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号-特稿 亚衣简介 亚衣文章检索

 
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旗帜——林希翎..亚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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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旗帜
——访“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

亚 衣


    5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4年级学生林希翎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就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问题向当权的共产党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份子。在上世纪7、80年代中共大规模地对右派份子摘帽改正运动中,她又成了与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样不予改正的稀有人物。在今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林希翎连续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洛杉矶举行的两个研讨会,之后冒着酷暑来到纽约演讲。在《北京之春》编辑部,70高龄的林希翎女士与记者就感兴趣的问题作了长谈。


从“少年红色娘子军”到文艺评论家


    亚  衣:许多人说您的演讲很成功。专制者总希望人们忘却历史,人民则努力与遗忘斗争。您曾经几次提到,反右运动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我觉得要唤起记忆,不忘历史,就不能忘记历史的主体——一个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在50年前被官方称为右派份子进攻——实际上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林希翎都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角色。让《北京之春》的读者完整地了解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请您先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包括家庭背景,从军经历以及学历向大家介绍一下。
    林希翎: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所以取名为海果。我的父亲名叫程逸品,原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候与傅斯年他们在一起,后来参加东北流亡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抓捕学生领袖,我父亲就逃,一直逃到上海。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得英语,日语,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学院,当时世界语运动也是左派运动的一个部分。我舅舅林林也是作家、画家,是鲁迅的学生,柔石的好友。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我的舅舅和一批左翼作家。我的外公是清朝第一代大学生,母亲林静枝出身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受我舅舅影响,来到上海在产科学校读书,与左翼作家也有很多联系,还参加过共青团,搞学运两次被捕,被关在法租界。父母亲结婚的婚礼主持人还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一位大学教授。

    亚  衣:您曾经自称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后来怎么会到军队中去的呢?
    林希翎:我是抗战之女。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日本攻占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逃难到浙江,后来居住在我外公的老家,温州温岭。父亲曾经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1948年离开了家庭。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供我读书,1949年共产党占领浙江,我正在温岭高中念书。县长到学校里来动员学生参军,我就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中文盲很多,我这样的中学生算是“女秀才”,在军队里我主要做文书工作,当教员,写文章,编剧本,后来还调到干部部组织科,负责写所有团以上干部的履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全是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楚,所以入不了党、团。1953年,军队领导把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那时我是部队的排级干部,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亚衣:很多风云人物在风云时代的表现往往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据我所知,在您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时候,感兴趣的却是文艺理论;您在全国因为右派而出名是在1957年,而早在1955年,您在《文艺报》上就发表了关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他们的创作方法关系的论文。
    林希翎:我前面跟你讲过,我从小对文学感兴趣,与母亲是作家有很大关系。我在1954年就写了你说的这篇文章,《文艺报》审查了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刚刚批评了压制小人物的官僚主义,所以他们对我的稿件也不敢随意处置。我在人大是科研小组的成员,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实际兴趣是整个人文科学。有一次学校请李希凡、蓝翎等人来作关于《红楼梦》的报告。经济学家吴大昆教授也有一篇论文,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考察了明末的经济发展,经商呀,丝绸买卖呀。说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就造成了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人物的产生,才会追求自由和爱情。(亚衣:是不是写过把经济学研究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吴大昆?)是吧。吴大昆教授这种说法大概很符合唯物史观,我却不认同这样一种解释,就站起来发言,表示不同意。我说梁山泊、祝英台以及很多古典文学及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包括古老《诗经》里面的描述,说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人的本性。那种套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教条主义。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是人的天性。这个大观园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爱情故事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关系。我发言完毕,蓝翎马上说这位法律系的女同学讲得很好,表示支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这么一来就很轰动。会议之后他们要我留下来。希望我去《人民日报》谈谈,写写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学术气氛很好,可以自由讨论,就是反胡风不好。

    亚衣:顺便有一个小问题求证一下,有一种说法是,您是因为崇拜当时被毛泽东赞扬的李希凡、蓝翎,所以改名为“林希翎”;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您在文艺评论中涉及到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所以使用了“林希翎”这个笔名。
    林希翎:说我崇拜李希凡、蓝翎,而且作为我个人主义的一条罪状,全是瞎说。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是我的文章的初稿中写到的。我的文章首先是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我是在帮胡风。因为我当时觉得报纸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一批又一批材料,完全构不成反革命集团,最多祇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胡风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写真实,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多次以巴尔扎克为例,说那些社会主义之前“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世界观虽然是旧的,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公论,为什么单单批判胡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胡风实际上也是一致的。而我的观点是一元论,不是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来说明问题,而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本身有存在矛盾,这个观点是我创造的,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一生所有的灾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文章很长,既批评了胡风,也点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亚衣: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我的文章说林、李、蓝的观点与胡风一致。文章被压了1年多,《文艺报》后来把文章直接送到林默涵那里审查,后来编辑部找我谈话,说可以发表,但主要讲自己观点,不要点别人(就是林、李、蓝)的名字。《文艺报》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书,,让我看了一个星期,文章的题目也改成了“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我想我写了那么辛苦,总希望发表,但是不点他们的名字又不甘心。我打电话给《文艺报》编辑侯金镜,后来又直接打电话给印刷厂,把文章署名改名为林希翎,把他们不让提的名字放在一起提出来。就这么恶作剧地开一个玩笑,开出了“林希翎”的大名。其实我还用过许多其它的笔名,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希翎这个笔名被载入史册。


向《共产党人》挑战,第一次自身维权


    亚  衣:实际上在反右以前你已经是一个活跃份子了,这与当时的大气氛可能有关。
    林希翎:我前面说过,除了反胡风不好,当时整个气氛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支持小人物是反对官僚权威,周恩来提出了知识份子“向科学进军”。团中央与文艺界关系也很好,和作家协会联合开了一个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我参加了评论组。胡耀邦、项南号召全国青年向苏联的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一个主人翁,向官僚主义开火的小姑娘(亚衣:这是50年代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当时《中国青年》全文转载的)。那时《中国青年报》每一期都有“辣椒”副刊。专门揭露官僚主义。号召作家要干预生活,刘宾雁、王蒙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个背景,与苏联斯大林之后的变化很有关系。

    亚  衣:你第一次受难是在反右前的195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提出商榷受到公开的攻击,据说当时还惊动了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林希翎: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对文学创作都很重视。那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编辑部专论,谈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艺报》叫我写文章参加讨论,我就请了一个创作假,花一个星期写了3万8千字的文章,题目是“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副标题是“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文章拿到学校科研部打印,我把文章交给科研部一个姓曹的干部,这个人后来成为北京市四人帮写作班子的一个笔杆子,当时他一看题目就火冒三丈,将稿子往地上一摔,说程海果,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用这么大的口气,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你算老几,谁给你出的主意?他不看文章的内容,就这样侮辱我,真是岂有此理,把我气哭了。我想,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刚刚说过不要压制小人物吗,我就写信给吴玉章校长,吴老决定将我的文章打印分发给学校各部门和社会上有关单位。吴老当时还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这样一来,姓曹的干部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就化名“究真”,写了一篇东西送到《中国青年报》,咳,往事不堪回首,1956年6月1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记不了,《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还加配了丑化我的漫画,抽烟,喝酒。文章说我狂妄自大,其中的一条罪状就是说我为了出名,崇拜李希凡、蓝翎,将名字改成了林希翎。前面提到的那个说法就是从这篇文章出来的。我看了文章,气得直哭,考试也不愿参加了。

    亚  衣:《中国青年报》后来不是为您“平反”了吗?
    林希翎:那时我刚刚学了《刑法》,知道了有诽谤罪,于是就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亚衣,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维权运动,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后来我的未婚夫,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告诉我,胡耀邦在飞机上看到这篇文章火冒八丈,让秘书立即把张黎群叫来(亚衣:就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在反右中被胡耀邦保了下来的那个?)是的。说怎们能够这样对待年轻学生,一棍子打死?人大校长吴老、聂真副校长也很恼火,说要追查这件事情。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当时在机关工作,后来成为作家的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对究真的文章作了批评。还以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两次自我检讨:“事实与教训——林希翎事件调查报告”,称所登究真文章失实,向被批评者道歉,承认错误。但我看了之后不满意,这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的人为身什么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为什么不向我公开道歉?于是我写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是按照法律文书形式写的,被告是谁,原告是谁,有名有姓,由事实根据。引起强烈震撼,聂真批准打印了许多份分发各个单位,包括调查小组,学联和妇联。我又到外面打印社印了100多份,到处寄发。这是后来判我反革命罪的重要罪状,说是诬衊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我一生的第一次维权运动。

    亚  衣:胡耀邦找您谈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
    林希翎:是的。那时胡耀邦约我去他家里谈谈,和我谈了4个多小时,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请我吃饭,他的母亲和秘书一起吃饭。他还让我参观他家,说以前是李莲英住的。一直到下午3点,他一看表说糟了,中央开会过了时间,拔腿就跑。我们谈话非常随便。在我的观念里,没有把胡耀邦当作什么首长,我称他耀邦同志,没有叫他书记。我这个人很高傲,尊重真才实学,一般干部我也看不起。可是我发现这个干部居然很有学问。胡耀邦考我,马列主义那段话在什么文章里,我对答如流。连得在那本书的第几页都知道,他很吃惊。后来有一个题目他把我考倒了,胡耀邦问我有没有读过韩非子的作品?我说没有,老师没有教过。他认为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法学家,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我们当时的课程是学苏联的,有世界法律史,古罗马法,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有,就是没有韩非子的。这使得我对胡耀邦比较钦佩,我想他居然懂这么多。在谈话中我还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僵化提了意见。我说现在批评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其实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大学没有星期日,星期天就是星期七。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2个小时时间,还要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做扔手拍游戏,这有什么意思?拿我这个学生来说,有那么多业余事情要做:课代表,系篮球队队员,校排球队队员,校乒乓球队队员,校乐队队员,要练球、练乐器,我还要看报纸。既然号召向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有个性,有棱角,为什么我有了一点个性就要这样对待我?也许我的谈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我说,你与耀邦同志说话怎么这样放肆?我们就认识了。我与很多高级干部交谈过,包括吴老吴玉章、谢觉哉,还有邓拓、张黎群等。


50天无冕之王:为苦难民众打抱不平


    亚  衣:胡耀邦为您提供了一个做无冕之王的机会?
    林希翎: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耀邦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他对我说,我做青年工作以来接触了那么多青年,也认识很多女青年,的确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青年,这么勇敢。我希望您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他说《中国青年报》文章的这件事我不要管了,包在他身上,为我彻底平反;还叫我继续往前走,不要被他们吓倒。那时正好要放暑假,他把张黎群找来,让我做《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与总编室主任陈棣,还有崔同华,一起到西北地区考察体验生活,写一些报告给下一次团代会罗毅同志提供一些材料。胡耀邦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说一言为定。后来我去了大西北,到陕西、甘肃,还去了玉门油矿,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下面的农民、工人这么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在北京生活,简直是“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把妹妹卖给一个老头抵债;在火车站,农民排队3天3夜买不到票。我问站长票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开后门了。我打电话到上级部门,他们保证2个星期内扩建候车室。我一路做记者,用这个无冕王冠到处打抱不平,反官僚主义。到了玉门油矿,那里的干部请我们吃小灶,我说我是学生,不要吃小灶,要到工人食堂去吃饭。食堂门口排队排得老长,因为风沙很大,工人的饭盒里有很多砂子。那里的工人经常罢工,逃跑。为什么?那些上海来支边的工人对我说,他们受了骗了。在上海动员工人支边的时候,说玉门是一个新兴的石油城,有花园,戏院,可以跳舞,连得洗衣服也不要水,祇要在汽油里面放一下,拿出了就干净了。共产党从来就是作假的,我听了这一些简直气愤极了。我后来要求到油矿的女子测量队去,这是全国的典型,报纸电台经常报道她们,队长还出国访问。开始油田的领导不同意,说那里非常艰苦。我说胡耀邦要我来体验生活,我不是来享受的,既然是先进单位,我就要更要去体验了。到了测量队之后我才发现,女子测量队中有30多个女工,竟然还有20多个男工人,因为这野外作业,许多工作女人是无法胜任的。每当外面的记者来采访,领导就让男工人呆在帐篷里睡觉。我认为这是制造假典型,无耻到极点。我在戈壁滩上呆了半个多月,骑骆驼,睡帐篷,早晚了冷得要死,中午太阳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测量队员要画图,连得一个墨镜都没有,工人个个眼睛血红,皮肤晒得漆黑,得胃病和妇女病的很多。如果要洗澡,得隔两个星期到玉门才能洗个澡。上面的慰问团一来,每个队员发一件跳舞服装,一起照相。我和他们的年龄差不多,看着姑娘们在戈壁滩上的生活,跟出了个主意,帮他们起草了给胡耀邦的一封信,她们全体签名。我一回到北京就把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还写了一篇文章“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又引起了轰动。

    亚  衣:你做的这些事情,看来都是为后来成为右派做的热身动作。
    林希翎:不错,这也是我第二年成为右派的罪名之一。胡耀邦把信交给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马上命令解散女子测量队,把队员全部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姑娘们把我当作救命恩人,可是反右的时候又叫她们揭发我怎么在油田煽风点火的。那次回到北京我还写了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喜相逢”,丁聪还配了一个漫画,登载1956年12月9号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不是反右,可能会拍电影。为了这个文章,邓拓还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历来以诚待人,和别人讲真话,别人也和我讲真话。我问邓拓《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多发一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邓拓跟我说,海果啊,我们今天这里发了,明天海外马上转载。我给你看看海外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一篇香港报纸转载的《人民日报》讽刺公费医疗制度的文章。在当时他们的观念之中,还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一套。邓拓一肚子苦水都对我说:“你以为我这个社长好当?我呀,主席经常半夜三更把我叫过去,训我像训孙子似的。让我做检讨,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写,随便讲。”(亚衣:毛泽东曾经大发雷霆,斥责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我才明白等脱讲的真有道理。文化革命中揭发邓拓的罪行之一是“林希翎的亲密朋友”。


在阴谋与阳谋之中:六次演讲,三大罪状


    亚  衣:您是1957年学生中的大右派举世闻名,不过,很多人对您如何成为右派知之不详。1979年7 月中共人民大学党委对您的“复查结论”中列举了您当年的三条罪状:第一是在北大、人大作了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第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第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据听过您演讲的人回忆,您当时风靡北大、人大的精彩演讲,首次说的是胡风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
    林希翎:北大中文系的调干生刘秉彝是我在部队的战友,他邀请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觉得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北大有民主传统。5月23日北大学生会组织关于胡风问题辩论会,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许多人上台发言,气氛非常激烈。本来我祇是准备听听的,没想到会议主持者宣布要我讲话,我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我是学法律的,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我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有人说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我就说了毛主席的话不是金科玉律。关于社会主义,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甚至苏联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亚  衣:中共中央对胡风案件重新审理,对胡风平反是1980年,比您的质疑晚了23年;邓小平
    提出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是在1979年至1980年,也比您迟了20多年。看来您的全部错误是,比这类中共伟大领袖们发现伟大思想早了20年。据说您当时得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是来自您的恋人——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先生。
    林希翎:那个时候很多人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片断,感到很震撼,我还从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中印证了一些情况。我在和曹治雄约会的时候问他知不知道秘密报告,他说当然知道,全文都看了。我那时没有看过全文,问曹借了带回学校去看,看到半夜,全身发抖。我没有想到我所崇拜的斯大林这么残暴,人们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难道明天这么黑暗?我就让好朋友同学分头抄这个报告。我在后来的演讲中把报告的内容说了出来。苏联有肃反扩大化,中国也有。这是鸣放中的重要问题。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很好,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睛。亲眼看到了这个秘密报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白流了。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祇是在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的罪行,在感情上觉得不可原谅。

    亚  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中国5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作用。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幸运。毛泽东一直声称要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可怜的中国共产党内根本出不了赫鲁晓夫,当然也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您有没有觉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赫鲁晓夫问题上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
    林希翎: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其实政治家也一样。斯大林压制过毛泽东,就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使得毛泽东感到轻松甚至“解放”。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批判对他是很大的刺激。中国知识份子欢迎赫鲁晓夫的报告,共产党就不能容忍。毛泽东轻信北京市委谎报军情的报告,说北京大学被反革命控制,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等等。


15年徒刑的反面教员——毛泽东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


    亚  衣: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根据毛泽东说的处置方式,对大学生中著名右派份子一般是“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您怎么后来又成了“反革命”,被判处15年徒刑?据说您的案件的处置,涉及到不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
    林希翎:那一年在全市高校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林希翎也来了,对一些犯错误的青年,我们还是给出路,给他们分配工作。可是刘少奇、彭真那些党内官僚主义当权派不一样,邓小平反右的时候是总书记,在内部讲话就中批判过我。刘少奇早在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内参”中就批示:“极右反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我看的事情暴露后,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那里查问曹志雄。我打电话给曹治雄,约他在中山公园见最后一面,有些东西要还给她。他那时已经和我断绝了关系。他与我见面的时候说,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谁在我边上?我说不知道,他说罗部长,他叫我出来见你。曹治雄被撤职,隔离审查。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胡耀邦。我被打成右派后,刘少奇在一次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集会上故意跑到人大队伍来问,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改造得怎样?一些宁左勿右的人纷纷回答:顽固份子,继续反党,态度特别不好。刘少奇不阴不阳地说,那你们要好好监督,不阴不阳说了。第二天罗瑞卿就到人民大学去召开紧急党委会,说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了。把它交给我,我有办法对她实行强制改造。法律系总支书记高欣山连夜找我,脸色都白了,说这下完了(亚衣:这个人是好人。)是的,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处处遇到好人。有一次我在校园里,天已经黑了,一个人叫我,我说你是谁?他说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很快就要被逮捕了。我说不可能,我的案子已经公布了,他说不要太天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还告诉我电话和地址,是南斯拉夫大使馆。多年来吴老的战友,一直为我鸣冤叫屈,谢觉哉也到监狱里面看过我。

    亚  衣:我一直不忍心询问您当时者所受过哪些的痛苦——50年前的你正是风华正茂,与相爱的人准备大学毕业之后结婚。
    林希翎:这些事情,弹指一挥间。肉体的痛苦倒还是次要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他们把你孤立起来,许多人在孤立中垮了。对我来说,因为从小有一种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榜样深深印在心里。无知的群氓对耶稣扔石头,钉十字架;面对大多愚昧的群众,我早就做好了殉道者的思想准备,我经常将屈原的话写在墙上,本子上:举世浑浊唯我清;众人皆醉唯我醒。那时审讯的人常常把他们的罗部长挂在嘴边,我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罗部长,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和生命就与罗瑞卿来一场豪赌,我宁可把牢底坐穿,也要让你们罗部长的暴力万能论彻底失败。我有很强的自信性。永远不在独裁者面前检讨认错。(亚衣:我发现几个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样板,比如彭文应,都是死不认错的。)

    亚  衣:听说您被释放出来是因为毛泽东问道了您?
    林希翎:是的。我被抓毛泽东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亚衣:毛泽东是真的不知道吗?)1973年毛泽东问起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林希翎在干什么,他好不好?吴德说不知道,要去查一查。后来告诉毛说林关在浙江。毛听了很生气,说关她干什么,他年轻,很能干,分配工作。就这样,圣旨下来了,中央电报到浙江省委,把我放了出来。我抓进去是秘密的,放出来也是秘密的,什么文件都没有。管我的那个监狱差不多要暴动了。因为监狱里的人平时叫我大右派,说我顽固到底,从来不认罪。监狱上下都知道我嚣张,经常把我作为反面教材。管监狱的人多次扬言,我刑期满了也不会放,即使监狱里的人都走光了,留下来看大门的还是我这个大右派。可是有一天有人来说程海果同志,把东西收拾一下准备走吧。我穿上了军装,准备上刑场。因为监狱里经常将我陪绑,在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经常叫我去,我也从来没有想活着离开监狱。后来有人告诉我,监狱里的犯人看我往外跑,差一点要暴动。这个时候离我刑满也祇差两个多月时间。


不被改正的“右派活化石”


    亚  衣:1980年5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全国代表性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份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复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5人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祇摘帽子。这5人是全国性的头面人物,您是大学生右派中不予改正的人物。据您所知,在一般百姓中像您这样未获改正的还有多少?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全国未被改正的右派有3000人。
    林希翎:在北京所有大学的右派份子中,就剩我一个活标本。北京大学的全改正了,连得谭天荣,毛泽东曾经把他和我称作一对“金童玉女”的,也改正了。(亚衣:就是那个自称自己的文章是“大毒草”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我看过他关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论说,很有见地。)

    亚  衣:有一种说法,您的右派身份的没有得到改正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有关。胡耀邦明确主张对您改正,结果反而促使邓小平一类顽固份子坚持不改。
    林希翎:197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5月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但是人大党委对我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同意给我改正的,是北京市委不同意。(亚衣:你认为祇是北京市委吗?恐怕是邓小平的意思吧。)当然。胡耀邦对我最暸解,他先后作了3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还在来信上写了“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很有人情味,却不符合邓大人的心意。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有心结,越是胡耀邦说要改正,邓小平越是不予改正;第二,邓小平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如果全部改正了,这个必要性从那里说起?总的留几个做样板。

    亚  衣:您曾经给邓小平写过万言书,对他坚持的反右必要论进行了批评。
    林希翎:我知道自己改正不了,但是不甘心,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单单在北京党政机关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在全国各地受牵连的不计其数。1965年我患重病住院,一位张姓护士冒险为我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毛泽东的信,郭沫若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开除公职。10多年来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给她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然是右派。1980年我在北京一个朋友那里住一个星期,一口气写了给邓小平的信,直接送到耀邦夫人李昭那里,她骑自行车上班,中午吃饭啃一个馒头。我说李大姐,我不想麻烦耀邦了,请您想办法送到上去。后来听说,秘书对邓小平说林希翎给你写信了,要求改正。邓小平说,林希翎,就是要杀共产党的那个?不行。(亚衣:你什么时候说过要杀共产党?这是给葛佩琦按的罪状,其实葛佩琦也没有说过。)葛佩琦倒最后还是平反了。

    亚  衣:您现在不想平反了吧。
    林希翎:从历史来看,当年将我们打成右派是错的,因为我不是右派,而是自由知识份子。如果今天共产党还是认为反对独裁专制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庄严地声明:我就是右派!官方没有必要给我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还是把帽子给我戴回去好。当局说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20多年都改造好了。可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从来没有认罪和认错。50年前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哪有正确的一方向错误的一方要求平反的?
    亚  衣:1957年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你们的思想行为表示由衷的钦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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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亚衣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7年8月31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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