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军队问题

（南韩）武振荣


    今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已经整80年了。考虑到我作为转业军人在部队上混了19年一事，本来就想写一点东西；但是时过境迁，我从部队退役已经整整20年，又在5年前离开中国，吃不准是否能写出有质量的东西来。前几天我接到了《北京之春》编辑部的“稿约”，决定写一点。

    我现在好歹也算是一位民运人士，“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习惯就要求我写作于中国民主化有关的内容，于是就有了这个题目。在六四事件发生前，这个问题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好像显得不是很重要，祇是六四事件的产生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掌握着“枪杆子”的军队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危险的关头所可以起的作用，已经迫使任何一个不愿意面对它的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之。


人民解放军中存在着一支“民主”的“原始股”


    我是1968年参军入伍的，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副营职政治教员等职，1988年转业到地方。所以我本身就是部队广大指战员中的普通一员，因此对于他们有一种“切身”的了解，这种了解除非你在部队亲身生活过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否则你是很难具备的；就依着它，我才敢说：“人民解放军中存在着一支”民主“的‘原始股’”。六四之后这一“股”虽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我看它并没有因此而完结。所以我就有理由设想：在经历这这一次巨大的“破坏”行为之后，这一“股”在未来的民主化运动中可能显得弥足珍贵。

    这一“原始股”是什么呢？就是在部队团以下的基层广大干部战士中的确存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军民鱼水关系”的观念和思想。而这样的观念和思想在近50年以来的时间里是“根深蒂固”的，是个别的专制份子很难以改变的，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的所有的中国高层专制份子中，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和它直接地作对，都是想着法子要对它进行“因势利导”，使之朝向有利于“专制”的“个人统治”方向发展。

    就上面的意思，读者们可以推敲，我其所以上把上面的东西不直接的叫“民主股”而要加上“原始”二字，不是没有用意的，就是说这一“股”要实现它的“民主”“价值”是需要人们的“操作”的，有一个所谓的“技术”问题，是说“操作”不当，它可能就是“专制股”（如六四时期），但是，若是“操作”有方，它就是“民主”最优的一“股”啊！


如何认识这一“股”？


    如果我们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定义为“人民的军队”，那么，它目前受中国共产党“奴役”和控制的这种事实，恰恰解释了共产党的统治是“非人民的”这个问题，而在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解放国民”的行为之中也就应该包含着“解放军人”的内容。祇有在这样的一种思路的开启中，我们才会对中国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否则，我们如果像某些“激进”的异议人士那样，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都看成是“中国专制主义者”的“鹰犬”，并且，想用清除“鹰犬”的方式以“解除”共产党一党专政，那是完全错误的。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中国民运人士认真地研究军队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之春》是做了一番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于二战时意大利法西斯政党控制的意大利军队，也不同于德国纳粹党控制下的德国军队，它有一种“朴素”的、“真挚”的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关系，若是说这种感情和关系维系有着共产党高层的“阴谋”——我不否认。但是，把这种“阴谋”的成分扩大化，认为每一个战士或者基层的军官都生活在“阴谋”中，那是非常错误的。有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呼吁“人民军队”回归于“人民”——这就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了！如果说今天，“人民”已经被组织在“国家”中，那么向“人民”回归的行为就意味着“军队的国家化”。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的时候，我从部队退役祇有2年，所以，那时，我亲眼见到在部队上服现役的我的许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为军队向人民开枪一事愤恨不已！有的甚至破口大骂邓小平、李鹏！当时，一个任正团职的老战友就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老武，我如果带咱们团进京，我就敢命令部队掉转枪口打邓小平、李鹏这些坏东西！人民军队向赤手空拳的人民开枪——这是天大的罪过和天大的耻辱啊！”因此，我正确地说，六四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犯罪”感，如果民运人士的操作得当，它可以使之变化成为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有生力量！

    1989年的政治运动除了北京之外是一个纯粹的学生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其所以能够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拨动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心弦 ，原因就在于它有着一种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历史。就这一点看，1989年6月4日前，有多位将军联名上书邓小平，反对“动用军队”这不是没有传统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由毛泽东签发的解放军三总部文件：《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精神”好像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消亡，特别是在广大干部战士中，部队不但不应该镇压学生运动，甚至应该支持学生运动的意识也是广泛存在的，可见64镇压同时也违反了“军心”。

    因此，就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假设：1989年，若是有更多的几个像38军徐军长这样的人物站出来，以公开的方式号召军队站在学生和人民一边，中国就会出现革命的形势，在这样的形势出现后，中国民主化就有可能走在前苏联的前面，可是呢？在1989年的现实是这样的：即使军队已经“出动”，但是不管是学生、市民或者是军人，基本上都不相信“人民军队会向人民开枪”，因此，“开枪”是一瞬间的突然发生的事件（这是军事事件的一般特征），是一个任何一方都没有作好准备的事件，因此，一个设计中的“阴谋”（如已经披露的“烧军车事件”）是可以轻易地挑起事端的！所以，这样的事件若不是在2、3个小时内就结束，而是像韩国的518事件持续了一个星期，我相信，军队是会倒向人民一边的，胜利的一定是属于人民，而不会是邓小平所代表的那一帮反动派！


两种可能性


    我把军队中的这一民主“股”叫“原始股”是一种比喻，它包括着这样的意思在内，就是说，这一“股”在“上市后的交易活动”中有着两种结果：有可能变成为民主的“绩优股”，价值飚升；也有可能变成民主的“绩劣股”，跌得一文不值。

    我其所以这样比喻，也因为我在军队中生活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是非常了解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这一观念中，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一手缔造和创建”的这么一个观念和历史，所以，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主股”，是“掺了沙子”的不纯粹的“民主股”。所以，对于中国民运人士来说，存在着一个“工作”的问题，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它当成现成的东西来对待。如果从逻辑上讲（中国的异议人士喜欢这样的逻辑推理），上述两样东西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从事实上或者从历史上看，它们却是在过去的时间中被“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这样的事情和事实，我的主张是：与其说它是一个“理论问题”（共产党就这样说、这样看），不如说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当中国社会还处于简单阶段时，普通士兵和人民都“感觉”“人民、共产党和军队是一体”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到了今天，特别是通过“六四”惨案后，这种“感觉”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因此，抓住这样的机会和时机，呼吁“人民军队”“脱党入国”绝对是可以作到的事情。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军队中几个高级军官，用公开发表竭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来“表态”自己是胡锦涛的人，他们鼓吹要用“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样的事情说明了军队中问题的严重性，可见，“军队国家化”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人“感觉”上的东西，不可能用“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来有效地解决的。我在部队上也当了好几年政治教员，我对于政治教育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哪些问题不是没有经验的，因此，我以为用“灌米汤”的老方式来对待“军队国家化”问题，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用我陕西方言讲，这叫“法子他娘把法子死了——没法儿”。

    任何一个政党都祇代表一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愿望，因此，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没有理由从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何况早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明确主张。

    正因为如此，我看民主的思想进入部队早就有了“基础”和“条件”，因此，我认为民主的道理是：当部队广大指战员已经“感觉”到（看到，或者听到）是人民缴纳给国家和政府的税金养活部队，而不是共产党用自己的党费养活军队时，真理就可以用一句俗谚来概括：“吃谁的饭，跟谁转！”


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常模式”和“非常内容”：


    2004年3月，我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以来，就一贯主张中国民主运动不能够脱离中国战争时代的民主革命传统，因此，我竭力主张在当前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包括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但是，我在提倡这种“精神”的同时，却又旗帜鲜明的、坚决的和毫不动摇的反对重走孙中山起义和毛泽东革命之道路，并且，我公开的批评了当时中国民主队伍中出现的如下现象：一部分激烈的青年人主张在目前的中国组织中国民主的军队（简称“民军”）和共产党“开展游击战”，说要到中国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那种地方去建立“民军根据地”发展“民军”的力量，用“民军”的力量最后打败具有“370多万人的中共军队”……。我当时就讥笑这样的“武装革命”是“纸上谈兵”，说道，靠你们这些人去组织“民军”——肯定的说，在3年的时间连一个排也组建不起来；就是组建起来了，你也没有地方可以投放它。现在整整过去了3年，事实上连一个班也没有组织起来，一枝枪也没有搞到啊！

    中国民主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武装革命”的“继续”，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产生和形成的现代政治运动，它的“正常模式”是：“66造反运动”、“79民主墻运动”和“89和平请愿和奋起抵抗运动”，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运动”就指的是它，但是在六四之后，我认为在“正常模式”的这一栏后面应当续上“非常内容”这一栏，它包括可以改变政体的“军事政变”，可以改造气氛的“军队暴动”和可以打乱僵死局面的“士兵哗变”等。

    我认为，当中国民主运动的“正常”道路在被当权派堵死时，“非常”行为就是它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因此，“暴力革命”在这里就不是要另行组织军队，而是促使军队内部发生改变，在改变中，使军队回归人民，变成国家的军队，不再受任何一个政党的控制。这样以来，军队也就彻底地退出了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生活，实现了国家和军队的正常化变革。

    也正是因为我持上述的主张，所以，我一直拒绝用印度的“甘地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我个人对甘地主义满怀敬意。我认为：广大中国军人包括普通士兵在内都已经具备着一种民主的素质，不过它是一直受到压抑的东西而已，所以，当压抑一旦解除时，你会感觉到一个普通士兵的民主意识丝毫都不弱于你自己的（这里，我假设你是一位“知识份子”）。

    以“非常”方式闹起来的民主运动，完全有可能产生出“军人政治”，但是，我肯定“军人政治”会很快地制定出“还政于民”的时间表，非但如此，它必然要容得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在这问题上，我和那些食古不化的学究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以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和60年代拉丁美洲、韩国的“军人独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坚信：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潮流变了，人也变了！

    我假设：中国共产党第四代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最后地把中国军人们推到了民主运动的最前列，迫使他们用“枪杆子”的方式制止独裁（党或者个人），我也不认为中国就一定要经历新一轮的军事独裁，届时，动乱也许会发生，甚至很乱，但是，由乱到治也是一个可以提前预测的现象，若是那样的话，朋友们，我们就会在看到中国政治从古到今的这一大循环——不再是没有结果的循环；因为，循环中产生了民主：一个可以完全有效地实现国民对政治长治久安希望的制度！


人民的“自我解放”和军人的“自我解放”：


    我从1974年开始执笔为中国民主事业写作时，从来没有把中国军队和广大指战员们当成“邪恶”的一族来看到，这可能于我本身是一位军人的出身有关，因此，我在看待中国人民受专制主义压迫问题时，军人也是其中的一族。于是，我提倡人民在政治上“自我解放”的问题之中就一直包括着中国军人们的“自我解放”。

    20多年前，当我还在服现役的时候，就跟我相好的一些战友们谈论“军人们的自我解放问题”。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虽然是生活在压迫人民的军队之中，但是我们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样也是受压迫的人啊！如果说这样的风气在当时的军队中盛行一时的话，中国军队中的代表人物——白桦、叶文福成为当时中国自由化中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就这样的现象去分析问题，当时的一些“专家”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大量造反派涌入部队的结果也许言之有理。总之，从上一个70年代起，军队中强烈涌动着的自由化风潮就已经冲击着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如果说这样的历史延续到今天的话，那么“军队国家化”是一种谁也抗拒不了的潮流，虽然在现象上，它是一股“暗流”。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当军队高层军官们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而难以自拔时，基层军人们以营、团、旅为单位，可以向人大或者中共中央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诉求，这样的合法诉求行为若是受挫，那么谁可以担保诉求的手段不会最后借助于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呢？

    退一步讲，即使有朝一日出现了有人用“枪杆子”的方式对共产党中央进行“逼宫”式的劝进——这是21世纪中国军人们的权利，此种权利如果运用得好，解民倒悬的事情就有中国军人们的一份功劳了。因此，我们在把民主化运动的正常希望寄讬于“正常运动”时，一点也不应当放弃对“非常”手段的希冀。中国民主化是中国乃至人类一桩伟大的事业，因此，即使运用了“非常方式”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呼吁：是时候了，中国军人们行动起来，以强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军人的责任和“天职”！当祖国和人民在遭受专制主义的蹂躏时，天大的担子就压在中国军人的肩上！


给青年现役军人们的进言


    我的这一篇文章若是通过互连网——这个中国当权派没有办法控制的媒体——能够被军队中的指战员阅读，那么，我希望阅读它的青年军人们最好把我当成你们中间的一位班长，或者指导员，或者政治教员，一句话，你们要把我看成是你们中间的人，别把我当外人，我现在虽然在海外流亡，是一位民运人士，但是我的心是和你们连在一起的，甚至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们不要自怨自艾，以为自己无能，自己窝囊，作为军人没有为国为民尽忠，没有能够运用你们手中的“利剑”斩断捆绑国家和民族的专制主义锁链，其实，你们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有的是作为！

    我是一个彻底放下了“枪杆子”的人，我不想在我有生之年再一次地拿起它，你们比我强，因为你们是正在拿着“枪杆子”的人，所以，你们在做民主的事业时就比我有力量，更不用说青年也是一份伟大的资本。当民族和人民在呼唤你们拿起“枪杆子”解民倒悬时，你们不要犹豫，“枪杆子”式的革命本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传统之一部分，你们现在生活在它之中，是你们的幸运。当你们被迫着要用“枪杆子”讲话时，中国民主的最后一线曙光就出现了。

    青年的朋友们：为这一天准备吧！努力吧！民主绝不会失败，中国也决不会失败！中国军人应该在中国民主进程中书写伟大篇章！

    （2007-7-25于韩国首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