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邓小平反右运动必要论
（上海）朱长超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反右派运动一晃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份子也已经变成了垂垂老人。大多数右派份子在经受了20多年人间少有的炼狱后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践踏人权、践踏知识、践踏人才的运动。这场带着血腥的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冲击了几乎每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生活和心灵。这是一场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由邓小平具体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对于将这个将中华民族最有才华、最有气质的精华打入地狱的运动，邓小平的总体看法是，这场运动是必要的。邓小平也承认这次运动有缺点，缺点就是“扩大化了一点”。在邓小平这个指导思想下，尽管一个一个右派份子大都平了反，但是没有作国家赔偿，没有作公开道歉，对这场运动没有作否定和批判。
从反右运动的后果看它是否必要
这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它对于发扬知识份子的爱国热情、对于发挥知识份子的作用是必要的吗？看来不是。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的知识份子内心一片萧瑟。他们处境艰难，有的劳改，有的下放，有的充军北大荒，有的落户大沙漠。他们在绝境中苟延喘，完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画家不再作画，作家不再着文，诗人不再做诗，科学家不再研究，政治家离开了政治舞台。
这场反右运动，对于改善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有意义吗？看来也不是。反右运动，助长的知识份子的沉默，助长了中国人民的盲从。在中国，反右运动之后，很难听到真话。
这场反右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品格、对于社会风尚的优化是必要的吗？看来不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成了无声的中国，到处活跃着钻营的小人，到处是说着假话的违心场面，到处是没有头脑的盲从。中国人成了历史上最麻木、最迷信的一群。各种各样无耻的小人靠着阶级斗争表现着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作为向上爬的资本。
这场运动对于中国开创光明的未来是必要的吗？完全不是。反右运动已经是一场大悲剧，它扩展成了更大的悲剧。中国巨轮在此后的20年间，在错误的航道上横冲直撞。５７年反右运动后，５８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放卫星等太平天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如痴如狂，几乎无人敢啃一声反对，毛泽东听到的都是一片拥护之声。中国几乎所有说真话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都在北大荒、在大西北劳改，中国具有理性的大脑再也发不出一丝真理的声音了。从此，毛泽东的一切天方夜潭的神话都畅通无阻，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制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闹剧、大灾难盛行不衰。大跃进、农村食堂、人民公社就这样搞了起来。浮夸风风行全国，炼钢铁铁化炉渣，全国饿死了４０００万真心信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真诚地把毛泽东看作伟大救星的老百姓。大跃进取得伟大胜利后，毛泽东又宜将剩勇追穷寇，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10年浩劫。
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居然还说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说必要论的人对于反右运动深有感情。事实上有人确实反右反出了瘾头。邓小平在文革初期又用起了反右运动的老经验，使出了抓右派份子的杀手锏。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北大、清华、北航等高等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揪出了好几万反动学生和反动教师。在粉碎四人邦后，有些人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新反右运动。这些运动在本质上与反右运动是一样的，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和重演。直到今天，有些诗人和艺术家、思想家还以言获罪。反右运动必要论其危害之烈，不可不察。
从右派份子的平反比例看它是否必要
一个运动是不是必要，可以看看它处理的对象是不是基本正确。如果绝大多数搞错了，则不能认为是必要的。如果一个机构在严打中狠狠打击了１００００个人，把他们送进监牢。最后经过拯别，祇有１个人证明是有罪的，其余的９９９９人全部是错捕的，能够因为有万分之一的要的正确而认为运动是必要的吗？而反右运动必要论，也是建立在万分之一的正确率上的。这个连小学生也能理解的数学题，我们的总设计师却没有搞清楚。
５７年的反右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是把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打成了右派份子。这些人中间，有些是中共与国民党争天下时的盟友，有些是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有些是共产党员，更多的是各个专业和各个岗位上的知识份子。严格意义上，这场运动一共制造了５５万５千个顶右派份子的帽子，这些帽子戴在了５５。５万个不幸的人的头上。
实际打成右派份子、或者获得右派份子待遇的数字远远大于此数。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数字都是有权者可以自由创造的，是可以根据客观形势随意增减的。为了证明大好形势，人们可以创造亩产万斤粮的奇迹般的数字，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ＧＤＰ高增长的数字，就如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将该市的ＧＤＰ将２４万报成２４０万一样。到了八十年代，反右派运动在人民心中已经不再那么伟大了，当局自然缩小了反右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右派份子的数字就缩水了不少。其实，除了这些官方公布的“名正言顺”的右派份子之外，中国还有大量的所谓的内定的右派份子，中右分子，不带右派份子帽子的极右分子。还有一些是档案中没有右派档案、但一直享受右派份子待遇的假冒的右派份子，他们每次运动一来，都被当成右派份子。但是当右派摘帽纠错时一查，却没有发现定为右派的文件手续，不属纠错摘帽的范围，白白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份子。此类具有中国特色的右派份子的人数，其数字远远大于真正的右派份子。还有更多的人与右派份子有某种牵连，例如是右派份子妻子、丈夫、父母、兄弟、亲属、学生、老师、信仰者等等，他们虽然没有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成了准右派份子。这种似是而非的右派份子，其数量更加惊人。估计全国的右派份子和准右派份子不下三百万。因为右派份子的亲属、朋友、同事而受到影响的人数，更是多得惊人。
即使照官方的５５。５万的数字，最后真正没有平反的祇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等５个右派份子。这５个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份子，还是因为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充当右派份子的角色？官方似乎也言辞矛盾，闪烁其词。因为官方一方面肯定他们是真正的右派份子，不予平反；另一方面，又向家属赔礼道歉，补开了追悼会，还将有的不能平反的大右派份子的骨灰移进了八宝山，让这些大右派的骨灰与当年将他们打成右派份子的革命左派的骨灰葬在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既然邓小平坚持认为他是右派份子，而他认为右派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何必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呢？如果他们是革命者，至少是无罪者，又何必一定要让他们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呢？如果这５个大右派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你又何必装模作样地给他们说好话呢？如果真是反动的右派份子，理应如毛泽东所说的，“将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又何必再帮助他们出书、迁墓、恢复名誉呢？
退一万步讲，如果这５个右派份子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那么，他们所占的比例也祇是全部右派份子的十万分之一。一场运动所整的对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错的，祇有十万分之一的是整对的，这个运动能算是正确的吗？这个运动能算是必要的吗？不能，绝对不能。看来邓小平的数学没有学好。我们可以得出许多荒谬的推论。例如如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了３０万人，如果这30万人中找出了3个人是找得出该杀的理由的，按照必要论的逻辑，日本人不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南京大屠杀还是必要的”，缺点就是扩大化。按照邓小平必要论的逻辑，如果文革中批斗的几百万人中有万分之一的人确实有点问题，也能因此证明文革是必要的。如果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也坚持留下万分之一的清洗对象不予平反，不也可以坚持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
看一个运动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必要的，祇能看主流方向。以５个人的不平反来证明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真是愚不可及，是一种权力暴疟，是一种可耻的私心，历史的笑料。
从没平反的５个右派份子看反右运动是否必要
反右运动是不是真的必要呢？看看将他们定为右派的所谓有罪的证据是否是实，看看他们的所言、所行是否真的有罪。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这5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份子犯的也是言论罪。其实这些言论并不是错误的，更不是有罪的，而恰恰是时代的声音，是当世的警钟。将他们的这些利国利民的真话好话当作有罪之言，将他们打成右派份子，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是历史的大冤案。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有意留下的五位所谓的右派份子究竟有些什么罪行。
１，发起反右派运动的一个导火线是章罗联盟，这个联盟是否真的存在呢？
当年罗隆基从国外回来，一下飞机听说在批判他与章伯钧的章罗联盟，马上发表声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此后，他多次声明，“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单独地商谈过盟事务或其他政治问题。”“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事实上，没有谁提供过章罗联盟的根据。
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触发点是所谓章罗结成联盟向党进攻，章罗联盟不存在，向党进攻之说自然也就不存在。根据不存在的事实发起的运动，难道是必要的吗？
再退一步，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即使章罗有政治联盟，就如毛泽东曾经与林彪有政治联盟一样，也不能说有联盟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份子。我们能不能因为有毛林联盟而将毛林打成右派份子呢？
２，大右派们的所谓反党言论究竟有没有罪？
可以说，右派们的言论有的是真言，有的是诤言。真言是真心话，没有恶意，不捏造。诤言是难听但有益的话，对国家有好处。这两种言论，都不应成为定罪的根据。钱传长认为大学应该让教授充分发挥作用，被上纲为主张教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而当了右派；龙云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评苏联在东北的恶行而打成右派，但是，几年后中苏交恶，对苏共的批判比当年龙云的批评要厉害十万倍，但是龙云还是右派，中共对苏共的批判却是马列主义对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
反右运动中批判得最多的理论是政治设计院论，平反委员会论和党天下论。这三种理论是正确的，积极的，至少是无罪的。
章伯钧的罪状是提出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１日章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他认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他还提出，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第一，这段话一点也没有错，形式主义是有的，反对是应该的。四个政治设计院的提法并无不当，这四个政治设施今天仍然存在，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第二，政治设计并不可怕，政治建设要研究，要讨论，要协商，要设计。李鹏盛赞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心安理得。可见他对总设计师的名称是很满意的。你愿意当总政治设计师，他章伯钧提出要政治设计院又有什么错呢？总设计师祇有一人，自然还可能有分设计师，有设计员，有助理设计员，实习设计员，大大小小的设计师、设计员合在一起，不就成了政治设计院了吗？你当总设计师满脸堆笑，别人说政治设计院你就将人打入18层地狱，这是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罗隆基的右派的主要根据是他主张设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主张对于处理不当的冤案，要注意纠正。接受公民的申诉，这是基本的人权，这样做也有利于避免和减少冤案，对国家并无坏处。事实上，到了６０年代，中国的平反成了一个艰苦的政治任务。罗隆基的建议完全得到了证明，也被中共所实践。可是邓小平却让罗隆基把右派份子的帽子一直带到地下。
储安平也是一个没有平反纠正的右派份子。他的右派罪行是什么呢？毛泽东有一次对他说，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些意见，希望他对大和尚提些意见。储安平毕竟是储安平，他不懂得什么叫阴谋，什么是阳谋，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在诱敌深入，不知不觉之间中计。阳谋之计在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中是没有的，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法和世界兵法的宝库。储对毛说，１９４９年的中央政府副主席中有3人是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两个是党外人士，有点像是联合政府。现在副总理１２人全是中共的，没有一个非党人士，从团结全国的角度看，这样安排是否可以研究？话说得完全正确，也非常婉转，但是毛泽东立刻拉下脸来，说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理论是很拥护的，储也就成了大右派。今天看来，储安平在半个世纪前就看到中国政治格局的大毛病，善意地提出了改革政治格局、扩大民主的要求。他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设计师呢！
总之，所谓三大右派言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正确的，是合理的，至少是无罪的。退一万步来讲，就是讲错了，也应该是无罪的。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言者无罪，是你请别人提意见，别人提了意见，怎么又要拿起屠刀呢？
还有两个上海的右派陈仁炳和彭文应也至死没有平反。其实他们的言论更加平和，完全是因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帮助党整风而提了一些温和的意见。
顺便说一句，对彭文应和陈仁炳这两个上海右派，张春桥当年在上海担任宣传部长时和总编辑时对这两个右派份子曾经作过严厉的批判。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张春桥是英雄所见略同，合作得非常和谐。
从反右运动领导者态度的比较看，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吗？对于反右运动，有些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就意识到错了。例如胡耀邦。当时他正在苏联访问，一回国发现团中央中将许多同志打成了右派，他心里非常明白，指示团中央里尽快把这些同志摘掉帽子，尽量地保护他们。
就是当年也曾经卖力地领导反右运动、将不少人打成右派份子的领导同时，许多年后，也深深地为当年的错误而悔恨。周扬当年在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在他主持下把不少同志打成了右派。但是他在晚年真诚地向一切被他错整的同志认错，赔礼，道歉。虽然他的道歉和赔礼无法改变当年的事实，但是真诚的悔意的歉意毕竟表现了人性的高贵。晚年的周扬，是全盘否定当年的反右运动的。
李维汉是当年的统战部长，是反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所领导的统战圈，在民主党内，右派非常集中，非常众多。他主持打倒的右派数量不小。不过李维汉与邓小平相比，显得光明磊落，没有文过饰非。李维汉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反右运动指出：“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李维汉又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份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对于反右运动，李维汉与邓小平相比，显示出一种美丽的人性和党性。他为反右运动对数百万无辜者告害怕的苦难而痛心，也为国家的损失而痛心。而邓小平面对被他打下去的50多万右派份子，面对他们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悲惨命运，心如铁石，没有丝毫内疚，毫无半点自责之意。
邓小平对待人民的这种态度，延续了他的后半生。５７年反右手上已经鲜血淋淋。他在文革初期主持文革工作，下令在高校派了工作组，清查反动学生，开展批判和斗争，将几万优秀青年和知识份子打成反动分子，对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南方，邓小平领导着北京和全国的文革。他的女儿所在学校的高干子弟们，在北京街头成群结队地殴打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打人、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邓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并没有及时加以制止。１９７５年，他对云南沙甸回族同胞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态度。再后来，他对天安门广场爱国学生的态度和所谓１％的宽容都不能有的讲话，这些态度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邓小平。他的潜意识中，把后来的这些镇压措施，都看成是反右运动的继续。
几乎所有的当年领导和主持各个部门反右运动的高层领导们，全都否定了当年的反右运动，并且从内心表示了忏悔，祇有邓小平坚持着反右运动必要论的大旗。当年领导和主持各个部门反右运动的领导们对自身的坚定而发自内心的否定，它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这场运动是毫无必要的，非常有害的。
一个反右运动必要论者的思想脉络
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思想脉络是怎样的呢？他说，“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１９５７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的这段话的核心是反右没有错，是必要的。问题祇是扩大化。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没有错，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自然也没有错。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邓小平才羞羞答答地说，“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我不知道他说的“我们”是指他和别的什么人，他的责任祇是总书记的责任吗？总书记有什么责任呢？如果毛泽东说文革嚒，反修防修没有错，祇是扩大化了一点。邓小平会不会同意呢？如果江青也学着这种逻辑说，文化革命嚒，我们是积极分子，搞文革扩大化我就有责任。谁叫我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呀。祇是搞文革还是必要的，不反修正主义行吗？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行吗？缺点祇是扩大化了一点。江青如果这样说，行不行呢？
１９８７年，方励之等写信给当年曾是右派份子的钱伟长，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讨论会，吸取当年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钱伟长经过反右运动后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将方励之给他的信转辗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大悦又大怒，大大地表扬了钱伟长，下令将当年的右派份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开除出党。
邓小平的反右运动必要论在于他是反右运动的领导者
打开天窗说亮话，邓小平所谓的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在于，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反右运动的动员令是毛泽东下的，但是切切实实地把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份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却是邓小平亲自领导和组织的。对邓小平来说，要否定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正如毛泽东要否定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革命一样困难。毛泽东为了证明文革的正确，不惜掀起批水浒，批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为了证明领导反右运动的正确，也把反右运动当成是一次必要的运动，始终不让给反右派运动平反，在１９８７年阻止了当年的右派们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的集会。在邓小平的眼中，这些右派仍然是右派。他当年将他们打成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邓小平的反右运动的必要性理论的关键点，就在于他是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否定了反右运动，也就否定了他。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评价的非理偏执，是与他一贯的思想风格一致的。邓小平是个白猫黑猫论者，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主观性很强。他认为的好猫或者坏猫，不仅要看是否会捉老鼠，更要看对他是否有利。他对同一人和同一事的态度，今天可以说成是好猫，明天又说成是坏猫。１９７１年，他作为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被毛泽东派到江西拖拉机厂锻炼，他写信给毛泽东，口口声声揭发和批判刘少奇，把刘少奇说成是坏猫。并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祇要管管档案的工作就心满意足。其实他内心并没有想永不翻案。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中国仍然错批判着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此时邓小平表态支持西单民主墻，认为它对解放思想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一上台马上取缔西单民主墻。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在尚未上台将要上台之际，喊着华主席万岁的口号，写信给华国锋，口口声声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一旦上了台，有了权，就说华国锋这个人很坏，把他说成是坏猫。他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当上了总书记，又挥手将他们赶下台，甚至还把赵紫阳隔离了十几年。这些事实表明，邓小平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常常不是以事实为标准，也不以真理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他自己为标准。这种机会主义的思想特征是决定他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的思想基础。从历史事实看，反右运动必须否定；从反右运动对民族造成的创伤看，反右运动必须否定；从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未来的发展看，反右运动也必须否定。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始终没有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他的必要论所显示的，是局限于一己得失的农民领袖。
细细分析邓小平晚年的思想脉络，他所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明知错了还要不惜代价证明自己正确的可笑道路。历史已经严峻地证明了邓小平的反右运动必要论是强词夺理，是不顾历史基本事实的胡言乱语，显示了缺乏人性良知的粗鲁和顽固。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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