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教授徐璋本在邯郸流放地

（北京）严昌


徐璋本不是“死于劳改营”


    今年是2007年。距1957年50年整。

    朋友用电子邮件送来金钟先生的文章《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试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中一段文字摘录出来，放在文章的前面，示意为应重点阅读的内容。这段文字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尼赫鲁中间路线（他死于劳改营）。”我知道朋友让我看的其实就是最后6个字“他死于劳改营”。

    我和徐璋本老先生是1970年2月在邯郸地区的狱中相遇的。那时，徐老先生已经在狱中渡过了12个年头。劫波渡尽的1979年3月，我们先后从流放地返回北京。那年我27岁，老先生已68岁。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年曾有过一些通信。后来就断了联系。

    20多年后的2001年5月，我因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专题学术系列讲座而住在清华园内。一日突然想起了徐璋本老先生。拖人问到老先生的家址，便曲径寻去。徐家正在装修，一年龄比我略长者告之，他的父亲前些年已经故去，骨灰放在八宝山。听此消息，心中黯然。

    徐璋本老先生确实不是“死于劳改营”。但是，我也确实有必要将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的生活点滴写下来。记忆是否有误，请读者自辨。


1957年7月：徐璋本逆流而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级组织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进攻，其中认定：“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向全社会释放了整肃的信号。

    7月8日。全国的已是风声鹤唳。右派们已经开始反戈一击或写认罪书。可是，徐璋本先生却似乎全然不知抑或是全然不顾，公然逆流而上，在清华园公开提出他的政治纲领，宣布成立“劳动党”，并公开征集党员。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中共任命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当天在校园有线广播站发表讲话，重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过的对思想异议者的政策仍然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今天抓的这几个人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份子。

    其后，徐璋本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执行地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监狱。椐他在第一监狱的狱友讲，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徐璋本先生曾享有一种任何犯人不可能享有的特权：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过周末的特权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后被取缔。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1969年。那年春天，争夺珍宝岛的战争爆发，中苏交恶升级。全面战争似乎不可避免。9月11日，中苏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之后在北京机场短暂会晤后，达成就边界问题举行中苏部长级会谈的协议。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滋涅佐夫。

    然而，中共军方对战争前景做了最坏和最具体的估断：战争将在10月18日苏联谈判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的那个时刻爆发。虽然10月18日那天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飞机上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冲出一支特种兵冲锋队，而是走来了几个文质彬彬的苏联外交官员。但是，战争准备却已经全面铺开。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人员的疏散。关于1969年秋季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人员疏散的文字记载，迄今为止，祇涉及到党政军要员的去向。当时的北京祇有总理周恩来留守。毛去了湖南，林彪去了苏州，被打倒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几个元帅分别去了广东、四川和河北。而一个被疏散和转移的特殊人群却从来没有被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被关押在北京各个监狱的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所下辖的各个拘留所的政治和刑事的未判决人员。


1969年：押往邯郸南场


    北京市在押人员的大规模转押行动是在10月底的一个周末的夜晚进行的。作为人员集散的火车站即不是北京火车站，也不是永定门车站和西直门车站。而是西便门货车站。西便门车站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林立。但是，北京市的居民对这次大规模转押行动全然不知。被转移人员的家属都是后来在收到从流放地寄来的信后才知道亲人已经被转移出北京。

    由北京开出的转押犯人的若干列列车分别在石家庄，邢台和邯郸附近的车站停靠。被转移人员被关入这些城市的监狱中。徐璋本先生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是在邯郸北部的永年县附近的临洺关小站下车。然后乘卡车被送往邯郸市南砖场。在临洺关下车也是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限。

    邯郸市内有两座监狱。都是砖场。因为地处市区的一南一北，被当地人称作“南场”、“北场”。当时南场的砖窑已经熄火。到达邯郸的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凡年富力强者均被送往北场。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犯人被送往南场，徐璋本先生那年58岁也被送往南场暂住。之所以叫做暂住是因为在邯郸东部的曲周县和大名县正在紧急建造两座劳改农场，以关押从北京转押出来的犯人。一但农场建成。暂住南场的犯人就将被转押到那里。

    从1969年的深秋到1970年的3月中旬，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被关押在南场的犯人每天不做任何体力劳动，除去吃饭和睡觉就是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材料主要是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是有选择的学习，主要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敦促杜律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结合阅读内容每个犯人要谈学习体会。所谓学习体会就是要谈出认罪服法的心得。南场的生活比犯人预想的要好一些。当被押上开出北京的火车的那个时刻，很多人的心里是很绝望的，都以为要去新疆了，或者是甘肃。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荒原，自古就是囚犯的流放地。

    关押在邯郸南场的绝大多数犯人是政治犯。分为历史犯和现行犯两大类。历史犯主要是一些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军官和行政官员；现行犯统称“现行反革命”，但是细分起来还可以将其分为四类：一类是国民党的派遣和潜伏人员。在“现行”时被抓捕获刑；一类就是像徐璋本这样的“升级右派”，虽然也是“现行反革命”，但是绝对没有前一类“现行反革命”从事过的杀人、投毒、爆炸等“现行”活动。被狱中警察和犯人叫做“右派反革命”或“反革命右派”。第三类是文革中触犯天条获罪入狱的。第四类人员是一些特殊案情犯。例如：有一个叫黄理文的老先生，捕前是总工会的负责人，干部级8级，曾参加过中共六大。因1956年与苏联大使罗申喝酒的时候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苏共不恭敬的内容讲给罗申听，罗申密报苏共，引发苏共的强反馈。黄遂因泄密罪被判刑15年。1971年出狱。1979年回到上海，还曾参与过一些抢救中共党史记录的回忆工作。关于黄理文在邯郸流放地的点滴回忆还可以另外成文。

    狱中一直有一种传言：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祇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无法证实。但是无论这种传说是否属实，都说明徐璋本虽然身在劳营，确实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放弃了自己的“鸣放”立场和观点。可是并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宽恕。无一例外被投入监狱和劳动教养。和徐璋本先生一道从北京第一监狱押出北京，关在邯郸南场的另一个知名右派邹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

    邹震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做过南京《益世报》总编辑。被捕前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1957年5月16日，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邹震先生在会上鸣放：“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等等。《这是为什么？》之后，6月24日，北京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气候已经大变。事隔不过30多天，邹震先生不得不在会上检讨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份子来占领等等；并表示愿意悔改。但是，仍然被开除公职，判刑15年。

    第一次见到徐璋本先生是在南场的犯人医务室。5、6个犯人医生围着一个老人。老人个子不高，但气色比一般的犯人要好的多。他用一种很顽皮的腔调和医生开着玩笑。谈话间，他们的谈话中夹杂着一些英语，显然是一些触及了敏感话题。狱中禁用同志相称，祇听到医生们叫他徐先生。其中一个医生问老人，你的这副眼镜很贵吧，老人从鼻梁上摘下眼镜，拿眼镜的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晃动着，很夸张地说：“这副眼镜，30块美金。”我很吃惊，因为这种口吻与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还略带一些挑衅的味道，而挑衅的对象已经超越了谈话内容和对象，指向监狱中无所不在的话语禁忌。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被称为徐先生的老人是谁。但是，从犯人医生对他的态度，能够明确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1970年：押解到曲周县劳改农场


    1970年3月中旬，南场的近千名犯人被押解到新建成的曲周县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在曲周县的一个叫马疃的地方，马疃一带都是盐碱地。冬春季节，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全是盐碱。农场监狱建立之前，当地的农民是不在这片盐碱地上种庄稼的。

    即将开始的劳动改造生活对于犯人们来说悲喜不同。对身体尚好的犯人而言，参加劳动比关在屋子里读报纸有意思，一则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一则伙食定量可以由每天的1斤增加到1斤2两。犯人的伙食很差，主食是窝头，稀粥。正赶上春荒，青黄不接，没有蔬菜吃，祇能吃一种叫跟头菜的野菜。跟头菜生长在盐碱地里，当地农民度荒都吃这种野菜。曲周劳改农场开张的第一年，犯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年老体弱的犯人，伙食不好又要从事体力劳动，加速了走向死亡。从南场刚到曲周的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的事情。一开始死去的犯人被葬在监狱大墻西侧的农田里。由于坟地靠近公路，不到半年时间，坟头已经曾加到一百多座，不断增加的坟头影响很坏，与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相符，所以，曾有过一次迁坟行动。将路边的坟穴刨开，把里面的尸骨移到劳改农场几千亩农田的中心地块中，远离公路。被葬埋的犯人从来不用棺木，生前的被褥一裹了事，所以盐碱地的强腐蚀性很快将入土的尸体腐蚀成烂泥形状。迁坟的那几天正是盛夏，难闻的尸臭在方圆十几里的上空飘荡，挥之不去。

    到达曲周农场的第一个劳动项目是沿着新建的监狱高墻外面挖掘防止犯人逃跑的壕沟。我见到徐璋本先生的劳动形象，就是在这个时候。徐璋本先生的劳动形象是很糟糕的。稍有体力的犯人都随着沟壕的加深，也越站越低于低平面，用力用铁锹将土甩上地面；地面上的人再将这些土移至由沟壕中的土堆成的陇坡。徐璋本先生由于年近60岁，被安排在地面。但是他仍然是难于应付。很快就被沟下甩上的土所包围。他拿铁锹的样子很滑稽，甩土的姿势也很夸张。他也不会躲闪从沟里甩上来的土。满身满脸都是土。所以，虽然劳动效率是最低的，但给人的印象是肯于吃苦耐劳的。劳动两个小时后，有犯人从大墻内挑开水来，这时会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每到这时，徐璋本先生就大声高喊：“Coffeebreak！Teabreak！”其实，确切的讲，应该叫做“waterbreak”。休息期间，徐璋本几乎每每成为聊天的中心。他很幽默，经常说些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记得他曾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在是很反动的啊”。听者都知道他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心照不宣，就算有打小报告者想揭发立功也无从下嘴，于是大家一笑了之。

    没有多久，由于徐璋本先生年纪偏大，且劳作实在不得要领，狱警方面不再安排他参加高墻外的劳动。平时大队人马外出劳动，他就在狱内搞搞环境卫生。

    我确切知道徐璋本先生的身份是1970年4月2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卫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间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第一时间播出。狱中的犯人从高音喇叭中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半个小时的联播节目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帅20多名狱警进入高墻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旋即集合。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了起来。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后来，黄大队长又发表了一顿演说，说了些什么，时隔多年，已记不得了。


徐璋本和钱学森


    在之后的若干天内，徐璋本和卫星上天成为犯人的谈话中心，我也从各类人等的谈话中了解了徐璋本是怎样一个人。其中最核心的信息是说徐璋本和钱学森都是从美国留洋回来的，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两人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后来出狱后了解到，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请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祇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祇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一打三反”运动


    认罪服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服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服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祇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共产党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共产党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赦书一日行千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 （韩愈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1979年：徐璋本回到北京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讬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磐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祇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祇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

    行文至此，陡然想起诗人聂绀弩为香港报人罗孚先生题写的画像诗《赠罗孚》：“每三句话骇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徐老先生无论从身高和气质上均与罗孚先生有很多的貌似和神似。故斗胆对聂诗略作编篡以献给冥龄96岁的徐璋本老先生：

    曾经一言骇天下，不七尺身轻众人。
    光阴似金皆粪土，我行我素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