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侧目的官员“东山再起”现象

（香港）漳流


“严肃查处”的高官变相“官复原职”

    自胡温新政以来，大量的贪官被查处、庸官清出局已是人所共睹，从政治局到国务院，从北京到上海，从天津到重庆，省部级高官均有落马，与江朱时代仅仅去除陈希同北京帮相比，给人的印象更像官场肃贪廉政、励精图治的清明举措（由于涉及制度上的革新并不明显，这里笔者无法用更现代的词句来形容）。虽则如此，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不少明眼人解读为政治斗争，为何？笔者当然不希望这又是一轮简单的“改朝换代”，但人们这样说的理由看起来是有一些，这里试议其中之一，即令人担心的变相“官复原职”现象：当一位高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明显的过失被“严肃查处”，以正视听（以应对公众舆论）时，执政者赢得了热烈掌声与交口赞誉；但且慢，若之后不久（多数情况在一年之内，），这些被查撤的官员又悄悄上任，位居同级别待遇的高位，此时此刻，知情者、关注者又会怎么想，不是被愚弄的感觉吗？这些被问责的官员当初到底有没有错？究竟有什么必要绕个弯又让他们复出？在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政客因选战落败而东山再起者有之，而官员因失职、渎职而下台却能复出者鲜有所闻（试想，拉姆斯菲尔德辞职不到一年后，就改任NASA主任，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而在改革轨道上的中国， 屡见这样的复出有什么含义？

    让我们回顾几个典型的事例，先从张文康、孟学农免职谈起。2003年，那还是胡温初登政坛， “太上皇”依旧垂帘的时光。当时，SARS肆虐，由华南蔓延全国，直逼京城。专制体制特有的好大喜功、隐情不发的恶习，原本在比较务实求变的邓时代有所收敛，但在江执政时代又卷土重来且花样翻新。10余年间，各地数不清的“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不论，其对SARS这样的恶性疫病的敷衍、遮盖，已经到了误国误民的程度。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关官员敢在世卫组织官员来临时弄虚作假，把疑似病人拉到外面避风头，并在全球媒体前大言不惭地说，在中国观光、生活和工作都是安全的。可惜的是，这一套在已经改革开放到这步田地的中国，很难长久蒙蔽世人（无论是国人还是外人）了，而且随着疫情的告急，局面已经是过不去了。终于，当百姓依然手机机机相传，全球已经拭目以待之际，立足未稳、言行谨慎但又以务实为口碑的胡温痛下决心，于2003年4月20日将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免去党内职务，不久即通过程序开刀革除二人行政职务（孟为辞职）。一时间，舆论涌动，民心称快。应当说，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民情与国际舆论双重压力做出这样的举措，自其1949年掌握全国政权以来，还是首次。以小胡的一贯的处世为人，在那个时候将一直追随江老板鞍前马后、享有“御医”之称的张部长拿下，如果纯从政治权术排除异己的意义上，还为时尚早；而来自民间与国际的双重压力，更可能是实际考量，特别是奥运会的主办地位更是无人可撼的重中之重。

    亦有人称，SARS隐瞒，军队与卫生部（均为张文康所把控）责任重大，但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被认为是贾庆林的亲信，即是江的人）也难咎其责，而被免职的孟学农，却是典型的“团派”经历，更接近胡系人马。这样，去孟留刘，被认为是给江、贾留面子，是种政治上的博弈，即中国象棋中的谋略“对车”，巧借民意，敲山震虎，却又使阵容依旧强大的江系人马无话可说。当然，这里毕竟也透露出胡温对前一任内阁执政理念的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官场之内，少有人真诚相信（没有权力制衡的）问责制，更多人相信与实权人物关系的亲疏决定最后结果。当张、孟二人被撤职时，即有分析人士预测，他们的东山再起祇是时间问题。随后，北京官场传言四起，关于张的说法是，他任卫生部长时所兼任的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这项职务一直未被免除，他在教科文卫系统复职的任命也为期不远；关于孟的说法是，有关方面认为他年富力强，安排他出国考察，既避避风头，又换换心情，将另有高任。因为孟是在地方大员（直辖市长）的职位上被免职，故今后很难再主持地方工作，于是广为流传的是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一类的专业主管部门，将是安置他的合适地方。

    果然，同年9月，也就是不到半年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了关于孟学农任职通知。孟的新职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10月，张复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于2005年“光荣”当选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所以这样说，是为体育发展立过功的、刚刚正常卸任的原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也不过同期得到同等职务）！海内外媒体曾为此追踪报道，当《明报》记者询问有关张文康的任命会否影响宋庆龄基金会形象时，基金会有关人士默不做声、不愿回答。事实上，张上任后比较张扬，四处巡视，足迹走遍神州大地，各地官方媒体在报道时不忘在其头衔上加挂一顶“原卫生部长”作为一道光环。当然，在民间媒体（网站）上，网民们的反应复杂，其中负面看法居多。相比起来，孟不愧为胡的“自己人”，毫不张扬，埋头做事，祇不过“南水北调”也是前朝留下来的三峡工程之后又一大争议工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形象工程，可能更前无古人地解决北方水荒，也可能更史无前例地破坏生态，可能更多地带来就业与拉动GDP，也可能耗掉更多纳税人的钱财而成全更多贪官，带来更多豆腐渣程…… 总之，从风险/收益计，这并不是一份好差事。

    张、孟之后，另一大部级高官的过失去职，便是中石油前掌门人马富才。2003年12月23日，位于重庆开县高桥镇的中国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下属矿井突然发生井喷。造成富含剧毒气体硫化氢的天然气汹涌喷泻。后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这起因员工疏忽和违章操作导致的恶性责任事故直接夺去243人的生命（除了两名是气矿工人外，余者都是矿井周围居住的农民），2143人接受治疗。接收的灾民65000余人。如媒体所言，开县井喷痛切地提醒中国企业更多地关注和思考自己的社会职责。身为这家超级央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党组书记、总经理与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马富为此引咎辞职。

    马是从实际工作岗位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人，应当说，他的辞职开启了执行问责制一个好的先例，尽管他可以狡辩说，他堂堂“世界500强”之大企业的老总，不可能管到一个气井工人的操作。而事故发生后的迅速处理，也与他不无关系（这和SARS当前的卫生部领导还不是一种情况）。但在一个健康社会，舆论追溯恶性事故的道义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而掌门人因辞职而寻求良心解脱，也是人间常理——面对死者家属，有良心的人能继续做你的500强老总吗？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马的复出，网民给予更为复杂的反应，在并不否定马的才能、经验与（起码的）良心之时，也有许多人遗憾地指出，事故道义责任人这样换个位置悄悄复出，毕竟还不是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处理结果。它从体制上为失职乃至渎职的官员留下了退路，也许不够体面，但是依旧实惠。

    在媒体刨根问底的跟进下，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承认，马已经在2005年5月1日前上班，任职发改委能源办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官员问责制的声誉直线下滑

    如果，仅仅是两起案例还不够说明问题的话（人们可以自我安慰说这是遗留历史问题，祇是例外处理），那近来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易位复出，向普通民众心底抛下的更多是阴影。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除致使8人死亡，60多人受伤，数万居民紧急疏散外，还造成100余吨苯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中，导致松花江水体遭受严重污染，不仅危及吉林省沿江数百万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而且最终也危及下游沿江居民包括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境内的大批居民。该事故还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紧张，多少也影响了本来微妙的俄中关系。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尽管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的主管与有关职工责任无可推卸，但在事法发后的应对、处理过程中，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希图大事化小，贻误了及时的处置，对这起事件最终造成的巨大损失负有责任。事实上，当哈尔滨南下的机票与车票突然售罄，全城瓶装水全部脱销之时，一个普通百姓都明白，对重大灾难事件的遮掩于21世纪的今天是何等的愚不可及。为此，当解振华12月12日申请辞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官方与民间的舆情，都认为是顺理成章。 即便是事故甫发之初，便有舆论主张要对相关官员予以问责，伴随着情势发展和后果呈现，问责辞职，实在意料之中。不过，圈内人却预计，老解的复出是早晚的事（见《第一财经时报》）。

    果然，事隔仅一年加点儿零头，国家发改委官员在2007年1月7日对外证实，解振华已获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分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方面的工作。

    至此，胡温体制下实行问责制后下台的四名省部级干部，全部重获委任，且无论职位如何，全部继续享受其“正部级待遇”。

    至此，一度口碑甚佳的官员问责制，声誉在直线下滑，至少在至今依然可以匿名的网上已然如此。

    一而再，再而三，失职官员“东山再起”，问责制度濒临危机。是13亿神州缺少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能割舍？是当初对他们的处置后来证明有误？如果都不是，那让我们猜想，是什么让决策者选择这种看似自毁声誉的用人之策？

    可能的答案之一：是高层政治的妥协。至少，张文康的去职与复职属于这种情况。张的业绩实在乏善可陈，如果说SARS的爆发算他倒霉的话，医疗卫生全行业走向腐败，看病买药成为老百姓口头禅的“新三座大山”（上学、住房、及医疗是业）之一，可不折不扣算他任下的成果。但他确实不如教育口的陈至立幸运，后者全责催生教育全面产业化，造就另一座“大山”，却遭遇不到瘟疫这样的恶性突发事件，不仅能全身而退，还在退出后晋身而成为国务委员（所谓全身而进是也）。如人们所识，2003年，江系人马依然权倾一方，故在权谋意义上说，妥协不失为一道计谋，而妥协的方式明的一面有前面讲的“对车”（两系人马各斩一将，以谢天下），暗的可能还有承诺，就是说早晚会复出，且无论如何保留你的“正部级待遇”，对于一个63岁的老人，最后这一条才是实际考量。如人们所见，张的安排是四人复出情形中实权最小、实际工作最少的，但这已经无关宏旨了。

    孟的命运多少有些晦气，本来，按照中共一元化的体制，真正（隐瞒）决策的产生如果发生在北京，责任人也应是市委书记刘淇（在卫生部，党组书记也是张文康，因此他一点儿也不冤枉），但政治就是政治，他本人想来也明白，况且，有关方面给他的承诺会执行更坚决呢（果不其然，不到半年，他就走马上任了；但也如前面所述，地方官是暂时做不成了，否则无法向舆论交代）。还有一条明显的理由，就是在有关SARS的新闻发言会上，他也是出面承诺北京绝对安全的主讲之一，众目睽睽，拿下方有平愤的效果。

    当然，也有阴谋论者指称，更高层其实也造就知情，早先的应对就是遮盖，希图扑灭疫情就好，没有灭成，祇好拿张、孟两位谢罪，因此是体制问题，张、孟买单（所谓替罪羊是也）。但此说尚无直接证据支持，这里不做置评。SARS一疫，国家的生命、财产、名誉损失巨大，总要有人“买单”，这也是世人共识了。

    马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操作/执行层面，他算是冤枉的，事发之后没有执行不力，事发之前也不可能面面俱道。但这么大的事故，早已是全球新闻，马的辞职，既是良心谴责，也是顺理成章，这章、理，就是近世形成的全人类共识：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不可能死了几百人，像没事一样，要有实际交代（法律审理），也要有象征性交代，表明对生命的重视。马的辞职，笔者以为是真诚的（与张、孟的先免后辞不同，马早早递上辞呈，却迟迟才得到批准）。而且马是真正的技术官僚，从小油田做起，而胜利油田，而大庆油田，而中石化，而掌全权。他在辞呈中请求去做石油技术工程工作，也表明他不做官也有饭吃。如果决策者同意他的辞呈中这一要求，而不是保留什么正部级待遇，其实倒是开了个高干问责制的出口（相信今后有专业能力的技术官僚应是越来越多）。

    解的情况，从局外人的不充分资料看，是轻信了下属的禀报，因而贻误了时机。他也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在环保领域工作数十年，甚至还有不错的口碑。但也是如此大事，必须有所交代，因此他的下台，也是顺理成章。功归功，过归过，过去的该奖还要奖，不能用做犯错误的保护伞，这点，是变化中的官僚体制应当学习的。解的知识、才能与经验完全可以用来教学、做智囊或自组公司，何苦在政坛小圈圈里打转，损失民心，也影响自己声誉啊。


狭义的政治权术最终失去民心

    最后一点，相信是有关方面（特别是中组部）心中考量：如果高层干部“意外”下台不给出路，对于今后继续用人大大不利（套句某位官僚的话，做官成了“高危行业”）。这是一个中国的现实，高官的退路还是高官。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官吏分明，高官（相当与我们的部长、委员长、总理乃至主席）无论是选是任，都是有期的，一个人终于任上，是有意外（或是病故，或是国难如战争）；大家各自有退路，如基辛格去教书，斯诺任大集团总裁，老布什做顾问，克林顿写书、走穴，等等。中国大批高管坐等离休，不仅对政治上的新陈代谢不利，事实上也是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如果说，过去老一代没有这个条件（资质）的话 ，那么自江——朱内阁以降，已经是粗具这方面的资质了：朱镕基、钱其琛等任教，江泽民、李瑞环等著书，龙永图、于友先等做顾问，不是很好吗（当然，他们的问题是体制内外两个好处都占了，但在过渡期间，我们不多非议）。

    以狭义的政治权衡，失去广义的政治制衡，从而最终失去民心、民意、民气，两者孰轻孰重，一直倡导以人为本、实行“新新三民主义”的胡温内阁，不可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