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穷制穷是中共的统治术

（泰国）吴嗣瑜


从“以华制华”到“以穷制穷”

    腐朽没落的满清末期，西方列强为了使他们的对华侵略行径更加顺当，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以清制清”的策略，说白了就是让清国人去牵制清国人。此法一试，效果果然不错.这使得大清帝国的一个邻居有点儿按耐不住了，也跃跃欲试，企图分一杯羹。而到了民国，这个叫日本的邻居已在皇皇中央之国的广袤土地上大摇大摆、大块吃肉了。东洋鬼子有样学样，从西洋鬼子那儿学到了“以华制华”的招数，当然另外还有自身的发挥，效果同样是屡试不爽。

    中国人历来都有“鉴史”的习惯，普通黎民百姓无非是希望统治者以史为鉴，隐恶扬善，造福苍生，而统治者口头上也会这样宣传，大体上都会说“为臣民计”，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宗庙计”才是真的。中共几代领导者里面喜欢读史的人不少，其中应该首推毛泽东，他既读出了豪情万丈的诗意，又读出了帝王将相的权谋之术，尤其是他从东、西洋鬼子那里学来了“以华制华”这一着妙招儿，稍加改装，便成了他的“以穷制穷”的牧民之术，他的后续者更是将此绝招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以穷制穷”的历史。中共治下的中国也同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一样，极少数人占据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多数人却拼着老命竞争极其有限的剩余空间，而且往往争得不亦乐乎。祇不过中共把自己的行经冠以了“国营”的美名——他们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也就代表人民享用权利。一群群贪官们代表人民嫖娼，代表人民大吃大喝，代表人民卡拉OK——这就是三个代表。


“以穷制穷”就是让穷人与穷人自相消耗

    为了防止那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的觉悟，皇帝老二们便预先对臣民进行教化，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命，是天命，认了吧，你们去抢属于你们的那一份剩饭罢了。这个道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是反了，那还了得。不消说，“以穷制穷”，也就是让穷人与穷人自相消耗掉，对巩固政权极其有效。中共上台伊始，便大张旗鼓地施展他的一系列 “以穷制穷”的策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穷人们先是乐此不疲，继而筋疲力尽，最后纷纷空着肚子倒将下去。中共一手炮制的一波又一波运动的整治对象，其实都是已经被剥夺了所有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极穷光蛋，而他们鼓动起来充当打手的群众自然也是穷人。地富反坏右的家产实际上早已被中共收入囊中，群众除了揪斗斗争对象以外，还得为争抢剩下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再互相干上一阵。争夺有限资源，其情形肯定会惨烈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穷制穷”的治国方针便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穷人”们已经不是为了争夺资源了，却是为莫名其妙、荒唐透顶的“革命理想”相互残杀，杀将完毕还不明就里.当中共当权者认为文革的目的已差不多达到后，就将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发配到广大贫瘠的农村，让他们再与比他们更穷的农民伯伯争食仅剩的粗粮野草，好使他们在广阔天地挥霍掉旺盛的革命青春激情，也捎带把农民伯伯的不满情绪消磨一下，此可谓两全其美之策，何乐而不为呢，如此当权者才有一种安全感，不然让这帮精力亢奋的年轻人留在城里始终令当局不放心。这一点其实早已在《水浒传》里就预言过了——朝廷让受招安的梁山好汉（造反派）和方腊义军（农民伯伯）彼此磨掉。于是，皇权或曰“革命政权”稳固了，可是整个国家却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社会道德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其严重程度不是以十年计，而是以百年计甚或千年计。那以后，中共这一奇招更是被精雕细作，被赋予了更时髦的各类现代化名称.在当今的中国，天天都在上演一幕幕如此令人无可奈何的伤心的悲剧：城市交通协管员粗暴地将骑车人扯下来；城管员穷凶极恶地对挑夫拳打脚踢；治安协管员随意对外地民工严刑拷打；邻里之间为了一片瓦甚至一句话就大打出手……再例举下去实在让人灰心丧气——施暴者与被施暴者其实都是弱势群体，那些充当这样员那样员的人，或是失业工人、或是复员军人、或是进城农民——大都应该属于穷人之列，可是为何相煎太急呀！1989年“64”，中共煽动、挑拨穷人的子弟兵血腥地镇压民众，这是一个最为直接、极端、残暴、赤裸裸的“以穷制穷”的铁证.如今，穷人的子弟兵还在继续镇压维权的穷人，日复一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所操纵的，其责难逃，其罪当诛.当兵的为何几乎都是穷人的子弟兵？这是因为穷人们的生存路径非常有限，从军或许能够找到一条生路，不是由于所谓的光荣，而是转业后有可能被安排一份工作。祇要能混口饭吃，“党叫干啥就干啥”——驱赶殴打民众也不在话下，若是表现积极，说不定还有升官的机会。中国人多，不愁兵源，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内地，人们往往还要花钱行贿才能当上兵。不仅是当兵，子女升学、工作调动、户口迁移等等日常生活琐事都得请客送礼，这自然富了贪官，让穷人更穷，而穷人还得继续在羊肠小道上互相残酷竞争，穷人和穷人的争斗，常常比穷人和富人的争斗还来得残酷剧烈。由此可以想见，穷人的路子是多么的窄啊！


专制中国的个人发展机会极不平等

    在一党专制的中国，个人的发展机会极不均等，极少数既得利益者霸占着全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在如此不公的国家里，一个人出生的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特别是那臭名昭著的户口制度，人为地把国民划分为若干等，从而将大多数人限制在资源贫乏的范畴。这种局面太有悖常理了，有悖人性了，简直就是种族隔离政策。著名经济学者、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兰克。耐特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其中最不重要的是努力，最重要的是出身，出身在决定一个人是穷是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经济学者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去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了——所谓的起点不公平，因此他主张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竞争。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个十分典型而又鲜明的佐证，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昭示着权利分配的极大不公。民主国家尽管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但相当的自由度和公认的游戏规则却能对前者起到很大的消解作用。反观集权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权力被一小撮独裁者所垄断，这就是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中共当权者心安理得地观望着贫困的芸芸众生，为一个当兵的名额、一个升学的指标、一块街头的摊位、一斤削价的大米等等而争得人仰马翻、头破血流，他们乐于看到人们为此相互倾扎，像欣赏章回演义小说那般惬意。当人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又来充当救星，如此中共的权力就愈加稳固，当权者愈加有安全感了。可是，长此以往，中华民族仅存的一点儿灵性、心智都将泯灭，人人都变换着奴隶和刁民的面孔混日子，一方坐稳了江山，一方做稳了奴才，这是一副何等糟糕的局面啊！

    学者毛丹在他的一篇名叫《不要简单地梳理社会》的文章中提到：“国家看社会时最容易使用视角霸权，为了使社会情况变得清晰以便于征税、征兵、防止暴乱等等，这类国家总是想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社会情况搞清楚，如有可能就恨不得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张张国家专用地图，打开一张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身份是什么、住在哪里、有多少财富，再打开另一张一看又知道了别的什么东西；国家甚至为此不惜用简单和清楚的社会工程重新建构社会。” 的确，中共政权一直就是如此而行的，总是高高在上，恣意发布名目繁多的圣旨，从未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在治理国家方面历来奉行简单、粗暴的方式，“以穷制穷”便为其中之一，说白了就是人为制造紧张气氛，让老百姓提高警惕，互不信任，彼此监视，以至告密成风.中国人的告密陋习可谓一大国粹，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毛丹还指出：“国家的视角和国家视角指导下的国家行动，危险性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它的片面，而在于它的偏执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撑，成为独断力量，变得难以被社会、个体所抵挡；一句话，它变成了霸权性视角。”用这段话来概括中共政权的本质是再恰当不过了，有这样下流专横的政府，那么，黎民百姓被以穷制穷就再所难免了。

    （作者为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成员，现流亡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