3驻台，1854-73年驻清）发现台湾的动物与清国沿海地区动物关系有断层，反倒与喜马拉雅区（Himalayas）、马来群岛、日本关系较密切；还举出“西藏熊”（the Tibetan Bear）为喜马拉雅区与台湾及北清（North China）的共同品种.（六）都曾遭英国以武力打开门户：1868年11月，台湾发生“樟脑战争”，英舰炮击安平，导致次年订定“樟脑和约”，台湾被迫取消樟脑专卖，允许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的洋人可以入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西藏方面除了1888年抗英失败，清英代签下“藏印条约”、“藏印续约”；1903.12-1904.9荣赫鹏（Francis E. Younghusband， 1863-1942）率兵攻打西藏，达成藏英“拉萨条约”（1904.9），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往出奔北徙（1904.7-1909.12），流亡期间清廷小动作不断，除一度革去达赖名号，还采取全权代表张荫堂的“阻拦达赖回藏”、趁机“收回政权”、“同化藏人”、“改土归流”、“增兵西藏”…等政策，埋下了1910年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南奔印度，以及1912年藏人驱逐中国势力，宣布独立的远因； 清英另于北京签署“拉萨续约”（1906.4），把“拉萨条约”第九条：“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任何外国皆不准干涉”、“各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其人民享受。若允此项利权，英国均应共享”之“排外”规定（驻藏大臣未签字，造成大清疑似包括在“外国”之列），改为“各项权利除中国独享受外，不许他国及他国人享受。英国允不占藏境、不干涉西藏政治；得在江孜、噶大克、亚东通商等埠架设电线”。

    （七）都有“中国统治的断层”：1912-1950年，西藏实际处于“独立”地位，中国政权、治权不及于藏区；1895-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

    （八）1949年横跨藏、台的“蒙藏委员会”的连结：国府于1929年2月成立蒙藏委员会；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趁亲国府的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活佛）掌政（1934-1941），在西藏设立办事处（1934）；1942年西藏成立“外交局”；1949年西藏要求国府人员离藏。之后，依据宪法成立、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蒙藏委员会迁台，在毫无着力点下砸钱搞分化，如国府期的蒙藏委员会透过世亚盟2度邀请西藏流亡政府组团访台，却蓄意流出邀访单据影本（1993、1994）；当时委员长张骏逸与“四水六岭”部分成员李唐阿塔等人签下“在一个中国原则”的会议记录，引起藏人反感（1994）。

    （九）1949年9月2日《新华社》“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社论。再度将藏、台联在一起。国府与中共都忘了曾经答应让台湾、西藏独立（或自决）的承诺.（十）1997年、2001年十四世达赖喇嘛跨世纪二访台湾。这是台湾近期政治解冻、民主发展、国家定位弹性处理所促成。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虽限于“固有疆域”条文修宪不易，但对藏事已采人道关怀、促进彼此文化宗教交流等“改良”方式及角度进行。


肆、共同的挑战

    （一）“外来政权”：历史上，藏台两地都经过外来政权的统治。台湾自认经过1996年总统直接民选，已经摆脱“外来统治者”，所以有原先反对直选的““新”台湾之子”称，“祗要台湾选出的首长就是本土”。 而孙逸仙口中“中国…参杂…几百万西藏人…等。“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的西藏， 仍在“外来政权”统治下。

    （二）汉人“开山抚番”策略：1874年“牡丹社事件”引起清廷对台湾进一步重视，开放汉移民、推行“开山抚番”政策，在东、中、南部筑山路，侵入原住民族的领域，此时是“汉vs.原”；日治初期加强对内山控制，也是“开山抚番”；国府期的横贯公路、南回与北回铁公路也带有这种性质.同样的，中国在西藏修筑公路─川藏与青藏公路（1951-54）、新藏公路（1957），引进大量移民，2006年7月1日通车的“青藏铁路”，更是举世瞩目，具有如同台湾史上的“开山抚番”类似手法。大批汉人vs. 土生住民族（natives）都曾在台、藏两地上演，台湾已是“过去式”，西藏面临的是“现在进行式”。这或许是已看出危机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提出“五点和平计画”（转型成和平地区、放弃藏区汉化政策、尊重藏民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环保与禁核、立即进行藏中谈判）的原因。

    （三）与国家机器的抗衡：在自称代表中国的两个政府期间，台湾有228事件（1947）、白色恐怖（50年代起）、戒严（1949.5-1987.7）、红衫军运动（2006）。西藏有川军入藏（1910-13）、马步芳与藏军冲突（1932）、共军入藏（1950-51）310事件（1959）、戒严（1989.3）、反抗与镇压（1987.9、1988.3、1988.12、1989.3）。后者另有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起10年）的动乱.（四）统独之争：（1）台湾面临的是“新旧汉人之争”，旧汉人后裔移居台湾大抵百年以上，国家认同从“大明→大清→日本→中国→建构台湾主体意识”，身分从“汉人→台湾人→本地人→中国人→台湾人（闽南裔为主）”，血统有混入平埔族的现象，小部份（客家为主）与高山族血统有关. 台湾新汉人移民（外省台湾人）于1949年大量涌进台湾，大抵认同“一个中国”，血缘自称“汉裔正统”，部分混入原住民血统，有些（因经济或其他因素）“加入原住民籍贯”，因此身分认同有“中国人→新台湾人←中国人”现象。 台湾2，300万人口结构，包含70％福佬台湾人（Holo Taiwanese）、15％客家人（Hakka）、13％大陆新移民、2％少数民族。 后三者“倾向泛蓝（国亲新系统）”，福佬台湾人近50％“倾向泛绿（民进党、台联）”，因此有族群认同分裂现象，国家定位从“一个中国”→“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过程纷扰不断， 呈现目前数学式架构下的两岸（国）关系：（泛绿）台湾≦“借壳上市”中华民国≦（泛蓝）中华民国≦两岸“宪法一中”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三国演义”式的国际关系（美、中、台）情境，摆脱纠缠的过程，出现了“危险边缘”的说法（会比1949古宁头之役、1958八二三炮战危险吗？）；其实蒋介石在退出联合国之际，早有寻求“一中一台”的暗潮（1964〈台湾自救宣言〉）：“两个中国”双重承认的未成功做法（1971）； 以及“党内异议份子”雷震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的建议（1972）。

    （2）两个西藏问题：（a）地理上的“西藏本土”（中国藏区） vs. 散居海外的“流亡西藏”。两个地方在各方面都差异极大，藏区祗能盼望一再落空的中国施舍，从汉人在中国、台湾的施政经验看得出，这种“恩泽”决非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流血流汗”抗争得来的。海外藏人面对无法返乡的煎熬，期盼中国给予香港、台湾的“一国两制”不可得，各何况是“松散的邦联”或类似欧盟的“大同盟”。

    （b）可能的路线之争。务实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认为“多数的藏人都想独立，但问题是西藏已经奄奄一息”，缓不济急，因此选择“中间道路”， 面对现实与中国寻求解决之道，但毛泽东以降领导人们都没有自信心，认为“达赖喇嘛的魅力远胜中国领导人”，所以一直挑毛病。不过追求藏独的呼声仍不断，年轻辈如西藏青年会（1970.10成立）的宗旨之一即“追求西藏独立”，惟另一宗旨又是“接受达赖喇嘛汉西藏政府的指导”，祗能按兵不动，其他年轻辈藏人也在尊重达赖喇嘛情况下，矛盾过日。 但假使与“以拖待变”的中国谈判无法解决问题，那么独立的呼声与行动可能再度高昂。

    （c）“两个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可能性。历史上出现过“两个六世达赖喇嘛”（1697-1707）， 目前有“两个十一世班禅”，都是政治力介入造成。虽然十四世达赖喇嘛宣称“如果藏人已不需要达赖喇嘛，我将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且在建构民主制度过程将他的地位“虚级化”，留下“后达赖喇嘛”期的摄政委员会运转机制，以及监督的议会伏笔，另宣称假使西藏问题无法解决，他将转世在“西藏以外的自由地区”；不过，并不能防止中国再度制造另一个“双胞案”。


伍、相异的特点

    （一）对“中国人”与“汉人”的定义、观点不同：台湾内部目前以认同角度、而非省籍或出生地来划分中国人与台湾人，也就是“汉人≦华人≠中国人”（汉人包括在华人范畴，不必然＝中国人）。2006年12月有2份调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卜道维（David Brown）归纳多项民调，认为“台湾地区民众纯粹认同自是中国人的，已从48％降到6％；近90％民众有某种“台湾意识””；海基会（SEF）民调发现认同度上，“58％自认是台湾人，16％自认为中国人，17％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过民调常有陷阱，从投票行为到抗议行动都看得出来。 而西藏的认同法为“汉人＝中国人”、“藏人≠中国人≠汉人”；不过目前藏区“汉人＞藏人”的情况下，前者挟着优势的教育手段、社经地位，避免不了藏汉通婚，是否可能如同台湾原住民族与汉族，以及阶段性“汉裔老台湾人”与“新汉住民”通婚造成认同混淆情形？值得追踪、关切。

    （二）“认同分裂的岛屿”vs. “想像共同体的心灵国土”：“国土有无”造成这种现象。台湾有台湾海峡，使得国府政权能在岛屿残存55年（1945-2000），但也因228事件及白色恐怖，使得原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台湾民众失望、离心。早期“党外”或大陆来的“党内”异议份子（如柏杨、雷震）都被套上“中共同路人”红帽子，如今“在野执政党”泛国民党已从“岳飞式反攻”转变成“秦桧式偏安求和”，领导人呼吁““勿妖魔化中国”，因为“台湾未来的希望在中国””（连战）、“国民党（执政后）愿为民进党与中国牵线”（马英九）。 曾被套上红帽子的党外化身“执政在野党”─民进党，却成了“反共”先锋. 历史充满讽刺，但也显现“历史的无限可能性”。有海峡保护的台湾处在“认同分裂的岛屿”；而长错地方的喜马拉雅山，使得藏人须一再与汉人打交道，造成目前的“地理上的三个西藏”（西藏自治区、青甘川滇藏族自治州县乡、海外）、“心理上的两个西藏”（藏区、海外），不过却得能面向世界，而有“想像共同体的心灵国土”。

    （三）“各吹一把号的异阵营领导”（政权定期转移） vs. “众望所归的领导者”（达赖喇嘛）：“幸运的台湾”享有的自由、民主程度在世界排行名列前矛，媒体自由度甚至高于美国，不幸的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分成泛蓝、泛绿阵营，在族群认同牵扯、国家定位路线、缺乏民主政治文化、行事伦理欠缺下，“分裂的岛屿必然有异阵营领导”。“不幸的西藏”却能凝聚在“众望所归的领导者”达赖喇嘛旗下，为未来奋斗，前途虽艰辛，藏人却皆能甘之如饴。


陆、非结论─期待历史的偶然或必然？

    佛经的“中道”、儒家“中道”，或亚里斯多德的“中间道路”（Mesotes），属于个人层次修身处世原则，“无法真正上升到社会和政治的层面”； 尤其排斥宗教，曾“批孔扬秦”的中共领导，字典里根本没有“中道”两字。这是为什么〈斯特拉斯堡建议〉（1988）遭到中国漠视，不得不撤销之因； 其他各项尝试、呼吁也不被采纳.“拥抱敌人”不容易，因为“敌人不给抱”。这或许是台湾人不断另觅生路的主因之一，不过“内部整合，寻求最大的共识”、“产业西进问题”或才是台湾面临的最大的课题与难题.西藏不能一直向“敌人”说“突几切”（藏语“谢谢”），因为对手会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高兴给多点，不高兴甭想。 1979年邓小平说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谈，都可解决”，祗不过是“谈中共想谈的议题，论中共想要的解决方式”的另一说法而已。

    期待“历史的偶然”，不如创造“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国家或政权可万世千秋，秦国如此、大汉及大唐帝国如此、蒙古帝国如此、罗马帝国、苏联也如此，中国、美国能自外于这种历史宿命吗？但西藏、新疆、蒙古土地仍在，台湾岛仍在，中国中原也仍在。

    “中道”路线不能期待强者的施舍，中共字典没有“施主”；不能盼望中共“开窍”，他们缺乏“人权”、“民胞物与”观念；不能等待中国的民主改革，他们没有“民主自由”、“入藏随藏，入藏是藏”（Do in Tibet as the Tibetans do）想法。“中道”路线之外，或许仍可采取其他“改良式中道”非暴力配套做法，譬如早期台湾党外“返乡运动”，近期大陆海外民运人士渐有的“探乡”，或可参酌。回到故乡是任何人的基本人权，“倦鸟归巢”为什么要被剥夺呢？中共当权人又怕什么“手无寸铁的国人”呢？期盼中共的绿灯，不如自行打造一盏绿灯吧！《高山上的足球赛》影片感动世人，率团到“北京看一场2008年奥运足球赛，顺便返乡探亲”，成或不成，是否更感人呢？而“中藏领导人携手同获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可否成为一个强烈诱因？可否为2008奥运会锦上添花？可否有助中国推动踏实的民主？

    “对达赖喇嘛路线的适度挑战”也有必要，因为挑战带来修正，也因为挑战才不会让中共领导人以为“主要敌人”祗是达赖喇嘛一人。

    2007年9月30日，世人首度亲眼见证藏、尼边境一名逃出西藏的17岁比丘尼遭射杀的镜头，据说另有一男性罹难.他们死前是否怀抱着如诗人丹真旺青的感叹：

    “大兵假如你必须向我开枪
    请把枪口对准我的头部吧
    千万不要朝我的胸口瞄准
    因为我的心里还有另一个人”。

    因此，就让“心里的那个人”踏上故土吧——

    “故乡
    那遥远又深藏心里的故乡
    即便纷乱即便没落
    永远是最温暖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