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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情踪(续二)....(新西兰)周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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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情踪”(二)

(新西兰)周素子


高天白

    1960年10月,陈朗从北京被处置“发配”西北,我随同前往。那时我大女幼吾不到两岁,我又怀孕在身,陈朗还患病。孕妇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负担和忌讳,但我们却要奔向人地两疏,行将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从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苏开垦西北以来,已过去了数千年,但西北仍然荒凉干旱。当火车过了宝鸡,但见穷山恶水,所过村落,显得落后,物质匮乏。新建的铁路,通车尚不久,当我们抵达兰州站时,车站还未建立,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上,抬头即是皋兰山,山头光秃秃的,不见草木。难道这就是《汉书》里所说霍去病与凶奴“鏖战于皋兰之下”的皋兰山?后听人说古时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兰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乡,1949年前,人口虽祗得10万,交通闭塞,但人们的生活尚是富裕安定的。50年代以来许多工厂内迁,离城30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炼油厂、化学工厂等大厂,遂使全市人口骤增。1960年前后,因为共产党错误政策的导向,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被黜。甘肃省第一把手张仲良则成了“冒进”而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国处处饥馑,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的兰州,就更形肃杀,路有饿殍,哀鸿遍野了。

    陈朗向甘肃省文化局报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属的戏曲艺术研究会,有一份不定期内参刊物让陈朗参与编辑。一时没有宿舍,我们3个人就住在戏研会楼上一个小房间里.戏研会所在地,在贤后街,是一条靠黄河边的僻静小巷,木结构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体而微。小小的开间,小小的窄长的天井,既是戏研会办公地点又兼宿舍,里面还住着两位秦腔老艺人,都有80岁左右。反右之前,曾经一度重视传统,优遇知识份子,全国似有一番“文艺复兴”气象。西北的古老剧种秦腔老艺人都是师徒以口传身授薪传,在此时期,将一些老艺人从民间挖掘来让他们像汉代伏生一样,从没有牙的瘪嘴中,吐出满腹的戏本子,加以记录。据说请了不少艺人,记录了不少剧本,但等我们抵达时,好多位都已仙去,祗剩下王老、曹老二位与我们朝夕相处。两位老人的辉煌时代已经逝去,此时,他们在戏研会楼下阴暗的房间里,踽踽而行,挣扎在饥馑的死亡线上。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毕竟是首都,虽已见饥馑的端倪,但我们尚未十分身受,初来兰州,物质的贫乏,城市的萧条,令我很震惊,而且供应的每人定量24市斤中,有70%的粗粮、代用粮.初来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经送给曹老一大碗白面粉和几个白面馍,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10月的兰州,天降大雪,似乎为两个流亡的右派以壮行色,兰州的冬天比北京的来得早。

    几个月后,我们从戏研会楼上搬到贤后街28号。与戏研会邻近,是一个标准北方四合院,有前后二院,二门,门道。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砖地、土壁、木窗。戏研会的刊物祗出过一、二期就停止了。陈朗一直在病中,我则挣扎在煤炭、粮食的苦海里.这里不像北京家居那么方便,那里燃料、粮食都送上门,住东城的老太太,一辈子没有到过西城,安逸得很。而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去搬着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但又没有一个朋友。

    一个冬日的傍晚,忽闻叩门声,进来一位身穿军大衣神情焕发的人,不请自坐了。自我介绍说,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现为省京剧团借用,刚随团上北京回来,在京时听中国剧协范溶(《剧本》月刊的一位编辑)介绍陈朗情况,故此特来拜访.我为他奉上了一盖碗茶,他向我行了个屈膝礼,口称“夫人”,大加赞赏茶具之美,女主人之美,滔滔不绝,一丝一毫没有当时身为右派的那份抑郁感。并说他在写一部题为《神灯》的长诗,到时候一定送来请教云云。

    老高的出现,使我们在兰州的处境,豁然开朗,蓬壁生辉!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苇,也是右派。无独有偶,也是一双右派。他俩原是甘肃省一本名为《百花》的文学杂志编辑。由同事而结婚。老高写白话诗、散文、小说,从青年时代起就颇负盛名,人戏称 “甘肃的高尔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参与救亡运动,写过不少诗文,以激励人们的士气与斗志。

    就我所知的几件事,可以说明老高的性格。50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受当局信任,经他介绍约有7、80名人员进入各机关工作,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外调人员挤破了他的门,要他证明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为他们说好话。

    50年代初他工作时,因为写的简历过于简单,组织上让他重写,他一时高兴,竟写了一部情节颇为离奇的“自传”递交。政治运动来临时,外调人员根据他所写情节进行调查,找证人,跑遍了全中国,跑断了腿,寻找了许多证人,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老高与柴洛苇的婚礼,在兰州市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他俩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苇是兰州世家,亲戚渊源,今知旧雨;高天白是甘肃名士,三教九流,莫不乐与之相交。他俩的婚礼在兰州一家名酒楼举行,酒宴招待除酒楼工作人员外,还延请当时全国著名四小名旦之一陈永玲(当时为省京剧团主演)主持,陈永玲少年倜傥,站在门口接待,凡过往人等,他一律热情招呼,延请入座。据说宾客鱼龙混杂,真真假假有数百人之多。我们认识高天白时,他已有了4个孩子,但结婚酒宴之账款尚未还清。高天白的4个孩子都聪明有加,机灵有余,第一个平地一声雷,取名“一雷”,生到第4个,他觉得够了,取名“满彩”,乃“满堂彩”也。

    1958年,天白夫妻双双划为右派,双双将发配甘肃河西走廊一个唤作夹扁沟的地方。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右派集中营.河西走廊在沙漠边缘,已经沙漠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咸水,偶然有一淡水,大书“甜水”二字于旁,赐福于人!老高夫妇与众多右派被押,赶赴途中,当火车过了永登县,柴洛苇忽然胃部大痛,几致昏厥,经检查属实,就让他俩半途下车,禀报有关部门,自行就医.柴洛苇的胃痛,竟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凡发配来夹扁沟数以千计的右派份子,以后几乎全部饿毙,饥饿到啃光了木头门槛,连粪桶中的瓜皮也抢食不到,饿死的尸体是干瘪如柴的。收尸的工作人员,起初将尸体埋入沙漠时,还插木签以志姓氏,后来死人多了,收尸时叠成井字形,一次能抬4具,胡乱埋入,也懒得插牌了。多年以后,我们每接触新友,述及夹扁沟,大家都谈虎色变。兰州市文化馆长詹乐政说起,夹扁沟右派中,有一位国学老教授,他因不舍而随身带了一部宋版书到农场,宋版书极珍贵,完整的已很难求,就是残页,也值一两银子一页。这位老教授,在奄奄一息待毙之时,身旁有一堆枯枝败叶燃烧取暖,他以余力慢慢地撕下一页页宋版书,投向火里,观其燃烧,待到投入最后一页,断气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夹扁沟的生还者还是有的,80年代我们在杭州认识邹梦禅先生,他是书法家、篆刻家。30年代,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尚是青年,参与编纂《辞海》。封面、扉页“辞海”二字即是他集汉隶而成。他即是生还者。是夹扁沟少数被派往瓜园劳动的人之一,右派当不敢窃瓜而食,但他却逃得了生命。甘肃人右派生还的还有高尔泰(美术家和美学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妇回到了兰州,后来阖家居住兰州城郊伏龙坪,属半山区,因为是农村,管束较轻,夫妻俨然是乡居生活,一家7口(4个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说,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仍然抽暇看书,写诗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个公社书记到他家中道三说四,让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当书记起立回转时,老高猛的把书记刚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一把摔出门外,说道:“这些人坐过,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领略这一架势,愕然!

    老高不以下乡务农为苦,为折磨,真有些魏晋风度,可以箕踞,可以负曝,扪虱,赤膊,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畅的是清晨如厕。坪上的厕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墙围之。老高与夫人双双并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远眺,高声谈笑。此举连阮藉、稽康也远远不及。

    我们的贤后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属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艺处处长)受到“甄别”待遇,另迁别处了。我们赶紧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与长子一雷(当时祗10岁)连夜以独轮车冒雨载书下山占房。次日,省京剧团一班青年武打演员再帮他搬杂物。于是他又做了城里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说城内无房,此时当然无语可说.老高终于成了我们的芳邻。他常在我们吃晚饭时,捧着他的诗文前来朗读.他每每见我都行屈膝礼.夫人柴洛苇对他的种种“创举”,宽待到熟视无睹,早习以为常。生活的贫困,人情的冷暖,斗争的血腥,与老高似都无关.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也渐感轻松。我们和老高一家祗做了一年有余的邻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开始,陈朗即受冲击,关入“牛棚”,我是居无宁日,时受惊恐。乃约老高于某汽车站见面,讨教。他却珊珊来迟,旁若无人。远远的就向我行屈膝礼,说:“美丽的夫人,有何见教?”老高呀老高,此时也,长剑正悬在头上哩!但是老高在这一次的谈话则是一反常态,严肃的告诫我种种防人之举.例如,他说,千万别到陈朗单位去,万不得已非去不可,也带孩子去,免遭毒手。但这一点,老高失算了,他还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因为我后来终于挨了打,受了重伤……接着,我们的遭际更陷于“深层”而流离巅沛,与老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联系.直到80年代初,陈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观摩戏剧会演,他们曾再聚头,而我恰恰未在京。80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顺道来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再度失去了劫后重生的会面机会。不过我相信,他的傲视世态,宠辱不惊,当一如既往。“举头西北浮云”,我祝愿他和柴洛苇白头眉寿。


袁炜

    60年代初,兰州市中山路街道办事处组织改造右派的学习班,共5名右派参加,我和袁炜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学习党的文件、政策。讨论时,别人都不大说话,发言也诚惶诚恐,但袁炜声音宏亮,语言极富逻辑性。我们都很叹服他的口才。他当时才50来岁,反右斗争前,是《甘肃日报》主编。他的被划为右派,是自告奋勇“自愿”要来的。1957年《甘肃日报》与全国一盘棋,也正轰轰烈烈展开反右斗争。袁炜认为共产党既然主动提出整风,要求全国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见,且表示过决不秋后算账,可是又出尔反尔,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说成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服。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提些意见就是右派,我同意这些观点,我也是右派。”谁料得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扣竟达20多年!

    在处理右派的政策条文中,其中一条名为“自谋生路”。袁炜“自绝于人民”,竟脱离组织,走上单干的生活道路。他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家庭着想。他不愿被押送外地,远离兰州。因为他有一个不聪明的妻子和一个痴呆儿子必须由他照顾。

    袁炜的住所与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遥遥相望!我见他在门口路边摆过修理茶壶、破脸盆等的营生,也制作过雪花膏在门口零卖.他干得最长的是挑着货郎担串街走巷收购旧衣破鞋,然后分类再卖出,以此维持生计。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终年一袭蓝布大挂,很脏.他患过胃病,开过刀,因无钱输血,以致营养不良,脸色青绿.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当其冲,最先被关入“牛棚”,备受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着扣发他的工资,家庭成员祗能享有每人每月9元生活费.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因而想到了“自谋生路”的袁炜,找他商量。他为我们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我们一起收破烂,他争取多收些、走远些,我则将塑料、纸张、旧书、破衣等分类,好一些的衣服缝补后可穿也可卖,破布则打成褙子送往鞋厂.为节省开支,两家一起合伙做饭,由孟夫人掌勺。袁炜还谨慎的将我们合作维生此一情况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立案,方可保无事!

    每日晚饭以后,大人们在灯下拆破衣旧裳,孩子们则于破烂之中搜寻他们的“宝贝”,尘土飞扬,更显得灯光昏暗了。但这时是我们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时候,双手不停的干活,口中则叙述家常,早先读过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说一遍,互相提示遗漏的情节。在收来的旧书中,我得到《本草纲目》,与一批版本极好的针炙书籍。

    袁先生是内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德国,是当地青年的楷模。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先生愤而从日本回国,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决心。不幸的是,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他被视为法西斯特务,莫须有的罪名,把他 关入黑暗的窑洞,要他作无休无止的交代。初进窑洞时,另有一个难友,他俩相约,谁能活着出去,谁就向对方家庭通讯,设法营救。约半年时间后,难友得先出“狱”,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汉的袁炜的舅舅,当时是《申报》主编。他舅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袁炜的爱国行动,谴责关押迫害的不合理性。毛泽东有亲笔回信,袁炜因得出狱,但他坚决要求离开延安,来个180度转变,直抵南京政府任事。几年后又弃政从商,到过缅甸。抗战胜利后,他整装回国,途径兰州,经友人推荐,当了《甘肃日报》主编。这时的袁炜已经30多岁,漂泊半生,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浪,经人介绍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计。

    孟小姐是山东邹县人,孟子后代,祖上因山东战乱迁居甘肃,经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亲一代已经俨然大家,在兰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亲视同掌珠,择婿极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误了,及至选好婆家,她已病入膏盲,不能行婚礼了,临终之时,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结果允许她隔窗一窥,就此仙逝!孟家鉴于长女的伤春而死,所以对袁炜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别无挑剔。婚礼很隆重,将中山路这个前后有3个院子的大房作为陪嫁。这时的二小姐已经30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肤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腊美人”,能做一手美食,祗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炜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这种程度!本来嘛,反右运动后,袁炜想跟她离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当时许多右派都有这样的做法,但他顾虑到这么个低能母亲,又带着患羊癫疯的儿子,岂不更受人歧视?我见到孟夫人时,她已年过半百,仍依稀可辨“腊美人”风貌。她的前半生,生活优裕,嫁袁炜后,还雇有白俄保姆,没有苦过,但苦在共产党手里.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们祗住西厢房一间.袁炜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为别人当过佣人。但孟夫人很快乐,从不忧愁。当我们谈到右派有赶出城市的可能性时,她插嘴说,若到乡间,她一定种很多韭菜,还要买一条骆驼来骑骑,她说不欢喜马,欢喜骆驼。在寒冬,我们收购不到太多的破烂,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个露天工场做手套,零下10几度,双手麻木,两脚冻僵。但孟夫人很高兴,来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辗转从关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区.一日,袁炜只身远道而来见访,原来兰州斗争激烈,他怕吃眼前亏,携妻带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陕西日报》主编,共产党的红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祗住了3天,觉得其弟有大义灭亲的可能,他不想被押送回兰州吃眼前亏,因而毅然只身外逃。至于妻儿,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顾吗?他管不了那么多了。袁炜深谙共产党虎头蛇尾的作风,任何运动祗要避去锋芒就可能不吃苦,这是哲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袁炜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浏览了杭州名胜,他觉得应该继续他往。临别之时,无以为赠,我脱下身上唯一可以御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给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丝暖意!那是60年代末的事。现在推算袁炜先生年龄应该有80多岁了,真正是“生死两不知”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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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周素子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7年3月29日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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