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理想实质
（四川）周伦佐
毛泽东逝世31年来，民间心理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1976至1980年——否定为主，整个80年代——毁誉参半，1990年代以来——肯定增加。尽管肯定之声多数来自不满社会现状的弱势群体，但也表明毛泽东形象的多面性。其中最具欺骗性的一面，自然要数他身上的所谓“人格魅力”和“平等理想”。为了看清毛泽东这一面的狰狞性质，应该从理论上还原他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仿佛是个谜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仿佛是个谜.这个谜主要产生于他成为一代开国帝王之后的所做所为。他那谜一般的作为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更是登峰造极.他晚年的作为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矛盾，太多离奇、太多歧义.有人说晚年毛泽东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纂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的一面，又有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一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古体诗人，同时又对一切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深怀敌意；他出身农民家庭而且时常为农民的疾苦落泪，同时又不惜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无情剥夺农民的衣食条件，直到饿死几千万父老乡亲后，还要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固执己见嫁祸于人；他是性情中人，憎恶官僚作风、厌恶等级划分，对身边的战士和远方的老表亲如家人，同时又发动一个个诸如“反右派”、“反右倾”之类的整人运动，置千百万无辜者于死命；他生活简朴，宁肯自家孩子无肉吃也不肯享受特殊，同时又金口大张，慷慨免去日本应付给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他提倡说真话反对弄虚作假，同时又支持官方文字和新闻媒体，在国内外一切重大事件的宣传上歪曲真相愚弄百姓；他强调个性、主张自由，同时又亲手建立起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极权体制；他发动“文革”，鼓励广大青年造反，将矛头指向各级官僚和各种权威，为青年人提供表现个性、挥发激情、肯定自我的机会，同时又建立起一种更加专制独裁的社会秩序，完全抹杀个人地位和个人价值，彻底取消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
看起来毛泽东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矛盾人物。难怪有那么多研究者的思绪在他身上绕来绕去也理不出个头绪，难怪有那么多探索者的目光在他面前望而却步。
其实，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矛盾，其个性行为与社会理想历来浑然一体.人们之所以被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所迷惑，祇是因为没能认清其个性行为的特征和社会理想的实质，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看待。
非制度化个性行为
有人通过对毛泽东与刘少奇性格、气质的对比，认为毛泽东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少奇谨小慎微，一丝不苟。毛泽东的行为方式是个人性、最高元首式的，他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刘少奇善于组织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与刘少奇相反的毛泽东的主要个性特征，就是非组织化、非体制化，我称之为非制度化个性。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本是每个人一生中的两种个性倾向。强烈的非制度化倾向尤为青春期的年轻人所共有。此时的青年人大多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和自我表现欲望，怀疑与创造并飞，叛逆和追求共午，个性锋芒直指旧的权威和旧的束缚.心理学所称“人生的反叛时期”和“青春期的叛逆”、文学史所说“狂飚时代”和“叛逆时代”，即指青年个体和青春群体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人们所熟悉的“青春期叛逆心理”，往往外化为青年人的非制度化个性表现.个人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一般祇局限于家庭范围——以父母所代表的权威存在和制度约束为反叛对象。罕见的是群体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因为这需要历史机遇及其所搭建的社会舞台.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社会转型、高层争斗……都属于这类机遇。这时社会急剧动荡，秩序全面紊乱，人心极度不安，统治权力失控或者削弱，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多。广大青年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性动变的讯息并迅速作出行动的抉择。青年群体的聚集场所——城市中的校园，自然成为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为的主要策源地。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既是人一生中的两种个性倾向，又是人群中的两种个性类型。少数人身上的非制度化个性特征，如同这些人终生保留着青春期的叛逆倾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个性。我认为可从社会学角度划分出制度化个性与非制度化个性两大类型。前者为遵从型，后者为反遵从型。
制度化个性：习惯于对群体组织及其行为准则的依附、认同、服虫.非制度外个性则相反：喜欢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欢建立团体而非隶属其下，喜欢制定行为规则而非受其束缚.非制度化个性在普通人中并不罕见，例如历朝历代的那些反叛者首领，现实生活中那些反社会行为的带头人，以及古往今来的异端思想者和先锋艺术家。罕见的是政治人物当中的领袖——如果他在推翻了旧制度之后本性难移，势必回过头来反对自己亲手建立起的新制度，造成自己事业的断裂和形象的分裂。毛泽东恰好就是这样一位政治领袖。
关于构成人们个性特征的生理遗传和心理素质，我们无法探究。祇知道毛泽东自小便具有极强的反遵从秉性，内心充满超凡的自信。下层家庭出身和贫困环境磨励，祇会激发起他对现实的反叛倾向和对权威的逆反心理。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次次与共产国际反道而行并与留学回国的洋秀才们大唱反调却无往不胜的经历，更加强了他对自己反权威心理和逆向行事秉性的自信。“文革”中他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其实就是对自己个性特征的总结性注解。这使得他在确立人生观时期，更倾向于摄取与自己个性特征相适应的知识要素。
毛泽东留存于世的几十首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的古体诗词，无不闪现著作者的非制度化个性特征。从青年时代一介布衣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年时代成为共产党领袖后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祇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首词之间相隔着漫长的岁月，但其中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反权威主义一脉相承，没有因为作者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中断。
在政治领袖范畴，非制度化个性者与制度化个性者之间的对比异常分明：前者在认识上依赖个人直觉，在管理上相信人治，在行为上倾向于非组织化手段；后者在认识上依赖集体决议，在管理上相信法治，在行为上倾向于组织化程序。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政治领袖的个性特征，可以划归制度化类型的有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可以划归非制度化类型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考察他们确立人生观时代所接受的政治文化影响，有一个现象令人称奇：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在西方留学多年，多少受过西方政治文化的熏陶；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呆在国内，接受的主要是东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虽然刘少奇留学是在苏联，但苏联处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范围。蒋介石虽然到过日本留学，但东方政治文化传统范围包括了日本。
这绝非偶然。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平等主义、分权主义，更适合制度化个性者的天性；东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等级主义、集权主义，更宜于非制度化个性者的操作。这两种人对政治思想资源的选择必然不同。
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打开同样的视野：世界上活动着的人类群体可以分为集中化群体和非集中化群体两种类型，并从中产生出个性迥异的专制型领袖和民主型领袖。集中化群体信奉为了少数人自由而限制大多数人自由的等级主义，所以容易接纳绝对自信而绝少遵从性的专制型领袖；非集中化群体信奉为了大多数人自由而限制少数人自由的平等主义，所以容易接纳不很自信而具有遵从性的民主型领袖。对应于中华民族这个集中化群体及其所信奉的等级主义传统，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疑是两个绝对自信而绝少遵从性的专制型领袖。
难怪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所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在大陆和台湾仍然习惯于于实行东方个人独裁式的专制统治。难怪毛泽东喜欢以内行的身份抓管文学艺术，但他的文艺爱好其实祇限于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和古典诗词，对近代以来东西方人本主义向度的文学艺术完全拒绝和一概排斥。非制度化个性类型的政治领袖，天然亲近于东方式的政治文化，因为独裁理念可以让他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断专行、自行其是又不担责任。对制度化个性类型的政治领袖来说，西方式的政治文化更具吸引力，他更倾向于在组织程序的约束下，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谨慎行事并分担责任。
当非制度化个性的领袖执掌民主政体时，民主也会变得非常专横，当制度化个性的领袖执掌专制政体时，专制也会变得比较温和。但是两种政体所属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不会因领袖的个性特征而改变。政治文化传统的本质大于政治领袖的个性，改变的祇是局部和暂时，本质难以改变。 毛泽东对于大陆的严重性在于：他接受的政治文化影响、建立的政体都是专制类型，又与本人的非制度化个性结为一体.
反历史社会理想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常常被某些研究者从“社会平等”、“中国道路”、“民族话语”……角度进行打量。怎样评判其社会理想的实质，早已成了一个超越政治的学术问题.毛泽东的确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不剖析其理想的实质，仅仅凭着“理想”一词的褒义性，就赋予他诗意化和浪漫式的评价色彩。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什么呢？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纯“无产阶级化”的美好社会。无须多思索，人们很容易从他1957年至1976年发表过的讲话、制定过的路线和政策、实际开展过的各种运动中，找到这个无可置疑的结论。
这个社会理想来自马克思主义.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分工和差别，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尔虞我诈、私心私欲；个人全面发展，人人五业精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幅展现在平等主义画板上的社会图景确实美好。
从毛泽东非制度化个性的行为逻辑推论，他之所以在1957年突然推倒《新民主主义论》的全部设计，转而要实现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理想，显然与斯大林断然否认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傲慢态度有关.心理逆反，意志逆行，你越是否认，我越要创造出令你叹服的人间奇迹来。
毛泽东是如何把中国向这个理想社会推进的呢？
我们看到一组抽象而又具体的历史镜头：刚迈入“新民主主义”，完成工业、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一化三改造”，就立即凭空跃向“社会主义”。在政治、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扫除五十多万挡道知识分子。农村经济组织实行“三级跳”——“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刚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很快又全部收归“国有”。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全民大炼钢铁、大垦荒、大放高产卫星、大办公共食堂。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共产主义早实现.客观规律被主观愿望代替，个体生产方式被集体生产方式代替，小家庭被大家庭代替，现实被梦想代替。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清除一大批党内反对者。经济大崩溃，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六亿中国人在奔向理想王国的道路上饿得奄奄一息。
面对1960-1962年的大悲剧结局，编造了“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理由就轻轻搪塞过去。总导演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残局。
经济刚复苏，肚子刚填饱，神经刚放松，另一组仍由毛泽东导演的镜头早已切入历史的画面：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全国上下的神经再度绷紧.开展对文艺界“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等所谓“资产阶级‘黑八论’”的批判，范围涉及文、史、哲、经的“文化批判”，初具模型。经济领域刚刚萌发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遭到扼杀。推出“大公无私”的新人典型雷锋，旨在塑造新人样板的“样板戏”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序幕。矛头指向基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清运动”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这些用紧缩式的政治名词来指称的历史事件，无不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内容指向：使中国全面“无产阶级化”。毛泽东用以实行这种不变指向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也愈演愈烈，直到一手遮天发动“文革”——这场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大进军。
关于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人们习惯于将其定位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平均主义”，并定义为脱离客观现实的主观空想。
不错，毛泽东在顽强推行其社会理想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离和激烈冲突：明明是一个农民领袖领导的农民政党领导的农民国家，硬要使之完全同化于比重极小的大工业和仅有300多万人口的产业工人，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全国的基本生产工具还是榔头、锄头加犁头，硬要搞社会化大生产式的组织形式，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管理素质祇有那么一丁点，硬要一日千里大跃进，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那么大，硬要消灭分工、取消商品交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能不脱离并冲突吗？明明90%的人口还是文盲和半文盲，硬要消除思想差异让亿万人都成为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能不脱离并冲突吗？
如果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可以据此定义为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问题就十分简单了。因为即使这个空想破灭，也是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太超前的结果，他仍然是一代伟人而且充满善意，他依然是个思想超前而魅力无穷的英雄。硬要责怪的话，祇能说他脱离了眼前的现实，他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努力毕竟是想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中国社会向前跃进.要想真正认清其本质，必须放眼于在其话语之外真实存在着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趋势。
毛泽东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由正向肯定面和反向否定面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理念结构：理想的正向所肯定、坚持和追求的，是“公”、“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他在理想的反向所否定、反对、防止的，是“私”、“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可以简缩为四个字：“兴无灭资”。
当我们走出其话语系统，倾听历史和现实在人民心中提出的要求，便不能不得出相反的结论。
从封建社会挣扎而出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要义是什么？是确立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权利。即使毛泽东站在刚从封建社会走出的中国大地上搬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状态中得出的社会主义结论，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权利仍然是其中不可抽去的核心。
就算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开始现代变革之时，因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不能不将确立个体权利的进程移后而先行解决民族救亡问题.如今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确立个体权利，能不再度呈现为历史的首要任务吗？
由此不难看清毛泽东后半生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实指。
从“一化三改造”、农业合作化“三级跳”、“三面红旗”，到“文革”中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拆资产阶级土围子”，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双面作为究竟指向什么？一言以蔽之：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剥夺人民经济上的一切私有权利。剥夺行为逐渐加剧，直到“文革”中达到极致，不仅个人财产私有权、个人生产要素使用权、个人生产经营自主权丧失殆尽，就连个人最原始最起码的家庭权和果腹权都难以保障。
在文化领域，伴随无休止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所进行的“破私立公”，完全消解个人思想自由的权利以及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和知觉.剥夺式干预甚至深入到了个人书信、日记甚至梦境中的隐私权领地，将数亿中国人强塑成一大群因丧失主体意识和自主觉悟而人格扭曲的畸形人。
“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是其反向否定面的主要内容。所批“资产阶级文化”究竟是什么？是西方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所奠立以肯定、唤醒和解放人为主题的近现代文化，除了政治意识形态部分勉强可以贴上“资产阶级”的可笑政治标签外，其他内容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成果。可以说，“文革”前十七年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仅存的一小点人性照明和人道关怀，就是来自这些以各种符号形式存现于世界经典和“五四”名著中的近现代文化。“文革”的大火焚烧和全面禁读，完全暴露了十七年来“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险恶意图：防止人们从这些书籍中获得任何关于自主地位和自主权利的激发式信息。
毛泽东在其正向肯定面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又是什么内容呢？核心自然是“大公无私”。典型的现实体现者之一当属雷锋.如今说起这个人，人们最敬佩的还是他那助人为乐的崇高品德。可毛泽东感兴趣的恐怕更是他的无私无欲。说来可笑，在当初风靡全国的《雷锋日记》中，雷锋完全是一个全心全意忠于领袖、彻头彻尾服从领导、绝无一点私欲的“新人”：“文革”中却发现《日记》中被删除了反对“走资派”的内容：“文革”后更报道他也有七情六欲而且恋爱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理想中的“新人”究竟是哪一个雷锋呢？显然是第一个。
大公无私型新人的艺术体现者自然是“样板戏”人物。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新人样板呢？祇有革命热忱和献身精神而绝无属于个人的七情六欲。女的不能有丈夫，男的不能有妻子，双方更不能有儿女。《红灯记》中有个三代人的家庭，但也必须不同姓：阶级亲高于血缘亲，阶级组合大于亲情组合。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自己根除不了七情六欲，硬要中国老百姓根除，还美其名曰：大公无私。伴随着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剥夺，个人政治权利遭受的剥夺更为彻底。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双向口号下，“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一句空话。个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早被当事人视为下流的把戏。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宪法条文，更成了一把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利剑，谁敢自触锋刃血溅三尺？人道、人性、人权、博爱、平等、民主、自由、真、善、美这类光辉的人文价值词，变成了叫人害怕的黑字。获罪的机会太多：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唱错一首歌，认错一行字，甚至心里所想和梦中所为……更不用说什么不同政见和反对主张了。当刘少奇“文革”初期认为自己这个经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未经全国人民批准就被打倒是违反宪法时，他完全忘记了全国人民从未选举过他，选举他的祇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毛既然有权选举你，自然就有权罢免你。一人之下的刘少奇尚且如此，广大百姓夫复何言？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加强一个人的专制；所谓“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加强对广大民众自主意识和不满情绪的镇压。在这里，“无产阶级”纯粹是一个虚指性的假借名词，它的真实所指，并非那个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执政能力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工人群体，而是毛泽东所领导拥有中国全部资产的政治集团.假借“无产阶级”之名加强个人威权的合法性，不正是双向专政的实质吗？
毛泽东社会理想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双面指向，尽管打着“公与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三对话语幌子，但彻底剥夺个人一切权利的根本性质，仍然是至少八亿中国人亲身经历的铁证事实。
为了让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更加通俗易懂，不妨分析一下他那些“批判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举措的真实含义.这里所说的“修正”、“复辟”，是指上世纪50年代中和60年代末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它们包括1956年2月苏联“非斯大林运动”，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主张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以民主代替专制；第二，都有执政党内持改革态度的高层人士参予。毛泽东密切注视着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且感受了到巨大的冲击。自此，在其社会理想结构的否定对象中重点加进了“修正主义”，防止来自党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和“防修反修”，成了他重点思考的新课题.国内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1965年对文艺问题的一系列批示和“文化批判”运动，1964-1966年的“四清”运动，都是在这个思路上展开的。1966-1976年以“斗私批修”为基本内容、被称为“反修防修大演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这个思路完全成熟的最高标志.关于“反右”运动的起因，人们大多认为是毛泽东先有预谋然后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原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以知情人的身份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是“担心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 . 他的看法比较客观.可以说，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思想种子，就是这时播下的。
现在谈到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时，人们很少注意两个警告性提法的核心意指。一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二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事件”中该国民主知识分子的聚会中心：“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显然指逼近“复辟”地带。这表明：即使对小小文艺问题，毛泽东也是怀着担心发生“匈牙利事件”和“非斯大林运动”的高度警觉来看待的。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仍然忧心忡忡地再三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未消除，联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人民日报》那篇名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将邓小平比喻为“匈牙利事件”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之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虚假言词背后，毛泽东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非常明确：毛泽东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中国发生的体制内民主改革。这个改革的政治指向，同“非斯大林运动”、“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一脉相承：对斯大林模式的官僚垄断体制和个人独裁统治进行修正，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还人民一定的民主，给个人一定的自由。这个天翻地覆的历史转变，在当年的苏联、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祇有开始而无结局，在1979年以后的中国，却实实在在的有了结果。
十分庆幸，毛泽东倾数十年之力想要防止的事变终于没能防住，他的社会理想终于被全面修正，人民被剥夺的权利终于开始复辟。
站在今天望昨天。祇要扪心承认毛泽东没能防止住的体制内改革更符合国情、民心和人性，我们就得承认：毛泽东社会理想结构的正向所坚持和追求的，其实是蒙上“无产阶级”言词假像的东方式个人独裁和封建性专制统治；其反向所防止和反对的，恰好是隐藏在“资本主义”言词假像之下的体制内民主改革和体制外民主革命。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来说，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绝非进步而是倒退，绝非先进而是落后，绝非革命而是反动！
遗憾的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不乏真知灼见的学者把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奉为神圣.无论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看，或者祇看对社会道德和历史进程所起的客观作用，我们都可以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实践，完全是消极和负性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显得高大，祇是因为头上神圣的光环放大了他的形象。如今光环已经暗淡，不妨仔细观察。一流的军事家、二流的政治家、三流的古体诗人、四流的思想家——这就是毛泽东.不是故意贬低他，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本来就不高大。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与反历史社会理想，完全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在于：由于中共决策层制度化组织程序的制约，他祇有以非制度化行为才能推行其反历史社会理想。其“矛盾性”中为人称道的一面，仅仅是其非制度化个性的魅力体现，令人憎恶的一面恰好是其反历史社会理想的荒唐实践.
（2007年10月26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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