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成了名词游戏

（浙江）傅国涌


一、民主“适合”与“不适合”中国


    乌托邦时代的中国官方会不断地提出一些激动人心、充满政治想像力的口号，诱骗人们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眼前忍受怎样的贫困、痛苦都可以当作是奉献，毫不在乎。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付出几千万人饿死的代价，这样的历史灾难恐怕也祇能发生在那样的时代。乌托邦时代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悄悄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没有高调理想、没有宏大目标的后乌托邦时代。

    想像力的丧失是后乌托邦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这个时代不再以遥远的未来打动人，而是靠眼前的实际利益，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好处迫使人们放弃任何其他的幻想和追求，把人降低到一般动物的水准，美其名为务实。比如鼓励人们买房、买车，激起各种各样的消费欲望，30年的后乌托邦时代，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18年，在官方处心积虑的引导下，中国确实变成了一个令全世界垂涎欲滴的超级大市场，庞大的人流变成了购物者、消费者，抽空了其他的内涵。但是，泱泱大国，广土众民，总有些人会提出物质生存之外的要求，对于未来，总爱有人怀有期待，透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过去不同的是，失去了政治想像的当权者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以往被骄横地拒之门外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词也开始出现在官样文字和官样讲话中，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个后乌托邦时代的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们真的要接受这些价值了。

    权威的《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民主政治”前面加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限制词，这样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此文执笔者、位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房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得非常清楚。他并不拒绝民主，不讲民主的坏处，而是指出有不同的“民主”，“有的主张这个民主，有的主张那个民主”。他说，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大致上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扩大民主的竞争性，体现为制度安排就是选举，从村到乡，从乡到县甚至更高。这种竞争性的民主在他看来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理由是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转型期，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的时候，大家的认识很不一样。因此，如果在本阶段发展“竞争性的民主”，会扩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矛盾的缓和。言下之意就是“竞争性的民主”祇有在社会没有矛盾、大家的认识都很一致时才可以实行。换言之，在一个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的时代，我们才能祇能接受“非竞争性”的“非民主”状态，否则就是天下大乱。第二种是采取“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方式，其理由是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我们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合适的，合适的就是好”。又是“参与”，又是“协商”、又是“监督”，听上去真是动听，由此可 以想见汉语词汇的丰富，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美丽的表述。

    说白了，“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方式与民主毫无关系，如果楞要说有关，那也是中国特色的。后乌托邦时代鼓励人们惟利是图，鼓励人们一切向钱看，权也是因为可以与钱交易而身价百倍的，它与乌托邦时代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而乌托邦时代倡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做婊子就做婊子，毫不以为羞耻，也不寻求贞洁牌坊。这一点，我们祇要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可以知道。房宁现在提出一套民主的适合论，就类似于一个贞洁牌坊，意思是我们不是不搞民主，祇是竞争性的民主不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这其实早已是不值一驳的老调，并没有什么新花样。我有时候会想，后乌托邦时代的朝廷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就是不要民主，我们就是不承认民主的价值，我们就是要实行专制，因为专制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合适的，合适的就是好的。”而是一方面承认民主是要的，中国也不是不能搞竞选，一方面又要要扭扭捏捏、怀抱琵琶地玩名词游戏，将民主分成几种，再来挑选最适合的一种。

    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在世界上其实是有公认的标准的，并不是这也一民主、那也一民主，好像存在着多种多样、截然不同的民主。在拒绝扩大民主的竞争性之后，还会有真实的民主吗？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选举、没有竞争、一家独吞的民主，祇能是为民作主的“民主”，不是公民自主的民主。所谓“扩大参与”，如果真的有所“扩大”，那也不过是朝廷对草民的有选择的一种恩赐。所谓“推进协商”，是推进还是不推进？与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什么？协商过后怎么做？这一切都操控在朝廷手里，伸缩自如，富有弹性，充其量不过是举举手、拍拍手、握握手之类的玩意儿。所谓“加强监督”，如何加强？如何监督？谁来监督？怎么监督？在剥离了竞争性之后，还有真实有效的监督可言吗？

    所谓“适合”还是“不适合”，是由谁来判定的？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定的？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情况真的不适合扩大民主的竞争性吗？不搞竞争性民主，社会就一定能稳定、矛盾一定能缓和吗？搞没有竞争性的“民主”就一定适合中国吗？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学知识，祇要生活常识就足够了。适合还是不适合，应该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公民来回答。


二、“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民主吗？


    房宁将民主分成竞争性的和没有竞争性，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发展竞争性的民主，不是这种民主不好，而是因为“不适合”，适合的就是好的。其上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则将民主分成“社会主义民主”和以多党竞争和、自由主义宪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两种，他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不可动摇的原则》中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但是，国内外有些人，包括我们党内也有极少数个别人，对此完全无视而不见，总是指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根本‘还没有起步’。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他们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位’的标准，是要我们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实行多党竞争和自由主义宪政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的影响和危害保持足够的警惕，同时告诉他们，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他们的理论主张，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和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已经给我们提供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他们的那种期待是注定要落空的。”

    在这番政治的而不是政治学的论断中，他清楚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西方式民主的路，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那一套理论和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我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方式告诉过他，他们不接受多党竞争和自由主义宪政的理论主张？我不知道，这套理论和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是通过什么办法论证出来的？他的结论又是建立什么之上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毕竟不同于抽象的“人民”概念，是具体的，那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不是个可以模糊处理的数字，不是个可以任意拿捏的面团，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意愿，必须有一个可靠的、透明的程序、方式，实实在在地在全民当中进行民意调查，或者全民投票选择，不能靠想当然式的想像，不能凭书斋、办公室里的臆断，不能掩耳盗铃似地自欺欺人。换言之，“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被任何其他力量代表的，在这里每个人都祇能代表自己，除非每个人都真的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否则不能断言他们接受什么或“不接受”什么。王一程所长犯的是一个低级错误，一看就是皇帝的新衣那种玩意儿，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祇有弱智和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相信。

    最高政治学研究机构的所长、副所长纷纷站出来，就民主问题表态，两人的表述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当前我们已经在搞“民主”了，祇不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走的是“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路，你们有你们的“民主”，我们也有我们的“民主”，祇是我们选择的“民主”不同罢了。这种名词游戏，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长期以来我们都被告知，资本主义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有不同的民主。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那里老早就得到了解决，他在1940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祇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被掏空了民主内容的“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既不能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更不容许反对党派的存在，拒绝竞争性的选举，这样的“民主”充其量祇是一个骗人的名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假如在全体中国人当中进行一次民意调查，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民主”。


三、后乌托邦时代的名词游戏看其虚弱


    后乌托邦时代貌似强大，骨子里却是虚弱的，所以它没有力量傲慢地拒绝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为了应对国际舆论，它必须选择相同的名词、概念，但要改变这些名词、概念的内涵；它要对国人说，这个名词、概念在我们这里另有解释，知识幕僚则挖空脑袋为这些解释提供出一套理论论证。这些论证哪怕他们说起来振振有辞，在他们内心恐怕还是言不由衷、疲软无力的。

    后乌托邦时代不再是一个色彩鲜明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语言已经谢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色彩灰暗、难以辨认，甚至十分暧昧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不是进攻性的、咄咄逼人、到处挑衅的，而是防御性的、小心翼翼的，常常王顾左右而言它的。两者对比，反差是非常明显的。随着乌托邦旗帜的褪色，那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也已随之消失，至少收敛了许多，这虽然不符合强权的本意，但形势比人强，即便是要延续以往那种统治方式，也不能沿用过去那套语言。为什么要反复解释民主这个名词，步履艰难地在名词上做文章，而不是傲慢地公开拒绝民主这个名词，其中也就透露出几分无奈。

    看看这些年流行的一些新名词，包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都已失去与全社会为敌、凌驾在全社会之上的那种锋芒，诚然这也不是坏事，它至少表明，中国处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演变的速度很缓慢。德国有人写过一本书《第三帝国的语言》，对纳粹时期的语言做过深入的研究，可惜没有中译本。从官方语言的变与不变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透过这些语言，我们会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真相。

    我们发现，在很多旧语言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时，有些旧语言仍顽强地存在下来了，比如高级别的当权者死了，官方文书还是在使用那些老套的语言，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类，让人恍然感受到这个时代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但这些旧语言本身已失去生命力，没有多少人真把这些语言当回事，从官方到民间都是如此。旧语言所具有的符咒般的功能已经丧失，官方现在也迫切需要一套应付新的国内变化、新的国际架构的语言，由于统治的实质并未发生什么变化，祇是想在语言翻新，在名词上面做文章，做起来难免常常左右不逢源，显得力不从心。

    有些新名词的出现，则可以看出社会结构的更新，统治策略的调整，比如去年下半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对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官方有标准化的解释，“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社会团体，指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指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的成长有目共睹，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由于官方对结社自由的严格限制，“新社会组织”的成长受到极大的制约，但在一些远离政治的领域，比如环境保护等方面，许多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

    这个政权原来声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并与农民结盟，其统治的基础是建立在工农支持上面的。虽然这祇是一个说法，工人、农民并没有真正分享过什么，但至少在语言上给予了安慰。如今工人、农民已彻底边缘化，即使表面上的社会地位也已一落千丈，写在宪法的地位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没有人当真。这一点工人、农民自身是有清醒认识的。“新经济组织”的崛起是后乌托邦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原来由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独享社会资源的格局结束了，在市场化浪潮中得到机会的人，在有了钱之后，要来分享更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开始浮出水面，政治权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陈旧的意识形态语言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关于民主的名词游戏就是过渡时期产生的一种现象，它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为了回答国际舆论压力和国内民心所向琢磨出来的应对之策，是一种拖延战术，它可能收效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名词游戏终究祇是名词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