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创新

（北京）袁刚


    中国自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清算极左思潮和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30年来面貌大变。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经济连续10多年高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当今中国，人们期盼政府中央顺应时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民主迈出切实的步伐，希望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开创新的政治局面。


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意识形态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谈何容易，不仅牵涉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且牵涉到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谈论，邓小平就讲过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改革政治体制。但意识形态却不能碰，成为最敏感的禁区。而不谈论意识形态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祇能流于空谈或走形式。因为中国现行一整套政治体制都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政教合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并非通过民众普选获得，而是意识形态的规定。也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论意识形态的创新，意识形态不创新，在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改不动的。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是苏联“送”来的，连同一整套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从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开始，苏联那一套“党在国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经由国共两党之手在中国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党，曾受苏联控制，1949年用暴力推翻国民党建立红色共和国，马列主义于是成为全中国人民都必须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不仅政治体制照搬苏联，经济体制也按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毛泽东思想则被称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智慧的结晶。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此时的意识形态已完全宗教化。粉碎极左的“四人帮”之后，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把过去那一套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批之为“假、大、空”。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说是文革极左浩劫的反弹，所以又被称为拨乱反正。但拨乱反正首先遇到的就是意识形态障碍，邓小平、胡耀邦等费了很大功夫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才突破重围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思想，开启了改革。改革开放就是突破旧的教条僵化意识形态，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就是从淡化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开始的。


改革开放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困扰和斗争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困扰和斗争十分激烈，以致每一项新的改革措施的提出，都会遭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质疑，最大阻力是来自党的传统意识形态。80年代初一些在文革浩劫中遭受到残酷迫害的老干部，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如文革前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长周扬等，通过对文革的反思，由原先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转变为勇敢的批判反省者，他们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并支持了对人道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异化，文革就是异化，这个讨论从马克思主义内部突破僵化的旧教条，对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的党政体制有深刻的批判反省，为政治改革提出了民主的方向。但另一些老资格的党内意识形态专家 ，如毛泽东的前秘书胡乔木，刘少奇的前秘书邓力群，则仍然坚守极左的马列毛教条化的原教旨意识形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讨论被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进而在全国范围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毗邻香港的改革开放 “特区”深圳也被批得难以为继，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抵制了以原教旨主义者面目出现的老左派，提出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不包括经济领域。

    １９８７年中共“十三大”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毛泽东时代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高调意识形态进一步被淡化。但邓小平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反复强调既要反对右，但更主要的是反对左，“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不允许极左势力干扰改革的大方向，也不能容忍把改革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排除右的干扰，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学西方的三权分立，坚持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务实的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但姓“社”姓“资”的质疑马上随之而来，邓小平又突破教条，1992年在“南巡讲话”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非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埋头苦干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改革从破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破除计划经济，马列毛意识形态紧箍咒在经济领域是一步一步地被淡化消解。邓小平将这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市场经济加社会主义的新路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谈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并明确了民主法治的政改方向，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声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并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要同步推进等。30年来经济改革一路斩关夺将高歌猛进，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使国家经济生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于行政体制改革却总是步步落后。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上台主管国务时都面临庞大的党政干部体制，提出精简机构，提高政府效能。但是机构减了人不减，工人下岗干部却不下岗，机构减了过几年又扩张膨胀，行政体制党政不分，干部特权任何人也撼不动。在市场经济金钱物欲刺激下，政府机关盛行各种不正之风，官员大批地贪污腐败，上上下下普遍存在的弊政牵涉到政治体制，不敢再追究下去，因为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禁区。我国现行的党政体制仍旧是僵化的苏联模式。党的核心统领政治局书记处，层层任命部长、书记、封疆大吏，虽有人大、政协、民主党派装点门面，这套体制的合法性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然是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来论证来支撑。经济体制改了，但政治体制想改也不敢改，涉及到意识形态。

    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创新，反对教条主义并非不重视。随着反对精神污染极左回潮失势，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理论界曾再度开放，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上海市党政领导江泽民、朱熔基等支持下，民间出现了新权威主义论说。新权威主义完全剥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要学习的榜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是新崛起的东亚资本主义四小龙。以前被中共诋毁看不起的“美帝傀儡”南韩朴正熙、台湾蒋经国政权的经济腾飞，的确让革命一辈子的中共元老感到震撼。朴正熙、蒋经国、李光耀等都是政治上的独裁者，但他们在经济上放开，并且用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使同样受儒家文化熏陶过并曾贫穷落后的东方四小块乐土步入了现代化，令人刮目相看。这也是对社会主义中国最直接严重的挑战。新权威主义主张先经济后政治，在经济发展之后再进行民主化改革，强调转型期的集权稳定与秩序。邓小平对此很欣赏，也用强力自上而下推行市场化改革。当改革出现动荡邓小平感到威权受到挑战时，竟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当然邓小平也不否认民主，他在1992年南巡时曾说50年以后大陆也可象香港一样进行普选，但现在时机未到，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经济。


中共意识形态开始创新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整体垮台对中共是又一次极大的震撼，中共承认国际共产主义已处于低潮，90年代初搞了一阵子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一时又强化左的意识形态宣传灌输被邓小平制止。邓小平不想扛国际共运的大旗，埋头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江泽民主政后，从上海带来复旦大学新权威主义者王沪宁，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上突破了马列限定的共产党祇代表先进工人阶级利益的局限。左王邓力群批评为不合马列原理，但是却切合中国当今实际，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并进一步淡化了阶级斗争，可以团结更多的人来搞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中共历次党代会也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转而激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由海外港台再传入的新儒家思想开始得到官方默许、认同、赞助。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天人和谐、为政以德，江泽民也提出“以德治国”。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适时提出“综合创新论”，要把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跨入新千年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涨，中共完成了邓后“第三代”核心向“第四代”核心的权力平稳交接，但胡、温又面临完善市场经济新秩序实现社会均富的新难题，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在推动中国全民逐利拉动GDP大幅上升的同时，也使社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等不和谐现象，人民的满意度在下滑。故胡、温上台后又有针对性地提出回归社会主义公平，要使全社会享受改革的成果。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提出道德教化“八荣八耻”警句之后，又提出了儒家化的“和谐治理”观，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改革重要关头中共理论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再创新的开始。

    中国向何处去？需不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或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从上层中央到下层民间不少人为此反思，胡锦涛上台明显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隐隐不公开地推行了许多控制言论钳制思想的措施，但在高科技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效果祇能是负面的。在中国近现代以来，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从来就没有获得什么好的结果，从蒋介石的“党化”教育到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人的思想最终是控制不住的，控制住了反倒意味着国家的落后民族的愚昧。文革初林彪说过：“中国有7亿人口，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行吗？这个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句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讲：“中国有7亿人口，祇有一个思想，行吗？”林彪垮台后广州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就说中国若祇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等于取消7亿个大脑的思考。文革结束后中共也承认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是错误的，引领亿万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极左错误的弯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甚至说，若中国当时不走弯路搞文革，早搞改革开放，则当时在亚洲崛起成为东方第一经济强国的就轮不到日本，中国早2、30年就崛起了。错误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于是才有邓小平拨乱反正搞改革。

    改革的同时还要开放，不开放面向世界就没有比较坐标，没有开放，改革就不会成功。开放不仅是经济上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还要解放思想，允许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开放还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唯我独尊地位，放松思想控制允许外来思想、主义在中国自由传播。其实现代中国许多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舶来品，五四时期北洋军阀无力控制思想，才有了短暂的思想的自由和开放，开放对中国具有最伟大的意义，正是开放才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但南北军阀割据被国民革命军统一后，思想自由也被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原则所取代，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后，意识形态的专一犹更甚之，使思想重又回到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打破思想封闭，就是思想自由，经过不同思想的自由撞击，会让中国人上上下下更聪明更自信，更清醒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富国强民之路。开放就是放弃意识形态独尊，允许思想意识的多元，放弃传统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的确做了许多创新工作，吸收了市场资本主义和新儒家许多思想，但仍然不遗余力地维持意识形态独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仍然以马列主义教条来维系政权的合法性。胡锦涛一上台就搞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简称“保先”运动，而所谓先进不先进，并非自己说了算，要看实际施政中的表现。党员的先进性是意识形态规定的而非实际。“保先”虽然陈腐空洞，但在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的党员干部中加强一些道德自律教育，多少还有点意义。


中国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很大反差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很大，政治体制改革却光打雷不下雨，经济基础已是市场经济，中国政府费尽心力要求西方各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政治体制却仍旧保持苏联党政模式。这套落后的政治体制连苏联自己都抛弃了，中国却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坚持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这就使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出现很大反差，出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所说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状况。私有、失业等被马克思定为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的专利，如今在中国私营企业却名之为民营企业，私有经济名之为“非公有经济”，失业十分严重却又名之曰“下岗”。马克思列宁批判资产阶级官僚和警察，中国把所有官改称之为干部，警察改称民警，以示与资产阶级不一样。钱也改称人民币，似乎与马克思批判过的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干。政治等许多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上仍生怕被看作是资本主义。

    举一个实例，世界首富美国的比尔。盖茨在中国投资办公司大把大把赚中国人的钱，让中国政府欣喜，但当这位全球最大资本家要在中国申请办慈善基金会，用他赚到的钱反馈中国救助弱势群体时，则让中国政府为难。因为宣传部门长期向人民灌输的都是资本家剥削阶级是如何腐朽心黑，共产党才是救助贫穷民众的“亲爹娘”，现在资本家不但不黑，反而极其善良，而且象比尔。盖茨这样的资本家数量还不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的世界首富洛克菲勒家族也有慈善基金会，著名的北京房山古猿人化石发掘，就是得到洛克菲勒基金资助而得以进行的。这样的资本家不是越多越好吗？但这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却是颠覆性的，党的宣传部门不顾事实对国内外资本家进行了大量妖魔化，然而现在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又毕恭毕敬地请海外资本家进来，这就使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极端矛盾尴尬的地位。盖茨声称仅给自己两个孩子各留一千万美元，其巨大财富将全部反馈给社会，包括印度、非洲各国都设立了盖茨的慈善基金分会，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慈善款，中国政府限于意识形态的尴尬却不敢接受，不敢批准盖茨在中国设立慈善基金会，怕的就是颠覆中国的意识形态。外国资本家来赚中国人的钱欢迎，给钱救助中国穷人则不要，要给钱祇能给中国政府，而绝不允许善良的资本家把钱直接送到需要救助的贫苦百姓手中，以免人民误以为资本家伟大而党不伟大，这又成何体统？农村现代化建设也美其名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学习的榜样居然是资本主义韩国的新村建设。新村就新村，有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呢？要搞市场经济又避讳资本主义，祇能是名不正言不顺了，既不合马列本本教条，又不合现实实际，深究起来，政府就难堪。其实，若农村真能建成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也就实现了。由此看来，在中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仍然作为愚民工具，可以指鹿为马，“定黑白于一尊”，成为改革的拦路虎。意识形态的话语解释权祇能属于党中央，而绝不允许民间触动。而意识形态不松动，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也就难以有实质性的革新。所以，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伴之以意识形态的创新，甚至意识形态创新更为紧迫。

    意识形态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先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也可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成本。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创新绝对不是推翻共产党，因为宪政多元政治格局中必须容许左中左甚至极左的存在，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虽然武力决胜负但仍可以说是历史选择。国民党也以俄为师很专制，虽然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言过其实，但搞垮了重来天下大乱，遭殃的仍然是百姓，所以有秩序的渐进改革才是当今中国的最佳选择。但共产党也要抛弃陈腐的旧观念旧理论，从实际出发创新意识形态和改革政治制度。共产党应继续改革与开放，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也应体谅到共产党改革派也有难处，在左右夹击下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已经很不容易，如今胡锦涛的权力地位也没有达到敢于触动党政官僚既得利益阶层的地步。上层对于意识形态的谨慎和顾忌超过下面民众，否则讲错一句话都会被人揪住辫子认为是离经叛道，招致胡耀邦式的下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本来就来自意识形态，所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手软”，就可能在党内站不住脚。所以改革政治制度特别是意识形态创新要格外小心，要循序渐进。令人惊喜的是，我们注意到中共宣传口意识形态部门最近有一个提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以前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现在邓小平理论则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面上看提法似乎差不多，但内涵可以说有了根本变化，马列主义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和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不是！不提“普遍真理”而提“中国化”，就是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认为这是中共意识形态创新迈出的重要一步。

    更令人高兴的是，《物权法》这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经多次反复，终于在2007年春“两会”中获通过，说明中国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祇要仔细考察一下这几十年来的改革路程，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相去已越来越远，虽然仍打马列毛旗号，但卖的是不同的药。马克思主义以铲除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为宗旨。列宁主义更是认定资本主义已垂死，无产阶级到了最后革命的关头。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要整个地推翻资产阶级消灭剥削，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专政。有人以《共产党宣言》中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语，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化人道主义化，是不通的。君未见《共产党宣言》中豪迈的结束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祇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祇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我认为这句话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明确无误地宣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历史“规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场伟大的革命，经过100多年的试验，现在有谁还会相信能真正成功？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应当有所突破

    其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不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无所谓初级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追求公平，资本主义追求效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都有价值，不存在“否定之否定”的取代关系，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手段和成果。搞市场经济当然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商品货币金融股票等办法，以市场为手段搞活和发展经济，这在中国已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于是不是马列主义，又有何妨有什么了不起呢？邓小平理论虽远离了马列主义宗旨，但却更切合中国实际，既追求效率又仍然追求公平正义，怎么说来还应该是一种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与马列基本原理及其斗争哲学相差万里，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展。当然，创新改革仍要继续，要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多元，使意识形态更加开放更加兼容并包，并不失时机有步骤地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50年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后开始了改革，与美国搞缓和，也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演变，少搞对抗，即所谓“三和一少”，又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合称为“三和两全”。赫鲁哓夫的论调实际上与“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差不多，就是由“斗”转向“和”，求和平发展达致和谐。经济上赫鲁晓夫也搞自由市场自留地，工厂搞物质刺激，他的改革实际上为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了头，指了路。但这一切改革当时都被极左的毛泽东批为阶级调和、修正主义，后赫鲁晓夫又被苏联内部官僚集团逼下台，使苏联改革中断。勃烈日涅夫不改革但也丧失了社会主义信仰，他心理明白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空话，却把坚守意识形态当着维护既得利益的法宝，因循守旧，使苏联在与美国的“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直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容全部垮台。取代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苏联做不到，中国也做不到。马列主义不中用，用之于中国除了帮助国共两党争权夺权外，也没有什么实效，特别是和马列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由苏联输出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党政体系政治制度，现在更成了仍标榜空洞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的改革难题，成为主持改革的邓小平接班人的负担。高调马列理论与发展着的客观现实已严重脱离。所谓发展马列主义，祇能是抛弃马列主义，更多地吸纳资本主义因素。

    我们期待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意识形态上能有所突破，政治上突破已宣告失败的苏联模式。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学说，早已为历史事实证明无效，为什么还要强迫13亿中国人民顶礼膜拜呢？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力吸收了市场资本主义因素，现在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又吸收了许多儒家思想，中共高层领导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引用孔孟之道，对农民等弱势群体讲“仁政”，并说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讲和谐求中庸弘中道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创新的新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继续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进一步摒弃马、列、毛斗争哲学及张扬暴力的共产主义，在邓小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政见“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主义。既讲和谐，就应更加开明，放松思想控制，上下妥协，让民间也有思想探索发展的空间，共同和谐地讨论中国的前途。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没有必要用别人“送”来且自己也抛弃了的超验的理论来指导我们改革，而是反过来应从改革的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新的理论来昭示未来。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创新上能有所突破，更宽容更有自主性，则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难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中国必将迎来更深入更伟大的改革时代！

    （2007年4月15日稿）（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