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自由的倒退

张 菁


    “横看成岭侧成峰”——香港回归已经10年，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确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就单个微观事件出发，比如从大众生活方面来看香港回归10年的变化，可以说得失兼有，一些留洋过的专业人士在中国内地找到了一份薪优的好差事；一些原来难娶老婆的蓝领“老大难”，以低于香港太多的花费迎娶了内地年轻貌美的新娘；商界的大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溢，公司越大赚得越多，越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是原本住在“猪笼”里的人却祇见多不见少；以前6000港元月薪的工作难请到人做，当下4000元的工都争着要。如果从“一国两制”的宏观高度讨论，最愤愤不平的是民主派人士，争了10年的普选特首权至今遥遥无期，选举依然是小圈子里的游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日前公开说：“中央给予香港多少权，香港就有多少权。”更让民主派群情激愤，纷纷摆出基本法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势要讨个说法。本文讨论的是一个中观的课题：香港回归10年，新闻自由缩水。


无冕皇帝沦为弱势群体


    真正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良知与饭碗之间做抉择而身心皆惫的莫过于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一方面，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天职，力保“无冕皇帝”过去以来一直坚持的几个重要作用：监督当权者，要他们向大众负责；将事实公诸于众；争取港人更多的知情权；增进人们相互了解，给社会带来凝聚力。再加上新闻报导不同于与其他资讯传播，新闻报导首先讲究对公众及事实的忠诚、并且独立客观。今天要坚守这些价值观，在香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新闻工作者每天都会面临就这些原则作妥协的压力。

    另一方面，为了保住工作，以免面对失业的窘境，他们不得不时常看老板、上司的脸色行事。曾以尖锐的问题激怒了江泽民并被训斥为“ too young”、“ too simple”的记者张宝华说：要说中央直接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这太‘抬举’香港的新闻从业员了，为什么呢？因为干预香港新闻自由的不是北京，而是香港新闻机构的老板。祇要稍微做一下调查就能知道，他们差不多每一个人在国内都有生意。而新闻业在他们的生意里边祇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当新闻自由跟公司的商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老板自然会比较看重商业利益，也因此根本用不着北京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老板就已经出手了。这番话道出了香港媒体从业人员天天面对的现实困境，大家知道，老板出手的后果就是砸掉你的饭碗，断了你家孩子的奶粉钱，你说敢不怕吗？因此，自律、自我审查变得越来越普遍。香港《明报》的三朝元老总编辑张健波就透露过他的秘诀：“在香港做媒体，一看老板，二看市场。”老板看谁？当然是向北看，看后台大老板。

    今年初，香港记者协会委讬岭南大学进行调查，成功访问506名新闻从业人员。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界自我审查较10年前严重。58.4%受访认为香港现在的新闻自由比10年前回归中国时倒退。调查还指出，三成受访者承认在过去一年曾自我审查，四成人表示知道同事或上司有自我审查。


中共控制媒体从老板下手


    其实，中共非常懂得要直接控制香港的新闻工作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国际上多少双眼睛盯着，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影响国际声誉，还可能在政治经济上蒙受损失，反而控制他们的老板、高层要容易得多，他们出的牌便是权钱并用，抓住关键威迫利诱。一个事实是，他们在香港回归后对越来越多的传媒老板、高层施予小恩小惠拉拢，并根据各自的偏好来封官许愿。有的老板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中国名牌高等学府的教授、顾问，有的成了打正牌的政客，横跨政商，名利双收，结果是皆大欢喜。早在2003年仅仅一年内，就有7名传媒老板及高层被中共委任为政协委员，成为中共重量级人物的座上客，。

    广告是媒体赖以生存的最重要元素，凡与大陆有生意往来、听打招呼的，中资广告便源源不断。最厉害的一招是暗地注资、或高价收购媒体公司。1997年回归前，就已经有几家大报业、电视台等被人以超过50％的股权悄悄收购，10年来，没有被收购的已寥寥无几，像《信报》这种独立、敢言、不渲染暴力色情的文人报纸，撑不到回归后的第10个年头，就已经于去年易主，被公认为香港“文人办报的时代宣告结束”。《苹果日报》集团多年来在中共的打压中之所以仍有发展空间，主因是一，老板黎智英不是文人，办报风格独特，大胆、敢言、轰动；二，大批民主派人士、无党派的中间港人喜欢苹果在政治议题上发出异类声音，揭专制政权的疮疤、港府的虚伪，再加上这个国际大都会，西方文化、民主自由思潮长年渗透，让“苹果”变成了要咬烂得伤牙的坚果，可以说是香港报苑一枝奇葩。还有几家政评杂志如《前哨》、《争鸣》、《开放》都在苦撑着，幸而随着大陆游客的增多，销量也有所增加。另外的10多家大大小小的报纸及电子媒体，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律，有些干脆就变成了中共的传声筒，中共最不喜欢的他们就不碰，一个特征是对台湾民进党、法轮功及西藏、新疆权益团体的活动，一律冷处理，除非是负面新闻。


对传媒人员恐吓伤害强迫“闭嘴”


    名气大，桀骜不拘，喜怒笑骂的传媒人员，以及对中共敏感话题进行采访的记者，最大的压力是来自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的死亡威胁。郑经翰、黄毓民等几个香港以针砭时弊、犀利独到著称的名嘴，就有刻骨铭心的体验。1997年回归前夕，敢言的《快周刊》社长梁天伟被斩断手臂，1998年郑经翰也被斩成重伤，400万港币缉凶至今无果。2000年底资深编剧、《Cyber日报》主编萧若元及儿子，遭3名男子手持刀棍恐吓，并将办公室内电脑及文具器材击毁。2004 年3月16日黄毓民在尖沙嘴被人袭击，27日，黄毓民在九龙城拥有的一家面店又被人泼油漆威胁，几天后的31日，郑经翰与人合资经营的一家公司也遭3名神秘男子淋油袭击。同年，除了郑、黄外的另一个名嘴李鹏飞，也在收到“午夜凶铃”极具恐吓性质的电话后，齐齐被迫“封咪”（离开电台节目主持人之职位）。这些人都被明示、暗示必须“闭嘴”。

    2005年10月，《苹果日报》的一辆采访车被3名不明身份的人破坏，车内一名记者受伤。11月2日《壹周刊》的一名摄影记者在休假期间受到两名不明身分的人的袭击受伤。同年11月，《明报》收到通过花店送达的藏有炸弹的礼品盒和一封恐吓信，礼品盒爆炸使《明报》的一名工作人员受了轻伤。《前哨》杂志办公室被人冲入，捣毁电脑及各种办公用具。2006年，香港有线新闻台等媒体的记者先后到深圳富华美容医院采访PAAG毁容索赔案经过时，遭不明大汉围殴。另外还有记者程翔、师涛先后被抓、被判刑，也与香港复杂的背景有关。让人不解的是，亲共的媒体，像《大公报》、《文汇报》之类的采编人员却鲜见遭受人身威胁的案件。


香港新闻自由在倒退


    由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s Baptist University〉和美国民主国际事务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共同研究获得的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回归10年后，港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下降，回归后民主自由都呈倒退趋势。调查结果显示，51%港人表示对香港的未来抱持乐观的态度，而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则为60%，下降了9个百分点。

    在10年前，政治及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t Ltd.）对亚洲地区新闻质素及自由度调查发现，香港的新闻质素及自由程度在亚洲分别排第一及第二，中国大陆的得分最差，是亚洲区新闻审查最严峻地区。可是看看今天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07年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68个国家及地区中，香港由去年的39位跌至58位，台湾从去年的第57名上升至第43名，而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则由159位跌至163，依然是全球新闻审查最严的国家之一。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87年写道：“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新闻言论自由是检视社会是否健康、人民是否自由的试金石。香港目前虽然还未落到像中国大陆2003年“杀记者年”的那步田地，但回归10年来一系列表象，足以说明新闻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非常严峻。港人用一句非常形象的谚语来形容北京对香港的钳制，叫做 “温水煮蛙”，即把一只青蛙放在温热的水里，开着小小的火，慢慢的煨，而青蛙则慢慢的死去。头10年，已经看到了香港这只青蛙的皮肤、毛细血管及部分脏器受到了不同程度侵害，不出50年，她便会在小火中熟烂掉，这颗曾经灿烂的东方明珠将在太平洋的彼岸从此失去光彩。要避免这种可悲的结局，就要在整个中国结束中共一党专制，迎来了民主曙光，这样，已经倒退的香港的新闻自由就会重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