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必须建立在公正基础上

（武汉）乔新生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修正方向，必须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尊重普通民众的参与权和获利权。在金融法律体系没有彻底修改之前，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对那些所谓的知名经济学家网开一面，让他们在蛊惑人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同时，谋取不当利益。

    中国的改革正在从行政主导模式向全民参与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新闻寡头被少数金融寡头代言人牵着鼻子走，那么，中国的这项改革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加强金融监管与加强新闻监管二者不可偏废，如果没有良好的新闻环境，那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取得成功。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经营的案件不断增多。犯罪嫌疑人因为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上发表分析股票涨跌的言论、收取部分咨询费用，而被侦查机关定为非法经营罪。可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知名经济学家在全国各地的论坛上对股票市场高谈阔论，并且出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公开鼓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而拉抬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收取高额的出场费，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些企业在融资困难的情况下，向乡亲们筹措资金，被法院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是某个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却在中国的边远山区搞小额贷款融资经营，除自己和朋友投入资金发放高利贷之外，还大量吸收当地村民存款，却不受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追究。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将中国公民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社会精英；另一部分却成为动辄得咎的犯罪份子？

    在任何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监管必须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如果经济学家可以在新闻媒体上高谈阔论，对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指指点点，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那么，普通老百姓参与讨论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行政机关在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时，制定了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凡是从事金融经营的，都必须参加证券监管机构举办的各种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取得证券分析师资格。且不说这项制度让那些与证券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教育部门获得多大的收益，仅就证券监管机构自身而言，每年就可以从资格审批中获得无穷无尽的寻租机会。这样的制度只适用于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但不适用于那些在全国各地开坛布道的所谓经济学家，尽管他们也从股票分析中获取巨额的收益。少数经济学家依靠自己的知名度，打着改革的幌子，在贫困山区实施所谓的小额贷款试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筹集了数百万元的资金。这些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更为恶劣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司法机关的查处，作奸犯科的所谓经济学家反而成了当地政府的座上客。

    究竟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制度执行中出了问题？如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对股票市场的走向发表意见，都必须事先经过监管机构的审查，或者必须先参加监管机构组织的考试方能取得发言的资格，那么，这个社会还是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证券监管机构可以对证券违法行为予以查处，但决不能通过准入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并且强迫普通公民参加所谓资格考试之后，方能取得发言的资格。在言论自由面前，证券监管机构应该谨小慎微，决不能打着监管的旗帜，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如果证券监管机构没有看到公民宪法上的权利，而是滥用权力，实行所谓的资格考试制度，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一种专横，就是一种蔑视宪法的不良制度。很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目前在金融市场监管方面有太多这样的制度。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样是建立在严格的市场准入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的基本假定是，从事金融业务经营必须办理合法的市场准入手续，经营主体必须具备金融经营的条件，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存贷款业务经营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问题就在于，普通公民申请开办金融机构，能否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为什么某些经济学家在贫困山区搞所谓小额贷款业务，并且在新闻媒体上广为宣传，却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查处？高高的门槛将普通老百姓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而少数所谓的精英份子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法律门槛，向贫苦兄弟发放高利贷。

    有些学者不明就里，为某些经济学家的高利贷百般辩护，认为这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长期实行小额贷款经营的地区，还有多数群众没有脱贫致富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小额贷款业务的推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民众的金融需求。但由于经营者实行了高利贷政策，贷款农民近半数收入都落入了经济学家的所谓贷款基金之中。所以，申请贷款的当地农民仅能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走上致富的道路。相反地，部分经济学家打着推广小额贷款业务的幌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募集资金，并且争取各种有偿咨询服务，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以说不良的法律制度为某些社会精英份子牟取巨额暴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则使那些胆大妄为之徒肆无忌惮地剥削穷人。有些年轻的评论者只看表面现象，他们从某些经济学家的个人表白之中，寻找赞美的词句，被某些经营者华丽的包装蒙蔽了眼睛，没有看到中国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没有看到法律制度实施中存在的歧视行为，他们把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桂冠，毫无节制地戴在这些违法乱纪的经济学家头上，顺便给自己和自己的新闻媒体赠送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他们不仅把自由主义彻底变成了专制主义，变成了少数人的话语垄断，而且无视中国社会分化严重的现状，毫不吝惜地为所谓的成功人士提供新闻版面。这些新闻媒体同样关注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只不过把弱势群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利用某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扩大自己的发行量，增加自己的所谓影响力。他们可以闭门造车，在编辑部中设想各种方案，让那些受害者飞蛾扑灯，处境更为悲惨。他们不惜暗中推动新闻事件向前发展，从而使那些本来应该得到社会同情和救助的受害人成为行为乖张、报复社会的犯罪份子。

    不良的制度赋予了行政机关太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利用这样的制度，不断地牟取暴利。新闻媒体跟着所谓成功人士的感觉走，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不断地助纣为虐，割裂社会，制造热点新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中国的改革如何修正方向？

    市场经济离不开金融，但是，金融的发展必须尊重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如果无视宪法上的共识，通过金融监管制度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市场准入剥夺公民的金融经营资格，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公正的市场经济，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一种特权经济。

    早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就已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发展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他看来，中国这个东方古老的帝国经济十分繁荣，但由于在保护富人的同时，没有为穷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整个社会的发展必将走到尽头。很不幸的是，在本世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亚当斯密悲剧”，特权经济的泛滥正在侵蚀着中国的金融体制。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将那些道貌岸然，鼓吹自由主义，打着为穷人服务的幌子，为富人和自己谋取不义之财的人绳之以法，那么，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变成两极分化的权贵资本主义。

    人们注意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金融寡头、新闻寡头具有合流的趋势，少数经济学家在金融寡头、新闻寡头的融合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他们在新闻媒体上开设专栏，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大声鼓噪，而新闻寡头则通过这些所谓的专栏作家，获得了金融寡头的广告订单。少数长期盘踞在新闻媒体的评论者，自认为充满忧患意识，具有平民视角，可是在利益驱动之下，他们不断地接受某些金融寡头代言人的观点，为他们损害普通人利益的改革政策摇旗呐喊。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局面，那么，贫困山区的农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金钱，他们还将彻底失去自己的话语权。

    总而言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修正方向，必须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尊重普通民众的参与权和获利权。在金融法律体系没有彻底修改之前，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对那些所谓的知名经济学家网开一面，让他们在蛊惑人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同时，谋取不当利益。

    中国的改革正在从行政主导模式向全民参与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新闻寡头被少数金融寡头代言人牵着鼻子走，那么，中国的这项改革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加强金融监管与加强新闻监管二者不可偏废，如果没有良好的新闻环境，那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取得成功。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