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旗帜
——专访“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
（续172期）

亚 衣


    50年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4年级学生林希翎在多次公开的演讲中就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问题向当权的共产党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份子。在上世纪7、80年代中共大规模地对右派份子摘帽改正运动中，她又成了与章伯均、罗隆基一类不予改正的稀有人物。在今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林希翎连续参加了普林斯顿、洛杉矶两个研讨会，之后冒着酷暑来到纽约演讲。在《北京之春》编辑部，70高龄的林希翎女士高兴地与记者就很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林希翎女士的专访的主要部分发表在《北京之春》今年9月号（第172期上），由于文章较长，其余部分延至本期发完。


超越党派的民间和平使者


   亚  衣:在您离开监狱之后的经历是否可以简单说一下，人们大多不太知道。
   林希翎：1973年我从浙江金华劳改农场放出来之后，理应就近安排在金华市，但是他们故意将我弄到偏远的武义县农机厂当检验工，工资35元，而且下令不准暴露我大右派林希翎的身份。开始我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处境艰难，第二年同我的小师傅结婚，他比我小10岁，是出身农村的老实巴交的大学毕业生，我们生了两个男孩，80年代初期分手。1975年我曾经上访北京，被押回浙江批斗。1978年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听到了给右派摘帽的中央21号文件传达。就给小儿子起了个美好的名字———春临。1978年我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调到浙江省金华文联工作，做刊物编辑。1979年春再上北京，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奔波，结果是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对我做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法院也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1983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被借调至广州，在省教育学院任政治系的“法学概论”教员。

   亚  衣：后来您与父亲联络上了？
   林希翎：1962年我还在狱中的时候，母亲带着弟妹们艰难生活，有一次突然接到父亲从香港寄来的信和钱。从那时起家里便和父亲联系上了。父亲在台湾曾经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匪”罪名逮捕关押，后来经人营救，终于被放了出来，在非官方部门当一个小职员。我出狱以后母亲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也与居住在台湾的父亲恢复了通信联系。父亲患了癌症，我想到香港看望父亲，但是限于我的身份，有关部门迟迟不批。我就直接给中央领导发信，在胡耀邦的干预下，我终于被批准回浙江办理赴港通行证。这一年7月2日我到达香港，与别离36年的老父亲团聚。

   亚  衣：1985年您曾经访问过台湾，据说也闹出过一些风波。对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来说，您访问台湾算是很早的了，海外中国大陆留学生首先被邀请访问台湾的是在1988年，其中有吴牟人、徐邦泰、许成钢、钱颖一、裴敏欣5人。
   林希翎：1983年10月我应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从香港到法国，在法国高等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做了3年。其间我一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直到1989民运和64事件发生，我的想法有了改变，1993年加入了法国国籍。1984年我曾经应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王炳章的邀请到美国访问。我希望有机会去台湾看看父亲居住的地方，1984年底我得知老父癌症恶化，就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巴黎办事处提出赴台探亲的申请，9月23日到台湾。我在接受台湾报界采访的时候明确说明，这次到台湾完全是自费的私人旅行。作为独立的海外学人，我想以客观超然的立场来观察台湾社会生活，希望有机会多接触台湾民众和文化界人士。我既不是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也不作国民党的反共义士，我关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的自由往来。这个时候的台湾还没有解严，还没有开放报禁、党禁。我在台湾到处“大鸣大放”，比在1957年在北京还说得厉害。我觉得我的访问是促使蒋经国解严的一大因素。我说了大陆台湾“三通”的敏感话题，主张民间先三通；我说我与我爸爸现在就已经三通了。这些话对台湾方面有很大震撼，当然也是说给共产党内一些家伙听的，我知道他们躲在角落里面等待看我的笑话，认为我去台湾一定会大肆“反共”甚至“叛国投敌”，这样的话，胡耀邦这些帮我说话的人就要倒楣了。

   亚  衣：您说过这次访问是您在两岸关系上的“破冰之旅”。
   林希翎：我是第一个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去台湾的，另外我还根据台湾方面的要求领了一本中华民国的护照。在台湾期间，恰巧赶上观看了那年11月份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民主选举，台湾朋友告诉我，选举是“民主假期”。台湾的官员问我大陆官场怎么样，我说跟你们差不多，讲话的口气，打的官腔一样，连办公室的摆设都一样；国民党内一些老牌的反共头子对我说，小林啊，共产党厉害，专门搞阴谋，不能相信；我说共产党现在换了老板，邓大人想与你拥抱都来不及呢，不会打你们的。从台湾回来，碰到中共官员更想知道台湾情况，问我台湾怎么样，我也说跟你们一样。我说国民党到了台湾有很大改变，教育搞得很好，参军也平等，不开后门；在两岸问题上，我跟共产党官员提了很多建议，包括要与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力量和党派接触。我和胡耀邦提了，和许家屯、唐树备说了，他们洗耳恭听。我也给国民党提了改革的建议。我在国民党面前讲共产党的好话，在共产党面前讲国民党的好话，不像有些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说的都是真话。在台湾的统派面前我说独派的好话，在独派面前我说统派的好话。我是一个民间和平使者，超越党派，超越统独。

   亚  衣：您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怎么一回事？
   林希翎：我是在2000年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我还是和统会的法国顾问。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世界各地都有，后来我知道它在中国的背景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人因此对我有所批评。其实对我来说，两岸人民都是骨肉同胞，人民的幸福最重要，所以祇要是讨论研究中国和平统一的事情，不管它什么背景，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是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我都参加，都会在会上发表我的意见。2000年吕秀莲民主基金会召开两岸关系研讨会，我也参加并在会上发了言；2005年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邀请我参加中国和平建设统一大会，我也去发言，我在会上说，国民党要改革，祇有一个人可以救国民党，就是马英九。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和统会上的好几次独立的发言都受到中共的打压。我以前反对台独反得很厉害，现在不那么起劲了。我尤其反对中共当局以反台独为名反对民主。我觉得祇要有利于两岸人民和平幸福的事情，我都会参与。


心中难解的毛泽东情结


   亚  衣：再回到我们在前面评论过的毛泽东，他是1957年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又是镇压这个自由思想运动的刽子手；当年的您，还有其他不少优秀青年知识份子，对毛泽东尊敬甚至崇拜，您在批评毛泽东在胡风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的时候，还强调“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
   林希翎：前面说过，当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心中忧虑、焦急；听了毛主席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内部录音，则大受鼓舞，毛主席要我们要区分两类矛盾，尤其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弊病造成的问题，毛主席要大家放胆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觉得这下子有希望了，完全相信毛泽东的真诚，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陷阱。

   亚  衣：在1957年时代，您作为一个青年大学生敢于对伟大领袖的错误提出质疑，这种智慧和勇气使得很多人表示由衷的钦佩；50年之后的今天，当历史的黑幕一层层被拉开，许多真相暴露出来之后，有些人觉得林希翎似乎对毛泽东还抱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感情，有人甚至因此称您为“毛派”。您觉得怎样解释这个问题为好？
   林希翎：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本人，既有在共产党专制下造成的家破人亡，不堪回首的痛苦；又有一个知识者的理性的思考：不能总是在个人恩怨上与共产党、毛泽东计较吧！何必处处表现出一种深仇大恨？从毛泽东方面来说，也有两面。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印证了我最早的思想：一个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矛盾的。实际上不光是作家，政治家也是这样。毛作为一个造反者，一家亲人7口被杀，血海深仇，与敌人势不两立。他会站在弱势的百姓一面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在日本汉学家那里看到毛泽东早期著作，毛泽东写《湘江评论》的时候的文章，真令人拍案叫绝，那种指点江山激杨文字的豪情，使我从心里崇拜。他看到苏联的情况，看到匈牙利事变，他想避免；也看到党内官僚的问题。毛说自己的双百方针，党内95%以上干部不同意，会议上还有军队干部退席。所以当时我觉得自己也是在捍卫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革命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当权派。

   亚  衣：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毛泽东本身是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官僚主义当权派？
   林希翎：毛泽东的双重性在于，一方面说有利于人民的话，讲一些真话，煽动人民反对官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统治者，是红色秦始皇，需要这个官僚主义机器。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总是要搞假想敌，没有敌人共产党没法活。官僚系统每次运动都是谎报军情，都是北京市委写内参，说北京大学被反革命控制，发生小匈牙利事件，耸人听闻。这些东西弄到毛的身上，干部看着他，逼着他表态，他是一个统治者，要维护他的统治，要依靠这些官僚王八蛋，屁股就马上就坐到那边去了，马上就风云突变，说事情发生变化了，右派进攻了，阴谋阳谋了。可笑的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右派言论，很多本来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那些共产党的老鬼是用这一点整毛呀，玩权术。（亚衣：“谎报军情”的说法听上去很耳熟，六四镇压之后也有人说过当年北京市委谎报军情，致使邓小平作了错误的决策。我觉得这是一种为刽子手开脱的媚词。说起玩权术，毛泽东又何尝不是玩权术的高手？）他们互相玩，倒楣的是老百姓。

   亚  衣：您与毛泽东有没有过个人的直接接触？与他直接打过交道的，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个湖南农民的个人魅力和手腕。
   林希翎：我与毛泽东没有直接交往过，但我相信你说的他的个人魅力。胡耀邦对毛泽东也非常崇敬，每次毛与他单独谈话的时候，他都叫秘书曹治雄专门作笔记，还经常温习；我可能也受了他的影响。4年大学生活中我对毛泽东的近距离观察有过两次：一次是苏联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我在中山公园欢迎队伍中面对陪同伏罗希洛夫的毛泽东；另一次是1957年在怀仁堂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观看川剧“牡丹亭”，是曹治雄拿来的票子，我就坐在毛泽东的后面两排，清楚地看到了毛和江青。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野的时候很可爱。（亚衣：对他的罪恶呢？）毛泽东也许是一个打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的人才。我这个右派，实际上是一个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崇敬理想主义革命家，包括格瓦拉，今年是他去世40周年纪念。无论如何，把中国的一切错误和罪恶归于毛泽东，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我是不能认同的。

   亚  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需要一个非毛时代”，发表在《北京之春》第169期（2007年6月号）上。缺少非毛时代，使得中华民族思想发育不完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缺憾。如果中国经历过前苏联一样的非斯大林时代，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观会更完善一些，在您身上出现的对毛泽东的矛盾态度也许会缓和一些。


知识份子应当与权贵保持距离


   亚  衣：可以用很多修饰词来描绘您这个人，在我的眼中，您是当年高举自由主义思想大旗冲锋陷阵的女将，几十年来坚持独立知识份子的立场，因而值得尊敬。您主张真正的知识份子一定是批评政府、反对现实的不满份子。以您的标准看看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觉得如何？
   林希翎：不管哪一个国家，真正的知识份子一定是批评政府、反现实的不满份子。知识份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批评现实，批评当权者。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怎能进步？不满现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亚衣：记得您有一句名言：“猴子要是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可惜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忘记了批评政府。

   亚  衣：一些被称为知识份子的人似乎比较喜欢与权贵打交道。有些人来到海外还念念不忘或者有意无意地将当年在国内的一些头衔拿出来羞羞答答地炫耀。什么地方的作协主席理事，政协委员，所长主任，实际上在中国官本位系统中这些人还从来没有作过官，充其量祇是一种“僚”。
   林希翎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很多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来去自由。看你林希翎，怎么那么笨？我说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任何官僚，而且本性难移。常常不合时宜、不受官方欢迎。（亚衣：有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很受欢迎，当年在中国大陆充当共产党的幕僚——或曰“智囊”，来到海外转而巴结国民党，国民党失势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另一当权者的座上客。）这些人不是知识份子，而是中国历史上刀笔吏的后代。你区分了“官”与“僚”，很精彩，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吏”。

   亚  衣：看来中国当代知识份子需要重新唤起50年自由知识份子对专权者说不的传统。在中国大陆，有一批律师、记者、自由撰稿人还不错，凭着自己的良心为老百姓冲锋陷阵。您也曾经对中国改革之后，在新的压迫下的中国弱势集团、贫困百姓表示过深切的同情，现在看法如何？
   林希翎：现在中国阶级分化厉害，贵族资本大财团到处掠夺平民，一团混水。社会和知识份子普遍堕落，没有一片净土。原来医疗系统是救死扶伤，还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前刑法规定见死不救是犯罪，现在见死不救多得很。高等学校，学术部门也弄虚作假。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王若水所说的智慧的痛苦了，可惜我致死不会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帝，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带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亚  衣：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实在是中国社会的需要。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我想，总会有人重新扛起50年代你们高举的自由旗帜，让它在新中国上空高高飘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