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二）

（新西兰）周素子


高天白

    1960年10月，陈朗从北京被处置“发配”西北，我随同前往。那时我大女幼吾不到两岁，我又怀孕在身，陈朗还患病。孕妇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负担和忌讳，但我们却要奔向人地两疏，行将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从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苏开垦西北以来，已过去了数千年，但西北仍然荒凉干旱。当火车过了宝鸡，但见穷山恶水，所过村落，显得落后，物质匮乏。新建的铁路，通车尚不久，当我们抵达兰州站时，车站还未建立，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上，抬头即是皋兰山，山头光秃秃的，不见草木。难道这就是《汉书》里所说霍去病与凶奴“鏖战于皋兰之下”的皋兰山？后听人说古时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兰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乡，1949年前，人口虽祗得10万，交通闭塞，但人们的生活尚是富裕安定的。50年代以来许多工厂内迁，离城30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炼油厂、化学工厂等大厂，遂使全市人口骤增。1960年前后，因为共产党错误政策的导向，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被黜。甘肃省第一把手张仲良则成了“冒进”而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国处处饥馑，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的兰州，就更形肃杀，路有饿殍，哀鸿遍野了。

    陈朗向甘肃省文化局报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属的戏曲艺术研究会，有一份不定期内参刊物让陈朗参与编辑。一时没有宿舍，我们3个人就住在戏研会楼上一个小房间里.戏研会所在地，在贤后街，是一条靠黄河边的僻静小巷，木结构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体而微。小小的开间，小小的窄长的天井，既是戏研会办公地点又兼宿舍，里面还住着两位秦腔老艺人，都有80岁左右。反右之前，曾经一度重视传统，优遇知识份子，全国似有一番“文艺复兴”气象。西北的古老剧种秦腔老艺人都是师徒以口传身授薪传，在此时期，将一些老艺人从民间挖掘来让他们像汉代伏生一样，从没有牙的瘪嘴中，吐出满腹的戏本子，加以记录。据说请了不少艺人，记录了不少剧本，但等我们抵达时，好多位都已仙去，祗剩下王老、曹老二位与我们朝夕相处。两位老人的辉煌时代已经逝去，此时，他们在戏研会楼下阴暗的房间里，踽踽而行，挣扎在饥馑的死亡线上。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毕竟是首都，虽已见饥馑的端倪，但我们尚未十分身受，初来兰州，物质的贫乏，城市的萧条，令我很震惊，而且供应的每人定量24市斤中，有70%的粗粮、代用粮.初来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经送给曹老一大碗白面粉和几个白面馍，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10月的兰州，天降大雪，似乎为两个流亡的右派以壮行色，兰州的冬天比北京的来得早。

    几个月后，我们从戏研会楼上搬到贤后街28号。与戏研会邻近，是一个标准北方四合院，有前后二院，二门，门道。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砖地、土壁、木窗。戏研会的刊物祗出过一、二期就停止了。陈朗一直在病中，我则挣扎在煤炭、粮食的苦海里.这里不像北京家居那么方便，那里燃料、粮食都送上门，住东城的老太太，一辈子没有到过西城，安逸得很。而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去搬着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但又没有一个朋友。

    一个冬日的傍晚，忽闻叩门声，进来一位身穿军大衣神情焕发的人，不请自坐了。自我介绍说，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现为省京剧团借用，刚随团上北京回来，在京时听中国剧协范溶（《剧本》月刊的一位编辑）介绍陈朗情况，故此特来拜访.我为他奉上了一盖碗茶，他向我行了个屈膝礼，口称“夫人”，大加赞赏茶具之美，女主人之美，滔滔不绝，一丝一毫没有当时身为右派的那份抑郁感。并说他在写一部题为《神灯》的长诗，到时候一定送来请教云云。

    老高的出现，使我们在兰州的处境，豁然开朗，蓬壁生辉！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苇，也是右派。无独有偶，也是一双右派。他俩原是甘肃省一本名为《百花》的文学杂志编辑。由同事而结婚。老高写白话诗、散文、小说，从青年时代起就颇负盛名，人戏称 “甘肃的高尔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参与救亡运动，写过不少诗文，以激励人们的士气与斗志。

    就我所知的几件事，可以说明老高的性格。50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受当局信任，经他介绍约有7、80名人员进入各机关工作，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外调人员挤破了他的门，要他证明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为他们说好话。

    50年代初他工作时，因为写的简历过于简单，组织上让他重写，他一时高兴，竟写了一部情节颇为离奇的“自传”递交。政治运动来临时，外调人员根据他所写情节进行调查，找证人，跑遍了全中国，跑断了腿，寻找了许多证人，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老高与柴洛苇的婚礼，在兰州市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他俩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苇是兰州世家，亲戚渊源，今知旧雨；高天白是甘肃名士，三教九流，莫不乐与之相交。他俩的婚礼在兰州一家名酒楼举行，酒宴招待除酒楼工作人员外，还延请当时全国著名四小名旦之一陈永玲（当时为省京剧团主演）主持，陈永玲少年倜傥，站在门口接待，凡过往人等，他一律热情招呼，延请入座。据说宾客鱼龙混杂，真真假假有数百人之多。我们认识高天白时，他已有了4个孩子，但结婚酒宴之账款尚未还清。高天白的4个孩子都聪明有加，机灵有余，第一个平地一声雷，取名“一雷”，生到第4个，他觉得够了，取名“满彩”，乃“满堂彩”也。

    1958年，天白夫妻双双划为右派，双双将发配甘肃河西走廊一个唤作夹扁沟的地方。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右派集中营.河西走廊在沙漠边缘，已经沙漠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咸水，偶然有一淡水，大书“甜水”二字于旁，赐福于人！老高夫妇与众多右派被押，赶赴途中，当火车过了永登县，柴洛苇忽然胃部大痛，几致昏厥，经检查属实，就让他俩半途下车，禀报有关部门，自行就医.柴洛苇的胃痛，竟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凡发配来夹扁沟数以千计的右派份子，以后几乎全部饿毙，饥饿到啃光了木头门槛，连粪桶中的瓜皮也抢食不到，饿死的尸体是干瘪如柴的。收尸的工作人员，起初将尸体埋入沙漠时，还插木签以志姓氏，后来死人多了，收尸时叠成井字形，一次能抬4具，胡乱埋入，也懒得插牌了。多年以后，我们每接触新友，述及夹扁沟，大家都谈虎色变。兰州市文化馆长詹乐政说起，夹扁沟右派中，有一位国学老教授，他因不舍而随身带了一部宋版书到农场，宋版书极珍贵，完整的已很难求，就是残页，也值一两银子一页。这位老教授，在奄奄一息待毙之时，身旁有一堆枯枝败叶燃烧取暖，他以余力慢慢地撕下一页页宋版书，投向火里，观其燃烧，待到投入最后一页，断气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夹扁沟的生还者还是有的，80年代我们在杭州认识邹梦禅先生，他是书法家、篆刻家。30年代，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尚是青年，参与编纂《辞海》。封面、扉页“辞海”二字即是他集汉隶而成。他即是生还者。是夹扁沟少数被派往瓜园劳动的人之一，右派当不敢窃瓜而食，但他却逃得了生命。甘肃人右派生还的还有高尔泰（美术家和美学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妇回到了兰州，后来阖家居住兰州城郊伏龙坪，属半山区，因为是农村，管束较轻，夫妻俨然是乡居生活，一家7口（4个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说，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仍然抽暇看书，写诗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个公社书记到他家中道三说四，让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当书记起立回转时，老高猛的把书记刚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一把摔出门外，说道：“这些人坐过，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领略这一架势，愕然！

    老高不以下乡务农为苦，为折磨，真有些魏晋风度，可以箕踞，可以负曝，扪虱，赤膊，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畅的是清晨如厕。坪上的厕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墙围之。老高与夫人双双并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远眺，高声谈笑。此举连阮藉、稽康也远远不及。

    我们的贤后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属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艺处处长）受到“甄别”待遇，另迁别处了。我们赶紧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与长子一雷（当时祗10岁）连夜以独轮车冒雨载书下山占房。次日，省京剧团一班青年武打演员再帮他搬杂物。于是他又做了城里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说城内无房，此时当然无语可说.老高终于成了我们的芳邻。他常在我们吃晚饭时，捧着他的诗文前来朗读.他每每见我都行屈膝礼.夫人柴洛苇对他的种种“创举”，宽待到熟视无睹，早习以为常。生活的贫困，人情的冷暖，斗争的血腥，与老高似都无关.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也渐感轻松。我们和老高一家祗做了一年有余的邻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开始，陈朗即受冲击，关入“牛棚”，我是居无宁日，时受惊恐。乃约老高于某汽车站见面，讨教。他却珊珊来迟，旁若无人。远远的就向我行屈膝礼，说：“美丽的夫人，有何见教？”老高呀老高，此时也，长剑正悬在头上哩！但是老高在这一次的谈话则是一反常态，严肃的告诫我种种防人之举.例如，他说，千万别到陈朗单位去，万不得已非去不可，也带孩子去，免遭毒手。但这一点，老高失算了，他还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因为我后来终于挨了打，受了重伤……接着，我们的遭际更陷于“深层”而流离巅沛，与老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联系.直到80年代初，陈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观摩戏剧会演，他们曾再聚头，而我恰恰未在京。80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顺道来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再度失去了劫后重生的会面机会。不过我相信，他的傲视世态，宠辱不惊，当一如既往。“举头西北浮云”，我祝愿他和柴洛苇白头眉寿。


袁炜

    60年代初，兰州市中山路街道办事处组织改造右派的学习班，共5名右派参加，我和袁炜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学习党的文件、政策。讨论时，别人都不大说话，发言也诚惶诚恐，但袁炜声音宏亮，语言极富逻辑性。我们都很叹服他的口才。他当时才50来岁，反右斗争前，是《甘肃日报》主编。他的被划为右派，是自告奋勇“自愿”要来的。1957年《甘肃日报》与全国一盘棋，也正轰轰烈烈展开反右斗争。袁炜认为共产党既然主动提出整风，要求全国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见，且表示过决不秋后算账，可是又出尔反尔，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说成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服。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提些意见就是右派，我同意这些观点，我也是右派。”谁料得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扣竟达20多年！

    在处理右派的政策条文中，其中一条名为“自谋生路”。袁炜“自绝于人民”，竟脱离组织，走上单干的生活道路。他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家庭着想。他不愿被押送外地，远离兰州。因为他有一个不聪明的妻子和一个痴呆儿子必须由他照顾。

    袁炜的住所与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遥遥相望！我见他在门口路边摆过修理茶壶、破脸盆等的营生，也制作过雪花膏在门口零卖.他干得最长的是挑着货郎担串街走巷收购旧衣破鞋，然后分类再卖出，以此维持生计。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终年一袭蓝布大挂，很脏.他患过胃病，开过刀，因无钱输血，以致营养不良，脸色青绿.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当其冲，最先被关入“牛棚”，备受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着扣发他的工资，家庭成员祗能享有每人每月9元生活费.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因而想到了“自谋生路”的袁炜，找他商量。他为我们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我们一起收破烂，他争取多收些、走远些，我则将塑料、纸张、旧书、破衣等分类，好一些的衣服缝补后可穿也可卖，破布则打成褙子送往鞋厂.为节省开支，两家一起合伙做饭，由孟夫人掌勺。袁炜还谨慎的将我们合作维生此一情况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立案，方可保无事！

    每日晚饭以后，大人们在灯下拆破衣旧裳，孩子们则于破烂之中搜寻他们的“宝贝”，尘土飞扬，更显得灯光昏暗了。但这时是我们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时候，双手不停的干活，口中则叙述家常，早先读过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说一遍，互相提示遗漏的情节。在收来的旧书中，我得到《本草纲目》，与一批版本极好的针炙书籍。

    袁先生是内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德国，是当地青年的楷模。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先生愤而从日本回国，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决心。不幸的是，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他被视为法西斯特务，莫须有的罪名，把他 关入黑暗的窑洞，要他作无休无止的交代。初进窑洞时，另有一个难友，他俩相约，谁能活着出去，谁就向对方家庭通讯，设法营救。约半年时间后，难友得先出“狱”，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汉的袁炜的舅舅，当时是《申报》主编。他舅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袁炜的爱国行动，谴责关押迫害的不合理性。毛泽东有亲笔回信，袁炜因得出狱，但他坚决要求离开延安，来个180度转变，直抵南京政府任事。几年后又弃政从商，到过缅甸。抗战胜利后，他整装回国，途径兰州，经友人推荐，当了《甘肃日报》主编。这时的袁炜已经30多岁，漂泊半生，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浪，经人介绍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计。

    孟小姐是山东邹县人，孟子后代，祖上因山东战乱迁居甘肃，经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亲一代已经俨然大家，在兰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亲视同掌珠，择婿极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误了，及至选好婆家，她已病入膏盲，不能行婚礼了，临终之时，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结果允许她隔窗一窥，就此仙逝！孟家鉴于长女的伤春而死，所以对袁炜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别无挑剔。婚礼很隆重，将中山路这个前后有3个院子的大房作为陪嫁。这时的二小姐已经30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肤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腊美人”，能做一手美食，祗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炜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这种程度！本来嘛，反右运动后，袁炜想跟她离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当时许多右派都有这样的做法，但他顾虑到这么个低能母亲，又带着患羊癫疯的儿子，岂不更受人歧视？我见到孟夫人时，她已年过半百，仍依稀可辨“腊美人”风貌。她的前半生，生活优裕，嫁袁炜后，还雇有白俄保姆，没有苦过，但苦在共产党手里.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们祗住西厢房一间.袁炜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为别人当过佣人。但孟夫人很快乐，从不忧愁。当我们谈到右派有赶出城市的可能性时，她插嘴说，若到乡间，她一定种很多韭菜，还要买一条骆驼来骑骑，她说不欢喜马，欢喜骆驼。在寒冬，我们收购不到太多的破烂，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个露天工场做手套，零下10几度，双手麻木，两脚冻僵。但孟夫人很高兴，来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辗转从关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区.一日，袁炜只身远道而来见访，原来兰州斗争激烈，他怕吃眼前亏，携妻带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陕西日报》主编，共产党的红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祗住了3天，觉得其弟有大义灭亲的可能，他不想被押送回兰州吃眼前亏，因而毅然只身外逃。至于妻儿，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顾吗？他管不了那么多了。袁炜深谙共产党虎头蛇尾的作风，任何运动祗要避去锋芒就可能不吃苦，这是哲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袁炜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浏览了杭州名胜，他觉得应该继续他往。临别之时，无以为赠，我脱下身上唯一可以御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给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丝暖意！那是60年代末的事。现在推算袁炜先生年龄应该有80多岁了，真正是“生死两不知”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