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周居正的社会民主思想

（四川）戈立  崔又生


    周居正先生于1957年被中共划为极右派，在劳教期间，因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而获罪，1964年被中共诬杀。周先生具有正直且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民主思想，在我们心目中，他是民主的先觉者。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专程前往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小学教师宿舍,拜望了周居正的夫人曾昭英女士和其女儿周复苏女士。


原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脱险志士


    戈立：尊敬的周夫人，您好！周居正先生“解放”前夕在歌乐山白公馆监狱等地的斗争经历，向您亲口讲述过吗？
    曾昭英：多次讲过，我和居正是合川一中的同学，1952年10月1日结婚。居正出生于1928年,是四川合川县人，他家在合川与武胜交界处的尖山乡，他在合川及武胜师范读书期间，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数次闹学潮身先士卒，赢得同学们好评。1945年在合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合武边界做农民工作试图建立农民红色武装，写有《活源》等书籍，后因革命处于极端隐蔽状态，非自愿脱党，其后独立坚持革命斗争，继续联络组织农民武装，于1948年在重庆不幸被捕。被捕后被关押于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员罗广斌（小说《红岩》的作者）、郭德贤（重庆市广播电台离休干部）等人一起越狱脱险。居正越狱时救出了郭德贤的一个小孩。以上事实，经中共重庆市委审查属实。周居正至今名列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脱险志士名单。
    崔又生：1949年后周先生担任过哪些职务?
    曾: 49年后中共党组织对居正比较重用，先后安排在重庆一中、市教育局、人事局、西南局党校任教师、干事，他是市一中少先队的创建者之一，在党校期间，给中共老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中共西南局领导宋任穷等对其观摩课予以较高评价。
    戈：从你言谈之中，可以看出你至今都被周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曾：居正多次申诉恢复党籍，由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情况，迟迟未予落实，但他照样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多次受邀去重钢、重大、南开中学做红岩斗争的报告，我也一起去，备感光荣。居正性格刚烈，虽平时少言寡语，但在原则问题上大胆仗义执言，滔滔不绝，他一辈子没有整人之心，也无防人之心。居正对妻子体贴入微，对穷亲戚热情款待。


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成为右派


    崔：这样好的人，是如何被划成“右派份子”的？
    曾：居正在西南局党校时，教学效果很好，有的同事有嫉妒心理，中伤他，领导文化水平低，不分青红皂白，使他感到文化太低的干部不适合领导学校工作，就当面顶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虽然有好心朋友劝他不要得罪顶头上司，但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是为党好，”结果在全校开鸣发大会时，他果真发言，大谈“为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随即党校就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诬说他是储安平在党校的代言人，他不服，申辩，立即被升级为极右，送劳教。居正对自己被划为右派，说“我直言犯忌，心是为国家，反右斗争是错误的，这折射出党内外无民主，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居正被送省公安厅劳教，强迫去川北修路，后来转到了永川茶山做新胜茶场木工。
    戈：周先生在劳教期间，为什么又被打成“反革命头子"？
    曾：1962年四川公安厅两名外调人员突然来到沙坪坝我家，对我说：“周居正是现行反革命头子，他本人都交待了，现在希望你来证明其中一些细节，随后拿出已准备好的材料让我签字，说:“你劝他坦白多些，会减轻他的处罚”，我认为这纯粹是先定帽子，后找依据，拒绝签字，来人又威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签,到时你的饭碗都会没有了”，我说：“我对党是忠诚的，周居正对党也是忠诚的”。居正于1963年11月经四川高院初审,最高法院终审,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1964年执行枪决,居正的墓听说在永川茶山,具体位置找不到了.
    崔：有难友透露，中共当局对周居正也是采取骗供，诱供，胁供等刑讯逼供，诛连制造了惊天大案，以便这些恶棍邀功请赏。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被判极刑


    周复苏：当时他们在我父亲处搜出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他对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其中有理论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论》。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依靠中国工人、农民、知识份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建设民主、富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国。其中确有对毛泽东的攻击言词，但尚非以反革命为目的。
    曾：他们诬陷周居正1961年7月与彭恢荣商定成立“中华工农民主联盟”，1962年3月发展魏昭加入该组织，魏昭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周居正与魏昭又共同商定了该联盟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和组织路线。但彭恢荣否认与周居正策划成立“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原判祇认定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没有认定与谁策划与谁首先组织反革命集团。魏昭在审理中陈述：他被骗参加“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从未听说“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否认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否认与周商定总路线等等。原判认定魏昭“伙同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没有认定魏昭参加什么反革命集团，也未认定其提出修改反革命集团名称，与周居正共同商定集团总路线、方针、任务等事实，以上情节，各说不一，不能相互印证，原判事实不清楚。
    周：说写有《三大战略十大战术论》也是牵强附会。魏昭后来还到我家道歉,他指着被打伤的身体说“祇有按他们的意思才脱得了手”。
    蒋文扬(同案受害者)：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姚风起等多人的检举，以及缴获的纲领、入盟凭证等书证、物证。但是以上证人证言、书证、物证都没有经过法庭质证，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其中，姚风起是公安机关的特情，任该组织的组织部长。但是，经他检举、逮捕判刑的陈有为（重庆中学教员，已退休），1981年经省高院复查纠正，宣告无罪；经他检举的“反革命集团骨干”蒋文扬（重庆针纺站干部，已退休）被关押审查，受到刑讯逼供，被迫供认“参加了刀儿教、三K党，是蒋介石的亲兄弟等等”，终于被释放。姚风起的检举失实。本案不能排除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诱供、指明问供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某些检举人、同案人为了早日解除劳教，清放回家，以致夸大其词，捏造事实的可能性。
    曾：周居正的亲笔交待,关于考虑武装夺取政权，打算建立根据地问题，属于思想范畴。他们诬陷周居正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周居正陈述：祇有思想，没有行动，不承认起诉书的指控。审理中没有出示证，判决认定周居正“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但没有叙述周居正所犯上列罪行的具体事实情节。祇是根据牵强附会的口供定案，对周居正处以极刑。
    周：据彭恢荣供述：我对周居正说，听说工地要转新疆，周居正说，工地转移时，可以炸火车，抢粮食，夺枪支。本来起诉书并未指控以上事实，审理周居正也未查此事。但原审对彭恢荣判决认定：“彭恢荣与周居正密商，预谋在工地转移中抢劫粮食，夺枪暴动。”原审当时对周居正已经宣判，则在已经打印好的全案总结报告上用钢笔添写了：“周居正与彭恢荣密谋在转移途中抢粮食，夺枪暴动，”这是没有起诉，没有审理判决，而被列为对周居正适用死刑的重大“犯罪事实”。


家属惨遭株连，连年申诉未果


    周：父亲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在劳教和留队就业期间，针对1960年代“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的不满言行，尚非以反革命为目的。
    戈：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误必纠，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按胡耀邦说过的“宜粗不宜细”，重新复查周居正反革命一案，举行申诉听证，核实原卷证据材料，查证申诉提供的新材料，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予以依法纠正。
    崔：您们后来申诉了吗?
    曾：1985年提出申诉，1987年经四川省高院复查提出两种处理意见，报送最高法院审查处理。1988年高院发回原卷，指令全面复查后上报。省高院长期压着不办。经中央有关部门督促，省高院于1996年重新写出复查报告。吴明、庞若敏接受曾昭英委托担任申诉代理人，无偿提供法律帮助，向有关知情人员进行调查，写出复查处理建议意见，连同调查材料，呈交高院刑二庭。遗憾的是1999年11月高院发了驳回申诉通知书。我不服，继续提出了申诉。往事不堪回首,居正冤案后,我也被下放干扫厕所等脏活，身心都很苦!
    戈:  您们家属受到了哪些影响?
    周：1971年秋季，我初中毕业就和哥哥周复生一道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四川省城口县坪坝公社新岑四生产队落户。当时由于父亲的反革命案而受到株连，下乡后，我们兄妹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和政治上的歧视，在住房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开始把我们分到生产队一家富农（受管制）的一间房，再分成两半住屋，屋檐边搭成的厨房做饭。后来生产队在公社知青款拨下来后，生产队就用泥土做墻给我们盖了一间房子。可是常常在下雨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在劳动报酬上祇得到同级劳动力最低的工分，洋芋、红苕是我们常年主要的食粮。在生活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向上面反映遭到训斥。加上当时妈妈的处境也极度困难，我们这一对不是孤儿的孤儿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在饥荒岁月里，粮尽炊断，无法度日。在此情况下，我哥哥在1973年的5月将粮证上已购18斤口粮涂掉了1字，想再买10斤口粮来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当即被粮店的工作人员发觉受到了批评。哥哥低着头拿着空空的口袋回了家里。我和哥哥祇有上山挖野菜度日，可是公社，大队对此事却死死抓住不放，扬言要进行批斗。收工回来，哥哥还要忍饥挨饿向公社、大队写书面检查，没几天哥哥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乘我出工未回，用镰刀割了自己的喉管，因抢救不及时，送到医院无人理睬，由于流血过多，未满20岁我可怜的哥哥就这样结束了他短短的生命。后来我申请调到离公社近一点的生产队，拼死劳动，1974我的出勤率超过了生产队男社员，还利用休息时间义务劳动，为五保社员挑水、劈材、送粮食。两次因工负伤住院，患有难以治疗的严重腰肌劳损病，因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被选为大队联办修堤改田妇女队长，先后评为公社、区上先进个人。尽管如此，历年来的招生，招工都没有我的份，填了招生招工表，政审总是过不了关。直到1975年9月才按照每一个家庭下乡了3个知青特招一个回城的政策，被特招工回城，分配在重庆沙区集体建筑队当工人。我的小弟弟周复平在一所集体单位当工人，未能经受住单位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于1982年7月在沙坪坝区平顶山投塘轻生。
    曾：家破人亡，家庭经济长期窘迫，我退休工资不高,买住房欠款太多,不知啥时候还得清，这些都算是后果吧。
    崔：周夫人现在有何愿望与要求？
    曾: 祇求居正冤案能平反,可是现在连他的右派都没改正.
    戈：周先生不仅属于你们亲人，他亦属于全人类的自由事业，是大家共同的精神财富，对此，您作为居正先生的夫人，应当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要有信心,周先生的冤案会彻底平反昭雪的！

    （200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