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 难

（山东）尹福生 口述（北京）王凌云 整理


    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将数十万知识份子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我也“适难其盛”，成为这支浩浩荡荡右派大军中的一员。自1958年至1979年，在山东的劳改场所度过了20余载的右派生涯，历经劫难。“反右”运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正渐渐被社会遗忘，祇有饱经磨难，尝尽人间冷暖的我们，才会将这一段经历深深埋在记忆中。10多年前，我不幸又患上了癌症，如今已到晚期，属于我的时间已经有限。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那20余载苍桑写出来，也许年轻一代不会相信，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它却是确确凿凿地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


我的“右派份子”是这样被划定的

    1955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后为青岛医学院），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那种如愿以偿的兴奋难以言表。入校后，因我各门功课成绩较好，不久便担任班长。读书轻松，生活愉快，憧憬未来，作医生的职责和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年轻、天真的我，不懂得世事的艰难。两年后瞬间发生的变化，改变了我的一生。

    1957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各界帮助其整风。对政治最为敏感的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大鸣大放浪潮很快波及到青岛。5月末，青岛医学院的校方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鼓励大家鸣放。不久，各年级都成立了鸣放委员会，我被同学们推举为我们系二年级的鸣放委员会主席。可能大家认为我能说会道，可以替大家说话。因为在此前不久，为一门课程的考试和考查问题，身为班长的我“为民请命”，同教务处多次交涉，终使校方妥协，减轻了同学们的负担。青岛医学院的鸣放运动不如山东大学等高校那么热烈，这是因为青医在1956年脱离山大，独立建院，在校学生不足500人，住得又非常分散，所以运动显得冷清。说实话，当时对帮助共产党整风我没多大兴趣，身为鸣放委员会主席的我祇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我们年级的党支部缺少民主作风，办事独断专行。我是指在一次改选年级学生会时，我的得票最多，可谓一枝独秀。可悲的是，一个学生的群众组织，选出的委员如何分工，却要由党支部摆布。他们即不征求群众意见，也不同本人协商，却武断地认为我祇能干个文娱委员。我认为这是支部对我的不信任。除此以外，我没有公开发表过涉及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言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一场和风细雨地、诚心诚意地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一下子变成了一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很快，学校中便有几名学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我们年级的党支部，急于邀功请偿，划定“右派”的人数远远高于别的年级。

    这一年的暑假照常放假。这一年，山东西部暴雨成灾，我淌着齐腰深的积水回到家乡曹县。开学前夕，我到菏泽一中看望母校的老师和朋友。女朋友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在送我离开她家的路上，她神情抑郁地对我说：听说你们青岛医学院已经派人到菏一中调查你的问题啦！听到这一消息，我倒没有太大的惊愕，祇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她迫于家庭压力，不敢再同我交往，我们从此天各一方。

    开学以后，运动继续进行。一位同学见到我，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对我说：坏啦！党支部把你定成右派份子啦！“你听谁说的？”我问。

    他说，他放假没有回家，有一天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开会，他正巧从门前经过听到的。真是晴天霹雳！我没有丝毫当“右派”的思想准备，我木然地向他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右派”对我将意味着什么，虽然还懵懵懂懂，但我的心情却无法平静。最令我痛心的是，我将无法面对我那年迈的父亲，他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与艰辛。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是他的希望和骄傲。他盼望我早日学有所成，光耀门楣，替他挑起生活的重担。我若为此中断学业，他该多么痛心。

    果然，开学没过几天，我们班就在黄台路001教室召开对我的批判会。会上，有十几个同学发言，内容一是反苏，说我曾经散布苏联的西红柿、黄瓜贵的吓人；二是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主持会议的人最后让我就大家的发言表态。我深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党内定了的事，是无庸置辩的。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态平静、语调平和，说：相处这些年，同学们第一次给我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很感谢！我将遵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认真对待。完啦！

    主持人惊问：“完啦？”“完啦！”我答。会场一片寂静。积极分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是说，一场战斗还没开始，怎么这就完啦！堡垒就这样容易攻破！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还没派上用场呢，这怎么能行！共青团委刘副书记打破沉默，站起身来，肩负重命，说：尹福生不是一般的人，城府很深，大家不要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你们要认真准备，下次会上继续揭发批判！

    批判会后，我顿时悟出会上所罗列的我的“罪行”材料，原来出自于这一年的春天，即在鸣放前的两个多月，学校曾召开过一次部分家在农村的学生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对农村的观感。我在会上发言，谈了我的家乡山东曹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干部任意打人，绑人，有强迫命令作风；也谈了我们那里成立农业合作社后，生产搞不上去，不少农民吃不饱饭，没有钱花，祇能拿几个鸡蛋到集市上换一点盐和几盒火柴等必需品。类似的内容我也在同学中说起过。祸起萧墻。估计批判材料由此而来。为此事，在另一次批判会上，我申辩说：“我的家乡就是这样，就是有人挨饿，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为了批驳我的“烂言”，用事实说话，党支部还特地从青岛郊区请来一位农民做报告，大谈农业合作化怎样怎样好！

    批判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反苏”。“罪证”有两件，一是北京有位同学来信说过，苏联副食品非常匮乏，西红柿、黄瓜都很贵，这些话，我曾对很多同学说过，所以不愁没人揭发；二是，不久前，青岛海港停靠一艘从海参威驶来的苏联军舰，学校组织同学跑去参观。山东大学俄语系的有些女同学不够自重，对此，我十分反感，自然免不了说一些对“老大哥”不敬的话。在当时，议论苏联的某些短处或弊端，就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就等于反对中国共产党，因为毛泽东在国际上奉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

    运动期间，我的几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平时无话不谈，岂料此时他们也反戈一击。把我平时私下的言论，上纲上线，整理成册，上交党支部，我和北京一位中学时同学的通信也被学校抄去，成为罪证。

    批判会是不允许批判者说“不”的。会上，发言者再三追问我，“攻击农业合作化”和“反对苏联”的动机是什么？我无以对答，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动机，祇是由感而发，说句实话而已。此后苦难的经历使我明白一个“真理”，说真话就会获罪。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封嘴”运动，也就是中国灾难的开始，试想，若不把这些爱说真话的人抓起来，把他们的嘴封起来，怎么会有1958年的“大吹牛”，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当时，挖不出思想动机绝对过不了关，我又不想说违心的话，心中非常烦躁，便赌气说：“想推翻共产党！”，“胡说！量你也没这个胆量！”主持人厉声喝道。说没有动机不行，说有也不行。支部书记王正谔会下又找我谈话，还是让我挖思想动机，然后写成材料。他们要给你定案，还要让你自己去承认，“罪有应得”。我坦诚地告诉他，该写的我都写了，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写啦。他竟然说：“那我替你写吧！”我心想，祇要能过关，谁写都一样，随他去吧！便表示同意。他写好后我便签了字，盖了章。我开了雇佣“枪手”的先河。

    开批判会也好，让你写材料也罢，都是形式，实际上，我的“右派”一案早在暑假中就已经铁定。有人问我，划定我为右派，是怎样通知我的？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连续两天的批判会后，便出现了一条写着“右派份子尹福生必须老实交待”的大字标语。看着这白纸黑字，亮丽灿然的大字标语，我没有惊慌。它证实了那位同学的传言，也权且作为给我定案的通知吧。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简单！大权就操在共产党的小小的基层支部手里！由党支部“选拔定案”，操纵群众开几次揭发批判会，然后贴张大标语，宣布你是“右派”，即不允许上诉，也没有行政复议。我所在的这个班共30名学生，就有3人被划定为“右派”。百分之十的比例！定案后，我不说什么，心里却很不服气。你们几个党员，大权在握，一点头，或者一摇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命运，你们定我为“右派份子”不就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威信高，没有把党支部奉若神明，开罪了各位吗！同时，我也感到困惑。当时的大报、小报，信誓旦旦，一再向世人保证“言者无罪”。而我祇是在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实话，却获如此“大罪”，难道共产党号召人们帮助他们整风，鼓励畅所欲言是个阴谋。不久，毛泽东堂堂皇皇地宣告：是阳谋，不是阴谋！结果，几十万天真的知识份子陷入深渊。

    究竟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我！祇能“坐以待毙”。


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

    我被定为“右派份子”后，虽然还照常上课，但却已成了“另类”，不能参加会议，不许写大字报，出外游行时，我便被挟在队伍中间，别人搞运动，我们同类（全年级编为一个小组）便打扫卫生。不久，我被开除了共青团的团籍。

    1958年春，国务院关于处理右派份子的决定文件下达后，全校又开始了再一轮的大批判，以配合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班里的同学批判我，指责我表面老实，内心不服。而后，贴出了由几个同学签名的大字报，要求对我严厉惩处。

    4月末，同学们都在热热闹闹地准备庆祝五一节的游行，我心里还想，这一次游行，可能我又会被挟在队伍中间。30日下午，我们班要到一家医院进行外科教学实习，我拿起白大褂正要随同学而去，党支部委员王金章走过来，对我说：实习就别去啦！今天下午学校人事科找你有事！

    我放下白大褂，跟随王金章来到人事科，一位工作人员板着冷峻的面孔，瞪了我一眼，一句话不说，扔给我一张印好的纸条，我拾起纸条一看，是一份劳动教养通知书，按照那个人的指点，我在通知书上签了字。那个人让我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今天就走。去哪里，去多久，都无需告诉你。

    我怀着满腹疑云来到宿舍，毕竟这里是我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望着眼前零乱的衣物和书籍，不知从何下手。既然是去劳动，我转身对王金章说：书就不要带了吧！“带着吧！到那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他说。

    我背上简单行装走下楼来，抬眼便看见一辆大卡车停在楼前的空场上，车前已经挤满了人，有学生，教师，还有员工，有在等待乘车远行的，也有送别的，场上的气氛即不热烈，也不悲伤，祇有沉重的感觉。校方没有训话，祇是说：大家去了也别有什么想法，要老老实实，劳动劳动，很快就会回来的。

    看来，学校也没有想到，他们即将送出去的这一车人，一去便是20余年。

    我们来到距离青岛30里路的李村劳改队窖厂，远远便看到高高的围墻，墻头竖立着密密麻麻的电网，我的心不觉一沉。卡车开进一道大铁门，大家下车，排好队，走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辟头就问大家：“知道你们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吗？”“敌我矛盾！”队伍里有人高声回答。

    “你们都是什么性质的处分？”他又问。“行政处分！”有人答。

    此时，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点名，训话，然后把我们带到一处小院内。这里便是劳动教养收容所。人越来越多，劳改队的干部便把我们编成几个小队，队下面又分若干小组。在这里吃饭，干活，觉得还可以度日。

    5月8日晚，我们突然被集合起来，背上行李，又被装进了卡车，拉到青岛火车站。站前广场空空荡荡，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灯光下，祇见三三两两的大兵，荷枪实弹，四处巡逻。广场的四周架着机枪，战士们扒在地上严阵以待。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中，没有丝毫初夏的温馨。对付100多名劳教人员，确切地说，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思想犯，如临大敌，值得吗？我不禁投以冷笑。

    100多口人装了两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端均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看押。在车上我们被告知，将要去的地方叫清水泊农场，位于寿光县的北部，滨临渤海湾。清水泊，又濒临大海，听起来很诱人，心情也觉得轻松了许多。在李村劳动教养收容所的那几天，虽然生活还可以，但高墻、铁门、电网、军警，给人以精神压力。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彻夜灯光明亮，难以入睡，本来就不安的心情，更觉烦躁。

    9日清晨，火车到了潍坊，我们下车后来到一处大院内，匆匆吃了早饭，便分乘几辆大卡车，前往清水泊。


苍凉清水泊劳教场

    我们乘坐的每一辆卡车车厢的四个角里，各站一个兵，每辆车驾驶室的顶上，各架一挺机枪，枪口都冲着前一辆车的“乘客”（我们乘坐的都是敞逢车），每一个人都在悜亮的枪口下，像是押送即将赴刑场的罪犯。

    汽车开出潍坊县城，便在大公路上疾驶。不知是谁开的头，大家唱起了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九九艳阳天”的歌声此起彼伏，歌声里透着悲怆。看着这车上如临大敌的戒备，听着这悲怆的歌声，真是令人心碎。100多人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教师，人们用歌声发泄心中的郁愤，长歌当哭；用歌声为自己的命运抗争，高歌代吼。

    车一直向北开进，村庄远远的甩在身后，前方白茫茫一片，没有村庄，连一棵树也看不见；地上没有一株青草，白花花的碱地上稀稀疏疏的黄草随风摇荡，使得这片大地显得更加苍凉。我们莫非进入了无人区！歌声停了，车上显得格外寂静。目睹这样一片凄怆景象，每个人的心头都蒙上一层乌云。我不禁想起了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一首古代民歌：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如今，眼前也是天苍苍，野茫茫，但却是风吹白碱不见羊。我们将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劳动、生活。将在这里度过青春岁月，心中不禁一阵酸楚。

    车到达目的地，我们整队来到一座院子里，祇见大门旁挂着一个醒目的大牌子：山东省第一劳动教养所。院内有一排平房，还有几棵柳树，我心里正在想，住在这里也还可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这是管教干部住的地方！”我们祇能住草房。一座座草房，四周是低矮的土围墻。在潮湿的泥土地上铺上粗糙的草席子，便是我们的“床”，十几个人一个大通铺。

    这个地方寸草不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饭成了大问题，最苦的是没有菜吃。每顿饭祇能吃带糠的稷子面窝窝头，能吃上点咸菜便已经很知足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吃粮都要定量，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就可想而知了。每人每天定量七个窝窝头，三顿饭如何分配，要由每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向伙房去报，有人二三二，有的人则二二三。干几天活以后，再根据每人的劳动量，重新评定粮食定量，我的定量比较高。

    名为劳动教养，实则为劳动惩罚，确切地说是“摧残”。全部劳教人员划分为三个大队，即农业队、盐业队、水利队。此外，还有一个严管队。我读高中时的一位班主任王效熹老师，1955年在“肃清胡凤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这里，在严管队。有一天，在去劳动的路上，我猛然发现王老师在队伍中向我走来，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来的竟是往日我敬爱的老师。王老师也看见了我，投来惊疑的目光，彼此却不敢说话，低头而过。师生一同在这里被“教养”，谁之过？

    我被分在水利队，是劳动强度最大的一个队。当时这里正在修打渔张水利工程，引黄河水来灌溉，试图改造这片盐碱地。我在打夯组，是最苦的活。起初，两只手上布满血泡，此消彼长，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根本打不了弯。以后又抬大筐，肩膀磨得出血，垫上厚厚的毛巾，咬紧牙关坚持。经过反复磨炼，到后来，光着膀子干活，也不感觉痛了。

    也许是老天的作弄，清水泊，却没有水喝。此地是盐碱地，根本打不成饮水井。打出的井水，祇能用来晒盐，生活用水全靠挖塘砌池，蓄积雨水。我们到的这一年偏偏遇上天旱，喝水便实行定量，饭后，每人祇给一勺水。因为缺水，不能洗手、洗脸，其他卫生就更谈不上了。长时间没有蔬菜吃，又没有充足的水量供应，每天祇吃几个窝窝头。因此，几乎人人都患便秘，其苦实不堪言。每天收工回来，厕所犹如产房，时时传出惨烈的叫声，听了令人心擅，我亦未能幸免，从此患上了痔疮。

    1958年7月，社会上大跃进的风浪也吹进了我们这块不毛之地。本来我们的劳动强度就大，这时就更加披星戴月啦。每一个人就像一头老黄牛，收工回来，倒头便睡，早晨一声号令，爬起来就走，饭大都是在野外吃。偶尔也有一个休息日，才有闲暇仔细观察一下自己。身上的污垢结了厚厚的一层，脚上的泥垢足足顶上几层袜子，没有水清洗。

    为了解决吃水的困难，劳教所便组织人力挖沟，企图把小清河的水引进来。我被派去挖沟，这里距住处有7、8里路。已是酷夏，烈日当空，没有一片树叶，在暴晒中劳作，大汗淋漓，体内的那点水浑洒几尽。我口渴的无法忍受。看着不远处的一个池塘，碧水盈盈，但却不能饮用，因为那全是倒灌的海水。海水等同浓盐水，喝了令人呕吐，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实在无法支撑，我瘫坐在地上。心想这下可能完了，连走回去的力气也没有啦，清水泊啊清水泊，今天我就活活地渴死在你这里啦。坚持到太阳落后，稍稍凉快一点，食堂送来一点水，我像一片晒蔫了的叶子，慢慢地缓了过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次劫难。在这荒无人烟的清水泊，我们整整干了四个月。


回到人间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在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1957年中国钢的产量是530万吨，这就意味着，在几个月内，中国的钢产量要翻一番。为此，在全国城乡展开了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这支劳改大军也没被遗忘。

    9月9日，劳教所召开全体劳教人员大会，宣布要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决定要调一部分人去炼钢。当场点名，我的名字也在其中。

    当天晚上，我们这支炼钢大军便背上行装出发，每人发给8个窝窝头和一块咸菜，到哪里去没有宣布。我们在月光下赶路，队伍两旁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同我走在一起的是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的学生。我们不甘行路的寂寞，便玩起了接字头的游戏。前边的人说一个词，后边的人便用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作字头，再编一个词，传给后边的人。队伍也因我们这批大学生活跃起来。但走出十几里路以后，夜色已深，困倦和寒冷一齐袭来，驱散了短暂而脆弱的欢乐，长长的人龙变得万马齐喑，走着睡，睡着走，往往是后边的人一头撞在前边人的背包上。100多天的玩命干活，我们太累了。

    天濛濛发亮，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在晨曦中，一片片庄稼在我眼前愰动，路旁一排排大白杨树，微风吹着树叶，哗哗作响，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缕缕炊烟在村头飘荡。真是如在梦中。想到那人迹罕至的清水泊，想到那牛马般的生活，再看看眼前似画的风景，真像是从阴曹地府回到人间，心情豁然开朗。我含着热泪遥指村头，忘情地叫喊：伙计们！快看！有人了！大人、孩子、老头全有！

    我们毕竟很久没有见到外边的人了。

    在寿光吃早饭，饭后继续赶路。日夜兼程，来到益都，乘火车到达淄博王村。王村是乡政府所在地。这里盛产焦宝石，是一种耐火材料，据说，日本人占领山东后，曾经在这里开采过，以后便荒废了。

    大队人马开到王村，住首先成了大问题。我们长时间没有洗过手脸，个个蓬头圬面；衣着褴褛，五花八门，有位老兄独出心裁，把一条床单，中间挖个洞，从头上往下一套，衣不像衣，袍不像袍，看了令人忍俊不禁，又感几分酸楚。老乡们一看，便知道这支队伍是劳改犯，人人避而远之。我们这队劳改犯也没有资格与农民同住，祇能在野外扎营。恰有一片已被政府征用的田地，长着绿油油的玉米。领队的让我们把庄稼拔光，地上铺上草席，席地而卧，露宿田头。9月，已是初秋，天气渐凉，不知哪位领导想出的主意，命令我们就地挖坑，挖到半人深，在坑口撑上人字形的木棍，盖上草帘子，大家依穴而居，过上了原始祖先的穴居生活。我则同一少部分人住在山上的寺庙里，作起了假和尚，但却没有和尚的那份悠闲。12月，南坡大队的地穴起了一场大火，8个人丧身火海。大火之后，领导们便又策划修建简易房。

    队伍到这里，吃饭、喝水问题同样也很大。第一需要是喝水。村外没有水井，此处为丘岭地带，打井很困难，祇能到村内去挑水；这么多人，一日三餐没有着落，祇能在野地里搭灶台，柴火、灶具都不够用，每人每天祇能发给一个馒头，聊以充饥，个个饿得两眼发黑。幸亏这时因刚到还没活干，每天祇是在地里拣矿石。

    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但因农民都去炼钢铁，成熟的庄稼和棉花都抛洒在田地里。到1959年春天，便开始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我们这里更是严重缺粮。听说从东北运来一火车玉米，大家都很激动，这是救命粮啊！谁知我们去卸车时，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原本黄腾腾的玉米也变成了青灰色。原来，这些玉米装车时，没有麻袋，散装在车箱内，浇上水，东北天寒，一上冻，便结结实实，颗粒不丢。这车封冻的玉米，开春后运来山东，天气渐暖，解冻过程中潮湿变霉。这种发霉的玉米，我们吃了很长时间。


炼钢变奏曲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对外称“山东省地方国营生建八三厂”，厂址就在王村。以后我才知道，凡是带“生建”字样的，都是山东省的劳改企业。我们的任务是开矿，即开采焦宝石。没有任何机器，全靠人力挖掘。更没有仪器探测。我们用镐头把山上的地皮掘开一层，凡露出深灰色的石头，便可认定是焦宝石，然后把这种石头挖出来，堆在山上。这种人工开矿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令人不可思议。

    几个月后，成立装卸队，我被选进这个队。装卸队的活很艰苦。领导干部常常对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早日同家人团聚”。大家虽然将信将疑，但前面总像有一缕希望的光芒，所以都拼命地干。事实证明，能不能回家，同“干好干坏”关系不大，我在装卸队也很卖力。我总是先把石头装满筐，等汽车或拖拉机一到，便把垫肩的麻袋往肩膀上一搭扛起筐一路小跑，如此往返，直到把车装满为止。由于机动车太少，运力不足，又增加了几辆人力车运输。每5个人驾驶一辆马车，以人代马。一人驾辕，两人抱辕杆，两人拉边套兼使车闸。驾辕是关键，也最苦，小组长让我担此重任，明知自己力不从心，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祇好咬紧牙关硬撑着。

    1959年元月3日，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终生难忘。几天前这里下了一场大雪，路很滑。为运矿石新开辟的山路又窄又陡。这一天我上夜班，5个人驾着一辆装有两吨重矿石的马车驶出矿区，停在山路的顶端。山路长约半里，左侧树着几盏路灯，忽明忽暗，它除照明外，还是山路与悬崖的标杆。路面能见度很差。积雪已经被压的凹凸不平，而且很滑。我们在山上望着脚下光溜溜的山路，大家一言不发，心情沉重。我是“辕骡”，又是车长，免不了我先开口，说：路很滑，很危险，你们俩在后面使闸，一定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来，千万不能松手，俺仨的小命就交给您俩啦！

    “走吧”，我一声令下，车向山下驶去，我们小心翼翼，以最慢的速度向下滑行。突然，车轮一滑，用作掣动车轮的木头，亦即车闸，完全失去了效用。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出于本能，高喊：闸住！闸住！

    但是，两吨重的车身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从山上狂奔而下。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峭壁，我们5个人，个个都像是一具纸人，全然无能为力。两只脚不时地腾空而起。寒风在耳边呼啸，路灯愰着怪影飞速向后狂奔。我的一左一右两个抱辕杆的伙伴，身体强壮，当车将要向左坠下悬崖时，左侧的人大叫一声，将车推向右侧，车将撞上峭壁时，右边的人大叫一声，将车推向左侧。那惨烈的呼叫声，如今声犹在耳，回想起来，仍觉毛骨悚然。两位好汉救了我的命。也救了大家。车飞到山下后，又因惯性，继续跑出去一百多米。待车停稳后，我们瘫坐在地上祇喘粗气，惊魂未定，一言不发。我在亲身体验了“风驶电掣”的感觉的同时，也真实地感受到劫后余生的滋味。这是我遇到的第二次劫难。逃过这一劫，应该感谢上苍。

    我思绪万千，心想来这里劳动改造，死在这里算什么呢？即不是工伤，更不是烈士。别人把我们不当人看待，我们要看重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对同伴说：咱们把这车矿石送到火车站后，你们都回去睡觉，我留下来看着车，等下一班人来接班。没完成指标与大家无关，一切由我来承担。按上级规定，每班车要运5车矿石，共10吨，才算完成任务。而我们祇运了一车。

    伙伴们走后，我独自在黑夜中看守这辆空车。望着黑幽幽的夜幕，强忍着剌骨的寒风，我的心无法平静。自己的命运就像一只孤帆，在大海中飘荡，茫茫不知彼岸。我怨自己太单纯、太幼稚，当年居然对“言者无罪”的承诺笃信不疑，以至落入“阳谋”的圈套。我恨我这张祸从口出的咀，苏联的黄瓜贵贱与你何干，你一没卢布二不去莫斯科；农民吃不饱饭与你何干，医学院食堂有足够的大米饭和馒头，真是吃饱饭没事干。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到这里受这份洋罪！满腹委屈，冤枉，无处倾泻，任由热泪来冲刷。

    天终于亮了，来人接班。我回到住处，顾不上吃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迈进了中队长的房门。值班的是李亚田队长，他原籍山东郓城，有点知识份子气，通情达理。我将昨夜高山飞车，没有完成运输指标的经过述说一遍，要求调换两个使闸的人。他听到没发火，没训人，祇说：“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你们组长，就说是我说的，叫他给你换两个人。”我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这时才放了下来。

    中国有句俗话叫“在劫难逃”，我虽然有幸渡过了小清河畔干渴几乎致死的劫难，又逃脱了悬崖坠车的厄运，但生死攸关的劫数还在后面呢！

    不久，我被调到修配厂，在翻砂车间干活。翻砂要用大量的水，为了解决翻砂用水，便决定自己打井。我又被叫去挖井。挖井取泥，挖得越深，取泥越困难，挖到一定深度时，便在井口用三根大木梁作支架，绑上滑轮，用绳子往上拉盛泥的筐。当挖到20米深时，已有渗水，条筐不能用了，便换成园形的尖底的大铁桶。铁桶较重，采用尖底是因把桶拉到井上后，便会自己倒地，任泥浆自己流淌，以节省人力。我很害怕下到井底作业，但作一名劳教犯，没有选择的权力。有一天上夜班，我和另一个被关到井下挖泥，当我们刚刚把一桶泥浆装满，朝井口大减：“拉！”祇见铁桶急速上升。我俩则靠在井壁上喘息，忽听一声“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乎是同时，一件重物呼啸着落到井底，飞起的泥浆溅满了我俩一身、满脸。惊魂未定，睁开泥眼一看，原来是盛满泥浆的大铁桶掉了下来。负责井口拉绳的姓夏，原是山东平度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拉得一手好提琴。那天他老兄不知怎么搞的，待铁桶上来后，还没等把钩子挂牢，便用脚去推，大铁桶便以自由落体运动砸向井底。一声惨叫后，便死一般的寂静。负责拉绳的小组长姓满，知道出了大事，站在井口，战战兢兢的对着井口喊：“小尹！小常！”“俺俩都还活着！”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我俩若是站在井底中央，定会葬身井底。托苍天保佑，又逃过了劫。

    井挖到29余米深时终于出了水。井口直径约有2米半，不便于取水，为了缩小井口，便在原井口四周架上许多根木梁，木梁架上铺上玉米杆和土。井口约有一米见方，在井口上装上一个长把辘辘。沉重的辘辘和打水的人全压在了悬空的井口上。

    井打好后，我又回到翻砂车间，抬铁水包。铁水包很重，因为它的内层是很厚的耐火材料。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的两只手抬。6个人抬一个铁水包。熔熔的铁水，一千多摄氏度，烤得人发晕。铁水溅在脚背上，也祇能强忍疼痛。铁水倒在砂模里，然后清砂、浇水，筛砂，我负责到井上挑水。新挖的井，挑水的人越来越多，井台上流洒很多水，水土流失。井口慢慢变成了坡形，原来的支架便越来越短，不够用了。厂方决定将支架拆除重修井口。一天上午，厂方指派车工车间的8个人去拆除支架。8个人到井口，恰巧此时，一位烧茶炉的老人来挑水。9个人同时走上井台，忽然一声巨响，井口顿时变成了一个大洞，黑幽幽的，更觉恐怖。厂方组织人力奋力抢救。因井下木头、玉米桔、泥土，辘辘、铁锨和落井的9个人相互交织在一起，抢救无从着手。9人全部遇难。在井口塌陷前一小时，我还在井口上摇辘辘。也算是命不该绝吧！

    这起惨祸发生在1959年夏天。此后，我被调到车工车间，学习车工。


目睹死亡

    1959年粮食供应日渐困难。全国开始度饥荒。许多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们这群劳动改造犯更是在劫难逃。这一年冬天，有一天，政府干部张益胜，派我们几个人去农村运胡萝卜，出发前，张队长对我们说，萝卜在地里可以吃，吃多少都可以，但是不能偷拿回来，一旦被同伙举报，罪不容赦。我们来到胡萝卜地，迅速装满一汽车，然后，就地起灶，煮了满满一大锅萝卜，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这种美好感受，常人难以体会，我至今仍感激这位张队长。前几年我回王村寻旧，要去拜见他，方知他已于几年前患肝癌去逝。

    1960年饥饿更加严重，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病号日渐增多，医务室应接不暇。因为我是医学院的学生，便调我去修配厂医务室，担任医药和注射工作。

    这一次的工作变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在劳教所的所有工种中，医务工作是公认的最好的工作，我庆幸当初我选择了医学，那些学文史的、学理化的学生祇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我这种幸运。进了医务室，我大有一步登天的感觉。首先，远离了各种危险和劳累；住宿条件也得以改善，再不用挤大通铺，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医务人员因工作需要可以提前20分钟去食堂领饭。也许大家不能理解，提前领饭，对一个人如何至关重要。提前领饭，可以比一般人多盛半勺地瓜面稀粥，可以多得一勺半勺的大锅菜。当大队人马尚在车间、工地干活时，我们急匆匆地端着饭菜已躲进了医务室，从而避开了他人的监督。你可不要小看这半勺粥，一勺菜，在那种大饥饿的岁月，它足足可以救人一命！那两年我因此而浮肿较轻，逃过了饥死这一劫难。

    60年代初期，随着粮食的匮乏，饥饿像一个幽灵，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浮肿。浮肿病人的晚期便是干瘦，瘦得皮包骨，同骷髅没有两样。为浮肿病人治病，没什么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注射葡萄糖。晚期病人因为祇剩下一张皮，打针注射很困难。每每为这种病人打针，心中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似乎有一团棉花堵在心头。在学校读书时，不止一次讲过“低血糖”病症，但从未见过低血糖病患者，对其临床症状，也祇是停留在书本上。在劳教所，这种患者俯首即拾，让我大开眼界。饥饿的人，最多的是在凌晨3、4点钟死亡。对低血糖昏迷者，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抢救办法，祇能注射一针葡萄糖，体质较强的，也许能救活。如果未能及时发现，误以为是睡着了，第二天你会看到，躺在床上的人已成僵尸。最多时，一夜就有、6人默默地离开人世。

    由于此地大量的劳教人员涌入，通讯手段又十分落后，不可能及时通知死者家属。医院内没有太平间，更没有冷库，人死后，祇能就地草草掩埋。1962年我调到劳教所总医院，担任护士长（劳教所的医护人员全是男性），护士除完成打针，服药等护理工作外，还有一项特殊工作，就是为死人挖坑，坑不用太深，因为尸体没有任何包装。病人死后，抬上地排车，拉到坑旁，往坑内一抛，盖上土，插块木牌，就算了事。有一天夜里我们去埋人，照样将尸体往坑里一推，正好死者脸朝下，扒在地上，有位姓饶的护理员，四川万县人，原在山东济宁工作，他做事有个认真劲，看到这种情形，操着四川口音说：这算啥子？不行！不行！该死该活，脸总得朝上么！

    说着就跳下坑去，把尸体翻转过来，让他死后留点尊严。这些人，活着时，作人的尊严被剥夺殆尽，死后还有何尊严可言，说得难听一点，在这里埋死人跟埋一条狗没有两样。

    60年代初期，劳教所死的人很多，有工伤、车祸、也有传染病，更多的还是活活被饿死的。总医院的一位姓康的负责人，有一天他十分不解地问：“怎么拉肚子就能死人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人长时间饥饿，肠子已经变得很薄很薄了，已经无法接受药物治疗，口服的药片，会完完整整地排泻出来。严重的浮肿和干瘦的病人，一旦出现腹泻，便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少数人因精神压力过大，劳动强度无法承受而自杀，我就曾救治过多起自杀者，一位原小学教师，用剃刀割断颈部总动脉，不治身亡；一位山东大学数学系的讲师姓黄，跑到一座小山头上，割断自己的喉管，两天后被当地农民发现，送到总医院，经全力抢救，活了下来；有一位刘姓老者，原是青岛某工厂的医生，竟然用一根不锈钢三棱针刺入自己的心脏，显示了他必死的决心。有的以上吊寻求死亡者，他们中有的虽经抢救活下来，但却成了植物人。因工伤致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有的是因劳动强度大，安全措施极差。劳教所因人多拥挤，卫生条件极差，成为传染病的高发群体，菌痢、伤寒、斑疹伤寒的发病率都很高。斑疹伤寒在外界已很少见，但在劳教所，大通铺睡觉，虱子肆虐，为斑疹伤寒的传播自然提供了条件。

    目睹死亡，对于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虽然是不愿意看到的，见得多了也视为平常事。但在那种环境下，目睹那么多有思想，有知识的人，他们原本是国家的有用之材，却因人为的原因历经磨难，默默死去，我却无力挽救他们的生命，深感痛惜。同时我也感到十分困惑，这究竟是苍天不仁，还是吾辈无回天之力。


精神的炼狱

    劳教所内，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有时还要忍饥挨饿，但相比之下，让人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精神的折磨和压抑，是作人的尊严的被践踏。

    在劳教所内，一切规章制度和所有约定俗成的戒条，都在告诫你，你是罪人，你是另类，你低人一等。对待右派如此，对待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如此。原来戴帽右派和摘帽右派没有质的差异，为此，我和我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61年8月，劳教所隆重召开万人大会，第一次为“右派份子”摘帽。共140人被摘去“右派”帽子，同时宣布解除劳动教养。我名列其中。我为之欣喜，憧憬未来，我像还清了债务一样，感到一身轻松。从此，我可以挺起胸堂走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果然，我们可以到干部食堂去吃饭，并给我定了每月32元的工资，跻身于工薪阶层。这一切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权利，如今失而复得，就更显得珍贵。中国当局政策多变，这又是幼稚的我始料未及。好景不长，不久便晴转阴。先是成立一个食堂，美其名曰“职工食堂”，专供解除劳教的人员就餐。干部食堂，职工食堂和劳教人员食堂并存。反映了三种群体，在当局看来是三个阶级同在，水火不能相容。

    解除劳动教养后，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回曹县老家或留厂就业，“留厂（场）就业”是指刑满和解除劳教后有些人继续留下来干活。权衡利弊，我决定留厂就业。我当时没有完全读懂“留厂就业”的涵义，以为是重新就业；同时对有朝一日能重回青岛医学院就读抱有一线希望。摘掉“右派”帽子的第二天，我便给青医党委写去一信，希望能允许我回校继续完成学业，哪怕旁听也行。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照理讲，既然摘除了右派的帽子，自然享有公民的权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我们的权利却被任意践踏。你若是进中队部办公室，仍然需先喊“报告！”大小干部都可以训斥你，哪怕是一个工人，汽车司机，都能对你颐指气使。喊一声蹲下！你绝不敢站着，否则，你会被扣上不服从管理，抗拒改造的罪名。管理劳教犯的管教股，仍然管理着我们。星期日是法定的假日，我们要是出大门，务必写假条，回队后要去销假。

    形态各异的石块，经过亘古以来流水的冲击，变成了光滑的鹅卵石，失去了自我，没有了个性，我已成了其中的一块。经过别人多年说教和风雨的磨厉，以至真的认为自己是另类，有一种负罪感，完全没有了自我，自卑感很强，回乡探亲，乘火车十几个小时，我总是尽量避免同人们交谈，生怕人家询问我在哪里工作，每月多少钱，我不会撒谎，但又不愿实话实说。

    在当时，国内与国际稍有风吹草动，在我们这里就会刮起12级台风。1962年风传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这里立刻对我们严管起来，画地为牢，界定周边标志，敢越雷池者，以犯法论处。那阵势就好像我们正要和台湾国民党里应外合似的。1976年9月9日，忽然飘来一阵哀乐，后知是他老人家晏驾，我们住的大院周围立即岗哨林立，基干民兵四处游弋，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怕我们乘机揭杆起事吗？

    摘掉右派帽子之后，“思想改造”并没放松，要月汇报、季总结，年终评审。在统一印制的监定表格中，仍保留着“案别”一栏，在这一栏我真不知道应该填写什么，祇好仍填“右派”。过了几年后，劳教当局统一修改了“案别”，有的是“攻击党”，有的是“反对社会主义”，我的“案别”则是“反动”，总之，“右派”二字不再出现了。

    处在那种环境中，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这些“同类”彼此互相防范。一句话不慎，就可能被人检举，招来大祸。开会发言更要格外谨慎。你若是照着报纸上的文章讲，政府干部会说：你的认识会这么好啊！你要是说两句真话，他又会说：你这是借着向党交心，攻击党。评论一个人是否先进，便以是否“靠拢政府”为标准。说白了，就是谁时常向队长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别人，谁就是“靠拢政府”。队长就是政府。这些人都是想借诬陷别人求得政府干部的青睐，但他们在同伙中却十分孤立。大家为这种人送个“U2”的绰号，即美国无人驾驶的高空侦察机。如果几个知心同伙在侃大山，突然发现某人进来，祇悄悄说声U2，大家便立即改变话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劳教所的劳教人员和留厂就业人员带来的灾难较之其他阶层更深，更苦。这里是各类“坏人”聚集的地方。平时我们别说作人的权利，就是性命都难以得到确切的保障，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打人、绑人、铐人，已是司空见惯。

    一天深夜，我被叫起，说是有急症手术，祇见手术台上躺着一位50岁左右的壮汉，满身伤痕，右上臂肿胀淤血，呈暗紫色，右肱骨粉碎性骨折，人处于半昏迷中。手术完后已是黎明。他始终不发一言。据送他入院的来人介绍，此人对当时的造神运动不满，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时，从不张口，被人举报，遭此横祸。当时医院的病号祇要能下床的，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他宁死不改初衷，住院期间，时常挨打，骨折难以愈合，终致残废。不久，上级下达文件，凡是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一律重新安排工作，他才免于一死。

    总医院有位化验员姓于，在废报纸上乱划一些数字，被检举后，经研究，发现这些数字中缺少1和10，便说他攻击社会主义“缺衣少食”。文攻武斗，致使精神崩溃，几欲自杀。在修配厂的一间空房中，关押着一位青年女子，来此前在山东省邮电局任职。关押期间时常传出叫骂声。叫骂的话语谁听了都会吓破胆，听说以后被枪毙了。


我也有了家

    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命运雕零，前途莫测，我一直是单身。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允许我们这些人结婚成家。在王村，劳教所医院中祇有男医生，护士也是男的，显然，在同事中找女朋友是不可能的。原山东大学物理系一位学生，摘帽后不知在哪里找到一位农村姑娘。可是，医院周围的农民，大都瞧不起我们，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劳改过的人，所以，农村姑娘也难求。中学时代的女朋友早已失去联系。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天意撮合，有一天，一位姓江的女士找到我，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小江原是妇女队医务室的护士，平日工作上有些接触。她说，要介绍的这个姑娘和她同村，曾作过几年护理工作，现在家务农。我表示可以认识认识。她回去对那位姑娘说，有一位大学生在她那里工作，原来是右派，现已摘掉帽子。姑娘表示：是好人就可以。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打动了我。理解、信任是感情的基础。我们鸿雁传书。第一封信我就把我的政治情况，家庭情况以及这些年的经历一一以实相告。婚姻大事，我不想有任何隐瞒，丑话说在前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1962年春，她从文登来淄博王村“实地考查”。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给人以活力，给人以希望。但我们却没有那份谈情说爱的浪漫。我们的谈话都实实在在。经过几天的相处和交谈，她对我说：看你也不傻，咋就弄成右派啦！

    我给她解释说：57年弄个“右派”头衔并不困难，就凭你这几天的言论，打两个右派都用不完。她愕然，说：我没说什么呀！你说你们村饿死不少人，还说你父亲也是饿死的，又说58年大跃进是吹牛……。我没造谣，那都是真的。态度不老实，罪加一等。我半真半假地说，她这才明白，原来右派不是漫画上画的那样，手提滴血的鬼头大刀，高叫着要杀共产党。通过这次“考查”，基本达到了签订“意向书”的水平。就在这一年的11月初，她再次来王村，当月12日，我们在此结婚，在一个干部澡堂里放一张床，便是我们的新房。干部来洗澡，我们就把被褥卷起来扛走，晚上再搬回来。不论多么简陋，我总算也有了个家。

    婚后不久，她便回文登娘家。我们两地分居20年，聚少散多，来去匆匆。我的两个儿子都出生在农村。一家4口，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像。她家还有弟弟、妹妹，不能常住娘家。但又别无安身之地。通过多方努力，她买下了一座被村上生产队遗弃的草房，稍加修整，便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我趁探亲时，和妻子一起和泥打坯，垒起一道隔墻，把两间草房弄成一明一暗。又用土坯垒了两个存粮的小柜。但却始终无力建造院墻。小草屋前后都是行人道，显得十分孤单。

    妻子虽祇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人却心灵手巧，我花80元钱买一架旧缝纫机，她给村人做衣服，挣一点工分以补贴家用。我月薪祇有32元，每月寄给家20元，自己每月的生活费祇限定在12元之内。由于长年劳累加之营养不良，妻的肝功一直不好，还时常吐血。

    她在体力超负荷运转的同时，精神也承受很大压力。山村的人都知道她嫁了一个当大夫的大学生，却没人知道其真实情况。我为了给她撑面子，从每月12元的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托人从上海给她买几件新衣服，她穿什么衣服都好看，领导了山村的新潮流。她时常担心，老子右派的光环会不会照到儿子身上，影响求学，影响成家，时常看着两个天真的孩子发呆。妻子瘦弱的双肩承担太多的压力。

    我也追悔莫及，不该娶妻生子，祇因对“右派”的后遗症认识不足。当我看到两个幼小的孩子赤着脚，光着上身，拿着破瓢和草棍在村内四处捡鸡粪，为了换几分小钱时，我的心碎了，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任凭热泪流淌。孩子何罪！

    妻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1978年中央下发了有关“右派”问题的55号文件，她在山村也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异常，但又不能奔走相告，祇能偷偷地告诉儿子。文件传达后，教养所的大队长刘荣海找我谈话，我走进大队部的门，刘队长立即起身，竟然说：“尹福生同志，你好！”同志！20多年来，从来没人称我“同志”，我也从不敢称人“同志”。今日听到这两个字，心中升起万般滋味。他希望我能留下来继续从事医务工作，工龄可以从58年算起，工资也会提升，如果离开这里，工龄可能从开始工作时算起，工资还会减少，我表示待考虑后再作决定。我是担心工资若降到二十几元，生活将无法维持，有意留下来。写信同妻商量。她回信说：“坚决离开那个鬼地方，祇要能离开王村，钱多少，无所谓，拉棍子讨饭我认了。”有了妻子的信，我的底气也足了，表示坚决不留。20余年后，我终于又回到母校。

    我和妻子由于文化程度、爱好的差异，生活中也时常冷战、热战不断，但她毕竟为这个家付出了全部心血。尝尽了做“右派”妻子的苦楚。年逾花甲，还从没走出过山东省界。1998年，许多专家，教授都已明确表示对我的病已无能为力。我抓紧这属于我的有限的时光，带她去了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和南京等地游玩。原计划今年再带她去西安，昆明等地去玩玩，以了却我的心愿，但是，不行了！去不成了！如今我走50米远的路已经很困难了！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