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

杨国斌


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墻

    研究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有必要从民主墻运动说起。民主墻运动发生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的冬天，时距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８年的红卫兵运动十年有余。本文要讨论的是红卫兵一代人在这十年中的认同转变。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和民主墻运动中都曾出现很多宣言性的文章。比如当年 在清华附中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有如下的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类宣言性的文字，后来成立的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很多。虽说在文革的大气候下，人们常常言不由衷，但总的说来，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类文字， 当作红卫兵一代在当时的认同意识的表达。当时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在派性斗争中打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表达的认同意识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誓言就表达了这种认同意识。我们随便再看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毛主席路线红卫兵”　组织的成立宣言，　发表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湖北红卫报》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迅猛异常，毛泽东时代的红色造反者杀声震天。又一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闪烁 ，又一面造反的红旗在徐徐升起！……　毛主席路线红卫兵光荣诞生了！……我们的战斗任务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我们的每一跟血管、每一个细胞都渗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景仰！

    这个宣言，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誓言差不多。这类宣言，大体表达了对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领袖人物的强烈认同，表达了捍卫这些认同对象的 自我牺牲的决心，抹杀自我，使自我的意识与利益服从于政治集体的意识与利益。

    把民主墻时期的话语和红卫兵时期的话语相对照，可以发现明显的变化。民主墻时期同样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大城市里都有民间刊物出现。这些刊物也多有宣言似的发刊辞。例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有如下的陈述：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四五论坛》的宗旨，就是为在我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安定团结不是一潭死水，不 是不让人民讲话，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人人有话敢讲，任何污秽就没有藏身之地，人民的意志必然决定社会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启蒙》的“发刊词”说：在那些精神和灵魂的灾难结束以后，我们开始用疑惧的眼光去回顾我们的来路，那来路的很大一段上充满了眼泪和血。当我们用胆大的眼光去瞻顾未来，未来却在我们眼前展现一派迷茫……。　严酷的事实已经使我们忘掉了　世界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们也不再日夜幻想 着，那些苦难者会盼望我们去对他们进行解放。

    这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没有抛弃红卫兵时代就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但使命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言论自由，提倡民主和法制建设。民主墻时期的另一些作品，则透露着迷茫和疑惑。《启蒙》的发刊词，便摈弃了红卫兵时代所表达的那种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此外，民主墻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北岛的诗歌、魏京生论第五个民 主的文章，王希哲论民主与法制的文章，都明确表达了对专治的怀疑和对民主与法制的向往。政论性文章中，开始肯定个人利益和物质生活的价值。而文学作品更是对自我、人性、个人情感、爱情等等，进行了强烈的表达。当年发表在《今天》上的作品，大都属于此类。北岛的“回答”表达了这种怀疑，而“履历”则描述了这个过程：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见理想…
    
    顾城发表在民间刊物《崛起的一代》的诗歌”红卫兵之墓，”有这样的句子：
    
    谁都知道
    是太阳把你们
    领走的
    乘着几只进行曲
    去寻找天国
    后来，在半路上
    你们累了
    被一张床绊倒
    床头镶着弹洞和星星
    你们好象
    是参加了一场游戏
    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

    这首献给红卫兵时代的挽歌，对红卫兵一代最初跟随红太阳的追求，给予了祭奠，同时表达了“重新开始”的希望。其实这种“重新开始”就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就已现端昵。而在民主墻时期，则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样，我们就提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从红卫兵时期到民主墻运动，是什 么原因导致了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分析这种变化产生的前因后果。在方法上，本文侧重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着重研究见诸各种形式的话语和符号，不追究个人内心到底怎么想。比如，某人原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但他说他并没有经历认同转变。从话语的分析角度看，这不成问题。红卫兵一代，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墻运动，有一整套话语。这套话语，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这一代人的认同转变。


红卫兵一代与认同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是因共同的社会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有所不同。因为共同的历史经历，一代人的思想便打上了共同的烙印，在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上表现出共同的特征，我们称之为代的意识，或者说代的认同。这种代的认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祇有在现代社会，才有交通条件和报刊媒体，给分散的人口及时传播信息，使他们能够产生共同的想像。从这一点看，代也象国家一样，是一种“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这种想像的共同体，似 乎最容易在年轻人中产生。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发现在西方人们常谈到的１９１８年一代，二战一代、６８年的一代，以及我们熟悉的“五四”一代，都是青年时期形成的。代的意识，在青年中似乎格外强烈。在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觉得自己算不上哪个代，因此平白造出“新生代”之类的话语，反映了缺乏代的认同感的焦虑。

    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大体指同一个代。但红卫兵一代的说法，似乎比较精确些。如果说这代人是四九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么对他们来 说，影响最大的事件，应该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的红卫兵运动。后来的上山下乡，当然对他们也有同样深刻的影响，但是代的意识的形成与表达，在红卫兵运动中表现最为强烈。

    红卫兵一代，主要包括今天常说的“老三届”。当时分得很细各种，有老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又有关系错综复杂的组织，等等。我们把他们统称为红卫兵一代，不是抹杀当时的内在区别，而是强调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社会运动。派系斗争的背后，掩盖着一个重要的共性。如果我们把派系斗争比作一场游戏，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游戏，缺了哪一方都玩不成。而各方能在一起“玩”，是因为他们都认可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比如可以打倒当权派，但绝不能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的意识，是一种集体意识，我们称之为集体认同。认同一词，是从英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翻译而来，中文里原没有这个概念。在当代西方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认同是一个关键词。其实社会学意义上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在英文中也是１９６０年代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的。这方面最早发生较大影响的著作，是艾里克森（E. H. Erikson）发表于１９６８年的著作，《认同：青年与危机》。艾里克森目睹了六十年代西方青年表现出来的骚动不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青年一代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感觉社会和历史发生了断裂，内心失去平衡，产生混乱，他称为认同危机。他所阐发的这种认同危机，与青年的关系格外密切。

    认同的内容，很难严格界定。大体来说，它包括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与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moral  frameworks）联系在一起，因此认同也包含了道德价值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危机，是因为社会的巨变，造成了自我认识与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条件下，新的认同意识的产生，同时意味着对原来的道德体系的怀疑甚至否定，以及对新的道德标准的探索与肯定。

    认同是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教育、文化、家庭、等等，对认同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人们的社会行为，反映了他们的认同意识。此外，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一般情况下潜移默化的转变，不容易觉察。大变革的时代，容易引起认同的危机，进而产生认同的转变。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是文革前１７年的革命化教育的结果。对文革前的青少年来说，这时期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上至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下至青少年课外读物、连环画、小儿书、电影，全面渗透。其目的是造就“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即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一本题目为《造就共产党中国的模范公民》的英文著作，曾经对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做过研究，基本概况了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其研究发现，小学语文课本的政治主题，以出现的频率来计算，依次为：１）对新社会的忠诚，　２）新社会的优越性，３ ）毛主席的伟大，４）国民党的罪恶，５）中国人民得到解放，６）人民曾经受过压迫，７）警惕特务和坏分子，８）热爱人民，９）热爱祖国，１０）旧社会的黑暗，等等。归纳起来，这些内容就是培养学生对新政权和领导人的认同，及对国民党和旧中国的仇恨。

    不论什么样的教育，都有个效果问题。总的说来，文革前的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是有效的，其结果是培养出认同教育的内容的一代人。 这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投身到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中的。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什么如此有效呢？我主要分析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教育的形式。革命传统教育，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形式多种多样，不限于学校，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凡新政权建立之后，都要建造一套创世纪类的神话，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赢得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可和对新政权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认同。建国后中央政府对革命传统的建设，就属于此类。其表现范围很广 ，学校教科书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儿童和青少年课外读物，这方面内容也很多，比如各种革命英雄的故事。５０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从其象征意义上讲，其实也是对革命传统的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另外，建国伊始，当时的政务院就颁布政令，对各类节日、庆典做了规定。比如规定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等等。这类全国性的节日，便成为歌颂革命传统的盛典。以后每年的主要庆祝活动和公共集会，中共中央都要专门下发文件，对悬挂什么 领导人的头像，喊什么样的口号，做出明确的规定。北京是这类庆祝活动的中心，北京的青少年常常以革命传统的接班人的面目，被安排出现在庆祝活动中，在他们心中养成一种身在伟大首都的优越感，为全国青少年所艳羡。后来红卫兵首先在北京发端，而北京的红卫兵直接影响全国的红卫兵运动，都与北京学生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关系。

    60年代初期，革命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教育成为突出的话题。阶级教育着重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从１９６２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１９６４年发动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贯穿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强调不仅存在地富反坏右和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有复辟的危险，因此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教育与接班人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反修防修的紧迫性，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祇有培养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才能避免江山变色。１９６４年开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九篇社论，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论战。这所谓“九评”，在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后来 的红卫兵回忆录中，常常提到。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正是在这九评中的一篇中提出的。这篇社论还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和阶级斗争教育之有效，还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使然。这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建国以后，面临着很严峻的国际环境 .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准备反攻大陆，中美处于对立状态，中印关系紧张，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援华的专家，中国似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显得格外紧迫。另一方面，这样的国际环境给革命传统教育和接班人教育的话语，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面提到的“九评”，制造出这样一种话语，即中国革命的成果随时都会被断送，国内外的敌人时刻都在对革命政权进行颠覆。在这样的形势下，革命传统教育和 接班人教育就更增添了紧迫性，在青少年心中，培养起沉重的历史使命感。

    第三个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文化氛围的浸淫。我们常说，红卫兵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新中国”　和“红旗下”　的文化氛围，　对这一代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在上层政治方面，权力斗争一直不断，中央决策发生了象反右和大跃进这样的重大错误。但社会与文化氛围，基本上充满了乐观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极端的表现，甚至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这其中有自然的原因，也 有人为的成份。大凡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建立之初，因为胜利的喜悦，都会有一个欢乐的时期，象一段华彩的乐章。人为的因素也很多。比如１５年赶超英美的口号，使人民想像着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就要实现。　这种气氛，我们从当时的电影和文艺作品中都能感觉出来。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青少年，会培养出一种天之轿子的自我意识，会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身负历史重任，准备以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到达共产主义的彼岸。红卫兵一代，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 踏如文革的。


认同转变的过程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转变，是逐步发生的，而且不断有起伏，呈曲线状。转变的过程，很难说始于某一时刻，但应该说，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也正是红卫兵认同转变的开始。这里有辩证法的成份，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其认同转变最初的表现，是认同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对原认同对象的怀疑和内心的困惑。由怀疑、困惑到思考，到各种形式的反叛和对新的认同对象的表达，构成了认同转变的全过程。

    红卫兵运动是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开始。从转变的过程看，红卫兵运动的主要作用，是造成了这代人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的危机，一般表现为内心的矛盾、困惑和疑问，极端的表现则为异端和反叛。红卫兵运动初期，政治斗争的反复，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很多思想混乱，导致内心的困惑。最近出版的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对这种内心的困惑就有所记载。陈当时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在日记中对 北大的文革过程，做了详细记录。我仅举一个例子。据陈记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贴出来以后，在校内受到广泛批判，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结果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陈记载如下：我听完广播，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始终没有回过神来，我身为北大哲学系学生，学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水平和识别能力怎么竟然低到如此程度？怎么把聂元梓的革命大字报，错误地看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

    这类困惑和矛盾的例子在当时很多，不一一列举。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进入大串连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两个新阶段。这期间的大小字报上出现了“异端”　的萌芽。比如在北京，出现了反对林彪和拥护刘少奇的大字报。１９６７年上半年，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及“新思潮”的出现，进一步将异端思潮推向社会。到１９６８年湖南省无联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的出现，提出共产党内出现了官僚资产阶 级阶层，表达了红卫兵对现有体制的较为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红卫兵运动时期的认同转变，到１９６８年上半年，以“省无联”的宣言类文章为标志，表现无遗。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红卫兵运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镇压，就在派性武斗持续不断的同时，中央文革开始了对异端人物的搜捕，杨曦光、遇罗克、鲁礼安等一批表达出异端思想的人物相继被捕人狱。直至１９６８年７月底，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工宣队进驻学校，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之后，大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奔 赴农村，开始了他们这一代人生命航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

    红卫兵运动结束，上山下乡开始，从此红卫兵一代开始了向知青的转变。这种转变，构成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既有其连续性，又有不同。从连续性方面看，投身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年轻人，并不都是被迫下乡的。他们中间一批人，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高高兴兴启程，仍然抱着改天换地的胸怀大志。他们把农村当作是新的战场。也就是说，红卫兵一代人中 ，有一部份是到了农村才真正开始改变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认识。

    从红卫兵一代的认同的转变这一角度看，上山下乡与红卫兵运动有一个重要区别。红卫兵运动时期，是极少数人公开地正面表达了具有批判意义的新思潮。下乡时期，则是一大批共命运的知青亲身体验了异端思潮中所批判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了对自我和社会的新的认识。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公开的现实批判减少了，隐晦的和地下的反思和批判增加了。对这种新的认识的表达 ，便是对新的认同意识的表达。我们从当年在知青中流传的歌曲、诗歌、手抄本、书信和日记等文献中，可以看出这种新的认同意识的脉络。概括地说，这是一种对乌托邦式的大革命的幻灭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物质利益的认可和追求。在红卫兵运动期间，甚至后来的政治大气候下，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视为资产阶级追求，得不到公开的承认。下乡期间，面对谋生的现实，追求物质利益不仅合理，而且必要。一位老三届知青回忆道，他下乡后大 队的党支部书记给知青讲话，劈头第一句话就是“种田为自己”。这对听惯了“读书为革命”的学生们，是极大的震撼。另一位老三届知青回忆道：“我们到底能对农村有多大作用？我们到底该不该坚持'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困惑中，在痛苦中，我们终于先后踏上了寻找自己利益的道路。”米鹤都的《红卫兵这一代》中，一位访谈对象这样说道：许多人是在对现实社会目标丧失信心的前提下，开始注意到'我'　的存在的。他 们经营起自己的天地，从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遨游于书籍的浩海中，到设计前程，制定三年五年目标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多挣公分多挣钱，到钻营门路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在精神方面，自我意识的第二方面，是从宏大的革命理想转向对个人理想和个人情感的追求。当年风行一时的《知青之歌》，表达了对个人生活和人生意义的新认识。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返。
    啊，未 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歌曲充满忧郁和对生活道路的困惑，这对红卫兵一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红卫兵运动期间的狂欢话语，并没有表达这样的情感。

    那时的知青诗歌、歌曲等作品，常见的主题有友情、爱情、别离、思乡、乡村生活等，这些也都是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就在这种新的话语中，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在红卫兵一代中萌生。

    自我意识的第三方面，是对中国社会的新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很广泛的内容。限于篇幅，仅谈一点，那就是对“人民”的认识。“人民”是新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关键词。上至国家的名称、下到人民公社，从毛泽东语录里的“为人民服务”到报刊和文艺作品，人民的话语无处不在。但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对于红卫兵一代，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和政治口号。祇有在下乡后，他们与人民生活在一起，自己成为人民中的一员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人民的内涵，才开始与人民 认同。他们发现，人民中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人民很穷、很苦、却很勤劳而善良。人民有爱憎，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因为他们是有血肉的人。知青作品和民主墻期间的作品中，都表达出对人民的这种新的认识。王小妮的一首诗，“农场的老人——写在离别农场的那一天”，就表达了这样的认识。诗中描写了一位农场老人的辛劳和善良，结尾写道：

    呵，模糊了，远去了，隐没了，
    我没有机会问明你的姓名，
    可“农民”　这两个字，
    却一日日在我心上升腾…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民的新的认识，民主墻时期对民主的呼唤，才有了具体而实在的内容，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认同转变的动因

    从认同转变的动因来说，有三个重要原因，我称之为话语狂欢、个人经历、及政治形势的突变。

    红卫兵运动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狂欢。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类红卫 兵和造反派的大报小报应运而生，数不胜数。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从１９７５年就开始出版红卫兵报的复印资料，现在这套资料已多达到一百余卷。红卫兵报有两个特征。一方面，红卫兵报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方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虽然很多红卫兵报大量转载官方言论，但这类小报也登很多内部消息、小道消息、地方消息、本学校和各类红卫兵组织的消息，是研究文革及文革前１７年政治、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以至在当时成为国外研究机构苦心搜求的珍品，在香港 甚至出现了赝品。红卫兵报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语言充满暴力和血腥，内容重复泛滥。但这种泛滥的革命话语，同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比如骂街的粗活，一般是见不了报的。国家机器严格控制下的报刊，有它的一套话语。红卫兵报既大量地使用官方话语，同时又把市井的粗活、脏话堂而皇之地印出来，这本身就是对霸权话语的一种亵渎。被尊为神圣的东西，总有一个圣洁的外表。把它弄脏，就是一种颠覆。因为有了这种泛滥的话语空间，颠覆性的“异端”话语也得到了发表的机会。红 卫兵运动期间的所谓异端和新思潮，便是借这种空间得以发表和传播的。遇罗克的论战文章“血统论”，就是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红卫兵话语空间的产生，与文革大气候紧密相关。文革本身提供了从内部进行话语颠覆的机会。文革“十六条”，明确倡导大字报、大批判的运动形式，因此给各类红卫兵报和大字报提供了合法性。这样的条件，成了“异端邪说”和“毒草”的温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革后，大字报的形式虽然失去了合法性，但仍然在历次社会运动中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跟文革期间形成的全民性的大字报文化有关。至今，我们对大字报文化，还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是参与运动的经历。一般来说，集体行动都会对参与者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们，对六十年代学运的大量研究发现，学运的参与者，会发生人生观上转变，在日后的生活中，会比较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红卫兵运动的参与，对红卫兵一代有震撼作用。因为有了红卫兵运动，才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红卫兵一代。革命传统教育，在红卫兵一代人的心中，树起了无数英雄的形象，但战争年代过去了，他们无法象心中的英雄人物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红卫兵运动，使得生在和平时期的一代，终于有机会投身到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这也是红卫兵运动成为一场狂飚的原因之一。但参与之后，人们难免会发现，革命并不象想像的那么纯洁与神圣。大串连时期，很多人有机会到各地周游，第一次看到了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落后而贫困，与书本上的情景迥异， 促使他们开始对现实进行思考，也促使他们中间有些人，发愤读哲学和理论的书籍，寻找理论上的答案。这种情况，在红卫兵运动期间已经出现，后来下乡，更产生了一场地下的读书运动。同时，由于下乡，这一代人又有机会更长期更广泛地观察和体验中国下层社会生活，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体验，促进了认同的转变。这种来自亲身经历的认识，比之书本知识，要深刻得多。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形势的突变，这属于外因。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上层斗争，在文革中暴露无遗。这促使年轻的一代，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从此上层政治不再那么神圣，与上层人物的认同随之减弱。红卫兵运动时期，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毛数次在天安门检阅总数达数千万人的红卫兵，对红卫兵恩宠有加。从最早的老红卫兵到后来的造反派，对毛都是无限崇拜，多少青少年梦想沿着青年毛泽东的足迹，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而到了１９６８年，毛却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１９６８年郭路生创作的 诗歌，记录了这种失落感，但同时也表达了沉沦中的希望。他的名篇，《相信未来》有这样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种因上层政治变动，对红卫兵一代的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１９７１年的林彪事件。林彪是“副统帅”，毛的“亲密战友”，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 ，　被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搞政变未遂，畏罪潜逃，飞机失事摔死在沙漠里？这是莫大的讽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声讨林彪的罪行，中央下发的批判文件中，说林彪曾经诬衊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样的话在知青中传播开，使他们有恍然大悟之感，人们仔细一想，林彪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这时内心之中发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徐有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林彪事件在破除红卫兵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说，“当然，'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人们疏离'文革'中官方政治教义的过程早在运动中期就已经开始。怀疑不断地增加，否定不断地产生，林彪事件使许多人完成了这一离经叛道的过程。”


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社会意义

    红卫兵认同的转变，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标志着文革结束的一些有社会影响的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代人的认同转变有关系。另外，这种认同的转变，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有重要作用，实际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基础。

    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是标志着文革时代结束的重要事件之一。“四五运动”的实质，是对文革极左政策的反叛。“四五运动”后的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毛去世，江青等被抓，中国天崩地裂。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已经成为知青的红卫兵一代人，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去考大学。这是知青中的很多人多年的梦想，他们早在农村的务农之余，就在努力自学，准备这一天的到来。但７７、７８两届，也祇接纳了极少数的知青。就在这种情况下，７８、７９年冬天，大批 知青为了返城，在各地组织了抗议和上访活动。这些活动和同时发生的民主墻运动相交迭，树起了民主、人权、法制的旗帜。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话语。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民主、人权、法制仍然是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核心话语。同时，这套话语，对改革初期的法制建设及对文革问题的清理，提供了合法性。

    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对经济改革的开展，也提供了社会基础。本文提出，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主要体现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怀疑与否定，对个性 的张扬，和对物质利益和个人幸福的追求。这并不是说他们原来是不计较物质利益的，但个人利益，不见容于官方的和公开的话语。从文革前到文革期间，都贯穿了对个人即所谓“小我”的否定。红卫兵一代个人主义话语的出现，对中国后来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初期，谁要去从事个体工商活动，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多年以来，社会主义的话语不仅鄙视私人利益，甚至把个人谋生的活动当作资本主义行为，将其妖魔化。“正当”而“体面” 的工作，还是要有个单位，最好是国营单位。这时，那些刚回城的老知青，一方面因为安排正式工作困难，又因为经历了在农村为个人谋生的磨炼，对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体面与不体面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中间很多人，就这样面对社会的压力，成为最初的个体户。他们是市场化的先行者。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对文革后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文革后的新文学和文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对这代人的新的认同意识的表达。从朦 胧诗、意识流小说，到寻根文学、知青文学等等，都贯穿了对人性的新的探索，一反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革命化基调。这种新的探索和表达，对整个文化氛围影响之深远，直到“六四”才充份地表现出来。“六四”时学生所抗争的，从大处讲是民主政治，但具体则表现为对个性、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追求，以及无法实现这种渴望的焦灼。从１９６８年的《知青之歌》到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上崔健的《一无所有》，其间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思想脉络，那就是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直到九十 年代市场化的洪水将个人主义浸泡得彻底膨胀的时候，红卫兵一代才回首过去，重新审视人生的社会意义。在物欲和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集体、社区、团结、友情，表现出新的价值。九十年代的知青怀旧思潮，正是这种新的思想转折的集中表现。从红卫兵运动，到民主墻，再到知青怀旧，一代人的认同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交互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力。

    （本文是作者２０００年完成于纽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部份中文摘要，这次整理时参考了最近出版的有关资料。作者现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