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清华白花事件

（北京）周为民


    10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自发的、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旗帜、反对文革、反对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群众运动，它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党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亲历了当时被称之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其中的要案之一——“清华白花事件”。


工农兵学员怀疑“红太阳”

    30年时前，我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学员。我是上海人，父母都是30年代参加上海地下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成为“革干”，一直到文革中被打倒。 1969年我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父亲尚在干校的“牛棚”里隔离审查，母亲也被发配去黑龙江改造。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大批老干部被“解放”重新任用。我通过政审，1973年进清华大学，成为电子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工农兵学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一直到 1970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主要根据出身和表现由单位推荐、学校审批、不经考试。当时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1971年因林彪事件发生，大学中断招生一年，72年再开。73年是第三批工农兵学员。那一年，教育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实行了有限的招生文化考试，后来被四人帮诬衊为“回潮”。

    在农村插队期间，我结识了一些哈尔滨军工学院的老大学生，他们启发我怀疑文革，怀疑中央文革，怀疑“红太阳”。 71年的林彪事件是我思想从崇拜到怀疑动摇的转折点。进清华时我的思想状况仅仅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上的怀疑动摇，但这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足以构成危险的“反革命罪”。

    清华、北大当时是受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控制的地方，在政治上有风向标的作用。清华、北大被称为“两校”，经常在两报一刊上以“梁效”（两校的谐音）的名义发表文章影响政局。因此当时有说法叫：“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迟群、副主任谢静宜，原本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随 8341部队进驻大学支左进入清华，身份特殊。1975年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告迟群、谢静宜的御状，毛毫不客气地批复：“信的矛头是对准我的！”由此揭开保卫文革成果的“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清华大学在当时政治局势中的重要影响也由此可见。

    1973年我进校后不仅，清华就开始反教育领域的“回潮”，实行开门办学。第二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东山再起主持国务院工作，举起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为纲领，实行全面整顿，清华比较抵制。刘冰告状事件后，清华重新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线阵地，首先提出了“走资派还在走”的口号，矛头直指邓小平和周恩来总理。我与班上的一些同学，对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一套做法是不满的，产生不满的原因有希望学习知识而受政治运动不断影响的直接情绪，也有社会普遍对四人帮左倾不满的影响，但是当时的不满祇能是关系不错的同学之间的私下议论，绝不敢公开讨论。议论的大多数还是关于四人帮与邓小平等争斗的各种小道消息，一般不敢对“红太阳”有不敬的言词。


全民悼念周总理的背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全国一片哀乐声，中国人民不仅为他们热爱的总理离去而悲伤，更为“反击右倾翻案”如火如荼地展开，邓小平受到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人们为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后的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便不约而同地以悼念周总理逝世婉转表达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立场。

    记得那天上课，我们的老师走上讲台还没有开口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滚了下来，颤抖的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今天我讲不了课了。”我们在教室里挂起了周总理的遗像，设立了悼念总理的灵堂，大家自动地佩戴了白花黑纱。一天里，北京的黑布白纸脱销了。

    当局意识到全民悼念周总理背后的情绪，因此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限制悼念活动，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的限制令。当时在迟、谢关系密切的小圈子里，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的不敬也是有恃无恐的。 1月9日，其他单位都自动降半旗，唯独清华没有。迟群的一个亲信更加露骨地公开说“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引起了周围师生的愤怒，要批斗他，迟群将他保护起来。清华水利系一个班的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校党委办公的工字厅门前，严正责问校党委搞什么名堂，感情立场到哪里去了？

    清华200号是在郊区的一个科研机构，他们的一个党支部扎了一个花圈，没有汽车，他们硬是用三轮车半夜往天安门送，走了30多里被单位的汽车追了回去。

    1月11 日晚上，我所在的电子系无三一班全班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系党委领导来阻扰劝说我们不要去，我们责问他：你对总理是什么感情？他不敢正面回答，借说要请示校领导溜走了。我们的队伍到校门口时，校党委一位副书记电话打到门卫要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接听，当时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正在劝大家回去，我就接过了电话。校党委副书记以为我就是班党支部书记，就要我劝大家不要去。我放下电话后告诉班党支部书记说校党委同意我们去。这才得以放行。后来我的“假传圣旨”的行为也受到追究。我们全班同学走到天安门广场时已经半夜十二点多了，我们全体举手宣誓：“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真理而斗争！”

    在 1月份悼念活动中积极的班事后都受到了批评。水利系给迟群贴了大字报的班被他诬衊为“小裴多菲俱乐部”，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被撤换。我们班也成为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上了黑名单。1976年清明节，首都人民自发地开展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3月下旬，人民英雄纪念碑出现第一只花圈，各种各样的花圈和悼念队伍就像潮水一样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到天安门广场。有高达六米的大花圈，有做工精制的小花圈，还有上百斤重烈火烧毁不了的金属花圈。4月4号是星期天，广场的人流达到最峰。当时纪念碑周围有一人高的松柏墻围绕，松柏墻上挂满了大小白花，成为白色的墻。在纪念碑十几米高的几层碑座上都放满了花圈。在最高一层，朝着天安门方向有一个 一米多高的大镜框里面安放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下面一条横幅书写“民族英魂”四个大字，另一条横幅上写：“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两边是四条竖匾：“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胜利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老远映入人们的眼帘，唤起人们心中无法正常表达的情感。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不准师生去天安门、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他们藉口清明悼念活动是“四旧”，“悼念总理会给少数阶级敌人闹事制造机会”。系党委专门派人到我们班传达校党委的指示，并要求每个党员以党性保证不到天安门去。


清华大学的白花安放在天安门

    4月3 日，星期六，下午我和班上其他8名同学（他们是：于国训、王春旭、王铁、任高良、李力、吕丽 君、黄京芳、崔平）相约分别偷偷跑到新文化街清华分校集中，怕其他同学发现，我们又转移到崔平同学家中完成了白花和悼词。我们的白花用八张一号白纸精心制作，直径约有一尺半。白花前有两条黑布挽联：“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蜮哭煞几支烛正昏”。白花背后有竹支架，支架上方绑一块小牌子，上面附一段说明：“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在广场成千上万的花圈海洋中，我们这朵白花显得太拙劣了，可是连这样普通的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扎，他们不准花圈出校园。我们祇能在校外扎了这朵平常而普通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理解我们的。”下面署名：清华大学几名工农兵学员。

    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以清华、北大署名的花圈在广场出现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清华、北大的师生中有不少当时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但是公开署名清华工农兵学员的惟有我们制作的白花。 4月4日，一个署名‘北大革命教师“的马蹄莲鲜花花篮出现在广场，也引起人们的热烈欢迎。

    夜晚八点左右，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行将白花安放在纪念碑东北角的一个灯柱上，然后走上纪念碑宣读悼词。十几分钟后等我们再回到灯柱边，老远祇能看见三个青年高高地站在华灯下，一个把我们熟悉的白花举起向四周展示，一个拿手电筒替另一位穿黑呢大衣的青年照亮，“同志们，这是从清华大学送来的白花”，穿黑呢大衣的青年手指着白花，嗓音宏亮地说：“清华大学，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里的师生想送花圈却不能出校门，这朵白花是几名学员冲破阻挠送来的，上面还有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现在我以纪录速度广播”。他那严肃的神情似乎像宣读受审罪犯罪证的法官，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小伙子特别将最后一句“您是理解我们的！”念了三遍。刚念完，片刻的沉默。即刻是雷鸣般的掌声和“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的呼唤。

    人群川流不息，就像后浪推前浪的海潮，一批刚去，又聚拢一批。电报大楼的钟敲过十点钟了，突然，一位解放军战士急匆匆挤进人群，伸手将穿黑呢大衣的青年从高处拉了下来。自从群众悼念活动开始，已有许多群众被抓，这难道又是要公开抓人吗？群众愤怒了，把那位解放军围住厉声责问，解放军战士显得更焦急了，用手擦着额头的汗珠，激动地向大家说：“我和大家一样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刚才听到有人给清华打电话，报告说清华有人在这里演说，他们马上要抓人，我是向这位同志报信的”。战士的眼角闪烁着亮晶晶的泪花。他见义勇为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群众，大家将他举起，并向他呼喊致敬：“你是个好样的！”。怒火再不能压抑，冲天的口号从人群中爆发：“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迟群！”“周总理万岁！”

    十年来我们听惯了“打倒……！”的口号，然而在这里，我们听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喊。这里没有谁强迫你去打倒什么，在这里，你听到的是人民的宣判。十年来我们听惯了“……万岁！”的口号，面对着玩弄权术愚弄人民的“四人帮”一伙，人民自发地将专用独享的“万岁”献给了逝世的周恩来总理。

    迟群、谢静宜得到了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的消息。他们连夜召开了校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又把在校党支部书记级的干部从被窝里拖出来开紧急会议，说：“今天有人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企图煽动几万人冲击清华。”“这起白花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几天来发生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当即还布置成立了“护校队”。

    “清华小白花”在当天深夜被清收掉了。

    4月4 日，公安局的便衣在广场抓了重新抄写张贴我们白花附言的一位工人，诬陷是他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假造了“清华小白花”。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写进了《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告中，他说：“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 ！我们祇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 ！”。


中国历史前进的大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北京市公安局的揭发材料中得知我们的“清华小白花事件”当时被列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的重大反革命要案追查。

    由于我们在清华分校制作白花遗留的一些痕迹，被我们同班的一位同学发现并向学校报告。 1976年6月初，我被隔离审查，6日清晨，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同时，其他参与活动的三名同学被在校隔离审查，另外五名同学也接收批斗。我们被迟群称为“无三班反党小集团”。当时何东昌（后曾任教育部部长）的妻子李卓宝在我们班所在的教研组工作，与我们有教学上的联系。迟群派人专门追查我们背后的“黑手”，矛头直指 李老师。天安门事件后，清华有四十多名师生被“隔离审查”，上百人被牵连批斗。

    幸运的是不到半年，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被粉碎了。 1976年12月3日，我在人们欢庆的锣鼓声中走出了北京半步桥看守所，回到了清华。迟群、谢静宜和我换了一个位置！

    30年过去了。我不敢以“反四人帮的英雄”自居来形容这段历史。当时我的基本立场还是以马列原着怀疑批判毛泽东，以毛的语录和悼念周总理的正义感批判文革和江青、张春桥等文革台面人物。其实当时的思想还很简单，很肤浅，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和肤浅我才冲到了四五运动的最前沿。正是对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其后的遭遇，促成了我个人经历中最重要的思想进步。

    今天重新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四五运动的局限，但不可否认它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反对文革、反对专制独裁的群众运动，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实现中国历史前进的大转折，奠定了厚实的民意基础，并聚集起一批争取民主的青年。后来，我就是和这样一批参加过四五运动的青年人，在 1978年未创办了民主墻刊物——《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