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

包遵信


    惊悉包遵信先生不幸逝世，特将先生遗章发表于此，以表哀悼之意。——编者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复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祇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80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1992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90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祇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70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76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辉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祇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墻”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20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着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1980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70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80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80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和90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80年代自由主义还祇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70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90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90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着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90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80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80年代与90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祇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80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祇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90年代，并非祇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6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祇是“名义性宪法”，即祇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1954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祇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祇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