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四）

（新西兰）周素子


王流秋

    王流秋从50年代初开始，就是原国立杭州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但他与当时艺专教授如黄宾虹、潘天寿等完全不同，后者都是出身旧家，有国学传统的画家，而王流秋是泰国华侨，而且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

    40年代，王流秋尚属少年，身在泰国，而思效忠祖国，受当时潮流影响，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抵达延安，一方面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一方面进“鲁迅艺术学院”研习油画。精湛的画技，使他在50年代后有机会荣任艺专教师。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大多在“白区”、“旧社会”成长，出身非工农兵家庭，算是“先天缺陷”，是历次政治运动检查的对象。而王流秋在延安革命熔炉中锤练出来，真是百中挑一，凤毛鳞角。他属于“又红又专”的大学教师。

    国立艺专（现称中国美术学院）有教师宿舍在西湖北山岳坟附近栖霞岭108号，57年整风反右阶段，我哥哥周昌谷在美院任教，与王流秋都住在该处，我父母与哥哥同住，我在寒暑假由学校返家能时时见到王流秋，我们算是芳邻。

    王流秋也被打成右派，同样受到孤立。他深居简出，脸上表情甚为冷峻。一反当时常情，身为右派份子的王流秋此时竟向“革命”的妻子提出离婚！他在延安时结婚，与妻子是“革命伴侣”，同来杭州后，妻子在浙江医学院任职，也是共产党员。在很长时间内，他的妻子不愿离婚，虽然分居（女方住医院宿舍），但常为他送日常用品来，她自己站在栖霞岭宿舍门外，由孩子送东西给爸爸。每当这种时候，我的老母亲若看到此，就私下为他妻子抱不平。但最后他俩还是离婚了。

    文化革命一开始，受磨难的知识份子就面临更大的灾难。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是造反派的司令部，一时抄家、批斗、隔离，来势凶猛。王流秋等一概不能幸免。几年以来，运动常处于一张一弛中，故王流秋有时被监督洗厕所，有时又被关押，有时亦有人见他在风景点为人画肖像赚钱。但在某一次关押中，他竟不可思议的锯断铁窗的两根铁条，逃走了。王流秋拒绝改造，自绝于人民的消息，一时震撼了人心。直到王流秋于中缅边境偷渡被抓获押回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去向。

    原来王流秋是想回泰国去。当时不允许私人出国，祇有偷越边境一个办法，但偷渡属叛国，抓获是要判重刑的，何况是身为政治犯。他为越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预先设法向泰国寄出两张名家国画，以便在抵达泰国后变卖可作日用，又购了一只汽车内胎，好在漂流时节省体力，然后备足可供若干日消耗的干粮。在中缅边境选择好一条河流，为了安全，他祇能于夜间漂流。这类终年不通航的河流急湍，肯定惊险万状。日间他则伏于丛草岩石中，如此夜行昼伏，过了若干天。他计算日程以为已经安全出境，但一经上岸，谁知尚在境内。有人说，他若再坚持半日一日，就可出境了。他被边防民兵押送公安机关，再被押解回校。见到他的人说，他消瘦、黝黑、长发，形容狼狈。此案由法院裁决，被判处20年徒刑！

    美术学院的“造反组织”为王流秋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追随足迹。满含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专案小组都是年轻学子组成的，他们在调查后，竟发表申明“王流秋不是罪犯”。理由是：王流秋当年既为实现理想，从泰国到延安，今日，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想回到泰国去，算什么罪？！调查组自称为“5牛战斗队”，因为调查组成员为5人。那时凡是历史、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蔑称为“牛、鬼、蛇、神”，关押处称“牛棚”。此5人准备坐牢，故自称“5牛”。真勇士也。

    70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王流秋回来得较晚，已在80年代初了。是由他学生，当时已在美院任教的徐永祥到监狱将他接回的。徐永祥和我说起，别人在10年中都荒疏了画艺，而王流秋却有机会在劳改场所继续绘画，他的艺术更为长进了。王流秋还带回大批油画习作。落实政策后的王流秋，仍任美院教授。至于那位离婚的妻子，仍然在等他，他俩为大团圆结局，复婚了。


朱金楼

    朱金楼先生是浙江美院老教授，美术评论家。

    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他曾有过几年短暂的美好日子，其时学院还未迁院，坐落在西湖中的孤山南麓，近侧即是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连接着孤山是桃红柳绿的苏、白二堤。孤山上有许多古文化旧址，有清朝藏四库全书的所在文澜阁。后来的省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即建于近处。尚有声闻遐迩的西冷印社，陈列有东汉三老碑诸古石刻。人们蕴涵在古今文化气氛中。

    50年代初的朱金楼，30岁左右的壮年，教学、着文，习画并雕塑。他拟塑一尊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第一俏丽人物晴雯像，要在人间找一个活晴雯作为模特儿，于是物色到了浙江省越剧名旦张茵小姐，在若干个年月朝夕相处中，朱金楼对张茵，眼观手摹，等到塑像告成，他俩也成为佳偶了。苏白二堤及孤山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一个春日，我和哥哥昌谷在平湖秋月旁的湖船上，见朱金楼和张茵时时隐现于白堤的怡红快绿中，张茵身穿淡绿色旗袍，白鞋，打一顶藕合色遮阳绸伞，粉装玉琢，体态轻盈，衬托着朱金楼的朴实倜傥风调，好一对神仙眷属！这一印象给我的深刻，竟历经半个世纪尚在！

    自朱金楼被打成右派后，这一对神仙眷属，究竟经不起政治风浪的考验，成了怨偶，不久也就离婚了。佳人归了沙吒利——张茵与当时的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某结了婚，并且还带走了与朱金楼所生之子，小名叫做毛毛的。张茵仍然活跃在艺坛上，而且荣任省越剧团团长。她与张某生了一个小公主，取名巧鸿，巧鸿虽没有母亲那般俏丽，但她比母亲有学问。成年后的巧鸿，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江南》杂志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巧鸿成了我的朋友。

    相比之下，朱金楼的遭际与张茵可谓天差地别。右派本来就受孤立，加以别无家庭成员，他越显得形单影只，且不能再从事教育工作，所有的研究、著述工作也都被逼停顿了，祇能做一些与本职毫不相干的半体力劳动。“文革”开始，他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发生很大的变化，当时已迁在城内南山路，这里成了省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早经停课，斗争比别处尤为激烈、残酷。院内如潘天寿、吴茀之等教授也均被关入“牛棚”。学院且成了全国群众串连时的临时旅馆、食堂，牛棚中的“反动份子”随时待命，被拉出来示众。他们有特别的帽子，在帽子上书明姓名、反动身份（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特务”等等，不一而足）。在进餐中，将这批“牛、鬼、蛇、神”集中一处，让革命群众围观，向他们丢掷骨头、菜皮以取乐，像耍猴一样。我哥哥周昌谷的英年早逝，与这一折磨和摧残有关。朱金楼在遭受这些非人待遇中，变得更沉默寡言了，身体也更为衰弱了。

    浙江美院的革命热潮，发展到扎根农村，彻底迁移到桐庐分水县，算是达到高峰。在丛山中的分水县建立校舍，全体师生都搬到新址，且亲自动手盖房，雕塑系的师生，个个上屋，成为“称职”的泥瓦匠。但在文革后期，又络续返回杭州，就这样被折腾着。至于这批新老“反动份子”，尤其是右派，是最先下乡，也是最后才允许回城的。其中朱金楼，要到80年代初期才最后返城。他早早被人遗忘了。

    我再见到朱金楼时，是80年代末，在孤山文澜阁的偶然相遇。他对我发表在《徽学通讯》上的几篇考证文章表示赞赏。“徽学”是一门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研究，较偏而专，地方色彩较浓，不像《红楼梦》“红学”那样普遍受人注目，因此我对朱金楼的阅读之广之微，甚为惊讶、钦佩。

    90年代前后，朱金楼已到了古稀之年，大约深感老境凄凉吧，他与苏州大学一位女教师结了婚，女方祇有40多岁，过去的婚姻情况我不清楚，但据说人很漂亮，而且学有专长。朱金楼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几乎没有家庭生活，女教师仍居苏州，很少到杭州，朱金楼也没有离开自己已久居之地到苏州与她同住。连朱金楼的紧邻金冶先生也祇见过女方一面。据张巧鸿告诉我说，女方对朱金楼没有感情，她祇是为了到美国去，恐怕单身女性容易遭到使馆拒签，找个老者结婚是她的策略，作为幌子。女教师到美国以后，与朱金楼就几乎没有关系，音讯隔绝！大约在1992年，朱金楼重病住院，在医院照看他的，是他唯一的亲子毛毛。垂危之际，巧鸿奉母命，到医院看朱先生，送了一束鲜花。朱先生见到这位面庞略肖当年张茵的女儿，老泪纵横，微弱地说了一声“谢谢”。据巧鸿说，那位在美国的女教师，在朱金楼病逝后，曾回国处理遗物，取走了朱金楼所有的书籍、绘画及全部遗产。巧鸿对朱金楼没有给侍奉病榻之旁的亲儿子一点遗产，一件纪念品，表示不解和不平。我想，朱金楼也许没有想到自己一下子会死，他还憧憬来日的家庭生活吧？


李家桢

    李家桢是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首任院长，他从延安过来，是老共产党员，受过红色的革命洗礼，故有此荣任。

    到我认识他时，他已身为右派，年过60，白发飘萧，垂垂老矣！70年代中期，我尚在杭州郊区一个农村小店谋食，而安家在杭州城内武林路一间小阁楼里。阁楼木结构，在3层顶部，为原先房主人堆置杂物之所，大多地方身体不能直立，从木梯盘旋而上。阁楼分东西两间，我住在西边一间，也是过路通道间，东边一间住着王绍舜先生，他早年习美术，后写剧本，但于50年代末即被省文化局勒令退职，属于“队级异己份子”。他的生活来源是一个当褓姆的妹妹供给，身患肺病，常咯血，穷愁潦倒，他之能够在毫无医疗、半饥半饱中存活下来，因为他有精神寄托——醉心于弹奏古琴。每当夜阑人静，陋室焚香，七弦琴音量微弱，余音仅萦绕阁楼之门闾，并不惊动四邻。因为他早早离开了工作单位，倒幸免于抄家，保存了古琴，有一方与外界迥异的天地。我做了他10年邻居，听了10年的《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我是唯一的“知音”。冬夜雪浓，邻翁琴韵飘然入于卧榻，“一曲‘胡笳’声欲裂，始知人世有知音”，这是在那残酷岁月中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了。李家桢到阁楼是来向王绍舜学习古琴的。他学习古琴是为纪念他的亡妻学鸠女士。学鸠是他在延安时的革命伴侣，他俩共同生活了20多年，尤其是在他划为右派的孤立岁月中，学鸠与他同舟共济，为人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可是没有等到李家桢“落实”政策的一天，即死于癌症。她与李家桢留有一女，名唤李其容，其容从童年开始，就在右派家庭的阴影中长大，在文革中被牵连冲击，并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长成后的其容，有大家闺秀风范，文采菁华，成为一名作家，那是后话。学鸠生前善书法，精琴艺，现今人逝琴存。李家桢思念亡妻，不愿广陵绝响，于暮秋之年，拜师研习。我和王绍舜既是紧邻又有乡谊，李家桢是阁楼常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况我早闻其大名，真是相见恨晚了。李家桢性格于诙谐中寓刚毅，比如右派定性必须于“认罪”书上签字，但即使再施加压力，横加威逼，他就是不签字，不认罪，以致在79年落实政策要为他摘帽改正时，他也不屑，他说：“不是右派，哪来改正？不戴帽子，哪来摘帽？”这样无畏的右派，在那个帽子横飞的岁月中恐怕仅此一名。

    在落实右派政策前夕，大约是1978年，一日，李家桢到阁楼来，一反往昔诙谐、轻松之态，严肃的与我们商量他的一件婚姻大事：他想与前妻淑贞女士复婚！李家桢是湖北应城人，出身旧家，在不到20岁的时候，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长他一岁的淑贞女士结婚，并育有一女。早先革命浪潮席卷各个山村时，李家桢受到鼓舞，抛妻别女远赴延安根据地。在延安期间，自然的要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了，他与淑贞协议离婚，与志同道合的学鸠结了婚。淑贞是旧式女子，矢志不再嫁人，她在那个大家庭里，侍奉公婆，抚育幼女儿，她的感情生活，没有人关怀，然教女有方，此位长女后来是个有成就的医生。至于在经济方面，李家桢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济她们。

    李家桢经历了反右斗争，爱妻仙逝，弱女下乡，算得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得了心脏病，他想有一个人生的避风港。他常常回应城老家，那边还有发妻与长女，还有一些亲戚故旧。回过几次家乡，淑贞均亲自下厨，殷殷款待，家乡口味与愧疚之心感化着他的身心，他萌生归隐黄叶村的念头，加之亲戚故旧的劝说撮合，于是他想与淑贞复婚。他将这一大事相商于王绍舜和我，问是否妥当。正因为是患难朋友，用不着按常理奉劝相合，王绍舜的观点正好和我一致，我们都认为不必多此一举。我的看法是：30多年的感情隔阂，和知识水平的悬殊，倒不如像眼下一样，保持介乎亲属、友朋之间的关系，可以每年回一趟湖北老家，愿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尝尝可口的家乡风味，逢年过节，或是对方需要时寄些钱回去，她会感激，会觉得安慰，若将两人关系再绳之以法律，未免会产生种种复杂的纠葛而怨怼……。。过了几个月，李家桢心脏病发作，三思之后，觉得互相照顾非常重要，何况他一直想偿付他的感情债。当时他女儿其容早从黑龙江返回，在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李家桢为了避免与女儿间的矛盾，托我在杭郊为他俩租一处住房。一切安顿就绪，我终于见到了被遗弃数10年之久终获破镜重圆的淑贞女士。她是标准的乡镇妇女，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眉清目秀，说着地道的应城方言。李家桢极力想使夫人满意，据他说，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淑贞的假扮大脚鞋数次陷入泥中，都是李家桢为她拾鞋的。但不久，这种《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乐”就被清官也难断的家事纠纷所替代，大母、继母、亲爹、继爹、长孙、次孙，种种纷繁，两年之间，淑贞赌气回应城老家多次。李家桢最听不得那些对其亡妻学鸠的怨言恶语。他叹息说“不读书真是太可怕了”！淑贞终于回老家，不再到杭州，李家桢也不愿再回应城。他避免与她相见，他们的夫妻关系，到这时，真正是“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