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奇人陈彬和

（北京）张耀杰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彬和（简化字为“和”，本文通用“和”字）以既爱国又革命的斗士面目出面在北京街头，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他与徐谦、李大钊、吴稚辉、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鲁迅、周作人等知名人士一道，被段祺瑞执政府列入一份半真半假的通缉名单。南下上海后，他继续以既爱国又革命的斗士面目混迹于政学两界，先后被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通缉追杀。到了1942年，斗志依然昂扬的陈彬和却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出任《申报》社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神风特别攻击队”的献媚者。更加离奇的是，作为出尽风头的“左派”学者，陈彬和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枪手代写的。如此复杂曲折的个人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堪称奇迹。


一、陈彬和的传奇人生


    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的《而已集》“附录”《大衍发微》，讲述的是由《京报》公开披露的一份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名单。鲁迅为名单中包括自己在内的48人分别加写了籍贯和职务，其中前六名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徐谦、李大钊、吴稚辉、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位列第21、22名。他给位列第31名的陈彬和加写的籍贯是“江苏”，职务是“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海通”中，刊登有陈彬和的完整简历，现予抄录：陈彬和（1897～1945）曾用名乐素素、昌蔚、松轩。江苏吴县人。民国6年（1917年）到上海，任仓圭明智大学附属小学教师。二十年代去北方担任中俄大学总务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等职；因参加民国15年（1926年）3月18日的反帝爱国运动遭段祺瑞政府通缉。民国17年（1928年）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拉上关系，成为日本的职业特务。民国18年（1929年）起在日本特务支持下编辑出版《日本研究》。民国20年（1931年）春进申报馆工作，任社评主撰，以左派“爱国志士”的面目出现，曾撰文谴责日军暴行。民国21年（1932年）底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戈公振、邹韬奋等一起发起筹备出版《生活日报》。民国25年（1936年）夏去香港。民国31年（1942年）由日本海军部支持出任《申报》社长。民国32年（1943年）1月发起组织“上海市新闻联合会”，自任理事长，专门替日伪宣传，吹嘘日本海军武力。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潜逃日本，后在东京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中以狂疾毙命。着有《申报评论选》、《孔子》、《中国书史》、《日本历史大纲》等。

    如上简历本来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盖棺定论，祇可惜“担任中俄大学总务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等职”颠倒了时间顺序，“曾用名乐素素”一说也并不十分准确。查1930年8月1日的胡适日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办《日本研究》的陈乐素，陈彬和来谈，他们问我对于民族的意见，我说，这个民族有许多别人及不到的美德，故能一跃而到现在的地位：①好洁净，②爱美，③轻死，要死的美，④肯学人的长处。此四项美德，世界民族没有能比上日本人的。他们又问我对于中日关系的意见，我说：欧洲的和平关键在德法携手，东亚的和平关键在中日携手，此为将来中国外交不可忽视的主旨。”

    由此可知，陈乐素或乐素素应该是另有其人。《日本研究》的出版时间是1930年1月，陈彬和从1929年起在日本特务支持下编辑出版的其实是《新纪元周报》。


二、陈彬和与《日本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中，刊载有节录自林昶《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之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一篇文章《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研究杂志述论》，其中以很大篇幅介绍了陈彬和参与主编的《日本研究》月刊，却没有说明该刊由日本特务机关提供支持的暗箱背景。

    据林昶介绍，《日本研究》由上海新纪元月刊社创刊于1930年1月，其前身是创刊于1929年1月的《新纪元周报》。它尽管占据了中国第一本研究外交问题及国际问题的定期报刊的先机，在老资格报刊的遮蔽挤压下却明显地处于下风低位。于是，《新纪元周报》果断停刊，另起炉灶创办《日本研究》月刊。该刊的创刊号及其后几期印数高达5万份，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编制的全国报纸销量第三位的《时事新报》等同，在当年来说实属罕见。

    《日本研究》月刊创办初期，编者不仅请蔡元培题写封面，还在每期卷头邀集知名人士或题词、或撰文表达不同观点。为扩大知名度和发行量，该刊一方面登报发广告，另一方面以留日归国学生为对象邮寄2700余封征订信函。在第1卷第7、8期中，还不惜版面连续用插页刊登“日本研究吾国的各种定期刊物”，详细介绍这些刊物的封面、正文样张、编辑人、发行所、定价、发行量（如《支那》杂志月销9万份），与此同时还专门配发标题为“日本研究”的白话诗：“他们真是努力呀，日本人！/你看他们研究我国的书报出了多少本？/假如他们不是有心人，/又为什么要这样精细的来把我们解剖清！……”

    1930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日本研究》于当月出版的第2卷第1号中特辟“暴日犯我东北专号”，围绕事变真相、日本国内外局势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数篇分析文章，同时还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批判。这一期的插页刊载的是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后，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的影印件。编辑者在“卷头语”中明确表态说：“暴日对我东北实施武力侵犯，不宣而战，沈阳、长春、营口、安东等重要城市，都被占领。白山黯淡，黑水呜咽，我东北半壁河山，已全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之下。噩耗传来，天地变色，远望辽东，烽火连天，我们真为之椎心泣血，悲愤莫可自止！……民族生命，已仅存一线，国人再不醒，将奈何？再不醒，将奈何？”“试看日本人研究我国是何等的精细详尽，他们已经知我了，所以今日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往既忽彼，今又不求知彼，空言抗御，从哪里下手？所以今后我们研究日本，当更积极加紧！”

    在高调抗日的同时，编辑者还适时表达了自己的现实困境与利益关怀：《日本研究》“苦力撑持”、“负债累累，艰苦不可言宣”，不得已忍痛缩小了刊物篇幅。

    在接下来的第2卷第2号“卷头语”中，编辑者放眼世界，通过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因，强调对日本“不能祇从表面的单纯的现象去体识，而要把握问题的重心”。“日本是现实世界里的一个单位，同时又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里的一员名角，在目前世界经济的大网络之下，它和世界是凝成了整个的一片。……它的行动不是单独的，偶然的，实即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矛盾深刻化的反映之一幕，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过是忠实地在太平洋上担任了自己应演的角色并扮演了一幕绝世的悲剧罢了。”如此话语所表述的其实是来自苏联并且通行全世界的反对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治观点。

    1940年前后，随着汪精卫的公开投降和南京“伪”政府的建立，一些以学术研究为招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奴化政策服务的日本研究杂志相继出笼。与此相呼应，汪伪政府在对有抗日倾向的新闻报刊严加控制的同时，还加紧了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打击迫害，以至于在一份“通缉令”中声称“先将首恶付诸重典”，“着军警机关一体通缉，尽法惩治，以戢凶顽”。被汪精卫“伪政府”明令通缉的相关人员中，包括已经停刊的《日本评论》前主编和《申报》前总编辑陈彬和（“通缉令”误作“陈彬”）、《新闻报》的著名采访记者顾执中等人。


三、陈彬和与《申报》


    《南方周末》的前副主编钱钢，称得上是一名有良知、有追求的优秀报人，却称不上是一名十分合格的学者与作者。

    2005年4月7日，钱钢以“旧闻记者”的名义发表《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其中错写了陈彬和的名字和职务：“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上海外滩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宾客熙攘。镁光灯前，那位‘伥传媒’《申报》总编辑陈彬騄出现了。他宣布，‘去年冬天，敌美在太平洋蠢动以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以一人一机一舰主义，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鉴于此种神风精神，有宣传广大之必要，有在后方各种工作上推动之必要，去年12月特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应征者非常踊跃……当天举行的，正是应征歌曲的音乐会。陈彬騄说，远在670年前，元兵由蒙古袭击日本，忽起狂风，将元朝兵船吹倒海中，元兵10万之众，生还仅三人，当时日本名之为‘神风’。‘神风特别攻击队’的名称由此而来。对这种自杀式攻击，日本舰队报道部部长松岛在致辞时赞誉：”从天际出以降魔之利剑，使敌寒心，获致必中必杀之效果……‘他甚至把’日军勇士以身殉国之忠烈精神‘，比作’孔子所谓杀身成仁的爱国精神‘！“

    2005年10月27日，钱钢又在《南方周末》发表《从左倾斗士到汉奸总编》一文，其中写道：“《申报》总编辑陈彬騄的一生大起大落，留下诸多谜团。有人说他很早就已是日本特务。果真如此，那他进入《申报》，发动改革，使《申报》‘向左转’，应当是居心叵测的大阴谋。然而我读那些署名‘彬’或‘騄’的批评蒋介石、爱国反日的社评，觉得他更像真的民主斗士。他的故事要是拍成电影，会好看。上海有个著名的哈同花园，陈彬騄的母亲曾在富商哈同的夫人身边服务。因为这一层关系，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陈彬騄，在哈同花园附属的女校当了教师。可是20岁的他犯了‘有损师表’的过失，被辞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时任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的他是热血男儿，因参加‘三一八’反帝示威，遭军阀政府通缉。1931年，经黄炎培引荐，他得到《申报》老板史量才赏识。”

    接下来，钱钢依据《申报》老报人胡憨珠的《申报与史量才》一文，用“据称”二字叙述说：陈彬騄当时要求史量才给他革新的自由权力。史量才则要求陈彬騄为了事业不要一切名义，以“养媳妇”的身份低头服小，踏进编辑部再说。陈彬騄会做人，他谦恭、忍让，渐得总编辑张蕴和的信任。他开始清扫《申报》的保守习气，首先让《申报》社评尖锐、泼辣、议论时政。由他署名的社评其实是由一套班底所写。他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他还动手改造副刊，《申报》“自由谈”面目一新，鲁迅的杂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枪”。《申报》鼓吹民主，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3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下令“禁止申报邮递”，指名黄炎培、陶行知和陈彬騄离开《申报》。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陈彬騄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9人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陈彬騄的名字，从此被列入特务的暗杀名单。

    钱钢的“据称”，是缺乏文史作者最低限度的硬功夫的。其一，陈彬和参加“反帝示威”是到北京担任中俄大学总务长之后的事情。当时的中俄大学校长是亲近苏俄的国民党元老徐谦，教务长是亲近苏俄的国民党高层人士陈启修，这所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苏俄方面退还的庚子赔款，陈彬和当时显然是站在亲近苏俄的国民党左派一边的。其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当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准确时间是1933年1月17日。已经成为日本特务的陈彬和与杨杏佛、胡愈之、鲁迅等人被列入半真半假的暗杀名单是当年6月的事情。当时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国际，杨杏佛是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秘密成员，胡愈之随后秘密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周围，另有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驻上海站负责人哈尔德。左尔格、中共中央联络员及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共产国际成员陈翰笙、第三党负责人谢树英、郑太朴等许多人，在发挥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其三、胡风虽然加入过日本共产党，他的党员身份从来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承认过。把“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都纳入到日本特务陈彬和的“班底”或“笔阵”之中，显然是过分抬举了陈彬和。其四、陈彬和1942年之后在日本侵略军支持下出任的是《申报》社长及“上海市新闻联合会”理事长，这其实是史量才生前曾经扮演过的报界寡头的角色，而不是祇负责报纸版面的“总编辑”的角色。


四、胡山源眼中的陈彬和


    作为陈彬和最为重要的一名枪手，胡山源晚年在《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中，凭着自己或模糊或清晰的记忆讲述了陈彬和一部分的真实面目。

    1918年，陈彬和带着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黄炎培的介绍信投考杭州之江大学，因为成绩较差祇能插入附中三年级学习。一年后，他由于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而脱离之江大学。当年的胡山源是之江大学预科班的高材生和学生领袖，两个人由此成为老校友。

    1921年前后，陈彬和带着黄炎培的介绍信到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务处求职，接待他的恰好是担任文牍的胡山源。

    1926年，胡山源在松江中学替钱江春主持校务，陈彬和送妻舅汤建勋到该校读书。

    1927年，胡山源前往法租界应聘编译工作，发现招聘者自己的老校友陈彬和，两个人由此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他是与我讲明的：凡我为他所写任何文字或文章，都不用我的名字而用他的名字；我有需要，可向他取钱，并不固定每月多少。我很愿意，因为我的作品，如果用我自己的名字，不见得就有人要，……而具名陈彬和的稿子，总有出路，并且也有较高的稿费。例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据我所闻，至少也有千字5元的代价。”

    陈彬和随后有过一次短暂的日本之行，他拜访日本名流的几十份信稿，都是由胡山源提前预备的。此时的陈彬和，显然是在寻找日本方面的关系，却还没有与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拉上关系。

    1928年前后，已经成为日本职业特务的陈彬和，进入国民党著名女律师郑毓秀任校长的上海私立法政大学担任总务长，胡山源也被他介绍到这所学校担任英文教员。

    1931年春天，胡山源从河南中山大学和杭州之江大学辗转回到上海，进入世界书局担任编辑。陈彬和当时已经进入《申报》社负责改版工作。在此期间，胡山源多次充当陈彬和的英语翻译，还曾经替陈彬和向苏联塔斯社派驻上海的负责人苏托夫咨询到苏联访问的事情。

    陈彬和离开《申报》后创办过一张叫做《早报》的小报，很快便宣告停办，并且欠下了许多员工及作者的薪水与稿费。陈彬和为此向胡山源表白说：在上海，祇有向前冲，别人才会看得起你；如果你祇想老老实实过日子，那就非干枯不可。向前冲，自会有出路。上海施展不开了，还有别地：香港、南洋、美国……“我是没有明天的！我祇有今天！”

    与陈彬和的说法相印证，鲁迅在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对于在上海大唱爱国与革命的政治高调的左派文人，另有更加经典的描述说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湾），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气，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10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关于陈彬和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出任《申报》社长一事，胡山源回忆说：“后来见面时，他对我说：他是奉命来当‘两面派’的，那是奉上海职业教育社之命，这社的主持人便是黄炎培等。因为他素来与这些人有渊源，他在抗战前当《申报》馆总管理处负责人，便是由他们推荐的，所以他这样说，使我不能不相信。”陈彬和在谈到自己主持的《申报》和《新申报》献媚日本人、恶骂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时给出的解释是：“我当然要骂他，因为他非但不买我的账，还在香港叫蓝衣社来打我，我虽没有死，但受了伤。”

    值得注意的是，胡山源眼中的陈彬和尽管有种种不可原谅的劣迹恶行，却还没有丧尽人情天良。当日本宪兵逼迫胡山源充当汉奸时，是陈彬和的一句“书呆子，不要理他”解救了胡山源。当有人问到陈彬和为什么不请胡山源帮忙办报时，陈彬和的回答是：“人各有志，未便勉强。”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陈彬和对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的帮助。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于1937年11月27日由上海乘船赴香港。12月29日，蔡夫人周养浩携女儿睟盎、儿子怀新、英多抵港，一家暂时寄居在坚尼地台12号楼下陈彬和家中。1938年1月29日另租九龙柯士甸道（Austin Road）156号皇家公园大厦2室居住。在此期间，蔡元培曾于1月13日为陈彬和主办的英文《太平洋文摘》月刊写作过一篇介绍词。同年4月30日，蔡元培在致许寿裳信中专门谈到过这段经历：“弟于去年十一月杪来港，初寓旅馆，后迁商务印书馆之寄宿舍；十二月杪，眷属来，先借住坚尼地台陈彬和兄家中；今年一月杪，始租得九龙柯士甸路一五六号楼下二号之屋而住之，以至于今；但通讯仍由商务印书馆转（香港之商务分馆在大道中三十五号），而姓名则借用‘周子余’三字。此间相识之寓公太多，若宣布真姓名、真住址，将应接不暇也。”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充当日本特务的陈彬和此前并没有对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构成任何威胁，也足以证明他并没有堕落到不择手段、穷凶极恶的地步。

    总而言之，像陈彬和这样的一个不学无术的所谓“学者”，竟然能够在中国的政学两界左右逢源、天下通吃，常态思维中是与非、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已经很难界定，笔者祇好用相对模糊的“奇人”二字来形容这位曾经“左”得出奇的知名人物。话又说回来，人们一旦明白陈彬和“左派”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中国历史上许多高深莫测、神圣伟大的人物与事件，也就变得不再神秘和神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