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金风送“贵人”
——忆包遵信先生
（北京）陈小雅
奇特的老包
2007年10月25日，晓波来电告知“老包再报病危，正在抢救中。”我本想与他们一起去看看他夫人，议议老包的后事，但碍于瘫痪15年的母亲多日不愈的褥疮有溃疡恶化的趋势，要考虑是否送医院；紧接着，原本要成为我养母，并对我有过一段养育之恩的大姨住院去世，我竟把看望老包的事情耽搁了下来。28日晚我早早地入睡，临近清晨竟做起了一个怪梦：我梦见自己是骨瘦如柴的大姨，躺在床上，命悬一线，气息奄奄，屋内的蜡烛被风吹拂，忽明忽暗，鬼火般闪烁着。突然，一个猛烈的击打声将门窗撞开，一股浩荡的“匪气”直贯屋宇，旋转盘亘，像是要寻找什么东西。惊恐的我拖残躯，好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期到墻边，欲按铃报警，却与匪气争执做一团.情急之中，我醒了。
此时天色仍暗，我一打开电脑，便看到老包去世的消息……我想，凌晨的那个梦，是否老包的魂前来告别了？
连告别方式都如此特殊，真是一个奇特的人！
矛盾的集合体
从旁观察老包，他仿佛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中国之春》上有篇文章曾谈到，看上去老包很“土”，他既没有出过国，也不懂洋文。个子不高的他，皮肤黝黑，手里似乎永远拿着一支香烟；文革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此后便置身京城文化核心圈，却一口乡音不改；说起话来大大咧咧，似乎总没有气顺的时候。丁学良说他坐着的时候总爱盘着两条腿，我虽然没见过，但想像那模样，虽不似峨眉山上的美猴王，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和水泊梁山的晁盖倒是有几分神似。
然而正是这个“土”得掉渣的老包，是80年代中国“西化”浪潮的弄潮儿、急先锋.说“领军人物”可能有点过誉，但他确实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号召力，是领导潮流的青年思想界各个山头都能接纳，并有共事经历的人。丁学良将他形容为一块“大糍粑”，有没有那么粘，我没体会，但说有不少人唯他马首是瞻，倒是贴切的。
一个不懂西文的人，在80年代的中国能够领导思想界潮流，真够稀罕！但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资格。按我的记忆，他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任何一个优秀的古老文明，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不可能转出自己原有的轨道；第二，正因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张“全盘西化”！
我认为，无论从经验上，还是逻辑上，他的这个思想都无懈可击。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的通透性，使他在当时“反传统—西化”潮流中引人注目。别看他像个“大炮筒子”，以为他出风头祇凭胆子的尺寸比别人大。其实他的理论天衣无缝，他的行为有始有终，不说在当代，我以为就是放眼近100年，恐怕都是不多见的！有人探讨，老包为什么在国外少有影响，恐怕原因也在这里：在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异端）安身立命的海外汉学家中，他没有“托”。他不为谋求国际声誉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他不为改善自身的处境改变政治立场一致，是其“坚持”的又一内容。
我说老包身上有“匪气”，许多朋友会哈哈大笑，这笑声中包含着赞同，也包含着欣赏.但正是这个匪气十足的人，亲手打造了80年代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人文气质”最浑厚的两块阵地——《中国哲学》与《读书》杂志.作为思想界、知识界最后的“自留地”，后者的存在价值，据说连当权的意识形态主管也不敢小觑.它的盛况持续不衰，它所孵化出来的素质优秀的学者、编者，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有一种气质的传承，你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一种奇迹！显然，书写中国当代思想史，不可能没有老包的地位。
但是，相比老包在体制内运作的成功，他在民间独立运作方面的失败，不能不构成另一个显著的矛盾。同是一个人，身上有着同样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其中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内情，但我想，这和民间运作规则的缺如，也和老包本人不羁的性格有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70年代末期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句名言：“这些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哈哈！
作为优秀编辑的老包
我与老包相识，大约是在1982年秋季的某一天，地点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金观涛的家中。交谈的一个主题，是金观涛的新作《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像所有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一样，当时的我很有点自以为是。我对金说：我能读懂你的意思，但不太了解它的意义.按说，“超稳定”了，就很难改变了……
我理解金文的用意，是要打破中国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概念，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其真实的演进形态是循环的。它试图将这种“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一个自我满足的系统结构。这既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描述，对当代的政治改革也有意义.但不知为何，老包与我针锋相对地说：“我并不懂得它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它有意义.”话语的重心，落在“不懂”和“有意义”上。这话让我感到了一种“敲打”：这样一位前辈都说自己“不懂”，我真的懂了么？紧接着，老包不知道谈到了哪里，又向我横刺一枪：“……你譬如说，她穿这件衣服，肯定是觉得它好看，但我就觉得它不好看……”看着他一脸不屑的样子，心怀愠怒的我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今天抽的是哪阵“疯”，怎么同我干上了？但作为晚辈，我祇能一言不发.事隔多年，他同我谈到《读书》为什么要发甘阳的《论传统》。一席话让我解开了当年的这个疑结.老包说，我并不完全同意甘阳的观点，但我知道他这篇文章会轰动，我知道它有意义.这使我懂得，作为一个优秀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不可能是每个专业的行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字工匠，也不必精通所有的理论，特别是那些带有创新意义，建构体系的作品；但他必须是敏锐的，富有远见和深明大义的。不论是什么人的作品，祇要对学科发展有意义，对问题的研究的有拓展，对时事有推动，他都不应该放过.如果把作品比做花草，那么，编辑就是园丁；一个花园是否美丽，不仅取决于花草的品质，还取决于园丁的培养，对园林的设计、安排和搭配，以及依据季节变换对于品种的调节。如同每个园丁都有自己的审美情趣，但他不能让公园里祇种自己喜欢的花一样，每个编辑都有自己的知识局限和立场，但他也不能把杂志办成“武大郎”的饭铺。
“贵人”老包
没大没小地跟着别人叫“老包”，而且永远无法改口，是因为老包为人随和。
1984年，老包与金观涛、贾新民创办《走向未来》丛书，以主编的身份亲自担任我与陈越光合写的《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的责编。那是我们的处女作。当时，他曾对我开玩笑说：“我为你们家两代人服务啊！”
原来，他在此之前，还担任过我父亲一本哲学著作的责编。难怪我父亲对老包和金观涛会有一种持续的关切，而这二位也有相应的问候，即使在六四之后，天涯人远，营垒不同，但人的良知尚存，对于专业能力、能量与价值的判断，并不因时事政治为转移，这是我直到最近才理解的。现在回过头看，我们的那本小册子，不过是阐述了一个思想——改良优于革命；表达了一种忧虑——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阻碍.从其他各方面看，均幼稚难挡。但正如老包所料，它的确曾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书出当时，北大、清华的读者反映，他们就小书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吉林大学的一位文学研究生对我说，他和宿舍的同学，祇用一个晚上的就看完了小书，但它却占据了他们整整几天的时间. 1986年4月29日，小书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在那个冰火两重天的时节，我也由此被某些人视为“受自由化思潮严重影响”的人。这顶帽子，直到我成为“异议分子”才被摘掉。这与小书责编是包遵信，大概是分不开的。
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对《走向未来》原编委会名单作出过一个预言，并对陈越光说过，这个看上去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班子，从思想分野来说，实际上是由两种人组成，一种人是离经叛道者，一种是共产党中的好人，因此，这批人将来不可能一起走到底，可能会分化，甚至成为对立面。但事后的情况，这些人一部分成为“座上客”，一部分成为“阶下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
我没有同老包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以他对思想史的精通，他不会没有这种预见，但这恐怕就是老包的风格：祇问耕耘，不求收获。
君子之交
老包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使他的影响超越知识界，进入政治界。但回溯这个过程，肯定与他在80年代末期各项文化事业中所遇困难有关.在多次搭台，然而最终不能在自己的台上唱戏，而是被挤到台下之后，他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从此祇唱戏、不再搭台，而且是巡回演出。官方把老包说成是八九民运的黑手，这有违事实。我认为，他在89年的言论和行为，祇对他个人的理想、信念负责。
对于他在八九民运中的活动，他已有自己的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我认为是具有信史价值的。我在《八九民运史》中，也作过详细的交代。
我与老包的交往不多，但有几个历史细节，还是值得一说的。
第一件事：
1989年5月上旬的一天，老包打电话给我，说有人鼓动他出面，组织知识界联合会。他希望听听我的意见。电话当前，我来不及细想，草草说了三条：
1、您估计您的声望，是否能够整合“知识界”？
2、师出有名，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近期目标是否明确，远期目标又是什么？
3、如何维持下去？
事后想来，这种“直言”可能伤害老包的自尊心，但我认为，既然你信任我，在这样重大问题面前，我不能不替你考虑.老包当时很爽快地表示：“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考虑.”
这件事情，当时似乎已经按下不表。但在5月20日戒严以后又被重新提出，而且，这一次老包真的上阵了。正如严家其所说，这个“首都知识界联合会”虽由他们二人领衔，但并不是他们策划成立的。此事与5月上旬提到的那件事的关系如何，是否“旧事重提”？老包没说，我也没有问。
第二件事：
戒严以后，老包有一段就住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编辑部里，但那并不是因为我的关系.那时，我和平常一样，祇是按照每周两次的正常返所日回单位。透过玻璃墻格，我发现办公室旁的储藏室里多了一张钢丝床，还有一点简单的生活用品，但不知道那是谁的，也没有问过任何人。直到六四前夕，社科院进驻部队，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张志荣悄悄对我说，希望老包能自己走人，我才知道那是老包的东西。但我也没有向老包传这个话，因为这不关我的事情。我祇是对我认为知情的、当时的《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与老包在《读书》杂志有共事经历，同为《走向未来》、《文化哲学》丛书编委的王焱说了。以后，老包便不知所终.第三件事：大约是1992年夏，我见到了刚刚出狱不久的老包。老包曾向我征询今后发展路向的意见。我希望他能够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开始正常有规律的生活，而放弃流离颠沛的生活。当时，与四人帮问题有牵连的人已经出狱，许多已经可以接受采访，有的还能以笔名撰文。我预料六##四这批人的解禁，需要的时间不会比之更长.为此，我向他传达了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期望——重拾自己的专业，回归学者群体，从长计议.但我也说出了我的忧虑：社会对你的要求，已经由你在89年的角色奠定，如果作这种重新选择，是否会使往日的努力统统白费，而使历史失去一种积累？
在两种意见面前，老包表现出了徘徊。但他考虑的不是社会对他的要求，而是如果自己想回到学者轨道，官方也未必给机会。事后的情况表明，官方的确没有给这批人机会。而老包后来的人生轨迹表明，他依然血性未改，选择了坚持和顽抗。
在2004年老包第一次病危时，我回忆到这个过程曾痛心不已！我知道，在“坚持”面前，老包收获了他的“尊严”和“人格”，但他肯定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作为一个外人，我可能会说，你“不朽”去吧，历史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你的牺牲；但作为他的朋友，总还是希望他活着、健康，乃至于是幸福的。
不论老包是否把我的意见看得重要，当时，面对被数架机器操控，被许多管道“五花大绑”，满脸胡子拉碴，眼睛半睁半闭，祇有“壮烈”二字可以形容的老包，我悔恨不已，痛哭流涕！
老包与《八九民运史》
对于自己的“新生”，老包不是没有过考虑.他曾对我提出过合作的设想。说自己因身份不便，已经无法公开活动，但他可以给我出主意，联系人，由我出面采访.他还拟定了一些选题，我记得其中第一个，就是他曾任职其中的民间文化团体——鲁军的“中国文化书院”。
出于过份独立的心性，我对这个建议未置可否。那时，他已经写出《未完成的涅槃》，我看了之后，倒是建议他写《八九民运史》。我认为他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且人脉广泛，在运动中又处于一个了解各方面情况的位置。我对他说，您是写这本书的最佳人选.听了我的建议，老包沉吟良久，最后说，他没有这个考虑.我当即表示，如果你不写，我就会写。老包回答说：“你写。我决不嫉才！”
就这样，书写《八九民运史》的工作，祇在老包一人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起来。对别人，我祇说我开始写小说了。事后，老包看了《史》的“征求意见稿”，赞扬序言“写得好”，并就“三线计划”的问题与我交换了信息和意见。
援手蒙面人“政治改革”计划
大约是在2000年12月，老包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件事想和我商量，问我是否有时间.第二天见面后，他一改往日粗疏大拉，发号施令的口气，严肃又娓婉道来：“今天我找你，是想请你参加一件事，但在你同意之前，必须先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问这是谁的活儿；第二，不对任何人说，不论你参加与否。”
我答应了以后，老包告诉我，有人想搞一个政治改革设计。他想让我承担“社会监督”这方面的设计。我说第一，我不为当权者谋；第二，如果是与某某某有关的，不管任何事，你都不要找我。老包保证说，与某某某绝无关系.但是否与官方有关，老包没有直接回答，他希望我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经验。
我表示，政治改革是我的毕生追求，社会监督是我的本行，祇要能让我直书，我可以承担。但这类设计已经太多了，我不希望在故纸堆里再增加一张“废纸”。老包又说他也是这样想，既然要我们做，就要直书；骨头是直的，话却可以委婉地说；我们是为历史、为社会谋，不是为哪个人谋，我们祇对良心负责；结果是否能如愿，他不能打包票，他会和有关人士努力争取和协调，妥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老包长辈的身份，如此苦口婆心，我已无话可说，就把此事接了过来。
对于此事，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抱太大希望，还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我没有留下关于它的准确时间记录，现在祇能根据第一份提纲存盘的时间“2000年12月6日”推断以后的进程。大约一周后，老包再次来访，我给他看了自己绘制的“社会监督体系立体图”，还有一份手写的提纲.他当场认可，还嘱我成稿时将示意图附上。
此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由于写得兴奋，我也就没有管它的下场。一口气写下一万多字。写好后放在那里，等待老包现身。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包第三次来访，并取走了文章。（提纲附后）
这事的结局究竟如何，我并不知知道。很久以后，看到香港《开放》杂志披露，江泽民曾委托某爷起草政治改革方案，但结果令老江很不高兴.我不知道这与我参与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如若是同一件事，结果应是必然的。我对之十分淡然，以后再见到老包，知道他为难，我也从未提起。但老包似隐隐地怀有歉意。
宅心仁厚的老包
1986年9月，老包曾和一群朋友创办了“文化哲学”丛书，邀请我列名编委，并介绍我认识了一批新朋友，将我从人生的谷底拯救出来，这是老包于我私人有恩的第二件事。老包的宅心仁厚，也由此可见一斑。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我的处境开始操心起来。有一次见面，竟说到，如果不嫌弃，他可以试着为我谋一个为私人医院看大门的工作。我说我不嫌弃，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而且我喜欢看人。但此事并无下文。
以后，我和王鹏令谈恋爱，找老包咨询，老包说了他许多好话：其一，六四开枪的那天黄昏，他回家取东西，碰见家住附近的鹏令在散步，王对他说，在这种时候，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千万对我说.他还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告诉了老包。可见他是一个仗义的人。其二，老包说他生平见过两个最“狂”的人，一个是丁学良，另一个就是王鹏令。他说，人要有资本，才狂得起来呀！他认为二人是有资本的。其三，他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委员，这个职务说明，他的人际关系至少不坏。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很难相处，有些人学问好，但生活在一起却不一定好……
老包能考虑得这么具体，真真令我感激涕零。这也说明，他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我能在单身10余年后，以如此高龄远嫁荷兰，虽然是自己 “高烧90度”所致，但与老包和胡鉴美两位长辈的“保媒”，应是分不开的。
老包为人厚道，表现在他从未与我谈过别人的是是非非。关于他的不顺，我都是从其他朋友那里得知的。但是，贾新民的自杀事件却几乎令他有点沉不住气。
老包和贾新民同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但都因不明原因离开了自己心血灌注的事业.对于老贾的突然自杀身亡，老包和我，都是极其意外的。
2001年12月27日，我收到徐晓打来的电话，说老贾死了，死于意外，不知道是否应该通知某某某。我感到十分震惊，于是给老包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详情。老包问我是不是搞错了？一个多月前，他还和老贾见过面。当时，老贾完成了他的课题——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计划的一套丛书，还请老包吃饭，以示庆祝。席间，他们还聊到，老贾与现任科学院副院长挺哥儿们，当时流行的“科技创新”的口号，还是出自老贾的创意。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走了呢？更奇怪的是，老贾死了，我们这些老朋友，怎么都不知道呢？
第二天，老包打来电话，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述说：老贾死于12月12日，是从他所住的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宿舍楼的16层高楼上坠楼身亡。后事早已处理完毕，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在以后的整整3年中，我们各自向自己的熟人打听情况，各种当事人和间接知情者的说法均不一致，有些事情的追溯，令人困惑、痛苦，从而不得不感叹人生无常，乃至荒诞！
对此，老包有一点不依不饶。我虽然觉得事情蹊跷，有探索的欲望，但我却不堪面对当事人们的痛苦。所以我最后对老包说了一句话：老贾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如果追究下去，势必对活着的人造成压力，以死人压活人，算了吧！相信当事人会更加痛苦，吸取教训，不再重犯就行了。
此后我将这次侦探的情结移往毛泽东的公私案件研究，老包也再未提到过这件事。他的内心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他终究是也是爱护活着的人的。我希望，活着的人也能体会老包的这份仁心。
（2007年11月4日 写于包遵信先生追悼会次日）
附录：
社会监督体系概述（提纲）
社会监督体系与政治文明
中国社会监督问题
可能的模式
中国社会监督体系的改造与完善
一、社会监督体系与政治文明
社会监督指的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这一对事物中，社会对于国家的责任，对于政府的关系。
社会监督的发生、发展，是随着国家和政府职能的生长发展而逐渐发育的，现代民主社会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和体系。换言之，社会监督机制是否健全，体系是否完善，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水平、制度化程度，与人民在国家权力中所处地位及其自治能力的标志。
为什么要监督政府？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弊病与社会安定与发展的矛盾
社会监督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关系──自发性、理论与实践
文明成果
二、中国社会监督问题
父权制与皇权制下的社会监督
一党专政下的社会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监督现状
制约权力的权力无保障
三、可能的模式
1、理想社会监督结构模型
社会制约层──体现主权在民
政党制约层──体现多党竞争
权力制衡层——体现三权分立
2、社会制约的内容
全民公决──人民裁量权
大选──选举权
弹劾──罢免权
社会自组织──结社权
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权
3、政党制约的内容
竞争关系
监督关系
权力授受制约
4、权力制衡的内容
立法权
司法权
行政权
5、三个制约层次的关系──社会监督体系的运作模式
权力授受
信息披露
违宪纠正
四、中国社会监督体系的改造与完善
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
现行宪法言论、结社自由权利的兑现
人大职能的完善与实现
建立宪法法院
各级行政部门的信息披露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
最高权力的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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