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九）

（新西兰）周素子


俞绂棠


    1951年我入读杭州师范学校音乐科，校舍座落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旁，原膺白路（现称南山路上），在清波门与闹市口之间.当时校舍还未扩展，祇有一座二层的“雄狮楼”为主体，教室全部集中于此，此外还有一些附带建筑，作为教师办公及学生宿舍之用。饭厅极为简陋，是个临时性的大竹篷（现整个地区属中国美术学院）。

    杭州师范学校历史悠久，与浙江第一中学齐名，是出名师、高徒的所在。在我入学时，教师阵容仍很可观，如历史老师张同光（后死于文革），音乐教育家顾西林（献身音乐事业，终身未嫁，在“文革”中被迫害惨死），地理教育家劳天恩（右派份子，“文革”初期跳楼自杀），语文教师关非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80年代初“改正”后任杭州教育学院教授），政治教师潘绍光（共产党员，后任第一中学校长，“文革”中被揪斗，自杀身亡），语文教师宋清如（丈夫朱生豪，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最为优美、传神者），画家周天初（刘海粟老友，侥幸死于“文革”前）……。

    我们这个音乐班，是杭州师范空前招收的第一班，原先有学生26名，后与萧山湘湖师范合并增至30多名学生。音乐专业老师即有俞绂堂、顾西林、黄永、丁兰纫、沈同德等等，都属一代有名望的音乐教育家。

    音乐班的班主任为俞绂棠老师，浙江新昌人，从少年时代起，即在上海学习音乐，他的老师刘质平，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学生丰子恺的学生，所以俞绂棠是李叔同的传人。少年俞绂棠就曾为李叔同的歌词谱曲、谱和声而得过师公李叔同的表扬.俞绂棠老师任教我们音乐科的音乐史论课、和声学、对位法，并兼授钢琴课、合唱课.那时已40多岁，非常注重仪表，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他性格内向，语气和缓，任教我班3年，从未见严词厉色。杜念杭为其少年时期音乐学校同学（她父亲为国民党要员杜某，还是我父亲在40年代抗战时期在安徽时的上司，并未出走台湾，记得50年代初，我曾随父亲到杭州凤山门火葬场看过他的骨灰盒）。时亦在杭州一所中学任音乐教师。她与俞老师已有四个孩子，全家都住在我校的教师宿舍里.杜夫人与我们这班学生并不太熟，大约她一回家就忙于家务了。夫人衣着朴素，其貌不扬，她的音乐修养程度，我们也不得而知。

    我在杭州师范音乐科毕业后，再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那时称福建音专），继续学习音乐，与中学时代的师友就逐渐阂隔了。特别于57年反右斗争中我被划为右派学生，更与老师们音讯不通。一直等到70年代初期，我自西北南返，则陆续听到中学时代好些师友的悲惨遭遇，如70多岁的顾西林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仍在关押隔离和卧病中，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受尽凌辱。我曾约会沈培堂同学去看她，结果不得相见。至于班主任俞绂棠老师，先被打成“胡风份子”，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份子，处分甚重，开除公职，押送宁波盐场劳动。晒盐是很苦的活，让一个音乐家去干，而且一干就是7年，真不堪设想！他终因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物质生活，与残酷的政治压力而导致精神失常，由亲属保释回新昌老家养病、务农.夫人杜念杭还带着四个孩子，仍挣扎在杭城教育界，她是如何承受杜家与俞家的双重政治压力，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我祇是听闻。直到20多年以后的80年代初，我才又在杭城见到了俞老师，他苟活到落实右派政策的“改正”，但已到了退休年龄，浙江省音乐家协会聘他任《浙江音乐》编辑，并撰写部分浙江音乐史。此时俞老师年已近70，垂垂老矣，体态龙钟，无复当年神采，本来不善言谈，劫后余生，变得更为沉默了。但他挚爱学生的心，仍然不变。当年杭州师范音乐科的同学，为庆幸俞老师的健在，以俞老师为核心，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前后10年内，直到俞老师于1992年去世止，我们共聚会了4次。同学们远从福建、湖南，近从宁波、金华、建德、湖州等处准时来杭，每次聚会都组织周密，占2、3天的时间，安排有序。当年的青年学子，此时也都属50多岁的人了，有的已有孩子的孩子了，但在老师面前，我们还是孩子。每次拍照留念，俞老师、杜夫人都会说“男孩子到这边”，“女孩子去那边”，多少的人生磨难，在这“孩子”的称呼中，都洗刷了、纯净了。每次聚会都有杜念杭夫人参加，陪侍着俞老师，在这一对“白发翁媪”身旁，我们都仿佛回到16、7岁的少年无忧时代，所有的颠沛流离，各人程度不同的遭遇、苦难，都淡化了……。

    末次聚会是在1991年，地址是母校新校址，结合顾西林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们的同学们又从全国各地赶来。俞老师已经不能走路了，他自己为这次聚会特地买了一辆轮椅，由杜夫人推着前来。次年，我们这位少年时代的音乐教师即与世长逝 了，杜夫人一直体贴入微的照顾他，在风雨飘摇中伴随他走完人生道路。在我们这30多位学生中，有一个东阳人陈崇仁，他对老师的由衷热爱，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校读书时，陈崇仁是个极为平常的学生，俞老师并没有给他过多的关注，但当俞老师罹难发配盐场时，他却一直关注老师，他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一些钱，不时购买食品为老师寄去。他怕老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淡忘终身爱好的音乐，从而失去精神寄托，时时向老师提出一些音乐理论，向老师请教，老师在困境中仍对他作书面教导。在俞老师因病返新昌老家时，他专程前往看望。祇有乌鸦的反哺精神能与他相比！当杜夫人把这段情节讲给同学们聆听时，大家都哭了。我们的每次同学会，都由林光璇执笔、编纂，都留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有关陈崇仁的事迹纪录特为详尽.俞老师磨难一生，可安慰的是有一个安宁的晚年，与夫人为他支撑的可爱的家庭。老师的4个孩子，大儿子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吹黑管，小女儿弹钢琴，现在深圳工作。

    来纽后，我收到同学吕英的一封信，她说《俞绂棠创作乐曲集》即将问世。我相信，这其中还倾注有杜念杭夫人的心血。


赵德煌


    赵德煌老师是我就读杭州音乐师范科时的教育学老师。他那时刚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在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前，浙大为综合性大学），很年轻，比我们这些中学生年长不了多少。他是道地的杭州人，中等身材，高度近视眼，唇红齿白，服装整洁，还尚未摆脱大学生习气。音乐科的课程，除音乐专科必修课外，尚有史地、语文、教育学等副课.赵老师是我班最年轻的老师，没有老师架子，和学生关系好像同室好友，考试时都给学生高分。他还跟顾西林老师学吹笛子，可他没有一点音乐天赋，吹不响笛子。顾西林对他说，祇要能吹出声音，等于学会了一半！我们在校园里见到他时，他总是满面笑容，手里总拿着一根笛子。

    当时的赵老师爱上了我班的钮和珍同学，钮和珍为湖州人，有圆圆红润的苹果脸。我班30多名同学，分4个小组，她是其中一组的组长，我正在她的属下。钮和珍不很聪明，但实心眼，当小组长认真负责，像煞有介事，常常一脸严肃.当时还另有一个她的同乡，也是浙大学生在追求她，而她觉得恋爱不是一个好学生所应该尝试的，她把包括赵老师这两位追求者都拒绝了。此位钮和珍，学校毕业后，要至30年后1986年我们在杭举行的第二次同学会上，我才再见到她。才知道她的婚姻很不幸，她毕业后分配到嘉兴市工作，被当时一个她的上级领导，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南下干部谋算、占有了。夫妻之间谈不上感情和共同语言，这位干部又在“文革”中受冲击，辗转下放到嘉兴市下属新市镇乡间，她也受牵连举家到乡下，很不得志。在同学会上，各人诉说别后30年情况，她曾痛哭失声，悲不自胜。后来听赵老师说，那次她曾私访过赵老师，至于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她是在留恋过去那段无邪的感情？其实当她在为婚姻、家庭种种遭遇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们私下议论，如果她当时与赵老师结合该多好，尽管也许会受苦，但毕竟会互相爱惜、扶持的。

    50年代，在我们毕业离校后，赵德煌老师接着高升，当上了杭州幼儿师范校长了，春风得意，与一个该校毕业生，校花级的美女结了婚。但好景不长，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赵德煌老师被打成右派份子，处分较重，丢了教职，且很快的，美女与他离了婚，琵琶别抱了。当我于70年代初从西北返杭时，听人说起，有人见到赵老师在城内众安桥一家裁缝小铺里踏缝纫机.我和张冰如到众安桥一带寻找过他，没有见到，也不知居住何处。约在1974年，我在杭郊留下一家农村代销店谋生，一天在店铺后整理杂物，满手污垢，有人来告诉我说有人找我，跑出去一看，认出是赵老师，他从余杭青山水库打工回杭，曾听别人说我在留下，特于中途下车看我，竟被他找到了。足足有30年不见赵老师了。我心目中的赵老师，还留着那个初出浙大，穿着白衬衫，手上拿一根笛子，具大学生风度的白面书生形象；而眼前这个中年男子，穿着邋遢的工人服，苍老、肮脏、猥琐，胡子拉碴的，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影子，祇是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依然如昔。30年的风雨飘摇，少年时期的师生两人，如此狼狈的相逢在破烂的小商铺里，真是出乎意料。从这次相见后，我和赵老师有了来往。他住在庆春街上八界巷一个年久失修、住户甚多的木屋楼上，已另组了一个家庭，夫人不知其姓，祇知芳名叫德玲，是一位有高中文化的织布厂女工，她已与赵老师生有一子，名叫赵斌，已有10多岁了。德玲是赵老师的同巷邻居，离过婚，她常见到赵老师，肩不能挑而挑，手不能提而提，由同情、怜悯到产生爱心，到毅然不顾政治压力与他结婚，这就很不简单了。我见到德玲时，她已50出头年纪，身材略瘦，憔悴中仍能见出当年清俊，面黄略有雀斑，干事精练，能言快语，她相夫教子，还烧得一手好菜。我和冰如不时到她家，每去德玲必留饭。茶余饭后回顾往事，不胜慨叹！3、5年后，已到70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时期，赵老师最先获得落实，被安排在杭州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兼图书馆馆长，还侥幸领得一笔补助金（这是极少数的右派所享受到的，后虽有补发薪金之说，但如石沉大海）。赵老师为了庆祝“落实”，邀我和冰如于1980年2月某日、阴历大年初一先到孤山西冷印社四照阁品茶，然后再到他家便饭。这又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大年初一。孤山在西湖中，从西冷桥和白堤与岸上相连接。四照阁建于南向悬崖之上，四面轩窗，能见西湖全景及群山耸翠。那日清晨，赵老师约我和冰如品茗于此，适逢雪后晴天，万山皆白，唯西湖深绿，天寒地冻，山径中唯留我等三人雪痕。再没有一个游人，四照阁中，三人相对，侍者殷勤，茶后，依前踏雪，经白堤归上八界巷，德玲夫人已设盛宴以待，深巷旧木屋楼上，赵老师夫妻患难之情，劫后余生，师生之情，融融然快慰平生！

    接着赵老师一家搬到了沈塘桥白荡海杭州师范学院宿舍，为三居室套房，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德玲慧眼，总算得到了回报。祇要我们前去，德玲总以地道可口之饭茶相款。赵老师书房书香充盈，他俨然教授风度，服装整洁，脸色也滋润了。


关非蒙


    关非蒙是我50年代初期在杭州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教语文课，但不教我们班，却教过我们音乐班的打击乐器课，虽不是正课，也算是直接教过我的老师。

    他为河南一带中原人士，读的是南方某大学，所以从青年时代起，即在南方工作、生活。当时的杭州师范学校，约有老师2、30位，关非蒙还不到30岁，属于青年老师。他五官端正、明朗，留有八字胡，甚注重衣着的整齐、入时，文采奕奕，风度潇洒，是个美男子。但生性冷漠，略显傲慢，和学生的关系既不严肃，也不亲善，学生们都甚惧怕他。杭州师范的单身教师，一般都住在校内，他和我班语文老师桑雅忠同住一个楼，毗邻而居。我在校3年，祇在毕业班时，到过他的宿舍一次。那天，他甚有兴致的教我打桥牌，还说了些桥牌的妙趣，可惜我对此毫无兴趣，过后也没有再染指。

    我当时就读的杭州师范音乐科，除音乐专业课、文化课外，还有几门很特殊的课程，例如舞蹈基本课和民俗打击乐器课.打击乐原属民间乐器，纯粹的节奏组合，一般用于戏曲表演，至如昆曲等典雅戏剧，虽以笛为主要伴奏，但鼓板、小锣等亦很重要。我小时候生活在浙江温台乡下，凡婚礼、喜筵就是用打击乐、唢呐等热闹乐器迎送宾客的。每逢节日舞龙灯、迎神等活动，就纯用打击乐器了。

    打击乐声音响亮，上课不须用课桌、黑板，课堂就设在学校大礼堂内大讲台兼舞台的南边侧室（有时用作化妆室）内。此处远离教室、办公室，铿锵喧闹之声不致打搅课堂的宁静.教我们学习打击乐器的先是特聘自省京剧团乐队的鼓板师。鼓板师是乐队的领班，具有西洋乐队指挥的地位，在乐队中享有威信，必须技艺精湛，声威并佳。有一则历史故事更提高了鼓板师在乐队中的地位，使鼓板师在乐队、戏院、戏班中具有神祇似的形象——唐朝风流天子唐玄宗，他那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深谙音乐，能自制“霓裳羽衣曲”，玄宗且喜爱戏曲表演，他是后世专以用来指戏曲的“梨园”的创办人。他在伴奏乐队中亲执鼓板，以九五帝王之尊去作艺人的行当，就被艺人视为无上恩宠和荣光，因而被梨园尊为保护神了。我小时候在温台乡间，就见到戏班子后台神龛中所供奉的穿戴皇帝冠冕、衮袍的唐玄宗像。当时的省京剧团鼓板师，来教我们这班少年学子，他穿对襟中装，平头，布鞋，中等偏矮个子，略肥，大黑圆脸，门牙略露。这副模样在师范学校师生中显得极为突出，他从不跟人说话，课时径来“教室”，上课时学生对他也没有“起立、敬礼”的尊师形式。他在京剧团乐队中自然颇具威望，但现在面对的这班17、8岁年纪，朦朦胧胧、似懂非懂、莫明其妙的一群人，他们崇尚贝多芬、莫扎特，他们响往奏鸣曲、交响乐、提琴、钢琴等等，他们满脑子的崇洋厚古，宗雅排俗，如何欣赏得了粗犷、原始的打击乐器？又如何能听令一个艺人鼓板师的教调？打击乐一周占一个下午，我班30多个同学各司其职，或磬，或钹，或鼓，或三角铁不等。我从一开始即被分配为打小锣，以左手中指勾锣边缘，右手执厚竹片，以侧面摆击锣心。大家既对老师不恭，又不用功，学打了半年，竟连一首节奏最简单的起步曲子也没学会。鼓板师背地对别人讲过，他没见过这样不用心的学生，若是京剧团的学徒，他早打人了。他终于愤而辞职了。于是我们这节课竟由本校语文老师关非蒙兼任才得以继续下去！关非蒙平日爱看京剧，且能唱，但还会打鼓板，竟以此执教，却是始料所不及。关老师坐镇课堂，手执鼓板，略申大意，一脸认真。大家不敢怠慢，像关老师这么高尚、深邃的知识份子，尚喜爱打击乐，可见打击乐的不同凡俗了。于是用不了多少时候，这台老生亮相的台步节奏就学会了。关老师轻击鼓板指挥乐队，于是众人齐奏“匡起，台起，匡起，台起……”，居然铿锵有序，节奏分明，声闻遐迩……。

    关非蒙既非中共党员，也非中共地下外围者，但他在40年代大学生时代因参加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拘捕过，关过上饶集中营.假释后，曾在杭州教会学校弘道女中教过书，传说有一段浪漫的师生恋。究竟他在集中营受过什么刑罚，他是如何被释放的，女中的美女是谁？由于他沉默内向的性格，倜傥的外表，使他蒙上传奇的神秘色彩。关非蒙善书法，但在3年师生期间，我从没有机会见他临池挥洒，也没有见过他的字体，直到80年代后，生还杭州，在他任教杭州大学时，曾主动送我一张直书横幅，写的是一首宋词，字体似《沣泉铭》，署名“穆门”，不知是何出处。

    在杭州师范毕业班时，温习毕业考试阶段，关非蒙和我班女生、我的挚友张冰如有过热烈而短暂的爱情。到冰如分配嘉兴任职后，关老师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这段感情就中止了。在我们毕业星散后，关非蒙自杭州师范调到了《当代日报》任编辑。第二年暑假，冰如自嘉兴返杭，一个傍晚，我们偶然走过清呤巷《当代日报》社门前，随即想起应该看看关老师，他居然没有外出，于是相约走上白堤，在锦带桥畔的花亭里，坐看西湖景色，他又对冰如十分热情。但是一宵相聚，分别后，又再无音讯。不久，他从《当代日报》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任教职。令人不解的是，冰如对他始终敬仰，一生都无怨怼，在他老迈的退休岁月里，冰如还常约我去看望他哩，那是后话！

    浙江师范学院前身为之江大学，校址座落在杭州钱塘江六和塔畔的月轮山上，之江大学原为教会大学，以外文著名，莎士比亚剧作翻译大家朱生豪在抗战期间即就读该校。50年代中期，改之江大学为浙江师范学院，全国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改为纯粹的工科大学，将原文学院一部份拼入浙师院，一部份拼入新成立的杭州大学中文系。一代名教授夏承焘，先期亦曾居月轮山之江大学、浙师院，著述甚丰，后与陆维钊、姜亮夫最终受聘于道古桥的杭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末夏承焘居北京朝阳门内，曾惠寄《天风阁诗集》与我。我有诗致谢曰：


    月轮山色梦非遥.胜景都遗道古桥。

    昨夜天风曾我顾，何时随看浙江潮。


    诗中月轮山即指之江大学、浙师院，道古桥指杭州大学.接着杭州师范学院成立，于是浙江师范学院遂迁往浙西重镇金华市，各地名家，名教授如后在东北工作的乐清吴天五，在《当代日报》的关非蒙等均云集金华市了。

    金华位于钱塘江中游，浙赣铁路线上，北邻李笠翁芥子园旧址兰溪县，扼水陆交通要道，是中原通八闽、两广的重地，明时戚继光、胡宗宪均曾镇守于此，有南朝遗迹八咏楼、双溪、双龙洞等胜处，宋室南迁时，此地为大后方，历城李清照避金兵南下居此，她的“唯恐双溪蚂蚱舟，载不动许多愁”即写于此。岳珂、陈亮、陆游、辛稼轩等，都曾寓迹于此。早在东晋、吴越、南宋时，文化南迁，金华早是名家游弋之地，金华市的文化曾经达到高潮。然近代以来，金华文化渐趋没落，竟无一所高等学府，浙江师范学院的内迁，将为金华市的文化推波助澜！关非蒙受聘于金华市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应该是他一生教育生涯的最得意之时！30多岁的壮龄，正可一展怀抱了。他在此时结婚，夫人姓戚，据后来桑雅忠老师告知，她出身名门，为文学世家，并谈及夫人对关非蒙管束甚严，而关非蒙亦一改平日闲云野鹤情性，心甘情愿服其约束。在金华烂柯山下，夜灯隐约，关非蒙漂泊的一生有了归宿，他息交游，准备著述南窗了。可是命运十分调侃人，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了右派！一似月色荷塘中突投以巨石了。打成右派后的具体处分，发配何方劳动改造，吃过何等苦头等，我在北方，均不得而知，仅知脱离了教职。所幸者，戚夫人不但没有离弃他，还含辛茹苦独力教养二子。戚夫人是习外文的，在80年代初，她终于以其自身实力调入杭州大学外文系任教职，然后再奔走努力，将得以右派改正的关非蒙亦调至杭州大学外文系任汉语老师。关非蒙在杭大外语系曾开设戏剧知识讲座，我曾专程去听讲，此时才得亲聆老师授课，可见关非蒙爱戏剧之心始终不变。关非蒙住杭大道古桥宿舍，与外界甚少交往，杭州的故友旧交，惮于戚夫人家威，亦很少到其府上叙旧.约在80年代末，我和张冰如在节日拜师时，曾去过他的道古桥寓舍，书屋甚是光洁明亮，图书插架，字画琳琅。关老师已是头发花白，体态略显福态了。他见到老学生很高兴，说了些今后著述课题，内有关《水浒》的研究。80年代初，陈朗住北京和平里，执编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论丛》季刊，关非蒙有戏剧理论大作见寄，可见他在待罪的20多年中仍然钟情戏剧，笔耕不止。偶然见到过戚夫人，她表情淡漠，没有女主人的热情，能见出即使年轻时也不美丽。约在1992年春节，我与冰如去拜师时，关老师曾嘱托请我哥昌米为他画一幅双鹿图，我哥善画牛，未尝画鹿，时至今日尚未完成使命，于心甚为不安。然“双鹿”本意何在，不得而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