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是教育体制的改革

（浙江）吴高兴


承认教育活动主体自身利益


    最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关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访谈（《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2007年6月7日），作为一名曾经教过中学多年，深切感受应试教育和党化教育之痛，并且因此而不愿从教的教师，我最赞赏的是北大附中校长康健说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但对他提倡的“君子爱分，取之有道”这一说法却并不怎么赞赏。我并不是说这话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说他对于如何让人才在无意之中、自由之中生成的问题并没有讲到点子上。当记者问起，作为中学校长，你是不是也很看重北大附中每年的升学率？他承认也很看重，但提倡 “君子爱分，取之有道”，即反对通过增加课时、增加学生负担来追求高分。他表示，北大附中绝不采取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方法来追求高分。同时，他还批评很多学校在学生填报志愿时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将风险加在学生头上，牺牲学生自己的选择，认为应该尊重学生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爱好。显然，除了重复别人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套话，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此，我想先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一个学校也好，一个教师也好，一个学生也好，他们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是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具体地说，在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下，学生和教师以考分为目标，学校以升学率为目标，这种现象是否具有必然性？第二，一个学生、一个教师、一个学校，最关心自己利益、最善于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是别人、政府，还是他们自己？直截了当地说，学生、教师、学校这些各自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作为外部力量的政府或其他人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决定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方式？第三，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确立了教育目标以后（应该由谁来确定教育目标这里暂且不论），如何实现这一教育目标？靠的是制度结构还是教育行政权力？

    我认为，教育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首先必须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每个问题显然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我不想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宁愿把两种相反的答案都当作假设，我祗想指出：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不同，改革的思路自然也就不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的三位专家尽管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显然都隐含着相同的认识，即不承认学生、教师、学校这些不同教育主体自身的利益，害怕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自生自发的自利本性；祗相信政府或教育行家的理性，不相信这些教育主体自己的理性，企图让政府或行家充当他们的保姆，规定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方式；相信不必改变教育体制，而仅仅通过教育行政措施就可以实现所谓正确的教育目标。基于这一认识前提，恢复高考制度30年以来的教育改革，大体上祗不过是考试方法和教学方法等教育技术的改革，而不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而如果我们从另一种相反的认识前提出发，就会有另一种改革思路，这一思路尊重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教师、每一所学校自身的利益，让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因自利倾向而产生的不可遏止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教学方法是必须改变的，教育活动是需要规范的，但不是通过行政措施去直接改变，不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规定”去规范，而是通过改变制度去改变教学方法，规范教育行为。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必须从具体的教育活动中退出，其职能仅仅是教育立法和执法。


教育改革没有触动国家主义教育体制


    多年以来，我们对旧的招生考试方法和旧的教学方法种种弊端的控诉已经够多了，对新的教育理念和新的教学方法的介绍已经够多了，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所作的各种规定也已经够多了，但应试教育的状况依然故我，所有改革措施，不是新瓶装旧酒，就是成为应付各种检查的空摆设。例如，教师和校长们谁都知道，所谓提高学生素质，就是开设一些美术、音乐、劳技之类的课程，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在纸面上排出一些课题研究小组并且制造出一些研究过程和小论文。在面临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时，一般学校都有两种课程表，一种是实际实行的，另一种是糊弄上面的，但上面心里也清楚，不过是装糊涂，大家心照不宣，检查的和被检查的，无非是双方都得点好处，皆大欢喜罢了。两年前，我碰到一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惊讶于他双休日的空闲，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上面统一规定，所有学校双休日一律不准上课。我说，你别高兴得太早，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半年，果然，仅仅过了两个多月，我又碰到了这位老师，他说，上次被你说中了，现在双休日又恢复上课了。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没有触动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活动和经济活动在运行上具有共通之处，从教育的运行方式来看，世界上有两种教育体制，一种是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国家主义体制，另一种是类似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教育体制。在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下，教育为政府所操控，它主要表现为教育目标的统一、教材的统一和考试的统一。为了维持教育的统一性，整个教育的运行祗能依靠行政指令，学校的设立、招生的规模、教师的聘用、学费的收取、课时的安排、考试的命题和时间等等，一切都是按照行政指令进行的。而在自由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活动是由制度来控制的，办学、招生、上课、考试等等是由学校这个教育活动的基本单位独立自主地进行的。如同经济活动一样，在自由教育体制下，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们投身教育活动的本意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达到的结果却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追求统一是国家的天性。约翰。穆勒说过，“普遍的国家教育是祗是一种把人们塑造得相互雷同的发明，而用来塑造的模子就是那些政府中当权者的好恶，而不管当权者是君主、教士、贵族或现存一代的多数。祗要有效或成功，它就会对人们的头脑实行专制，并自然而然地导致对人们的身体的控制。”然而，人的天性却是追求自由，本着自由精神，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要通过文化熏陶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使每个人的不同天赋都得到发展，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张扬。教育受制于国家，为所谓“国家利益”服务之日，就是人的自由天性受到摧残之时。罗素曾经指出，国家教育一旦成功，就会造就“一群愚蠢无知的狂热者”，他们一旦听到命令，就会按照要求投入战争或进行迫害。我国“文革”时期，身穿统一的绿军装、手持统一的“红宝书”、山呼统一的口号“万岁万岁万万岁”、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千百万红卫兵，很大程度上就是几十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国家主义教育的结果；二战时期以屠杀犹太人为荣的纳粹党卫军和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使命而疯狂屠杀几百万中国人的日本皇军，也都是通过国家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

    显然，不同的教育体制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不同的教育目标，造就不同的人才。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这就是教育必须接受正确思想的指导。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呢？究竟应该由谁去甄别一种思想的正确或错误呢？教育统一论者认为祗能是国家，准确地说，是当权的国家领导人。可是，年长的一代都不会忘记，在当今的青年人看起来荒谬得不可理喻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老三讲，当时却是不容怀疑的“基本路线”，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被钦定为教育方针。不必多费唇舌，光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就足以证明国家并不能充当正确与错误的裁判。其实，应该接受哪一种思想，应该抛弃哪一种思想，唯一有资格作出选择的是每一个受教育者本人，纵使一些人接受了错误的思想，也祗能通过自由的思想交锋才能得到纠正。任何以救世主的身份代人选择的主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糊涂。


政府必须改革教育体制，实行自由教育制度


    教育领域如同经济领域。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都证明，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根据几十年教育改革的实践，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教育体制是决定各教育主体行为方式和教育发展的根本因素。应试教育是统一的高考制度的必然结果，不触动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改进高考命题也好，改革考试科目也好，招生时平时成绩与高考成绩并重也好，增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次数也好，一切招生考试技术的改革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基础教育不想成为高考附庸，就必须改变统一的高考制度。不过，必须承认，通过考试来招生有许多弊端，不通过考试招生又必然产生腐败，人类在招生活动中还没有找到可以代替考试的其他办法。但是，我国自从废科举、创新学以来，招生考试制度已经延续了上百年，而应试教育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可见应试教育并非源于考试本身，而是源于考试的统一性。因此，改革高考制度，并不是要废除考试本身，而祗是要废除考试的统一性，让各个大学自行命题，自行招生，在自主的招生考试活动中探索出选择优质生源的办法，让各个考生像自学考试者选择助学单位那样自由地选择学校，让各所中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教学活动中摸索出提高升学率的途径。

    就整个教育体制来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想把青少年铸造成互相雷同的机器，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实行自由教育制度。在教育体制改革中，首先是政府必须有改革教育体制的愿望。目前的情况是，掌握教育改革大权的教育行政部门想做的仅仅是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的改革，在教育活动第一线疲于奔命的人中有少数人士想到要改变教育体制，但又没有这个权力，这是教育改革至今未能破局的主要原因。政府之所以缺乏改革教育体制的愿望，主要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既得利益在作怪。且不说别的，单就目前通行的各地、市范围的期中和期末两次统考来说，数量十分庞大的试卷印刷就为地、市级教研室带来了多少经济利益？显而易见，启动教育体制改革祗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明智和胆识。其次，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由教育体制的建立，不靠政府，但又离不开政府。自由教育体制是各学校在招生和升学等等各个方面的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形成的，是教育制度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不是靠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专家的设计，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通过“法治”来使改革保持可控状态。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唯一值得改革者庆幸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制度早已废除，自由择业制度已经运行多年，这为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个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本的自由教育体制已经呼之欲出，万事具备，祗欠东风，就看政府有没有改革教育体制的愿望了。

    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在是向这个堡垒发起冲锋，实行教育体制转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