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七）

（新西兰）周素子


陆士云


    我与陆士云为50年代杭州师范学校校友，她是在我毕业离校之后入学的。我们相识是在70年代初，彼此都落魄居于杭州西湖区龙坞乡之时。

    我的二姐周素琛也是右派，她的处分甚重，被开除公职，下放农村，起初在杭州郊区一个名叫湖埠的山区劳动改造，其后龙坞乡西湖茶场建成，有关乃集中了散居在杭郊各农村“戴罪”劳动的各类部份政治犯包括右派，到茶场劳动。一方面利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便于控制、管理。

    龙坞在杭州市郊东南山区，离市区约30华里，与钱塘江相近，若翻越东边午潮山大纛岭就是郁达夫故里富阳县了。站在龙坞天平山上，能见到名镇转塘。钱塘江在此有一个90度的转弯，钱江潮奇观，其潮可以汹涌至该处。杭州东部山脉都为南北走向，到钱塘江边就截然而止，祇有龙山山脉伏江而过，在隔岸萧山县再起，仍称龙山。但在东南山区，祇有一条山脉是东西走向的，故称为横山，称“十里横山”。十里横山包括慈母桥、葛衙庄、上城埭、龙坞等10多村庄。横山又是西溪的源头。明、清两代此一带文化灿烂。明季江元祚在横山筑有横山草堂，柳如是曾寄芳踪于此。草堂书楼上能仰见双髻峰。附近有六松社、光明寺等胜迹。登十里琅当岭能达云栖、灵隐。这里又属皖浙通道，为兵家要隘，刘伯温曾与元兵鏖战于此。清兵渡钱塘江时，鲁王监国兵部尚书张国维曾于此一带进行阻击、抵抗。横山中心葛衙庄，为明末葛寅亮（曾任侍郎，又曾在西湖南屏讲学）之故里，清兵据杭时，为殉明绝食而亡。横 山留有美人、志士的可歌可泣往迹。随着盛世的消亡，到了近代，尤其经过日冠的扫荡，焚烧，仅在里桐坞、龙门坎一带还有些残存的深藏的民居古建外，余下的仅为荒山野岭，竹林茅舍。由于附近灵隐、狮峰为龙井名茶产地，而龙坞也产茶，称西湖龙井，比狮峰龙井茶仅次一等。龙坞乡西湖茶场的兴建，意在发展经济，想不到这里竟又集中了一批文化人，祇是不像历史上那般文人的潇洒，他们是一批被流放的劳动罪人。

    我的姐姐周素琛和陆士云等，均被集中于此，开荒种茶，栉风沐雨，“脱胎换骨”。这2、30名“阶级敌人”，出奇的竟不分男女，全部挤居在一间泥地、青盖瓦、四面透风，原先可能是工棚的陋室内。监狱尚且有性别之分，无论古今中外均如此，而西湖茶场对待思想犯，据所知（并所闻）为唯一的男女共“监”之所。当时场内有3名女右派：周素琛、郑玉凤、陆士云。一室之内，以蚊帐间隔着彼此视线。初到茶场时，陆士云约25、6岁，她与一位来自山东济南大学的男右派也即是茶场同室男性之一黄永根恋爱、结婚。等我认识他俩时，已有了两个儿子，均住在这间大室内，祇是将两张木床移放在室的西北角落，对面而置，仍以蚊帐遮人眼目，自成一个类似小房间的格局。就在这2、30人的声息相闻当中，他们洞房花烛，繁衍生息。这不禁使我想起英国女皇维多利亚来，由于皇位之尊，传统继承女皇决定于她所生的孩子的性别，故在伦敦市中心街头搭台，在万众围观、监视下分娩。陆士云又算什么？她非一朝一夕，而是2年、3年，生养了两个儿子啊！说起这两个儿子，长名黎歌，次名亦歌，他们从出生时起就得到众多舅舅阿姨的关注。两个孩子日则随父母在茶山泥土里滚，夜则回大室与舅舅阿姨们共眠。他们带着原罪，祇认得这些“二月党人”。孩子们呼唤同室的人，都是连名带姓然后加上舅舅或阿姨的，例如：徐青枝舅舅，郑玉凤阿姨等。成长后的黎歌、亦歌，都一表人才，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清亮光明。他们以后都从大学毕业，在事业上均有出息。

    我与陆士云在相识前，均各早知对方之名，并互相倾慕，第一次见面是我在杭州，刚生下三幼不久，她特地进城看我，那年我30岁，陆士云27、8岁。她穿着白衬衫，手拿一顶草帽，个子中等，结实健美，脸色被阳光晒得红润黝黑，显得清新，有活力，充满青春的朝气，一洗城市女子的娇弱苍白。此后我常去西湖茶场，在龙坞小住，与陆士云夫妇成了朋友。

    陆士云的丈夫黄永根，杭州九溪人，他在济南大学化学系读书时被打成为学生右派，处分不轻，原发遣在山东某农村劳动，他不服改造，日夜思想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终于在某夜，窥测时机成熟，私自出逃。他不辨方向，不敢向人问讯，凭着年轻的体力，凭着感觉，寻找铁路。他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了，于是搭车南下，回到家中。九溪属杭州近郊，不久他即被当地公安机关寻获，“就地消化”送“西湖茶场”右派集中营劳动。“青春是顽强的，那怕带着镣铐”，他与陆士云终成眷属。直到“落实”右派政策前夕，1978、79年间，政治约束松弛多了，他俩才租居离茶场不远处田野中泥墙土壁的一间农舍。黄永根从来不服对他的处分，他常想上北京中南海门口告地状，他要问明白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的化学专业虽荒废了，但心灵手巧，能编织竹篮等竹器，会做泥水匠活，我姐姐周素琛后来所住之茅舍，原是一个养猪场，泥墙上满是窟窿，是黄永根费几天工夫泥补、粉饰后，大为改观的。

    1979年右派“改正”，陆士云当上了西湖区龙坞乡里桐坞小学校长，成绩卓著，成为一位模范校长。黎歌、亦歌在国内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成为专家学者。至于黄永根则分配在留下中学任化学教师。这是一个自强不息、健康温馨的家庭，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徐青枝


    在杭州郊区龙坞乡西湖茶场的政治犯集中营里，有若干名右派份子，我因常常到那里探访陆士云等，故也都认识这些人，有数位虽与之尚没有机会交谈，但皆留有印象。其中有一位名叫徐青枝。徐青枝为杭州人，家住清波门附近。瘦高个子，黄白脸皮，性格很内向。我到过茶场多次，都没听到他与人交谈。当时他应该还不到30岁，有些书生气，至于原先在什么单位工作，因何政治背景打成右派均不得而知，他也和茶场里其他右派一样，重劳动，低收入（例如陆士云与黄永根二人的工分相加，还没有一个普通茶场工人的工分高），但据说徐青枝父母亲家经济殷实，对其有所资助，所以外表不似别的右派那样显得寒碜。

    茶场除这批“阶级异己份子”外，尚有领导干部与工人、知识青年等数十名革命群众，他们除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外，还负有提高警惕，防止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任务。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尤其是逢节，揪斗右派等阶级敌人便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在那个年代非常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一教导！

    在众多工人中，有一个名叫延龄的人物，较为特殊。他生得瘦削，为人滑头，绰号“延龄猢狲”。他为杭州西边灵隐人，出身贫农，原来在灵隐一带是个农民干部，不知道干下什么不光彩的事，作为处分，被调到西湖茶场当茶农。共产党对非政治犯罪，都特别宽容，延龄猢狲倚仗其出身贫苦，是共产党依靠对象，所以仍然气焰嚣张跋扈，常欺压那些右派们。他是携家带口住在茶场的，有其妻胡英及子一人（约6、7岁）。胡英身材瘦小，面庞清秀，是个地道的农民，朴实善良，她从不小看这些政治上受歧视的人，对他们倒富有同情心。尤其是对徐青枝，竟不避嫌疑为他缝补洗衣。时日一长，对徐青枝，从同情到以身相许。当其夫延龄确知她身孕是徐青枝的孩子时，气愤非常强烈，可又舍不得与胡英离婚。他觉得被一个为人民唾弃的右派占了妻子，格外地感到羞辱。据说他曾呼天抢地，要求领导严惩徐青枝，否则决不罢休。若不是胡英的保护，徐青枝肯定会关入牢房，充军发配。平日看来脆弱，似无勇气，谈不上有多少见识的农妇胡英，不但不推卸责任，反而挺身而出，不顾脸面，一口咬定，是她勾引徐青枝，是她欢喜徐青枝的，徐青枝没有责任！

    也许由于延龄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舆论反而倾向同情于胡英和徐青枝，况且人总还是有点恻隐之心，结果是徐青枝未受到更重的处分，而胡英则勇敢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孩。虽然说，好花需要青枝绿叶来扶，但徐青枝终究是个右派，他不敢也没有资格保护胡英并争养这个女孩，一直到落实右派政策他离开茶场时，他仍然独身。

    徐青枝值得告慰的是，能有一个善良的女性，给过他那么无私的爱情，他还有一个亲生骨肉，留在这人世中。

    1979年落实政策，徐青枝回城去了，落实何处工作不得而知。后来多年中，每当我走过清波门，见到那个石库门时（那个石库门，曾经有人指给我看，说是徐青枝的家），我就会想起徐青枝并会联想起这一切。胡英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但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有否去认这个亲爸爸。


高湘华　张冰如


    50年代初，尚未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年青学子还可以自由报考中学、大学，这使我有机会从温台交界的雁山僻乡，远赴杭州省城报考高中。我的二姐周素琛和哥哥周昌谷、周昌米那时均在杭州就业、读书了。当时交通不便，我跟随两位贩茶商人，水陆兼程，才400多公里路，在路上却走了3天。初到杭州，对西湖之大，杭城之繁华，大开眼界。

    我进了杭州师范音乐科学习。从进校的第一天开始，我即与同班同学张冰如交了朋友，我与冰如的友谊延续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无论我与之远别，或沦为右派，人们视右派为洪水猛兽，亲戚回避犹恐不及，而冰如一直理解我 、帮助我、善待我，真正的情同姐妹，而胜如姐妹。如当70年代我在杭郊求生时，乡公社有主管学校权，以“不培养右派子女”为理由，拒绝接受我的孩子入中学，是冰如夫妻将之认为侄女，以此名义，入读于其夫陈效曾任教的杭市第十四中学。她不仅帮助我的一个孩子，而是前后帮助了我的三个孩子入学深造。祇此一件，足见情谊深厚。

    张冰如长我两岁，性格温厚。善于歌唱，音色润美，当时有个杭州中学生合唱团，为演唱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在杭城各校拔萃的歌手中，她被甄选为演唱其中《黄河怨》女高音一角。她也比较早熟，在校时已有男朋友，是她哥哥同学，浙江大学电机系学生高天一。高天一又是她哥哥中学时同学好友，彼此穿堂入室，与冰如可算是青梅竹马关系。我因是冰如的密友，故常于假日同冰如到浙大学生宿舍，或到高天一家中去玩。高天一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浙江大学法律系教授。共党执政，学法律的都没有好下场，在我认识高天一时，他的父亲已在肃反运动中划为历史反革命而缧绁入狱了，因此我从未见过这位高教授。高天一家中，除了老母，还有两个妹妹，高湘华是小妹妹，当时在初中读书，我去过高天一家几次，祇看到那位神情抑郁、长相极普通的大妹，对小妹湘华，则没有印象，似乎没有碰面。

    我和冰如就读的音专，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一位老师在给我班某生上提琴课时，丢失了衣袋中数量不少的钱。学校领导于是大张旗鼓，声言要搜查我班同学宿舍行囊箱子。此言既出，在要搜未搜之际，人心惶惶，尤其张冰如，一反平常天真烂漫的神态，郑重的邀我陪她连夜到高天一家去一趟。原来早些时，高天一的父亲在狱中坦白交代，说出家中曾藏过枪支，他因畏惧，在该上缴时不敢上缴，而偷偷投入浙江大学校园内的水池中去了。这类事对于罪人的家族，该是多么的严重和麻烦！政府勒令高家缴出枪支，高家祇得雇请农民工入池掏摸，同时又深恐抄家，急急转移财产，交由张冰如保管的是一个当时泰康公司出品的金鸡牌饼干铁盒，内装金条、金块、金首饰等。这个盒，张冰如没有敢藏到自己家中，而放在学生集体宿舍内自己的衣箱内，这大概是冰如平时对我唯一严守的一宗秘密了。而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学生宿舍也将可能查抄，若查出这盒金子，为反革命家庭窝藏财产，那还了得！冰如此生还有什么前途？她让我陪她偷偷连夜将此盒送还高家。我俩趁寝室中无人之际，于冰如床下箱子中取出这个饼干盒，我们还好奇的打开看了一下。冰如申言，她也是第一次开看，祇见黄澄澄满满一盒金器，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不知份量。我们俩人轮流捧着，连夜将它送还高家了。高家此时的气氛紧张、阴沉，真难以言语形容。高天一在浙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石油部工作。他和冰如最终没有成为眷属，张冰如后来嫁给了陈效曾。至于我则沦落到天涯，不遑安处。有关高家的事，也就逐渐烟消云散了。

    20多年过去，1979年底落实右派政策，我回到杭城文教界工作。一天，张冰如和我说起，她和高家小妹高湘华联系上了。原来湘华也是右派，20多年来，坎坷之极！由于张冰如的介绍，我见到了高家小妹高湘华。她那时40多岁，短发、朴素，还保持着一种大学生风度，面目端庄，沉着稳重。从她口中知道高家以后的种种，先是她的父亲瘐死狱中，接着母亲去世，姐姐得了精神病疯了。她的哥哥高天一从中央石油部下放到安徽某工厂任职。湘华自己，因成绩优异入读杭州名牌中学二中，但后来获知，她属于“内控”学生，档案上注有“世仇份子，不宜入大学”，光凭这九个字，足可压迫其永世，并祸及子孙。但湘华在二中毕业后，报考大学时，因其文理俱佳，成绩殊优，北京大学物理系竟置政治条件不顾而给予破格录取！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人誉为当代的“居里夫人”。谁又料到会有一天反右派斗争，这斗争又会深入到大学学生中去。档案上的黑脚印，使湘华在劫难逃。高湘华生性稳重，又在少年时期即遭逢家庭变故，更为慎言慎行。右派是以“言论”论罪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辞”也可搜出个“词”来。高湘华不是还与个别友人通讯吗？人们窥视湘华投信入邮筒，竟利用职权开锁取信，在这封言辞谨慎的信件中，找出一句什么话，演绎成“扇风点火，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反攻倒算”的反动本质，生生将湘华打成了学生右派。是世仇份子，岂能不是右派？而且处分从严、从重，她被开除学籍，下放劳动！她后来是如何辗转到杭郊余杭县农村劳动的，不知详情。我见到湘华时，她早结婚，生有一女。问到她丈夫，她含糊其词，说是一个做工的，没有多少文化，其余则讳莫如深。我与湘华见面多次，却始终未见过她的丈夫，好像当时不在杭州。她给我写过信，提示我谨防一个叫王××的右派，让我千万别同情“这条冻僵了的蛇”，“它苏醒了会咬你的手”云云。这个右派曾经不择手段追求过她，当遭到拒绝时，竟写匿名信给她丈夫。湘华说，“他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大的麻烦”。似乎她的丈夫并不宽容、谅解。说明“右派”之中也有败类。她写的信可称三绝：字好、文好、意好！

    湘华曾就读的杭州第二中学老校长黄怀仁，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为杭州教育界“四大金刚”之一的大右派，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黄怀仁老当益壮，仍被重用，任命为杭州师范学院院长。他向杭州市落实政策办公室指名要了这个当年的尖子学生，为师范学院物理系教师，湘华终于因为学业有成，即使在20多年的荒废后，仍然当上了大学教师。可惜的是，她算是一个具名号的 “居里夫人”，而没有一个像居里一样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作为丈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