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权的松动

（山东）杨宽兴


    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文章的观点有多独到和精辟，而是由于武和平的身份特殊，这就像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广泛讨论，是因俞可平所谓第四代领导核心的文胆角色所致，而不是俞可平作为专家的观点鹤立鸡群。公安工作对于中共政权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对此，周恩来曾经说过一句话：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武和平作为公安部发言人，虽官位不过司局级，但作为全国公安的首席喉舌，公开谈论事涉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说明中共高层被迫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当然值得密切关注。

    不过，武和平有关媒体监督的观点不是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讲，也就是说他并非正式代表公安部表达对于媒体监督的肯定与鼓励；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这篇文章的观点祇是武和平的纯粹私人看法，作为中共党员和公安部的现职高干，武和平不可能被允许随便表达个人独立观点，中共的家法历来是个人服从集体、人性服从党性、下级服从上级。私下聊天是一回事，公开发表文章是另一回事，根据一般惯例，武和平的文章即使没有得到高层（至少是公安部高层）的鼓励，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的，至少作为私下谈论的话题，这样的观点在武和平所处的那个圈子里已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言。

    对于武和平的文章，民间有两种态度：一是叫好；二是认定为中共再次忽悠民众，仍不过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倾向于认为武和平的文章是有诚意的，其具体论述也比较到位。民间对官方的不信任是中共长期的所作所为所致，责任不在民间，但在积极的意义上，信任是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民间对官方的彻底怀疑，与官方对异议者杯弓蛇影的防范与打击一样，基于长期积累的情绪对立，一方面，这种不信任使我们可以识破中共顽固派的种种谎言和骗局，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我们忽视一些积极的信号。

    武和平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李毅中的“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祇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乃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的“反对将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都说明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下，中共内部的理性力量开始反思六四之后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这些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共曾经铁板一块的官权开始产生某些松动（或已具备了松动的现实可能），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尖锐矛盾已经使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都出现前所未有的茫然，在中共内部，除了那些毫无社会责任感、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人之外，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以现代意识思考当代问题，开始懂得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种认识既非西方国家强加的结果，也非异议人士的观点突然被接受，而是中共官员在现实操作中逐渐意识到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没有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他们的工作就会越来越没有效率，就会越来越没有意义。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

    如同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武和平的文章也持一种四平八稳的文风，其立论的基础是执政为民的假设性前提，结论则依赖“让媒体说话会帮助我们改进我工作”这样的实用性因果关系。因此，他们所谈论的民主、舆论监督和我们所说的不同，这使他们无法将自由、民主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层面上去认识。但无论如何，这种务实和理性的声音，可以使面对复杂矛盾冲突的中国在变革来临之前，在舆论上形成一种和平过渡的可能。对此我们应加以肯定，不管其本意究竟是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给奥运的召开减少国际压力），祇要他们肯定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理念，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我们也要高声喝彩，对专制势力来说，他们最怕的不是枪炮，而是每个人都出声说话，俞可平和武和平这些官员讲民主和舆论监督虽然不可能达到自由主义者的层次，但作为现职官员，却比异议人士的自由民主呼吁更容易被民间效仿，跟在异议者的身后喊民主、喊言论自由可能被抓起来，但跟在俞可平和武和平之后风险会小得多吧！当足够多的民众开始说民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行动，现代社会中，民主往往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而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中国已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孤立存在，同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之下，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专制统治，民主社会是一定会来的，而我们将以何种模式来完成这种转变？我以为，任何可能都不应被否定，也就是说，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之下，中共内部并非不可能产生健康、理性的力量，与民间一道来完成中国民主事业的伟大变革。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在提高，必然会影响中共党内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必寄希望于胡锦涛或其他某一位高官，但完全可以预言：中共党内（当然也包括中共高层）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即使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与我们不同，但在大方向上，祇要趋向于认同自由、民主思想，就会成为民主变革的组成力量。

    当然这种变革的首要前提仍然是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压力，否则，即使中共内部出现开明和理性的力量，仍无助于社会的根本变革，毕竟中共是一个有80多年专制历史的政党，在其结构组成中，顽固抗拒民主潮流的力量不可低估，中共历次政治斗争的结果都说明，谁更具专制的决心和手段，谁就会在斗争中获胜，而中共的权力结构更具有一种特殊的病态，那就是，借助于这种结构做坏事易，做好事难。以武和平先生为例，身为公安部发言人，他就很难在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呼吁媒体加强对公安工作的监督，而祇能在《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试探；作为负责公安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泛泛地要求政务公开，却未必有能力揭露他所了解的某个省、某个地区的警察腐败；当一个普通公民遭受警察非法侵害时，他几乎不可能指望武和平帮助伸冤（如果武和平有此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案例），仍然需要通过公民个人的努力来维权。也就是说，当官员以半官方的身份认可或肯定民主、人权、媒体监督的时候，他们并不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面对专制政体的意识形态惯性，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地把握语言尺度，而民众的一次次的维权行动，却从每一个角落对专制政体的运作形成压力，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才是最终吞噬专制力量的海潮。

    公安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最高公安机关的发言人，武和平先生本是舆论监督的对象，如今作为一种开明之举，武和平主动而且公开地肯定媒体监督并愿意接受媒体的善意批评，按一般情理来说，负责舆论监督的部门，应该可以放开手脚对公安工作加以监督了，但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除了武和平并非以正式官方身份发言的因素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宣传系统才是掌握言论尺度的部门，而它们却一再加大对媒体的控制力度。对于媒体监督的空间来说，武和平的话是不算数的，在这一官权范围内，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的话可能都比武和平更有权威，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即使公安部长出面苦求，宣传部门也不会放开手脚，对中共来说，公安的形象不仅仅是公安部的，更是这个党的，放开了对公安的监督，其它部门、其它系统怎么办？如果仅仅放开言论却没有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跟进，民众的不满一定会让天塌下来，这一点武和平没有看准。

    于是便会出现这样一种荒诞的情形：掌握极大权力的公安部门赞同（至少不反对）媒体监督，媒体却自废武功，不敢进行监督。中宣部仍然会继续压制言论自由，武和平的“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并不会真给媒体带来说话的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仍然需要一个一个的李大同、章怡和、李方、昝爱宗、焦国标去争取，需要一个又一个独立写作者去争取，需要一次次的网络发帖和跟帖来争取。

    言论自由的权利，最终表现为说出当政者不让说的话（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胡平先生就已经指出：说当权者喜欢听的话，那不叫言论自由），其中也包括武和平不让说的话——不在他所理解“善意批评”范围之内的话。在争取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要比俞可平、武和平们走出更远。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此，其它的公民权利也是如此。我们的声音可能没有权威，却有直指人心的真实与勇气，这会确保我们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