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八）
（新西兰）周素子
杜高
杜高原名李小树，湖南长沙人，出身于革命家庭，其父在南京为高级干部，从事马、列哲学研究，其母亦为高干。杜高未受过高等教育，少年时在部队任通讯、文艺工作，后转业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被派赴朝鲜，作战地采访。所写报导，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并写有剧本多种。后由青艺调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剧协剧本创作组成员，当时的创作室的领导人为贺敬之（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杜高有所牵连，于1956年与鲁煤、汪明一起作为降级处理，从创作组调出，分别在戏剧出版社、《戏剧报》、《剧本》月刊任一般编辑。在次年的“反右”斗争中，杜高复被划为右派份子，且为“极右”，押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57年暑假，反右斗争尚未深入到我们这些大学生身上，我还到北京度假。时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的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大批“丁陈反党集团”、“小家族”、诗人艾青等，举国上下同声响应。此时在剧协出版社任编辑的杜高正以“吴祖光小家族”的“骨干”受到批判、冲击。杜高与汪明被称为“小家族”的“双将”。杜高热爱戏剧，少年得志，与当时戏剧界名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过从甚密，对吴祖光口称大哥，对新凤霞口称大嫂。当时在批判“小家族”时，还涉及到40年代的“二流堂”，那是在抗战晚期的重庆，张光宇、张正宇昆仲与黄苗子、吴祖光一辈艺术界的朋友，自我调侃谓“不希冀上流而甘居二流称二流堂”，此时与“小家族”挂上钩，认为反党本质一脉相承。与吴祖光、新凤霞交往的青年人中，除杜高、汪明诸人外，还有从中央美术学院刚毕业的蔡亮，才18岁。对“小家族”的“反动言论”起而揭发，首先反戈一击的却是汪明，在剧协的一次批判会上，面对汪明揭发，杜高以拳击桌，斥为“放屁”。结果不论是汪明、杜高均被定为极右份子，处分反而比吴祖光、丁玲等更严重。在杜高最受煎熬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陈朗还未受到批判。有一天，陈朗陪我逛东安市场，一路吃北京的久保桃，在王府井车站候车时，杜高正在对面候车。他后来对陈朗说：“你的小爱人真好，看到你们真羡慕极了。”
“反右”斗争延续了大半年时间，在定性、处理前，上报待批的右派份子曾有数月的等待、间歇。这期间杜高与陈朗、胡忌、肖里背地里过从甚密，常在胡同里的川菜馆、前门外僻远的酒楼，陶然共醉，放浪形骸。到了1958年4月18日宣布定性处分那天，杜高、阮文涛、唐湜、戴再民，被戴上手铐由公安部门汽车押走，当夜即被投入自新路北京监狱看守所。包括陈朗在内的其他六位的写性宣布是在那天的下午（分别虱“三类”、“四类”不等），暂留原工作岗位以待安置。次日，陈朗奉《戏剧论丛》编辑部之命到陶然亭北京戏校组稿（纪念程砚秋上月逝世，是年杨秋玲在毕业班，请她们几位同学谈谈对程砚秋授教《宝莲灯》“二堂舍子”的表演心得），路过其地（自新路），对着监狱的高墙，感触极深！不久，杜高等即被押往东北黑龙江省北大荒与兴凯湖畔劳动。丁玲、吴祖光也曾遣发北大荒，不过为时较短。杜高等在兴凯湖的艰苦生活和劳动强度，因未身历其境，不得其详，祇是在23年后，1979年在北京再与杜高相见时，他说起在北大荒，有次捉到几只蚱蜢，用火烤食，香美无比，高兴无任。可见当日挨饿情况了。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处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不宜作为政治犯服役之所，乃将他们分批转到关内农场或遣送回原籍劳动，唐湜即于此时回浙江温州。汪明回江西后在“文革”中病故。杜高初被安插在京郊大兴县团河三余村农场，直到文革中期再被遣返原籍长沙。他曾在长沙街道幻灯厂做装配工多年。
20多年来，杜高一直未婚，至1979落实政策，与陈朗、张郁等由文化部从各地调回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全国戏剧会演工作，共同编辑会演《会刊》。其时文联所属各协会，正在恢复机构，会演办公室并接待外地省、市剧团等，均包租旅馆、招待所。杜高、陈朗、张郁3人在北京早已无家，故在长达一年的会演，和后期整顿时间，一直随办公室住过4所招待所、旅馆，如崇文门外向阳招待所、东交民巷御河桥南口的六国饭店等。年届50的杜高，在会演期间，邂逅了总政歌舞团演员王芝。王芝离过婚，出身于北京平民家庭，那时杜高在《会刊》上发表戏评文章，常署“王芝”作为笔名。二幼、三幼在六国饭店见到王芝，曾称之为“杜妈”。但杜高与王芝的感情并未发展下去。
杜高早负文名，从右派过来尚未结婚，关心他的婚事者大有人在。不久，有人为他介绍了新华社副社长李某之女李欲晓。“欲晓”之名，出于毛泽东“清平乐”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句，盖其出生于1936年毛创作该词之年，可见其家庭的革命渊源了。据说李社长与杜高谈过一席话，意思是凭杜高才名，再加上这门亲事，将会锦上添花。人们打趣杜高被招“驸马”了。杜高婚后与老朋友们都疏远了，老朋友们也自然与他疏远了。他俩生有一女，夫人对杜高甚加管束，行动不能越雷池半步。但杜高自此仕途顺利，80年代初，即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接着进入剧协领导层党组成员五书记之一，主管出版、各编辑部业务。3年一届任满后，又出任新成立的电视协会党组书记，任第一把手。90年代初又返剧协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不久又任《中国戏剧》（其前身即《戏剧报》、《人民戏剧》）主编。杜高的文艺思想偏左，他在陈朗等老友面前，不讳言在他的血液里有遗传的革命“红色”成份。在“反精神污染”的“文艺运动”中，批白桦的电影《苦恋》、解放军总政话剧团的话剧《WM》，他以“哨兵”身份站在保卫毛泽东文艺阵地前沿……。
我虽时闻杜高消息，但甚少会面。1993年春，我在杭州，忽接杜高自北京来电话，他有一篇写当年“小家族”成员现为浙江美院教师蔡亮的文章，投寄给浙江《江南》杂志，他得知我与《江南》杂志散文编辑楼奕林友好，嘱我打听该稿刊登情况。
1992年，杜高曾在安定门北河沿寓所，由夫人掌勺，邀饮过陈朗、林锴等。其时他们的女儿已经12岁了，正学习钢琴。早在杜高结褵良辰，陈朗曾作有一首“打油”七律奉贺，抄录在此，作为本文之殿：
风流曾记二流堂。一幕荒唐演大荒。
难得齐眉青玉案，无妨袒腹老新郎。
胡须染就思玄德，刀戟列来有尚香。
才子佳人都扮过，更看龙凤与呈祥。
「附」
须眉走出小儿狂——读杜高《又见昨天》
陈 朗
1998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部《杜高档案》，被当作“文物”出卖。结果为一位年轻学者李辉“识宝”而买走。尔后李就“档案”中所涉个别事件撰写过短文发表，引起了国中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并震惊。接着，李在征得杜高的同意后，将此《杜高档案》全文加以发表公布。此一情况，我祇是从大陆友人寄我若干就此事有所反映或抒发感想的文字剪报，略悉梗概，对“档案”内容未知其详。相隔多年之后，直到日前，方自大陆友人给我捎来了这本杜高自撰的《又见昨天》一书（200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从该书的叙述中得窥《杜高档案》中的全部底奥，更得悉杜高本人对这个“神秘又令人恐惧”，“20多年来”，“曾像巨石压迫着”，使他“生命窒息”的在今天他的态度。
这本是应付之一炬的《杜高档案》（右派“改正”时宣布运动中的材料均为“不实之词”将于销毁的），如何流落在旧货摊，虽仍是个“谜”，且不去猜，然作为右派“个案”，它揭示出了一个知识份子如何在“运动”中遭受迫害，经受患难，灵魂被折磨、敲打的全过程，揭示出了在文艺界这个角落（从“反胡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那批执行者的脸面。杜高的“昨天”，也是我的昨天（我与杜高同属一个单位，“档案”所呈现的那些脸面，一个个我都熟悉），也即是所有右派的昨天。不管你出自政界、学界或科技界以至属于传媒的报界，凡中“阳谋”之“标”而落难的右派，《杜高档案》无疑地有着代表性或者说是具“典型”意义，因此它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固不待言，它同时又更具有现实意义。
《杜高档案》里，汇集了自1955年5月间开始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中所制造的有关杜高的材料，和195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反右运动”大批判组编写的《小家族集团右派罪行录》等。又从1958年4月到1969年，整整11年6个月，杜高被囚禁在各劳改农场实行强制改造的全部记录。“档案”中装有大量“反胡风”、“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对杜高的逼供纪录，他自己的检查、交代，他人的检举，相互“揭发、检举”（包括他的“揭发”他人），以及他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和写过的大字报摘录，各级领导的定罪批示，还包括被迫交出的彼此私人信件。还有，在劳改中历次的检讨、表态、改造体会，对党感恩，向伟大领袖表忠文字等等。可谓“包罗万象”。
杜高的《又见昨天》对“档案”中那些材料多有征引和选录，且加以叙说，描述当时的情景若何。大有“现身说法”味道。特别描述了在隔离幽禁中本单位（中国戏剧家协会）“专案组”成员在深夜里对他审讯、威逼的现状，与若干的斗争场面。
在今天的年轻一代自无法得悉当年反右的实际情景，即使同时代人，见闻所及，在认知上尚有深浅之别，惟有身历其境，且遭其厄者，才会感念至深，觉得那些执行者的缺乏人性，无理性。
今天媒体报刊中偶尔刊载当年交通部职工“批判”章伯钧的那一场景，有两张照片，章氏皆坐于广座之中，其一右手加额，愁眉深锁；另一两手相掩，双眼观鼻。广座中人个个右手捏拳高举，坐近章氏一女者左手执本子，右手略举，显然她在呼口号，群众在跟呼。虽也见“声势”，但不激烈。反右时期的斗争会，一般皆不称“斗争”，而用“批判”二字，表示要与右派“说理”、“辩论”。
且看杜高在《又见昨天》中所描述的那次在团中央礼堂召开的以吴祖光为主角的批判会：“把吴祖光揪到台上，要他站在发言人旁边，拿出笔记本，一面接受批判一面记录。为了方便拍电影，一束强烈的聚光灯照在他脸上，看到他汗流满面……，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会前我拒绝了上台发言，剧协的负责人对我的表现非常愤慨，便派了两个人看着我，要我坐在前排接受批判。汪明上了台，陶冶也上了台，突然听到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真没有想到，会把他从西安揪到北京！我看见他拿着发言稿的手在颤抖，还故意用稿纸挡着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我知道他这时一定很惶恐，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竟一句也没听清楚。”“这天的批判大会，发言的人不少，惟一留在记忆里几十年都忘不掉的，是黄悌的发言。黄悌是剧本创作室的青年剧作家，政治运动的积极份子，在反胡风运动中就对我进行过无情斗争。大概是前几天批判吴祖光的会受到启发——当时有人上台发言，诬蔑吴祖光如何黄色下流，骂吴是当代西门庆，引起群众哗然——于是他尽情把我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恶少。不需要任何证据，他便信口开河，在上千人面前骂我如何卑劣，是玩弄女性的老手，和我有过友好交往的女青年都变成了我玩弄的对象。他的发言果然引起强烈反响，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全场人都屏息静听，还不时有啧啧惊叹。我听到坐在附近的女青年低声问：”哪一个是杜高？快指给我看！‘我深深埋下头，躲避那像在动物园里观赏怪兽的惊奇目光。“
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杜高接着写道：“使我难忘的是批判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边道里遇见陈北鸥先生，他机警地看看四周，然后用神秘的眼神把我引进厕所，异常激动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周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青年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杜高书中写到的历次斗争会，大多场合，我皆身历其境，属“阶下囚”而与会，所以读来有“亲切感”。
杜高在《又见昨天》里有大量篇幅叙述发遣北大荒后，11年劳教中所遭屈辱和身心的摧残，以及饥饿苦况，作为囚徒，处于那个饥荒岁月，这些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且在有些右派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过详尽的吐露。然而较少见表述如何被打成右派，打者是如何施展其手段的。有了《杜高档案》，杜高凭藉“档案”材料，道出如何产生这些材料，和自己这个“右派”的产生。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那些“打”杜高的“打手”，他们都是“衣冠人物”，是剧协里杜高的同事，剧本创作室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剧协秘书长、副秘书长（剧协的上层领导），再上一些的则便是文化部的几个副部长。上面转引杜高所描述在那个“批判会”中那个登台表演的青年剧作家黄悌，祇是小小的一个头目，已略见脸嘴。现在杜高于《又见昨天》中皆一一加以曝光。在大庭广众中，他们可以信口开河地编造淫污的语言加诸要被批判者，在暗室里，还有什么罪恶的语言不可以加诸你的材料中。夜审威逼，加上诱供，种种勾当，无所不用其极。
在“反右”之前的“反胡风”、“肃反”运动中，便对杜高、汪明等有了“小家族”称号，当时被置于胡风“麾下”加以打击（其时当局有意未让吴祖光浮出台面，到了“反右”运动，才归到吴祖光麾下加以再打击的）。当“反胡风”、“肃反”告结束，“曲终人散”，胡风、路翎被捕，“胡风份子”一一被处置，受牵连的杜高、汪明等祇被降级处分，从剧本创作室调出，杜高被安插于新成立的戏剧出版社任编辑。这当儿，剧协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杜高：“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另一主要头目李之华开导杜高：“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你是掉过头来打自己的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有一次杜高在文联大楼门口遇见剧协的老领导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年，他热情地说：“对不起啰，黑夜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多亲热啊！杜高说他当时确受到了感动，感到了温暖。
这一典型的“母亲打孩子”论，不知起于何时。近年，一位近百龄的所谓“汉学大师”季羡林也说过相类似的话，是说他自己的。好一个老“孩子”！但使杜高没有料到的，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反右”运动来临，枪弹又射到了自己，执枪射弹的仍是告诫和开导过他的那些曾经“走火”的人。而且火力更为凶猛。也在这当儿，其中一个小头目，剧本创作室成员，叫贾克，“心有灵犀一点通”，具有“阳谋”的资质，对在“肃反”中受到委屈的杜高，不时表示关怀与同情，当1957年春“鸣放”阶段，一再鼓励杜高将“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他可以替他转送中宣部。于是杜高即写了一份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申诉书，交给了贾。贾拿到后，不但未寄出，反而到了适当时候（反右开始）交出来，成了一枚重磅炮弹，作为“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极大罪证（这份申诉信也被摘录并附以气势汹汹的评语，放在“档案”里）。剧协的领导层孙、李，包括剧本创作室的核心人物，最突出的为赵寻、蓝光夫妇，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中的最积极份子，也是负责杜高的“专案”，极尽威逼的能事。杜高说，“觉得他们身上充满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狂热”，“热中对于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在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他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他送进监狱。1957年，赵寻根据苏联童话《小苍蝇变成大象》改编成一个儿童剧，发表于他主持的《剧本》月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大鸣大放开始，杜高和唐湜共同拟写了一张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这可惹怒了赵、蓝。起初稳忍不发。一当“鸣放”转入“反右”，二人起而猛烈反击其为胆敢报复“肃反”积极份子的“凶恶敌人”。杜高和唐湜最后被定性为“极右份子”，陷身于万劫不拔的23年牢狱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
但是，杜高说：“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原来，在杜高、唐湜等被捕进了劳改农场后，“肃反”和“反右”的功绩未使赵寻飞黄腾达。反右运动结束不久，赵寻下放武汉，第二年“反右倾”运动，烈火烧到他头上，他的剧本《还乡记》受到公开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更惨，被当作叛徒、变节份子，列为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审查，牛棚、干校，饱尝滋味。那位贾克呢？在“文革”中，1974年，他任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带领晋剧现代戏《三上桃峰》进京演出，被江青打成“反党大毒草”。有人亲见贾克遭受凶猛批斗的那个“可怕场面”。更使杜高想不到的是，在“文革”中，文化部那三位从“肃反”到“反右”一直向“小家族”进行无情斗争的副部长，也都厄运难逃：徐光霄被关进秦城监狱，陈克寒被迫跳楼致残，最不可思议的是刘芝明之死，“据说造反派把他抓起来，逼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右派罪行，他交代不出，造反派把他当做我们的忠实包庇者，用皮带毒打他，不停虐待他，折磨他，一直到死”。
上面所说的三位副部长，当日对“小家族”事件与成员的处置定罪恶狠狠的批示，与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及赵、蓝专案负责者对杜高威逼夜审的纪录，桩桩件件都见之于《杜高档案》。故今天杜高对那“历史玩笑”发出了历史的浩叹。
经历了“母亲打孩子”一番、再番（后者最深刻，为时20多年的磨难），当右派“改正”前夕，1979年春，杜高回到北京，在陈刚陪同下他看望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狂热”者，负责他的“专案”，今日复成为剧协领导人的赵寻、蓝光夫妇。杜高说：“这是相隔22年后的重逢，大家都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还是使彼此都不大自然。祇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是多么有趣的“孩儿话”。那年在北京，我也相遇到不止一位当年剧协的领导。有次碰到李某（即是“肃反”运动之后对杜高说“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的那位），他搭讪地说：“当时以为将你们放下去，一年两年过了，会回来的，想不到竟是二十几年……”他话似未说完，欲说还罢。我笑笑，表示“领情”，也不想再听他说什么，走开了。他在“文革”中有否受厄，后来官居何职，我未曾打听。有否以“母亲”自居，我也不知。我与杜高稍有不同的是，从不把自己看成“孩子”，我不配。不过，对这些小头目，我祇是敬而或者说畏而远之。
杜高在《又见昨天》的第五章里专门一节述说“我不再是‘我’”。说他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残酷和浸透了血和泪的思想改造之后，从而失去自己，我不再是“我”，这是出自肺腑的惨痛告白。同一章里对“一个受难者的灵魂”——路翎的悼念文字中，述说路翎在平反出狱，生命临终“最后几年，很少说话，整天伏在桌上拚命写作”，“写下许多篇小说，却都未能发表，不仅因为艺术质量下降，更因为他的整个思维还束缚在他‘监狱时期’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状态中”。从而杜高说到自己“也是许多年都摆脱不了那种囚徒的恐惧”，说他“在80年代初期所写的那些文字，和路翎那些不能发表的小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路翎死于一九九四年二月，杜高先写过悼文。上面征引的“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写路翎，兼写到自己，相距已十年，这是2004年，是《杜高档案》在1998年被“挖掘”面世之后，杜高毅然地回顾了“昨天”后的更出自肺腑之言！
杜高曾说过他的血液里有红色的成份。此话固亦不虚。想来绝大多数的右派，也都不是“反党”的，多少也都遵循或企仰“社会主义”道路的。“红色成份”有纯正和邪恶之区别。现在不是许多昔日是“共产党人”的觉醒者，对此一红色政权抱决绝和持批评的态度吗？杜高今日有没有退党，我不知道（吴祖光入了党又由胡乔木登门向其“劝退”而欣然接受，这我是知道的）。退不退党无关紧要，紧要在于纯正和邪恶之别。以杜高之正，岂能与“小苍蝇”辈同坐一条板凳！
杜高在《又见昨天》第五章里叙到，“12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远去的岁月”，但仍不时重现在他的噩梦中。说他在1980年春天50岁那年，在他结婚半年之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他“大笑起来”，妻子忽然对他说“你笑了，我是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杜高说：“而这时，她却哭了……”
当我读到此处，不禁大为动容。相信别的读者尤其遭遇过相类的厄难者，都会为之洒下同声之泪！故而对杜高自说在80年代初期所写的文字（当是指“未摆脱囚徒的恐惧”的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文字），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对此，从《又见昨天》的写作和出版面世，他的直面“昨天”，可见他已彻底“摆脱了囚徒的恐惧”，完全回复到“故我”，这便是非常珍贵，值得庆贺的！
杜高原名李传惠，还有别的笔名，在《杜高档案》里记载甚详。但杜高亲口告诉过我，他原名“李小树”，却未见在“档案”里登录，未知其故。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是在1956年，前一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杜高所经历种种，我皆未亲见。而次年“反右”期间，同难而不同“案”（他是“吴祖光小家族”的“干将”，我是“东郊反党集团”的“二军师”）。“反右”之前，与杜高关系祇是一般认识，相遇点头，未作交谈。我们之间的交往，则在“反右”高潮已过的收尾，右派们在等待“处分”阶段，即在1958年4月18日杜高入狱前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几个右派在一起“买酒浇愁”、“放浪形骸”。一天，相约在西观音寺胡同益康川菜馆聚首，我和杜高前后先到，相约的另二人肖里和胡忌（胡非右派，乃逍遥派）未到。我和杜高遂对饮。交谈中，我说起在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李伏雨，是长沙人，与杜高同乡。1947、48年，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李伏雨在学生宿舍（西湖“苏白二公祠”）内，常站到桌上，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歌〉，于是李伏雨有了一个“暴风雨”的绰号（用歌中末句词）。杜高听后，竟起立与我紧紧握手。他说，李伏雨是他的启蒙师，那时他在长沙刚喜爱上文艺。并告诉我，他原名叫“李小树”。接着，我们大谈起俄罗斯文学来，谈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谈别巧林，他又起立，与我紧紧握手。如是好几次。其狂态如此。大概在他平日的心目中我祇是爱好旧戏曲，是个“老古董”，不意竟也喜爱俄罗斯文学，觉得“相见恨晚”。那个阶段我们尚是“自由”之身，当来自上海的俞振飞和言慧珠在京演出昆曲《牡丹亭》等，杜高也一场不落地前往观赏。祇见他坐在剧场的角落里，痴痴观赏着。他还和胡忌一起到前门外一个旅馆里拜望过俞、言呢！当日的这棵“小树”，尚不知招来之“风”竟如是之“大”，使他万劫不复20年！
系诗于后：
老来事业岂荒唐。一片情伤诉北荒。①
赖有爰书留昨日，②终教真话判迷阳。③
献机不比常香玉，④陈义可同吴祖光。⑤
珍重儒生肝胆在，须眉走出小儿狂。
（1）苏轼《初到黄州》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类，好竹连山觅笋香。”杜高被遣北大荒后的岁月，也大为“口”忙，曾捉来几只蚱蜢，用火烤来，赞为最佳美食。又有“两个窝窝头”事件，自己检讨不止，且被斗争不止。均见之于《又见昨天》描述。
（2）爰书，纪录囚犯口供的文书。见《史记。张汤传》。
（3）《庄子》：“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注》：“荆楚百草丛生修条野人呼迷阳，其肤多刺。”这里同时借喻“迷失”于“阳谋”也。
（4）“抗美援朝”时，豫剧名演员常香玉义演筹资“捐献飞机”一架，享有“爱国艺人”称号。杜高、汪明、路翎等均曾入朝，深入前线采访，写有相关的剧本和文章。也就在这时，有人诬告杜高在朝行为不端，已作为后日“反胡风”、“肃反”运动被卷入的先声。杜高在《又见昨天》中对此多有叙述。所惜未对此场“战争”的性质作有正确评论，似尚未脱“孩儿”身份。
（5）吴祖光的名字，是与杜高“整个青春岁月的政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杜高自语）的。吴祖光的鲜明性在于，接受“劝退”，后凡参与什么集会（不管是关于国事的社会的和文艺的），他的发言都代表着正义、良知呼声。他语言中凡涉毛皆直称之“毛贼”。
200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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