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三）

（新西兰）周素子


张篷舟

    张蓬舟，原名张映璧，生于1904年，为上世纪3、40年代《大公报》的名记者、编辑，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在香港和大后方时期，都写过出色的报导。于50年代初由香港返回大陆，仍在新闻界工作。一个在1949年前即已扬名，尤其身为干系重大的新闻工作者，难免不遭受到1957年厄运的，他的被划为右派自不足为奇。这之后撰稿自然受限制，在新闻界也不能再露面。及至20年后“改正”，但已至耄耋之年，不再能参与社会各界活动。因此除了一些老报人，即使同住北京者，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我的受业师周采泉翁广交学人，以文会友，当代名家如张伯驹、周汝昌、富寿荪、徐定戡、周退密、陈兼与、施蛰存等，以至被人冷落的如青海何之硕、兰州张思温，更如北京张蓬舟，他都与之时时书札通问，探讨学术。采翁学问渊博，为学界所推崇。我受采翁奖掖于患难之中。待到落实政策“改正”，我进入杂志社工作，经常要在全国各地进行采访活动，每到一地，采翁必让我拜识当地学者，使我在书本之外，获得知人论世的见识。

    我是在1985年面识张蓬舟先生的。之前，由于约稿，已通过信。他先住北京西城骡马胡同一个大杂院里，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就按在先生室外。大院人口众多，尤其在炎夏，用水量大，水声昼夜不绝，先生美其室为“听泉居”。“文革”中红卫兵曾抄其家，但所抄除书籍外，所有财产仅12元现金，并无银行存折。按理原曾为名记者、作家，稿费多，工资高，且单身一人，无拖累，应该像沈雁冰先生一样，以麻袋装钞票才是，蓬舟先生则非是，其洒脱倜傥可以想见。

    1985年夏，我因公上北京约稿。在京期间，他约我们于北京西城一家西餐馆同进晚餐，我与陈朗同往。其时张老已过80高龄，但仍面目清朗，身材挺拔，风度从容。他吸雪笳，吃西餐，是一个洋派老人。他平时即在这家西餐馆包餐（每日吃一顿晚饭）。这家餐馆深知他习性，不容分付，即先为送上饮料。他为我俩点好食品后，自己则是一盆面条，上盖以生切之黄瓜丝、西红柿片。见他细嚼慢咽，还悠然吸着雪笳。当他得知我们家里还有老母及两个女儿时，表示很遗憾未邀同食，即请餐馆另备3份精美食品馈赠，嘱带回家。感情细致如此。

    后与张篷舟交往中，得知张篷舟夫人姓杨，福州人，早于50年前逝于苏州。当时夫人正怀着第2个孩子，而抗日战火正浓，身为《大公报》记者，他安顿了夫人与长子，只身赴桂林前线，在枪林弹雨中，作战地报导，于国事倾注了满腔热血。等到先生得知夫人病危，日夜兼程东归，然已香销玉殒。先生遂为夫人营墓于苏州郊区。从此，飘然一身，50年来携子相依，再未结婚。先生在谈话中多次自责，没有将夫人照顾好，引为终生内疚。他说起后来在香港时，租房、寄食，父子二人正好花掉全部薪水云云。

    先生对故里四川成都，感情浓厚，着有唐代成都诗妓传记《薛涛》，1947年前出过四版。赠我们两册乃为不久前的新版。他还准备写当代歌唱家管夫人（郎毓秀）传。他说我若出差四川，可为介绍识面。当时他正在致力于《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撰写，计划写12册，已完成6册，交由四川某出版社出版。以先生的年龄、精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史着，搜集资料，露纂晨抄，其艰巨可想而知。先生有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时间表，让我们窥见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一种治学精神和方式，丝毫不懈怠，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毅力，且自成一种规律。他每日在傍晚看完电视新闻联播后开始工作，中夜2时作半小时的休息后，继续工作到凌晨4时，然后上床睡觉，至上午9时起床，已睡够约5个小时。然后进食，整理内务，购物，收发信函，访友等等。中午12时中饭，饭后午睡至下午4时，如此睡眠已达8小时。下午4时午休之后，是先生一日之中最大的休憩与享受。他漫步至包餐馆，坐于一隅，悠然吸雪茄烟，喝饮料，细嚼慢咽。这一生活规律，在“文革”中难免有所破坏，但大致仍如此。他在餐馆消耗约2个半小时，再漫步回家，于7时正收看新闻联播，然后又开始工作。周而复始，生命不息，著述不止，不知老之将至。

    他曾到过东郊团结湖访问我家并便饭。又邀请我们到他刚搬入的北京西南郊蒲黄榆新居作客。我带了二幼、三幼，“按图索骥”找到了他的新居。楼刚落成，道路尚未修整。先生居一层楼，一个二居室套房。他对新居非常满意，所有厨房用具一律崭新，还有一只小小的匣式冰箱。书架尚未购置，书籍还捆扎着放在客厅兼书房的大间里，与南窗成直角放一张大书桌。家具简朴，素壁几无装饰。先生的孙女在四川某大学读书，暑期返京与祖父同住，孙女住北向一间稍大的卧室。先生的卧室则在书房隔壁，南向、甚小，仅一单人床倚壁而放。墙上唯一装饰是一张大幅杨夫人半身玉照，照中身微侧，左手置身后，右手举放脑后，穿大方格双色毛衣，秀发如云，窈窕妩媚。书房中唯一的这张大桌上，除简单的几件文具外，还放着一个小小的杨夫人玉照镜架，斜置于案头最佳视线内，与卧室大照片属同一形象。我曾将镜架随手挪看，还小心放回原处，但先生进入书房，到书桌前时，下意识似地感觉到照片位置有了毫厘之差，遂轻轻的重新移动了一下。这一个细微动作，令我感动至今深刻难忘。是呀！半个世纪以来，先生与此玉照朝夕相对，即使位置有毫厘之差，能不明察？先生赞扬夫人，谓世间女子无此温婉、聪明。

    那天在他家看了许多旧照片， 有东渡日本时期的，有香港《大公报》工作时期的。先生年轻时有“城北徐公”之貌。先生的日记极具特色，如某日游某公园，此页即粘贴此公园门票；某夜观某剧，此页即粘贴此夜戏票。其中尚有在日本时的游历门券，可作为历史资料看。我曾撰文将其介绍在拙编《风景名胜》杂志上。旧照片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与杨夫人的每帧合照，有两人欢笑无邪、携手坐于树下的；有景物两忘同看一书的。其中还有一张为先生独自徘徊于荒郊的旧照。他说这是他从香港归来后，在苏州郊区寻觅杨夫人湮墓时所留影。时序变迁，坟墓已无踪迹可寻，衹剩寒风酸眼！

    先生新居南向是一个公家机关的冷藏库。因号其新居为“冷对庐”，贴切含蓄。新居南窗下是一片黄土地，有手植杨柳7、8棵，仅一人高，因夫人姓杨，故植杨以纪念。先生说，他所居之处，衹要能植树，他都植杨树。

    先生于1991年夏去世，其时我在杭州，陈朗恰在北京，接到讣告，曾填《沁园春》词一阕挽之。词录如下：沁园春  挽张篷舟为真男子，是名记者，往矣篷舟。念东瀛放桌，曾书皮相；大场载笔，亦枕戈矛。沥胆披肝，追踪蹑迹，纪事赓编百十秋。（注1）重回首，道平生事业，别有温柔。（2）

    跼天谁数诗囚。但衹取清奇做一流。（3）对枇杷门巷，焉求颉顽；（4）菖蒲烟水，可也绸缪。（5）独惜深红，还期嫩绿，十样蛮笺仔细搜。画图在，（6）向蜀鹃啼处，魂系江楼。

    1，君1936年赴日本调研，归国着《日本皮相论》一书。8.13事变期间，深入前线，作战场报道，并以杨纪笔名写有《大场必守论》等专文，名噪一时。晚岁协助王芸生修订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巨编，又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成稿六卷。

    2，君年20始研薛涛，穷数10年，至老不懈。

    3，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著名诗人分立六主，其下为客，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四级。孟郊为清奇苦僻主，清奇雅正之升堂者为方干、马戴、伍藩、贾岛、厉元、项斯、薛涛，共七人。

    4，薛涛《咏八十一》诗：“开时九九知数，见处双双颉颃。”

    5，元稹《寄赠薛涛》诗：“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6，张大千丁亥为绘《薛涛制笺图》，君曾于所著四版《薛涛》一书中作为插图。


    附：周采泉致张蓬舟札

    采泉先生道席：奉读惠书，如亲芝范。所附诸诗，并皆高妙，至深钦佩。前作《杜甫草堂》，实对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而发，以为不及范文澜之公允也。足下以为如何？《澳门报》大作，甚欲拜读，可否复制一份见寄？《柳如是传》已杀青否？前知陈寅恪业有所作，想邀鉴及。拙作《薜涛诗笺》，至祁教政。塑像之议，已见温昌绪、刘啸音两种，温作曾展于美术馆，刘作已建于三台县。愚以为均不见佳，不如无有也。尊意欲竖于乐山，未悉是否囿于刘孟沆以为涛系该县人之故，刘说谓据县志，弟已查过，实无此说也。今后有便，尚祁时赐教言。先生已过古稀，自谦称晚，罪杀小弟矣。幸勿客气，始见交情。草此奉复，敬颂道安。弟篷舟上言。6月12.


林希翎

    1957年中共整风运动，在“鸣放”阶段，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本着由衷的、天真的出于爱戴向党提出我见，以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马首是瞻，各省市学生无意间互相影响，像钱江的潮水，后浪推前浪，蔚为壮观，其程度可与后来的89年天安门广场的波澜相比拟，衹是形式不同而已，然而，无论朝野皆浑然对“阴谋”、“阳谋”玄机其时皆无法体会。等到反右运动步步深入，殃及年轻学子，北京各大专院校就首当其冲，其中以北京大学谭天荣、人民大学林希翎为批判重点，全国报刊，一时撰文对其批倒、批臭，长篇累牍，历久不衰，其触目惊心的程度，不下于批判大右派储安平、章伯钧、葛佩琦等。为配合报刊批斗，还有电影《反右派斗争》宣扬教育广大人民，让人民进一步唾弃右派份子。我当时是福建师大艺术系学生，我班以比例，要“揪出”两个右派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叶焜.学生右派年轻阅历浅，在此后的20多年遭遇中一般都沦落在低层，是右派这一族群中最为惨淡者。当时《反右派斗争》宣传影片在福州公映时，身为右派，我没有胆量去看，可是叶焜看后，回来悄悄的、激动的对我说，他在电影里看到学生右派中的大右派林希翎了，他非常敬佩她在斗争场面上，面对着千夫所指（应该是万夫），从容自若，面无惧色，并说她面目清丽，穿一袭旧军装，两袖卷在肘弯处，一副英姿勃发的样子。叶焜赞叹说，做右派就应该像她这样，“臭”得壮烈，像我们这样窝窝囊囊被人揪斗一场，算什么？叶焜还说，他要设法到南洋经营橡胶园的姑妈那里去，他要混出一个百万富翁来，他要挣钱给林希翎用。我以后就一直后悔，没有看到穿旧军装，面目清丽，临危不惧的林希翎形象！

    意想不到的是，度过了艰难困顿的23年后，我和林希翎都生存下来，我们不但相遇，而且相交。那是在80年代初，全国右派大都已“落实政策”，安置就绪，而林希翎则属于少数几个典型右派，不予“改正”，留作“活教材”者，以示党的政策路线一贯光荣、正确，反右衹是“扩大化”而已，右派以百万计，除章伯钧、林希翎等5、6人外，其他均为“扩大化”。林希翎从她待罪的浙江省武义县前往北京，奔走于各有关部门，要求彻底平反。此时她认识了从大西北返回原单位的右派乡亲陈朗，于是在京活动期间，就曾一度寄宿在和平里陈朗和女儿的住处。其时我在杭州工作，二幼等自京来信时时提及林希翎种种，说她是一个热情、活跃、不拘小节的人。她虽然往返北京多次，但都与我到北京的时间相左，始终无缘识面。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父亲早在40年代去了香港，她随母在浙江，成年后就读于北京人民大学法律系。人们说她因为钦佩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二位敢于批判大学者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因为是小人物批判大人物，几经受挫，毛泽东给他俩撑过腰，而成为全国明星，程海果推祟这种精神，在他们大名“李希凡”、“蓝翎”中各取一字，因母亲姓林，故名“林希翎”。陈朗曾问过她是否如此，她说这是巧合，非事实。

    1982年夏，我在杭州为暑期《大学语文》教材集体备课，回家上楼，见东窗下，一位体态丰盈的中年女子，大大冽冽的半躺在藤椅上，微笑着并不起身，陈朗坐在她左侧，他让我猜猜这是谁？我不待思索冲口而出：“林希翎！”她并不接话，也不起身，却以脚用力顿地板，大声赞叹，说她料不到陈朗有这么一位有风度的夫人，说陈朗好福气。这一次她在我杭州的家中，住了3个晚上。此时她的工作已初步落实在金华市文联。她又忙碌起来，大多受人之托，到杭州时，她即带来一本《曹天风诗集》稿。曹天风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旧体诗家，老右派，程海果与他并未谋面，即为之奔走谋出版。又因她在人民大学是学法律的，所以亦有多人托她担任辩护律师，在中国这块权大于法的国家里，她觉得十分无奈。一日深夜，我们总算有机会谈心，她说到她的婚姻。说反右斗争后，她曾一度留在人民大学干些杂活，起“惩恶示众”的“活教材”作用，后来被辗转送往监狱和劳改农场（剧协老右派戴再民曾在一个拘留场所与林希翎有过短暂的待罪遭遇，老戴说林希翎每日记日记，锻练身体，还拉二胡自娱，没有丝毫自暴自弃情绪，甚佩服她）。她说到她在监狱时，由于死不认罪，时与管监狱干部发生冲突，干部骂她，说像她这样的认罪态度将会老死监狱而断子绝孙。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于日理万机中忽然向左右问了一句“林希翎现在干什么？”于是立即被关注，立即鸡犬升天，立即从农场被安置到浙江省武义县一个农机厂当工人。她的师傅是一位从浙江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年轻的师傅与徒弟在朝夕相处中，被她的性格魅力所吸引，由欣赏、爱慕而求婚。林希翎自我解嘲说，在囹圄中与社会相隔若干年，一旦重回，就像出土文物，仍然保持着“入土”前的学生风范，仍然单纯。林希翎不得不向年轻师傅暴露真实身份与不相符的年龄差距。师傅认为既然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关心她，夫复何疑？至于年龄大小，他也不在乎。林希翎想到了监狱干部咒她断子绝孙的话，何况小伙子不在乎年龄差距和她的政治身份，遂与之结婚了。婚后他们有了两个男孩，都是由孩子外婆带大的。至于他俩的夫妻感情，并不很谐调。她感叹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她不应该结婚，她没有资格为人妻子，为人母亲云云。

    在这一次武林夜话后，我再得到她的消息都在报章上，先是有消息报导林希翎到香港并到台湾探父，在台湾，她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态对国共两党均不感兴趣，她来台湾仅是探视父亲云云。

    到了80年代中期，报章又载林希翎一家四口赴法旅居，她被聘为法国某科学院院士。

    我和林希翎之间，从无鱼雁往返，我们之间非老友，非深交，衹是有共同的命运，今后若有机会重逢，我相信我们仍然会彼此沟通的。

    57年“鸣放”运动以前，身为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林希翎即已头角渐露。曾受聘为《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到各地采访，并多次担任陪审员，参与政法方面的社会活动。在这期间，她得识了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且与胡的一位青年秘书某多有接触。鸣放运动开始后，与某的接触尤多，从大鸣大放的交流发展成为恋爱关系，且发展得很快，待林人大毕业就将举行婚礼。谁料风云突变，一场反右的大风暴将这对情人分隔开了。某也被打成右派，且被开除出中央所在单位，流放到外省。等到他们的重逢，已是20多年之后的80年代初，林为落实政策到京上访时，二人都经过沉沦且各自都已结婚并有子女了。他俩在北京曾抱头痛哭……

    80年代初林在北京为其平反事奔走，曾与胡耀邦有过多次电话交谈。也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交涉多回，最后衹允许发给她一张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证书，连“改正”也得不着。当年人大给右派定性时，革命前辈、老校长吴玉章出于爱护之心，要保她而没有保住，结果她被定为“极右”学生而重判15年徒刑。后来虽因毛泽东一句话“从宽”给分配到武义农机厂当工人，实则刑期也差不多已经满了（衹差几个月）。人民大学之所以不给以“改正”，显然是出于最高决策者的旨意，即要在全国保留若干个右派作为“活”的“标本”，用以说明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没有错（衹是“扩大化”而已）。当林希翎拿到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证书，准备“打道回府”回浙江时，曾向胡耀邦电话告别。行前，得到胡命秘书转致她的8字赠言：“衹要我在，后会有期。”可惜的是不久林希翎即离开了大陆，“我”后来竟“不在”， “后会”自然是无望的了。

    也是80年代初，林希翎即将离开大陆赴海外探亲之际，她草了一篇数万言的《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信的开头称谓为“邓伯伯”。信发出了，据说邓接读此信后，曾“大发雷霆”。看来邓的气度不及胡耀邦的大。此信的副本，在林离开大陆前先曾请一位知友赴香港时带出，嘱托在未得到她同意前不能公布。等到林抵香港后不久，此信终于在《广角镜》上连续两期全文发表了。文的内容大致分两个部分：前部分阐述当年自己的右派言论，无论政见，与对社会制度、经济等观点，同邓复出后所实施的各项改革，都很相似。她说她不改初衷，十分愿意做右派，无须为她平反或“改正”，说她右派当定了。于是她强烈地提出要求给她一个人民代表的席位，让她参加人大会议，充分抒发她的右派论点。后部分请求因她牵连而被打成右派或受其他不公正待遇的近百人，给予他们平反，因为在鸣放中，许多青年曾响应她的论点，在反右当中，有些同情过她的人，均受到各种迫害。文中还举了一些事例，其中一例是她被打成右派之初遭到拘捕，关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监狱，因病住在公安设的医院治疗时，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考虑到毛或收不到信，想到鸣放阶段曾经得到郭沫若对她的当面赞赏，也许郭能帮她将信转去。因在住院当中一位护士对她表过同情，她即委托这位护士将信寄给郭再由其转递。护士毅然担负了此一委托。不想郭某竟直接将信交付给了市公安局。这位护士于是遭了殃，被开除并被打为右派。林希翎文中对郭沫若有一评语，谓“有才无德”。

    当林希翎80年代在京活动平反之事时，与文艺界人士多有接触，中央电视台新闻摄制组对她的活动有作录摄之举。他们竟未忘怀她当年叱吒风云的日子，可见她的“知名度”。当时录摄安排的诸场景有：她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的，与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与陈朗好友陆阳春的，等等。无非都是与右派们在一起。右派确是“香”了一阵。已经摄录了一部分，且作过试映，但未完成，停止了，故未得到正式放映。不管如何，80年代大陆的文化艺术界确曾透露出一丝曙光来，以后的岁月则是随着右派白桦的电影作品《苦恋》的挨批，与清除“精神污染”新运动，复归于黯然了。至于林希翎，在大陆就少有人再提起她来，谁还能记起鸣放时她的那段“苦恋”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