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五）

（新西兰）周素子


金冶


    在5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中，被人称为“三金”的三个教师，职务地位都较高，教学和画艺也都是佼佼者。这“三金”是朱金楼、金浪、金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三金”都被打成右派。金浪死得较早，朱金楼则苦头吃尽，于“落实”政策后，在孤寂中死去。祇有金冶先生健在，矍铄硬朗，以80岁的高龄于大前年（1994年）赴法国访问，据说自己设法留居于法国，他的油画也被一位法国画商看中，成为他的经纪人。夫人董琳也于1995年赴法国团聚。他们有四个孩子 ，长女约在1988年赴澳洲留学，接着两个儿子先后赴加拿大，小女儿作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定居香港。一家六口，像维多利亚时代那英国的“不落国旗”，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一家人，若能像丑小鸭变成天鹅后那样，从高空俯瞰原先受歧视，遭屈辱的故土，该是何等的感慨！

    金冶从50年代初华东美术分院成立伊始，即在美院任油画教师。他从政治中心的华北地区“南下”杭州，很受人尊重，先被安排居住于西湖风景区从资产者手里没收来的小别墅里，1957年划为右派后，降格搬到栖霞岭18号。“文革”期间几度抄家，再被逼迁到南山路一间多年失修的旧房里，一家六口都挤在一起。

    夫人董琳原是美院图书馆职员，金冶划为右派后，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受居民委员会监督。

    “文革”中凡青年学子均经历了一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洗礼”，当时金冶的四个子女都在中学念书，正是下乡对象，曾以“抗拒下乡”罪名，将四人一起押送到桐卢县僻远山村强迫“扎根落户”。当时下乡青年大多靠家庭资助，然金冶的四个孩子不但艰苦自立，还节衣缩食，寄钱给家里。文革中，金冶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以攻击革命旗手江青罪名，被捕入狱，南山路的这间旧屋里，祇剩下董琳一人，完全断绝了生活来源，靠做一些临时的脏活、粗活勉强度日。一日，我在路上与她相遇，见她的神情十分沮丧，相问之下，说是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原来她刚被街道居委会批斗回来，这一回不是因为思想“反动”，而是她“咎由自取”——她给孩子写了信，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以侥幸之心贴了一张用过的邮票，结果被邮局退回，被人发觉，认为是“阶级敌人新动向”，让她站在凳子上示众，开斗争会。我极力宽慰她，我告诉她：以一个教授夫人，落到连八分钱都没有，是谁造成的？有罪的应该是别人不是她。事隔多年后，她对我说起此事，说那一天我对她的安慰至关重要，我的理解给了她生活的勇气。

    如果说教授夫人因八分钱邮资的得“咎”而自责，而心里放不下的话，那么教授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表现之大度豁达，很不一样：金冶的反党言论，经其专案组调查后，汇编成册，让金冶过目签字。这些捕风捉影的言论“记录”，在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大多要作必要的纠正或申辨。可是金冶的表现与众不同，他对这本满载他罪状的册子正眼也不瞧，大笔一挥，签了名“认罪”了事。事后，董琳埋怨他，不该如此轻率。金冶竟说：“若把我真正想说的话都记下来，可能十大册也记不完，现在他们祇记了一册，相去那么远，我当然签名了！”

    教授和教授夫人就是这样刚柔相济，患难与共的度过了久长的岁月。1997年的春节，是落实右派政策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金冶患难中一家六口团聚一室，吃饺子，我是唯一的客人，畅所欲言，无话不谈，酒逢知己，都醉了。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管我的工作如何繁忙，社交如何频繁，但每隔月余，必去他们的新居拜访。那时金冶专事绘画，而董琳亦于晚年练习国画，格调还相当不俗。我们的会面，宾主都极愉快！世上最愉快的事，莫过于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从50年代以来我们都是美院历史的见证人，对人与事，看法相同，评价相同，志同道合，在这淡泊的人生，难能可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金冶、董琳都是我的知己，何其幸也。


吴明永


    50年代初，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尚无明确分别科系（原国立杭州艺专是分系的），凡雕塑、油画、国画、版画、应用美术、史论等烩为一炉，统称绘画系，祇是各人有其侧重面而已，而素描、油画等基础，是人人必须掌握研习的。吴明永是我哥昌谷的同班同学，他侧重史论。我哥先习油画，有“素描大王”之誉，他的毕业创作是国画西湖全图。研究生期间，与方增先、宋宗元由金浪先生带领赴敦煌临摹壁画，归来后创作了国画《两个羊羔》，此画于1955年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后在校任国画教师，从此走上专门攻国画的道路了。

    吴明永毕业后，留校任史论教师，给史岩教授作助教。当代有两个史岩，另一个在上海，也是研究美术史论的，被鲁迅先生骂过，从“隐蔽的大纛”下拉出来“晒太阳”的。凡遇政治活动，美院的学生就贴史岩教授的大字报，标题即是“被鲁迅骂过的史岩”。史岩先生惶恐分辩：“我不是那史岩，那史岩不是我！”没有人想澄清，半个世纪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重覆地，明知故犯地扮演这个故事，史岩教授到死也未能分辩清楚。史岩教授在70多岁时，又续弦了一个旧军官姨太太，从此甚注重衣帽整齐，诸乐三先生“打油”他道：“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衣衫窄窄，今夜作个娇客！”吴明永即是这位史岩的助教，非常勤奋攻读。他患肺病，为怕传染，美院将患病者离群索居。

    1956年前，美院未移址，尚在孤山之麓，这些肺病患者，都住在孤山东坡梅妻鹤子的诗人林和靖墓之上方的“一片云”古建筑内。“一片云”为晚清建筑，游廊重阁，可能原是别馆、私庵，在50年代初，充为公有，用作艺专宿舍，然破败倾颓，年久失修。孤山东北坡形胜大逊于西南坡，西坡有西冷桥通岳坟，山上有西冷印社、欧阳修六一泉，南坡有四库全书珍藏处青白山居、清代有藏书楼文澜阁（现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原杭州国立艺专所占即原先之白（白居易）苏（苏东坡）二公祠旧址。与国立艺专一路之隔者，即是湖边的康熙钦定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和雕窗别致，亭台楼阁的犹太富商哈同花园，即被称“罗苑”者（当时为浙大教授宿舍）。真是蕴藉繁华，游人如织啊！相对而言，东坡幽静多了，乔木历历，芳草萋萋，游人罕到，真是养病的去处。那时住“一片云”的有徐永祥、沈海驹、吴明永等……。“一片云”三字镌刻于古建筑东向外石墙上，三字每个大若八仙桌面，作怀素狂草，游人大多不识，好事者过此，喜朗声吟读，有读作“一斤空”、“一斤云”、“一片空”者，令人发噱！我和哥哥昌谷常到“一片云”看望吴明永等。吴明永身材矮小，黝黑，面有菜色，大概与他的勤于攻读、病体、缺乏营养和生活习惯有关。他睡眠甚少，几乎通宵读书、写作，并习惯于深夜拥被倚枕完成。他有专门设计的木几，斜形，约二市尺长，一市尺阔，可收可放，可支于被上。若冬夜，他则倒穿棉衣，护其双臂前胸。孤山之麓，万籁俱寂，文思汹涌，笔底生花。祇可惜未能传世！我哥对他非常钦佩，常说当代那种欺世盗名的绘画史论家，给他拾鞋的资格也不够！

    有时我在傍晚碰到吴明永，说“晚上好”，他笑着说：“我刚起床，早上好！”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吴明永是福建龙岩人，父母双亡，祇有一个远侄（这还是他死后前来收拾遗物时才得知的）。他本属孤单，又因病而离群索居，生活习惯则“宵行昼伏”。反右斗争后，他被剥夺工作，在美院移址城内时，被发落住在花圃角落里，与杂物在一起。他几乎被人永远、完全遗忘了。但他和我们家始终有来往。他既是我哥同窗好友，我母又怜他孤身病体，即使身为右派，他也经常“暗度陈仓”而来我家。他来吃饭，必自带碗筷。但我母反对他自带碗筷，她不相信有“传染”一说。1959年冬，我生育了大幼，暂住在我哥昌谷韶华巷27号旧寓，因奶水过多，每日必挤倒数杯之多，我母认为此物富营养，可为吴明永补身，因此每日下午他必来喝奶，得以日日相见。他怕冷，穿一件蓝色布料棉军大衣，显得缩瑟、消瘦、忧伤。他常叹息我和陈朗的结合，说一个右派尚且难以生存，两个右派在一起如何能在政治高压下生存，贻害子孙啊，真不明事理，不懂世故啊！

    吴明永死于“文革”前，这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因此可以少受许多磨难。据我哥说，他的死是慢性自杀所致，后期住院时，他逐渐减食，暗弃药物，他已窥透人生，作我佛的涅槃了。他的尸体在火葬场火化时，祇有寥寥如我哥、徐永祥等三数老友送葬。

    吴明永是死了，但他的“日记事件”却在文革中作祟！他在医院病危时，手授平生六册日记予我哥昌谷。吴明永死后，我哥曾经废寝忘餐的阅读，有段日子他生活在吴明永的日记里，脸色苍白，眼神恍惚了。那段日子，我哥变得极忧郁无为。他说，从其日记看，吴明永是必然会自杀的。可惜的是，我未能亲见这些发自极秘的内心世界的幽愁和美丽，充满纳兰性德般才气的文字！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了。1966年文革伊始，我哥惮于吴明永的右派身份及其大悖于红色思潮的灰色文字，一旦被抄家，必以窝藏论罪，因而烧毁了吴明永的日记。他更翻箱倒柜忍痛销毁了自己收藏的古董和书画。他怕被误为暗藏武器，把出土的两把汉剑锯断，把唐俑、宋碗等宝物，半夜里由我母亲陪同，在西湖南岸僻静处悉数沉入湖底……。

    遗憾的是，他曾保存吴明永日记一事并不是绝密的。文革开展不久，在一次大会中，领导突然宣布，让周昌谷交出吴明永的反动日记！并当场让毫无思想准备的马玉如作证。看来日记还是不烧毁的好，为什么要烧毁？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已经烧毁！由于周昌谷崇尚印象画派，他的家庭成份，他的反动学术思想，都足以算得上是个漏网右派，加上交不出吴明永的反动日记，他浑身是口，也无法说清。周昌谷因被关押隔离检查，一关即达3年之久。我哥昌谷最终也死于文革的磨难。

    吴明永终身未婚，他居住“一片云”受林和靖诗人“梅妻鹤子”的影响吧。然就我所知，他有一段感情上的小插曲：美院女生吴性清，其兄是吴明永好友，吴性清对吴明永从敬佩到产生了爱情，但遭吴明永婉拒了，他认为自己有病，更觉得自己的暮气将会妨害吴性清的韶华。这使得吴性清更为感动。她自此将吴明永视为知己、密友。吴性清长相很清纯，剪着齐耳短发，体相庄严，面如满月，一副浑沌无窍凿的忠厚仪表。

    吴明永大约早抱定终身不娶，因为还在他刚过三十而立的年华里，就认了一个干女儿，这个女孩，当时祇6、7岁，是在他住处附近“平湖秋月”边草地上见到她的。小女孩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我见过她的母亲，一个平常的女工。吴明永认真培养她读书、绘画，昵称为“咪咪”。成长后的咪咪娇甜玉立，确似小家碧玉。在吴明永死时，咪咪亲到火葬场送终。80年代初，咪咪与她的丈夫张某曾到我的阁楼看望过我。她能送义父之终于落寞之时，又能探访义父的友朋于若干年之后，看来咪咪是有善根的。

    约在1991、2年间，美院党组织终于为死去多年的吴明永作政治上的平反昭雪，开过大会，徐永祥、马玉如、金冶先生等均都莅会。其时我公差在外，未能到会。他的知己、我哥昌谷亦已仙逝多年，愿他俩的英魂能徜徉于南、北高峰间，并孤山之麓、西湖之滨！尚飨！


夏与参


    在50年代初，我还祇10多岁的时候，即知道夏与参其人，往后的数十年岁月中，由于我的生活变迁较大，“脚跟无线如蓬转”，在杭州的时日不多，而夏与参虽则始终在浙江美术学院，见面的机会却甚少。说起来我的家庭与浙江美院（其前身为国立杭州艺专）的渊源颇深：首是陈朗早先就读于该校；次是我哥昌谷、昌米就读于该院，毕业后任教于该院；再次是二幼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受聘任教于该院。半个世纪以来我结识浙江美院师生几代人，与夏与参虽相同身为右派，可甚缘悭，与他祇见过两次面。

    1952年我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前在温岭初级简师时的老师王伯敏当时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正活动商调到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王伯敏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期专攻中国绘画史。其年冬，他到杭州谋事，约我于一个傍晚到孤山访夏与参。夏与参从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在中共建国以前，他曾是当时学校学生运动的中坚份子，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据陈朗说，他还长于事务与管理才能，如筹款、举办义卖、救济贫穷学生等。毕业时正逢中共接管该校，他被留校协助接管，且任教务、人事方面工作，有些实权。王伯敏想调入美院工作，故找他帮忙。夏与参当时住在孤山僻静处一所艺专宿舍内，我们穿花度柳，曲径通幽地找到他的住处，然“雨打梨花深闭门”，他不在家！我们在门口伫望了片刻，王伯敏甚为惋惜，他当时从温州来杭，得经几天舟车劳顿，何况谋事心切！这一次我没能见夏与参，一直等到彼此成为右派，“生入玉门关”，得“落实”、恢复工作，之间30多年的漫长动荡岁月后，才在美院李家桢老师家第一次与他见面。

    大约在1985年秋吧，李家桢请夏与参吃饭，在李家桢南山路美院教师宿舍中，因我为李家常客，故也被邀。其日，由李家桢的女儿李其容掌勺。原来李家父女二人，各有其友好。如逢女儿李其容宴客，在她相与的一班朋友中，我常为座上客。记得1979年冬其容宴请朋友，从中我得而结识了厦门才子王翼奇，后与他交往甚深（他后来任浙江古籍出版社副主编和副社长）。今则父亲李家桢宴客，我也为座上客。在他家两代人中，我的年龄居中，可谓两无隔阂。那天见到夏与参，无丝毫生疏感。夏与参原名代育，字与参，以字行，四川人，乡音浓重，个子甚矮小，小小的方脸盘，小小的手脚，穿着整齐、清洁。那天三人对饮，随意而谈，就谈到浙江美院的极左思潮，迁校分水县，扎根农村时的荒诞、劳民伤财，戕害知识份子诸况；喟感岁月流逝，旧友星散，多人亡故；谈到美院历次运动的极左表现，雕塑教授萧传玖因不堪屈辱而上吊身亡；王流秋的逃亡被捕；造反派头目张永生在“四人帮”倒台后病死狱中，以及某些人卖友求荣、钻营、无耻，各派之间的殴斗；更评论画坛流派，新事、旧事……正是往事如烟！不觉夜深樽空，三人均微醺了。

    夏与参当时已60多岁，然尚独身，似也无意成家。时正在勤奋习画，并想另辟蹊径，感情甚有寄托。据陈朗说，夏与参在求学时期曾致力于白描工笔人物，曾见其临摹过唐周昉《挥扇仕女图》等。惜甚少见其作品传世。李家桢十分赞扬夏与参的洁身自好，生活谨严，说他在最艰辛的日子里，也未曾见其有过生活上的拮据、狼狈。“文革”期间，浙江美院对所有“牛鬼蛇神”（包括地、富、反、坏、右以外的新、老阶级异己份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每人每月祇发给九元人民币为生活费，例如我哥周昌谷，当时家有老母、妻子连他共三人，每月祇发给27元人民币。别人都不够用，苦不堪言，而夏与参（右派份子）同样的祇这么一点收入，但他节衣缩食，安排得当，除奉养（寄钱）在四川的老母使勿致冻饿外，居然还借钱给别的患难朋友，为人解急。

    在李家桢家识荆以后，由于彼此忙于工作，未获机会再与夏会参谋面。次年，也即1986年春，偶然的又有一次与他相见，地点为杭城吴山茗香楼。那天我陪老母登山赏花。我的老母生平最喜爱观剧、赏花，四季中不论桃花、荷花、桂花、梅花，祇要逢开放之时，必思外出赏花。比如孤山之梅，常盛开于风雪交加之时，老母则必穿上厚棉袄，缠上围巾，作踏雪寻梅之举。老母虽无书本知识，但对梅的花、蕊、萼、色、面，无不精赏，恐“梅王阁”主人高络园也无此精到！平时在我们自己陋室阁楼屋顶阳台上，老母即莳花有50余盆，精心培植，护理，乐此不疲。

    杭州城夹于钱塘江、西湖间，故东西窄，南北长，俗称“腰鼓城”，吴山横亘城中，将杭城分为南半、北半，更具形胜。吴山西连云居山、桃花山，隔万松岭为南宋故都皇宫所在凤凰山。吴山南麓一带则为宋室皇族贵胄的别业遗址，遍山摩崖石刻，有宋米南宫“第一山”、苏东坡“感化岩”并元麻曷刺密宗佛龛等胜迹。吴山之顶建有“江湖汇观亭”。吴山上有若干棵宋樟，被荣冠全市古树“一号”、“二号”……。吴山在城内，近在咫尺，山路平坦，为我母常临之所。我母平日甚为节俭，凡萝卜头、菜边皮皆盐渍作饭菜，但外出则喜尝美食，不需多样，但求精美。就在此繁花似锦的春日，我陪老母于吴山茗香楼进餐。进门，祇见南边明窗下若干人围圆桌大啖高论，认得是美院黄裳等一干人。又见西窗下一人悠然独酌，细辨乃夏与参也。我们就近入席相叙，夏与参说，该日美院部分教师联袂郊游写生聚餐，他之所以独酌，是因为大啖既费资又嘈杂，不如独吃经济实惠，落得清静。我母甚赞赏他会过日子。

    归后，我将夏与参茗香楼独酌之举，说与我哥周昌米听。我哥即谈起夏与参断桥相亲轶闻一则：某年某日，有冰人为夏与参作伐，相约某女与他于白堤断桥（即传说许仙与白娘子初次会情处）相见。暮色苍茫，两人按时先后而至，各坐于断桥石栏上。夏不与女者打招呼，也不寒喧，更不看女者，祇看西湖。良久，以浓重的四川普通话作开场白：“我，夏与参，42岁，男，汉族……”道白完毕，回头看女者反应，不料并无人影，那女人早已不知去向……。

    这轶闻可能有“演义”成份，后来我续听到有详、略多种“版本”。大家之所以乐于传述此一轶事，想来一则对他婚事的关切，再则对他特立独行性格的激赏。我还曾听陈朗的友人金尚义谈起夏与参，除说他平时办事的一丝不苟外，还说凡是旧友或与他有什么瓜葛的人，从远地而来访求他，谈事以后他总少不了一句郑重申明：“宿食自理，恕不招待，我是六亲不认的！”金君学着用四川乡音说此话，甚肖。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