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1957年学》方法谈

魏紫丹


    钱理群教授在前几年提出建立《1957年学》。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认为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推动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为此，我想就写作拙着《还原1957》谈一些心得体会。用“方法谈”，头和帽子大小合式，在我所运用的所有方法中，我先提出三个主要的方法，想以我的“砖”引出朋友之“玉”。


第一、总分法


    总分法就是在从对“现象”到“本质”，从“部分”到“总体”的认识基础上，再利用对“本质”与“总体”的把握来理解“现象”与“部分”。

    前时台湾举行了毛泽东的影展，据说他“微笑”的魅力倾倒了观众，甚至于有的认为，他还是有人性的，过去不应该把他妖魔化为杀人魔王。这使我认为，是蒋中正先生实在对不起这些（仅限于“这些”）台湾人，使他们没能亲身领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读到领受足毛微笑的大陆人，在网络上倾吐的自己的血泪控诉。但我希望人们都来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说：“张沪（张沪是作者的也划了右派的自杀未遂的爱妻）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第87页）用总分法就会看出“微笑”滴沥着的亿万人的血泪！台湾这部分观众就是一叶遮目，缺乏对毛的总体认识。

    言归本题。经过50年的研究，我们得出一个对反右运动的总体认识。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郭罗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既违反宪法，又违反马克思主义。

    “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共产党进一步以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在这个正确的命题面前，当时的反右派，和后来的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就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开历史的倒车。

    至于说发动反右的手段是阴谋，是阳谋，或是没有预谋，那祇是临门一脚的问题。方励之教授已从总体上对此问题作了科学的论断：“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祇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这个“难于共存”，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与右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957年学》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鸣大放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和共产党发动反右派是如何开历史倒车的。这是一个总的大前提。古人说：“先立乎其打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当然，也不能忽略对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细节的研究。比如说，我在书中第一篇“反右探源篇”和两篇论文《毛泽东“引蛇出洞”考》和《中共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前后后》中，论证了“阴谋论”，否定了“阳谋”和“没有预谋”的说法。但在我读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说：“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胡平是擅长于讲道理的，包括这次，都很令人信服。这倒引发我深思：如果我的“阴谋论”成立，这时候毛何以会情绪如此呢？这的确是如胡平所说：“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经过研究，澄清情况：1，这并不完全是李志绥的观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87）；2，林克在《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中说：“当时毛的确因为患感冒而身体不适，并不是李志绥捏造的我所说的‘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而形体衰弱，精神忧郁’。”（页58）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谁说得对，但也不能确定谁说的不对。这就成了“原告一张纸，被告就该死；被告一张纸，两下都有理。”

    总分法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的科学方法，别说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即便将来档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烟雾之中。俗话说：“问路问来人。”司马璐就是过来人。他说：“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中共历史的见证》，页418.）这就充分说明了运用“总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认清了毛极端自私自利的恶劣本质，他是一个自私到“家”的人，对他的妻子们都可以翻脸不认，难道你还指望他对你比对杨开慧更有情意，更有爱情，更有亲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吗？认清这一点，就请你放弃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机心理在内！

    如果你认清了毛泽东从来就是品质恶劣，性格暴戾，作风专横跋扈，从大杀AB团、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破口大骂梁漱冥、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从肉体上消灭意见相异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决不许可“哪个虫儿敢开口”的。难道他会许可他早已认定是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在艺术上百花齐放、科学上百家争鸣，并用鸣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即把鸣放同时引入政治领域吗？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场阴谋。

    实际上，除掉毛1957年春季为了“引蛇出洞”而抛出“双百方针”，对知识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宽容”呀，“开明”呀，以及“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因子来的。

    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份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45页）如果国人把握住邓小平的双手沾满右派的鲜血这一基本事实，和李锐说他和毛泽东一样左这一总体评价，以及国学大师牟宗三说他和毛泽东“是一丘之貉”：“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的摧残、斫丧人的廉耻。”那么国人对邓的胡言乱语，就自然会认为：“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

    毛泽东冲着邓小平左得过人，才说：“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还它以原貌。就着总分法来说，就是有总有分：有分无总，祇见树木；有总无分，祇见森林。在拙着中，我是怎样把握这一点的呢？可以从我区别对待邓小平与柯庆施作为例子。

    许多写关于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写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如何如何紧跟，好象他表现得最恶劣。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认为，对坏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还真是没有实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还真比不上邓小平彭真坏。请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这方面的某些表现：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57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58年。有一部分“57”战士实为5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祇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比如说河南省，官方数字是70869人。

    同理，陈伯达是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贯地“左”，自不用说，但他在反右中就没有胡乔木表现恶劣，起码他没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反右的社论，而胡乔木却是反右社论写得最多，最恶毒的一个！

    我们既然认为，对坏人也不应该冤枉，那么，对毛泽东也当然不应该妖魔化。实际上，毛泽东之凶恶，之邪恶，之丑恶，之罪恶滔天，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直到现在，有关资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里，祇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况。相反，对毛认识的错误，大多是发生在对他的妖魔性缺乏认识；尤其是面对着官方的，民间的，政论的，传记的，散文的，诗歌的，戏剧的，影视的，充斥着无耻的编造，肉麻的吹捧，无限制的美化与神化，兴“热”作浪；缺乏抵制。总分法要求从总的倾向与个别表现相结合地看问题，而不要抓住芝麻丢掉西瓜，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最后我还要提醒一点：如果毛本身就是妖魔，并且是妖魔中最恶最恶的恶魔，超过了斯大林、希特勒，那么，当人们提到毛泽东这个恶魔时，难道还用得着妖魔化吗？妖魔化论者就是对总体情况缺乏明确的认识。为什么德国和俄国就没有人出来说“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国人呀中国人！刘宾雁生前曾气愤地说：“活该受统治！”


第二、“内外法”，研究问题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内”，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我书中提到的作家黄秋耘，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得知一个政治信息——邵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由此，他便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得出判断：“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候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今天看来，他作出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难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诸葛亮吗？他用切身的体验回答了这一问题：“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祇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风雨年华》）这为“入乎其内”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但是，如果仅仅入乎其内而没能出乎其外，就会“不见庐山真面目，祇缘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绥之所以太离谱地认为，毛发动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是想借知识份子的刀，杀向那班“反冒进”的“党内的敌手”，而不是预谋反右。结果他说，毛感到上了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当。对此原由，我在书中已对他不了解外情，作过详细的分析。

    我和许多右派对于反右派斗争，也可以说是“入乎其内”的，但我们“入”的“内”太小，祇知道挨斗争的过程和感受：很需要知道人家左派怎样策划对我们的斗争；对全国的总形势也祇限于读到的报纸和听到的报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后，和劳教、劳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扩大了我的“内”的范围；及至粉碎四人帮大后来，我才读到几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着共产党的脸色写的，充其量是打个擦边球以哗众取宠，并不敢真正正视历史和现实。在我到海外之后，才接触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当年是反右积极份子现在良心发现了的朋友的回忆录；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和论着，其中《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鸿》、《晚年周恩来》、《阳谋》和徐平华的文章《九死一生20年》等给予了我较深的印象。我们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不要沈溺于悲情，要通晓“1957年学”的研究成果，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内”是“陷乎其内”。下面，许良英对李志绥的批评就是说他“陷乎其内”。

    所谓“内外”，以国分，有中国与外国；以党分有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没能入乎其内，那就会“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都承认斯诺这个洋大人是个中国通，先别说他对共产党的隐情（毛总是故意布置迷魂阵，骗他）通晓得怎样，光是他把毛泽东说成是打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就可想而知这个“中国通”是多么可伶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扭曲事实的故事？所以作为郑重的学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既要认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观者清”的优势，又要认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戏”的劣势。总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过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伞”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这就使你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么？”的原汁原味。这和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有点儿异曲同工。无独有偶，英国记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说什么毛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自由化政策”；说什么吴晗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发言是反毛的；以及对毛和刘、周等之间关系的描写，我读后认为，简直纯属一派“海外奇谈”。在这一点上，许良英先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他说：1973年出版的英国记者（后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80年代已出了两个中译本。由于作者被认为是英美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他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又曾作为哈佛大学的基础课，我不得不认真去读这本书。可是读后，不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觉。请听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刘少奇“对机遇和个人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他把“双百”方针和鸣放说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结束语》中说：“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和权威的沉重打击。”“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实现党员品行上面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于1957年的“不和”，其主要证据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上我的右派言论：“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我说的，而是清华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的，我并不相信，祇是向哲学所党支部汇报过，想不到他们把它捅给《《人民日报》》，变成是我最严重的右派言论，“美联社”也当作新闻报道了。这纯属误会，麦克法夸尔却把它当真，作为“毛刘不和”的主要根据。这种效法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90年代初，我曾给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国内情，对报上宣传的都信以为真，难免上当。我告诉他，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足以说明“鸣放”绝非自由化，不过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他无法理解。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太“深奥”了，头脑简单的西洋人确实难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17年之后才恍然大悟的。

    许良英说：“不少人，包括李维汉和陆定一，以及邓小平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鸣放、反右历史时，都重复毛泽东1957年5月以后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为”自由化份子“的阮铭，直至80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其实，何止阮铭！王若水说是“极拐弯”；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胡耀邦说“引蛇出洞祇是短时间。”在识破这一阴谋上，有先见之明的，刘宾雁说，祇有邓拓一人，我认为吴宓教授也该算一个；有后见之明的，有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就多了。

    总分法和内外法，是相互为用的。要想能够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须用内外法；而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在一个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双全其美，就会产生偏差，而纠偏就要借助于总分法。这是我在本篇中用来还原历史和总结历史教训的主要方法。这个方法在上篇中也有所运用，如在《毛泽东引蛇出洞考》一节中就是用总分法说明毛在反右前后一贯是施展这一阴谋诡计的，阴谋已形成阴谋家的本质特征。本篇，也还运用了我下面要讲的“逆推法”。一般说，不可能祇单用某一方法。


第三、前后法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说：“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李洪林先生写他那部《中国思想运动史》时，深有体会地说：“事情都是事后看得更清楚。”（页280）他这番感慨是出自如下背景：胡耀邦要发动一场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遭到胡乔木的阴谋反对。后者找到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已领教过真理标准讨论的滋味，当然不喜欢这个“生产目的”的讨论。况且他在这两个讨论中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他正是旧经济体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决策人，“要搞十来个大庆”，就是他制定的。他知道这个讨论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他自然不赞成这场讨论。胡乔木又到邓小平那里，说华国锋不赞成“生产目的”的讨论。邓小平固然不维护旧的经济体制，但他不能不考虑旧体制后面的人，而且，“生产目的”问题又不像解决“两个凡是”那样迫切，出于政治权衡，就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胡乔木又把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端给胡耀邦。这样一来，讨论祇好停下来了。《人民日报》为此专门给胡耀邦写信，要求继续讨论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找去面谈，希望报社照顾大局，也照顾他的困难。就这样讨论中途夭折。李洪林事后想，如果那时（1979年），经过讨论摸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规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步子，大约会提前十几年。他说：“在1979年，人们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这一点。”

    李洪林就着另一重大事件（邓小平废黜胡耀邦），还说：“有些事情，当时未必清楚，过些时候回头再看，就清楚了。”（页306）当然，他这些话，是属于无甚高深的经验之谈。正是足够的经验，使它便也具有了哲理性。

    我在“反右探源篇”和《中共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前后后》中用的方法主要也是逆推法，顺瓜摸藤，顺藤寻根，由果推因，由终返始。如果我们没有把握预报明天的天气；难道我们凭藉时空优势，以后见之明，还不能“预报”昨天的天气？站在今天看昨天，我们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例如有人说，毛发动整风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右派的猖狂进攻破坏了整风，经过反击，打垮右派这个阶段之后，再回到整风，即进入整改阶段。这是当年中共召告国人的。当年怀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要使历史真相大白，祇能在反右之后看反右。反右之后看到了什么呢？大跃进。大跃进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发了疯，“三害”成了精！有人说毛是真心想通过整风克服政治弊端，不是右派进攻，文革会提前十年。好吧，文革过了，我们总算从革委会中看到毛克服了什么样‘政治弊端“。这中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饿死4600万人，受迫害的人，以亿为单位。从文革看反右，从大跃进看反右，我们看清反右不仅是卑鄙的阴谋，而且是毒谋，而且，盖棺论定，毛耍阴谋的手段是无与伦比的，浑身充满了阴谋细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阴谋的化身“。再从反右往前推，毛以出奇的诚恳，笑容可掬，信誓旦旦，号召”知无不言“；而且猴不上竿直敲锣。再之前，在党内却对匈牙利事件定性为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对中国出洞的蚂蚁，要采取后发制人，并要左派要做好准备。再往前推，坚决要苏联出兵匈牙利进行镇压，而且让反革命多闹闹，人民看清了再镇压。这里突现出毛反右的思路。再再往前推，批改刘少奇在八大上的政治报告，说共产党主要靠工人农民监督，提意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多是从右的方面提的。这里的两个问题是：一、帮助党整风为什么不主要号召工农鸣放，甚至于连次要也没有呢？二、难道毛居心唯一地要听一听从右的方面提的意见吗？再之前，……今天，中共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使这个”阴谋论“结论，更得到确凿无疑的证实。

    因为，要弄清毛为什么要反右，这里面有个“动机”，“目的”，“居心”的问题。这是不能光凭猜测的，祇能是“路遥知马力，时久见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