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无声的中国”
——“中国声音”的回响
（北京）周冰心
“混乱时代”鲁迅的两次演讲
1927年2月16日，整整80年前的这一天，并非要特殊加以纪念的时段，但因了一次讲演而让我记住这个日子。彼时岁月政局风雨如晦，中国处在“混乱时代”，这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崩溃后的“历史重演”，东西南北大大小小的中国军阀们都想在混战中称霸，继而“大一统”中国，这是一个老调子的“中国梦”在弹唱。
在那个乱世岁月中，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文化视野和民族回望意识、民族缺陷反省意识伟大而冷静的作家鲁迅先生，已经在华南辗转了许多地方。半年前他从北京出发，绕道上海，远赴厦门大学，任文学院国学系教授，但没有呆满5个月，就在1927年1月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次时间更短促，祇两个多月，就在4月底辞职了，所为是国民党清党，逮捕了许多中山大学学生，他要求校方营救被捕学生无结果，即向校方提出坚决辞职，时年47岁，这个年龄作出如此举动在现今的庸人看来完全不可理喻。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洞悉事象本质但又易怒易冲动，敏感多疑猜忌但又真诚乐于助人。那一年的10月，鲁迅终于离穗赴沪，对于离开广州，鲁迅说他是被血吓得目瞪口呆而走的。自后近10年，鲁迅就一直在上海生活。
在鲁迅还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主任任上，他曾到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日子，还有一次，不知为何，仅仅在两天之后（2月19日）的同一地点。也许他还有意犹未尽之处被邀请者看了出来，索性再安排一次。我要谈的就是他在“混乱时代”的这两次演讲，分别是《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都与声音有关。
专制奴才与无声中国
1927年2月16日，鲁迅作了第一次香港演讲，讲题是《无声的中国》，去了什么人，有多少人不得而知，总之，反对和捣乱、不喜欢的人很多，还有别有用心的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到场去听。捣乱者不仅在现场，还有掌握讲稿登报的人。后来几经交涉，削去和改窜了许多才在香港见了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并不完全是《无声的中国》最真实的一面。
即使如此，他还是说：“其实，文言文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祇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此后实在祇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14-15页）。
无畏的鲁迅看到了正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无声”：发不出声音，不发出声音，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落后国，“无声”的使然是中国向文明世界、阶级平等、国家昌盛靠拢的最大障碍。在20世纪历史变革的交汇点，白话文小说的首发者鲁迅先生那里，文言文的“无声”，是统治者“刻意”造成的：“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无声的中国》），回想一下满清皇帝带给汉民族的“文字狱”礼物，你会不寒而栗：康熙年间的“庄廷鑨之狱”、“戴名世之狱”，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年间的“胡中藻之狱”，等等，全部被诛灭九族，他们都曾通过文字试图发出反抗民族压迫的声音，但最后都归于“无声”和“消身”，因此鲁迅先生有感而发的指明“无声”后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所谓读书人，便祇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无声的中国》），这是鲁迅说出来的。
还有很多，鲁迅并没有讲出来的，但已经暗示和画外音警告我们了。发出迂腐、消极、麻木、油滑、入世、安于现状的声音，比“无声”还要来得坏，还不如完全不发出声音。完全静寂下来，中国祇是寂寞一点，但可以氤氲反抗的厚积爆发力量，成为郁积的火山，总有一天要喷薄火热的岩浆冲上云霄。封建皇帝视野里的“中国声音”，全化为利禄心和奴才心的四书五经，还有那永远属于“贵族”的文字传授特权。鲁迅说：“祇有几个人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无声的中国》）。
中国5000余年文明其中有一半文明被儒学统治，东汉以来的仕大夫、文人对真理和创新根本无心他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学就是因为特别强调“无声”才被统治者看上的，最坏的打算，也不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以及后来演变的四书五经（儒学经典）是他们追求腾达人生的乾坤，而儒学恰恰又要虔诚功利的“信徒”从中庸之道、安合理秩序、君君臣臣规范永不僭越，祇求仆役“无声”。令人深思的是，儒教教父孔子不是被同族皇权封王封圣的，而是被金人、蒙人、满人统治的金、元、清皇权发现其“奴役”汉人价值首先加以封圣的，清朝乾隆更是几次远赴曲阜孔庙，亲自主持祭祀大礼，这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殖民主义”流觞。尊儒的结果是中国鲜有“独立”、“有声”灵魂，都成为“无声器”，这正是统治者要的效果。所以到清朝灭亡时，当遗老遗少的居然大多数是汉人，他们还留着长辫子，甚至在宣统皇帝被废黜16年后，早年被末代皇帝溥仪（已逊位）任命为“南书房行走”的一代国学大家王国维，在自沉昆明湖时，后脑勺仍然拖着一根“大辫子”。 为“无声文化”效命至斯，也算千古绝唱了。
可以说，他们血液里都流着“无声”的奴才文字。想让这个中国变的“有声”，甚至“真声”，这些“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无声的中国》）人会如何反对，可想而知。
当代知识份子“无声”的变种
鲁迅先生不知道的是，他身后十余年的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产生还是“无声”的变种，是一场福柯称谓的无声的“肉体驯练”，是“意识形态”框架内的“无声”预见。同古代之乎者也的“文字贵族”一样，一种主义，一种思想，其余，全是逆种。又是 “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这算不算是历史重演呢？
鲁迅先生在讲文字的特权背后是掌权者对独立思想和发出声音的严格控制，“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祇有几个人懂。”（《无声的中国》）。那些人将汉字弄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之乎者也，连“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都动撼不得，这里的用心良苦是“无声”的生成根源。封建皇帝治下的“无声”，显然是与其愚民统治有关，那么，推翻了封建王朝提倡人人平等的民国呢？“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无声的中国》）。正如马克思讲到东方，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最后，鲁迅悲哀的说：“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的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无声的中国》）。
一个甲子过去了，鲁迅先生问的问题我们还是回答不上来，因为越南和朝鲜还都是神秘的国度，后者更是以“无声”、“独裁”、“专制”、“残酷”为国家特色，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那里还有着世袭制的“酋长”制度和他一群永远发不出声音的“无声”人民。
对此，我们还能对鲁迅先生说什么呢？
两天后，鲁迅先生又来到香港青年会，作了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作为对《无声的中国》的补充，摧枯拉朽的阐明对“旧调子”文化失去耐心，认为再唱老调子，国家、民族都得唱完，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老调子”是统治者希望听到的“老调子”，它“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09页）。中国的老调子是什么呢？“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老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清朝又是外国人，……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科举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先生说的老调子是那样的“中国文化”：是想叫人永远活在“无声世界”里的“老调子”，永远不要唱“新调子”。有时虽然被逼的没办法，还是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样自欺欺人的“老调子”。然而，“老调子”一直没有唱完，丝丝缕缕，蔓延不绝。到了当代，这种“老调子”远没有摧枯拉朽，还在变着花样行驶“无声”的“愚民”功能，现在，还多了“单向道式”的威慑、强制性。
鲁迅是幸运的，至少他在一个媒体还不发达的“混乱时代”里可以大谈结束中国的“无声”、“老调子”状态。而一个世纪快过去了，媒体高度发达，四处喧哗，但“无声的中国”阴影仍牢牢的攫住我们。虽然“无声”却不可以谈“无声”，但“无声”、“老调子”的实质却根本没有变化，对“有声”、“真声”的控制更加严苛，“无声”更加无孔不入，也许中国人喝惯了“顺从主义”中药，早已不以为然，已成为下意识的生存惯性。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刮起的“消费主义”潮流，使得中国人深以“消费乐”为然，“无声”更加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人们不再追求“有声”、“真声”，甚至拒绝“声音”，祇注重“消费狂欢”，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普遍经验”都被集体遗忘。当代中国的“无声”，早已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无声”所能概括的，已全面占领各种信息传播工具，虚假的振振有词的亢奋的谎话连篇的“有声”填满了那一副副空空的身囊。
鲁迅先生是伟大和勇敢的，他冷静的指出我们所处时代的“悲剧性”根源，他深刻的认识到“无声”是对中国最好的注解，发出真的勇敢的“中国声音”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所有人的唯一自救。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有没有写出多少具有故事、细节的小说作品，这些充斥时代细节和意识形态的叙事作品太多了，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他们，鲁迅先生的思想的深刻性是整个20世纪无人能颉颃的，我们至今还生活在充满“阿Q”和“无声”的遗产里。
许多人是怕鲁迅的，特别是“权力者”。他好在病殁于还没有大一统的“混乱时代”，还可以局部的自由表达，这是中国人的幸运，否则，他也不会留下什么给我们，我们也就失去前进和思考的标尺。还有一种人怕鲁迅，空洞无物、大而无当、自卑自大、肤浅虚伪、狡猾投机、无耻之徒的中国小文人，这些人要么依附权利，要么依附市场，生活在中国，却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真正实质。一代北京胡同痞子王朔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说鲁迅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不能称为作家，这些当然都是无知无畏的人说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听的必要。用“无声的中国”来概括古老的中国，真是一件很心酸和悲哀的事情，但又何其精准。发出“中国声音”，是鲁迅先生为1927年后中国知识份子们所划定的一张成长地图，但这个声音在鲁迅去世后，再没有人提起有这种声音，中国声音到底是什么呢？它已经尘封已久，让我们深深怀疑它是否存在。
中国是一个崇尚“禁声”的国家，不许发声，历史上非我“异己”者和禁外“发声”者都没有好结果，文字是“发声”的最佳渠道，但历史上叛逆布文者都被“消身”掉了，成百万计的矗立在历史陈幕里。单单秦始皇“焚书坑儒”、朱明、满清皇帝的“文字狱”，就阻挡住多少历史“真声”的步伐。
“中国声音”再被提起
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早已经忘记“中国声音”为何物，《无声的中国》里的“无声”状态也被人忘的干干净净。2006年12月初，“中国声音”再次被人提起，并回响在中国大地上，他是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一个西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
顾彬通过“德国之声”一个访谈确认了这种“中国声音”，但他也认为在中国文学界没有人继承过它曾有的衣钵。
他说：“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另外，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象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当然顾彬在那个访谈里还说了“中国某些文学是垃圾，如卫慧等”。垃圾说、无声说、不懂外语说、汉语欧化说，让许多对当代文学大唱赞歌的学者、评论家很“愤怒”，因为肯定顾彬就是对他们几十年赞美研究的否定，就像学界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甫一出版，就组织围攻和谩骂一样，都是触犯了某些利益一样，顾彬也被中国评论界和学界谩骂一通，最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可采信。
那些平时已“正人君子”、“文学清道夫”、“新锐评论家”自居的评论家们这次一致统一口径，嘲笑顾彬，其中据说是以“文学清道夫”“文学良心”自居的李建军在《文学自由谈》上撰文最为轻蔑，此人以别林斯基作为武器，以苏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一切变化途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以不变应万变，还以文字解释学、汉字病理学来解释文学，用掉书袋方式一一进行对照，可谓包打天下。上海也有个郜元宝写了篇文章，名曰《中国作家的“外语”和“母语”》，大肆进行挞伐，这个经常与安尼宝贝、卫慧进行对话的人这次也“大发雷霆”，而且批判完全已经本末倒置了，因为顾彬主要是谈“无声的中国声音”，其次才是其它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声音”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有多少，才是顾彬要说的。
“顾彬教授在斥责一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时，非常惋惜地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数不懂外语，到外面转了一大圈，仍然像卡在一个小房子里，不能张开眼睛看世界，不能跟世界文学对话，也不能站在异文化立场来反观自己，而不能反观自己就不能提高自己，正如不懂外语也就不能真正懂得母语。 ……但我认为，顾彬教授这个说法仍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情绪。母语好，连带外语也好，或者外语好，连带母语更好，这是许多人都懂的道理，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实际上，不少中国学者（包括笔者）也经常在文章中或课堂上为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数不能掌握一到两门外语而惋惜。但惋惜归惋惜，这样的理想是否可以直接拿来做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主要尺度，还可以继续讨论。 ……现在又出来一个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而大获成功、但在我看来更属于半吊子的作家哈金。哈金以后有什么造化，那是以后的事，光看他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气象实在不大。哈金的出现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将来中国作家（当然有人认为哈金不是中国作家而是美国作家）即使可以用外语写作（这在”80后“、”90后“或者更”后“的作家群中并非不可能），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优秀。 …… 顾彬教授祇是先指出中国作家外语不行，然后才说中国作家”甚至“连母语（汉语）也不行（他的”垃圾说“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国作家母语也不行“），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步骤则两样，他们首先认为中国作家的母语能力不行，接着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作家所依靠的母语本身就非常不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3期）。
通篇是这些为“外语”、“母语”辩护的说辞，而一个字都没有说到“中国声音”上来。
我理解郜先生的愤怒，也理解李先生的轻蔑，毕竟，我也生活在中国大陆，了解其中的语境生成背景。但问题是“顾彬们”集中说的是“中国声音”，你们为何不去在这方面谈谈呢？难道中国作家已经发出足够、全面的“中国声音”，我看一个文革，一个1958——1960年的中国“饿鬼们”，还有反思1989年后的“消费主义书写浪潮”背景，还有为“发不出声音的人代言”等等方面，中国作家们都没有“声音”，但我知道海外是有的，而且还研究了，所以，我是有一些发言权的。
上述两人南辕北辙的议论，并不是他们糊涂，而是他们聪明、精明，在这些重大事件上他们要发言，至于发什么言并不重要。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顾彬的要意，在外国人和中国人面前，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总是占上风，帮衬他们是义不容辞的，可问题是，我们要一种鲁迅说过，顾彬还在说的“中国声音”，这才是顾彬说的告诫主题，对此，没有人去碰触。
也许我们中国人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声音”，因为我们身边从来不缺少“声音”，到处是嘈杂的喧哗的“会议声音”、“电视声音”、“诗朗诵声音”、“消费声音”、“文学声音”、“划拳声音”、“领导人重要讲话声音”、“传达贯彻声音”、“口号声音”、“号子声音”、“批判声音”、“银幕声音”、“欲望声音”……，中国从来不缺少声音，从来没有“无声无息”的进行学习和工作，分析起来，这些所有的声音祇是传导一种“无声音的声音”，就是“老大哥”的声音，维护“老大哥”的利益，“声音”里没有别人，祇有他们自己。它当然不是连外国人都在找的“代表中国人的声音”。顾彬抱怨的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说话的“中国声音”，显然从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及其他艺术门类中。
一个国家的文学家不发出“中国人的真正声音”，那他们为谁而发出“声音”呢？那“声音”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这是顾彬们在鲁迅演讲《无声的中国》近一个世纪后发出的无限感慨和愤怒。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声音”，“声音”由一批公共知识份子发出，但中国没有，有的全是代表权力者的声音，这是“驯化”的结果。
顾彬的“中国声音”让我回想起鲁迅先生的“无声的中国”，这是一种对接，要不是顾彬，我们也许就遗忘了还有真的“中国声音”存在。
“中国声音”也许就是中国文学家的“灯塔”，在21世纪的“灯塔”，有了它，你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不会寂寞。
（2007年8月1日—8日于北京北郊呜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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