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前景展望

（广东）刘和平


    9月18日，国家统计局罕有地公布了一份统计报告。指出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仅由原来的全球排名第6位跃居到了第4位，人均国民收入也已从1100美元增加到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翻。

    中共十七大将于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再加上“2002年以来”正是以胡温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主政时期，国家统计局在此时公布这样一份统计报告，赶在十七大召开前向全国人民“交作业”的意味非常浓厚。

    这也确实是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但是这一数字同时提醒我们，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未超过3000美元，中国的发展仍未摆脱经济可能徘徊不前、社会可能陷入动荡不安的“拉美化陷阱”阴影。近年来政府运转效率不高、贪污腐败势头未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民生问题困扰广大民众等现象，也表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事业已陷于瓶颈状态，急需从更高的层面加以突破。否则，向下沈沦的可能性亦非绝对没有。

    也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份“期中考试”成绩单，更多更复杂的考题仍然等在后面。那么未来5年中国将走向何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突破点在哪里？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最终将向我们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期末考试”成绩单呢？回顾过去5年胡温的执政历程，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或许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5年祇做了两件事：拆弹与布局


    这些年来，境外舆论对以胡温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及其执政作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统称。那就是，“胡温新政”。的确，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自主政以来，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新理论、新政策、新措施，而且，这些理论、政策、措施，涉及内政、外交及对台、对港等各个方面。同时，由于其执政风格的关系，这些新政并没有给外界留下刀劈斧凿的痕迹。

    不过细细分析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所作所为，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胡温5年来的执政思路与意图，那就是，拆弹与布局。即为中国的下一步关键性改革及长远发展，拆除可能引爆的炸弹；精心谋好篇，布好局，创造一个和谐、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胡温拆弹与布局的举措，是分外、中、内三个层次同步进行的。

    首先看外围层次。当时上台的胡温新领导集体所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友好的外部环境：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势力气势正盛，美、日、澳、印等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不信任感，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及“围堵中国”的叫嚣不绝于耳。但是，这些年来，胡温经过潜心设计的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区域外交和多边外交布局，尤其是通过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成功地拉住了东南亚等周边邻居，避免了其成为其它国家围堵中国的棋子，并使得美、日、印、澳、欧等大国成为了中国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使其在制订围堵中国战略时，无从下手，不得不投鼠忌器。同时，使得国家基本制度、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逐渐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争论焦点中淡出，被常态化的经贸纠纷所取代。

    此外，中国还协助美、日成功地化解了朝核危机。当时的朝核问题既是一颗埋在中国周边、随时可能对中国的发展构成重大冲击的不定时炸弹，同时，也可以成为中国用来对抗美、日的一张牌。但胡温并没有将其当成一张对抗牌来打，而是通过积极促成朝核六方会谈，将其打成了一张和解牌。从而既为自己及东北亚局势拆解了一颗炸弹，又通过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日的疑虑，换来了美日在共同声明中删除“台海内容”的直接回报。

    其次看中间层次。台湾问题，不仅事关到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会不会被打乱，20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会不会错失的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台湾问题之所以越来越突出，台海局势之所以越来越凶险，其中，既与台独势力刻意挑衅有关，也与北京方面制定的战略方针及应对失当有关。因此，台湾问题成为胡温为首的新领导集体最迫切需要解决及最为棘手的难题。

    现在，倒回头来看，我们可以清楚了解胡温在化解台海紧张局势方面的清晰思路：第一步，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给台独势力划下清晰、不可逾越的前进红线，同时，也给自己划下不可能再退的退路，以防台独势力肆无忌惮，及自己进退失据；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以最大的努力，尽最大的善意，促成两岸和平、国共和解及两岸贸与人员交流，争取岛内民心的逆转与回归。虽然由于岛内政客的刻意操弄，一度出现明显缓和迹象的台海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胡温为化解台海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同样，胡温在香港推动董下曾上，及与香港签订CEPA协议，亦是为化解香港的民怨，避免其影响国家形象及拖累国家的发展，是其拆弹和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看内地层面。2003年3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是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棘手难题。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社会警民矛盾、官民矛盾及社会整体民怨的集中反映。当时，胡温并没有就事论事，仅仅替孙志刚申冤，而是顺势拆除了诱发这一矛盾的深层炸弹，即废除了被公认为恶法的《收容遣送办法》。此后，紧盯突发性社会事件（如因房屋拆迁、土地征收而引起的群体性维权事件等），并顺藤摸瓜解决这些突发性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已成为胡温拆弹的常用手段。

    当然5年来，胡温在内政上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处理前任政府因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及经济发展本身失衡，所积压下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过大、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严重问题上。截止目前为止，虽然某些领域的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且有越来越复杂化的迹象，但总体来讲，胡温执政5年来，整个社会确实比以前安定多了，民众的怨气也少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胡温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进行外、中、内三个层面的拆弹与布局时，还分别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两岸和平及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加以配合，显见这些拆弹与布局行为是有备而来的，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

    当然，拆弹与布局，祇是基础性的工作，祇是手段，而非最终目标。那么，“5年磨一剑”后的胡温领导集体，究竟想用它来干什么呢？


“5年磨一剑”的目标：政改攻坚


    种种迹象显示，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5年磨一剑”的目标，是为了下一步郑重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精心的拆弹与布局工作，显然是吸取了中国80年代末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推动改革导致社会动荡，及“苏东坡”因在内外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推动激进改革导致政权变天、国家解体的教训。

    胡温推动政改，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及其它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共识，也不仅仅是因为实现政治民主与文明已经成为了世界潮流，更主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实现进一步发展及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实际上，目前国内面临的腐败现象蔓延难以遏止、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执政效能不高导致资源与环境问题突出、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公平与正义及社会和谐难以实现，及住房、上学、就医难令老百姓民不聊生等等难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越解决问题越多，其总病根实际上就在于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着结构性、根本性的缺陷。就连近年来在境内外闹得沸沸扬扬、政府想彻底根治但却久治不愈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其病根亦在政府的执政能力上，同样与政治体制问题密切相关。

    而且，假如中国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不仅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障碍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突破，甚至已经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成就也将得不到有效保障。而未能彻底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也应是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境外舆论一直存有“中国崩溃论”隐忧的深层原因。

    对此，身在其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痼疾有着切身体会的胡温领导集体，应该比外人看得更加清楚明白。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以胡温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是否怀有的强烈历史使命感与建功立业意识，亦是判断其是否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这些年来，胡温政府每当有重大的政策宣示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四”这一具有特定意义的数字，如光是涉及对台政策时，就提出了至少6个“胡四点”。这显然不是巧合。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以胡温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想要“有所作为”、及“功业要胜过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强烈政治信息。

    对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至少有以下两点可以认定：其一，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其二，通过加入WTO，将中国彻底推上了对外开放及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不归路。目前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正是建基于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目前胡温正在进行的仍然祇能算是“守成”，算不上真正的开拓与建功。

    第四代领导集体要真正在建功立业上有所突破，似乎祇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了。也就是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历史赋予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庄严使命，同时也是有理想、有承担的政治人物求之不得的机遇。

    从近来国内政坛上的“风吹草动”中，我们亦似乎闻到了政改“山雨欲来”的气息：其一是，中央政府近来不断地在强调平衡发展。而在经济发展的腿已经遥遥迈出一大步的情况下，祇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腿跟着迈出，才能算是真正的平衡发展；其次，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向全世界表白，“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其言外之意在于，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亦在追求这些价值观；其三，胡温主政以来，国内传媒的舆论环境相比以前，已有相当程度的开放。其突出表现不仅在于报纸和杂志的社论栏目及评论版面开始变得活跃与敢言起来了，而且，一系列在海内外引起反响、呼吁政改的好文章，如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等，纷纷得以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这些都不是从空穴吹来的风。


发展民主政制的两个基本条件


    谈起中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外界一般会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经济成份的多元化，为中国发展民主政治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这当然没错。但是，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条件却被外界忽视了。

    其一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事业的发展。自1988年在农村部分地区试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工作以来，农村直接选举工作已遍及全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虽然不少境外舆论对此仍有偏见，认为其质素不高，作用不大，而且将这一选举制度未能向乡镇及市县级政府进一步拓展，看成是中国政府没有诚意推广民主政制的典型表现。但是应该看到，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广大农民也是文化质素相对较低的群体。中国几千年来的历次革命和暴动，包括60年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农村并以农民为主体来完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村与农民是影响未来政局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最大隐忧之一。

    因此，农村直接选举发展和基本普及的最大好处，不仅在于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民主权利，更在于让8亿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学会了使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手段，接受了朴素的民主思想洗礼，为未来中国民主政制的全面铺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积极正面的意义，也许祇有在将来才可看得出来。

    其二是，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迅速推广和普及。我们知道，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不仅孕育了西方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的核心民主价值，而且，让西方社会显得更具包容精神。这是民主政制能否发展成功的重要软基础。美、英、法等发达西方国家民主政制发展之所以如此成熟，东欧及亚洲的韩国在建设民主政制上之所以能尽快找到感觉，原因就在于此。同样，经济基础并不亚于上述国家的中东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推广民主政制之所以不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得益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信仰上所采取的宽容政策，西方宗教尤其是以美国福音教派为主的基督教，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已超过2亿。目前，不仅中国各大城市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堂常常在周末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就连河南、陕西等偏远农村，信徒数量亦在以几何数字增长。2004年，笔者回到位于江西的农村故乡，居然惊讶地发现，绿油油的稻田中，每隔8、9里路就竖立着一座简陋的基督教堂。

    经济的发展及物质财富的积累，祇是满足了国人的身体欲望，而西方传来的宗教信仰，则改变了广大信徒的心灵，使他们及整个社会因得到了精神甘露的滋养，变得更加诚信，更加理性，更加友爱。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相较于前者，后一种改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改变。这样的改变，无疑是中国社会真正走向稳定的积极力量，也为中国未来发展民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前境外媒体曾报道，中国将允许共产党员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消息的传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和态度是正面的。


不要指望一步到位


    不久前，著名学者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引发了国人对于政改路线图的热烈讨论。而近年来，政府不断派出官员、专家和学者赴西方民主国家及东方的新加坡、南韩等国考察访问，亦显示出中国正在着手考虑和设计政改的路向。不过，同时官方亦有声音强调，中国政改将不会走西方式的三权分立道路。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民主政体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同中有异。中国当然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哪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个人乐于见到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能够带领国人走出一条更好、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民主事业所作出的有益探索与积极贡献。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所真正欠缺的，并非政改的路线图，仍然是政改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不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采用哪一条路线，其最终的目标必须要通往实现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爱、尊重人权等基本目标。这是检验政府政改诚意及政改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同时还必须指出，截止目前为止，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虽然有一定的缺陷，但仍然被证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我们没有必要照搬哪个国家的制度，同时亦没有必要抱持成见，坚决拒绝哪种制度。

    不过社会亦不要抱有过高的期待，指望胡温推动的政改能够一步到位。中国虽然在政治体制变革上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惨痛的教训已经不少。其它国家的政改实践亦表明，过于激进、近乎革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因循守旧固守原有的政治体制一样，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做法，不仅达不到实现民主的目的，而且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后遗症。这并非国家之福，国人之福，非理性的国人所乐见。此外，过往历史亦证明，中国更不缺乏激情的革命，激情的革命所带来的，往往祇是“新瓶装旧酒”，中国真正缺乏的，是目标坚定、秩序分明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

    激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也不符合胡温过往所表现出来的春风拂面、细雨润物式的执政风格。因此，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不太可能会推动激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不会一步到位推动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但一定会精心寻找、设计一个改革的突破口，以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送上一条稳健发展的不归路，并将改革的接力棒交给第五代领导集体。也就是说，未来5年中国的政改一定会“开闸”，但绝不会“决堤”。而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这一突破口极有可能是实现党内民主。由于中共在全国有7000万党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假如党内民主能够顺利实现，也就意味着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全民民主。这是党之大幸，同样亦是国之大幸。

    不过，在此过程中，以胡温为首的领导集体在报禁等领域的开放步伐上，仍然不会如外界所预期的那样快。这主要是为了确保每一步的改革，都处在可操控的范围内。对此，外界应有更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