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

（新西兰）周素子


    我在20多岁的学生时代即被打成右派，后所嫁夫婿亦为右派。因此，坎坷、困顿伴随了我的大半生。且平生相识相交，无论师长前辈或同学友朋亦多为右派。相遇之间，息息相关，感同身受。而今寄身海外，遥念故旧，形诸笔墨，聊留雪痕，与前人思亲友之作“尚友录”、“停云集”等意愿相同。诸篇文字皆草于1997年前后，初总题为“右派婚姻百例”，然写至70多例时停顿了，且所写也并非全属婚姻状况，故改为今题。自选多篇交《北京之春》发表，以此作为反右运动50周年祭。

    ——作者2007年2月


方轸文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还是福建师范学院音乐专科的学生，这个学院后改称福建师范大学，音专与美专合并称为艺术系。57年暑假，我不知道“黄雀在后”，还到北京访友，看陈朗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任《戏剧报》编辑，风华正茂，发表过《苏州买笛》，《昆丑王传淞》等品味较高的作品，人称“翰林院编修”。

    当时北京的反右派斗争开展较各地为早，剧协正在批判吴祖光及他的“小家族”干将如杜高、汪明等成员，虽未深入，大家对运动的趋向也看不清，摸不透。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年事不高的剧协诸仁，像初生的牛犊，尚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但是老虎未来之时那股强劲的山风，似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陈朗先生很忙，批判吴祖光时，他还担任会议记录哩！

    有一天我到《戏剧报》办公室看他，办公室内另有一位年轻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写什么。陈先生为我介绍说“这位是方先生” .我叫一声“方先生”，方先生并不抬头，悻悻然，似应非应。事后陈先生告诉我说，方先生大约在写检查，可能在写揭发陈朗的反党言行文字。《戏剧报》和《剧本》两刊编辑部相加共20几位编辑，原先他们两人较谈得拢，又有跑旧货店的同好，接近得较多，大约常有些奇谈怪论吧！对某些党员同仁尤其行政人员，态度不甚恭。反右开始，人人洗脑，据说领导找过方先生谈话，让他揭发陈朗。陈先生对我轻松地说：“没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方先生。等我第二次再见他时，已是23年后的1980年夏天了，在所谓拔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后，居然大家又庆生还，再聚北京了，确实是奇迹。

    方先生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苏州社教学院，专攻戏剧。方先生眉宇轩昂，英姿风发，南人北相。陈朗与方先生在57年均被打成右派，陈朗发配西北，而方先生去了桑干河、张家口。风霜刀剑，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23年后在北京再见他时，他还带来一位比他年轻24岁的四川籍妻子小张，并一个5岁的男孩铁柱，一家三口同住在惜薪胡同新建的简易楼房二楼的一间屋里。小张是四川某县山里人，母亲早死，多病，跛足，后母很憎厌她，四川连年饥荒，她在冬天还是光脚。她怎么会嫁给老方的呢？人们都说，是老方拿50斤全国通用粮票换来的。我们所见到的小张，已是到京数年后，她的足跛，经过医疗已大见纠正。几年后，老方在我们团结湖居所小饮，说起他娶小张的经过，使我们对他的人格有更高的认识，在崇敬中又满含辛酸……。

    老方在张家口外农村戴罪劳动，岁月悠悠，一晃44岁了，还是孑然一身。纵然右派是人民的敌人，还是想娶妻成家的，因为是常人嘛！他从每月的微薄生活费中锱铢累积，又省下口粮，积了数十斤粮票，在那个年月，粮票是命根子，陈朗先生故乡一位朋友就因为聪明过头钻国家空子，伪造粮票，事发而被判死刑。老方有数十斤粮票在身，俨然“富翁”，田舍翁有五斗米尚思娶妾，何况老方娶妻。他的一位难友王某是四川人，有亲戚在某县山村，难友建议老方亲自到该村寻找他的亲戚，估计饥寒中的姑娘是不忌讳年龄与政治身份的。老方到达山村后，居然像选美，姑娘们因为他尚有几十元月工资，还听说桑干河边的肥沃土地，居然尚无天灾，可以收成粮食，不啻是天堂！老方竟是“热门”夫婿，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愿意嫁给他，愿随他到遥远的北方而远离父母。老方如果是一般普通人，定会感觉侥幸，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有致命的政治桎梏，又年龄过大，塞外的风霜使他显得比60岁的人还老迈，面对年轻姑娘他很犹豫。这使那位介绍人为难、不解。某天他与友人的亲戚也即介绍人在村中街道上走过，迎面走来一个又丑、又脏，跛足的女子，走路时身子倾斜到快接近地面了，老方觉得他若娶这位女子方不负疚。他对同行者说：“我想娶她。”跛足女的后母收了老方赠的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老方于傍晚时带她离开山村。小张是近70岁老父的唯一小女儿，不忍远别。他们还是“私奔”的哩！那年小张20岁。舟车劳顿，几经周转，老方带小张到了上海，看望了老方的大哥，为小张买了一件大衣，然后同至苏州故里，到市内河边徘徊，以吊祭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骨灰是洒在这条河里的。然后双双同到塞外，在桑干河畔的农场安家。老方在46岁那年得了一子，是铁柱的哥哥，在冰天雪地里，因为父母均在田间劳动，这个3岁的孩子在桥上玩，失足落水，小尸体已顺流淌出数里之遥。老方的伤心无法形容，他躺在坑上足足有半月之久，不吃不喝，竟没有饿死。他养育这个孩子实不容易。孩子出生，他自己接生，在寒冬冰河中洗小张的血污衣裤和孩子的尿布。仅有的一点小米，他用来熬粥为小张生奶。他每晚一灯如豆，土坑瓦灶，这个家庭，这个孩子带给他许多人生温暖，许多期望与生机。他是在儿子死后5年才再有勇气要孩子的。铁柱的诞生、抚养，他的关注、尽责，大约世间的父亲要数第一了，回北京居住在惜薪胡同时，二楼的阳台全用铁丝网好，以免铁柱不慎掉下。去年（1994年）我即将去国来纽，他为我饯行，却频频为铁柱夹菜。


张郁

    50年代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芳草地，是全国文联宿舍所在。一大片简陋的红砖平房，分成若干小院落，组成一个大院落，像棋盘一样。大院北边有一个传达室，统称“芳草地5号”。每小院内，一排8间平房，每间祇有12、3平方米，单身者住一间，有家小或老人的占两间。每小院有一厕所，为公用。平房阶前为黄泥地，是夏日乘凉或种葱蒜的活动余地。所有小院都是一个格式。那时的朝外，冷落、荒凉，名为“芳草地”却无绿茵，倒有一股乡间气息。5号虽是宿舍大院，但送煤、送菜小贩都可自由出入。每小院前后紧挨，院外左右是道路。这个大院，文联各协会的文艺家们多住在此，例如油画家倪贻德，“胡风分子”主将路翎，左派戏剧家屠岸，曲艺界领导人陶钝，评论家戴不凡等等。

    芳草地5号靠中一排的10院，8间房中住着陈朗等6户人家，1957年反右斗争中，6家中3家是右派。后来历经阶级斗争的深入，芳草地5号各院住户，陆续地不少划入“黑五类”份子的范围了。

    张郁住在靠右边一排院落某院，在陶钝院之前，路翎院、唐湜院之后。他是四川人，出道较早，到剧协之前当过报人、记者，性格活泼热情，爱交际，爱戏剧，尤爱川剧，相当自许。1957年“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帮助过多了，秋后算账，如张郁其人自然是瓮中之鳖！我在1959年离开福建到北京，与陈朗同住芳草地5号十院，因属右派，是孤立的。平日来往也是右派，不敢公然交往，影影绰绰，避人眼目。张郁都是夜间来我们家。那时反右斗争已胜利结束，全国揪出的右派份子据说有百万之多，文联各协会所定右派，部分已“先遣”入监或遣送边远劳改，其他大多尚在等待处理，前途未卜，人心不定。张郁尤见忧愁，因为他的妻子，川剧名演员杨淑英提出要和他离婚。杨身为共产党员、川剧院院长，本来嘛，张郁既是四川同乡，又是全国剧协大编辑，是川剧的鉴赏者，杨淑英表演艺术的吹鼓手，玉种蓝田，门当户对。但是张郁划成右派了，四川省领导不能让四川省的名家有一个右派丈夫，不能在政治上沾污共产党要培养的红人。是一定要杨淑英离婚的，杨淑英从小学艺，出身贫寒，“根子”正，是提拔对象。她没有多少文化，谈不上远见卓识，经不起政治压力及地位的诱惑。她一次次从四川赶到北京，他们新婚不久，还来不及调到一起，她要来面议离婚。但每次都以“抱头痛哭、情意更深”而分别！夜深时，张郁向我们诉苦，满面的焦虑与无奈，但是他对杨淑英祇有理解，没有怨言。他时又患腰痛，似乎忽然衰老了。

    时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文联在怀来（桑干河畔）设有劳动基地，各协（剧协、音协、美协、曲艺等等）轮调一般干部到那里“劳动锻炼”，而定性的右派们也调入其中，名曰“劳动改造”，受所谓贫下中农和无冕同志的监督，实际上是受后者的监督，饿肚子的老乡哪里管得着这许多。张郁和陈朗们也都先安顿在这一基地，等待再处理。对右派份子的处理，渐次展开，这是从1958年春天对极右份子驱送北大荒以来的继续。后我们一家发遣甘肃，于是变买家俱，分赠古董，束装远行，这是我们今后20多年每况愈下的第一步。目的地是甘肃兰州。60年代初期正是路有饿殍的时期。陈朗分在甘肃省文化局戏研会工作。他曾从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在大街上被人抢了。10月的兰州，已经下雪，据说在春天，不仅像北京一样风沙满天，还要落土。我们到了兰州约两个月后，张郁亦从北京被驱遣到了省文化局。我们又在贤后街一个院落里相聚，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呵！他仍然抑郁寡欢，最先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与杨淑英终于离婚了。在兰州祇过了一个月，他想回成都去，提出辞职。当时的形势，对“辞职”一说，大家不可理解，无法接受，真乃“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怎么可以离开“组织”，脱离“组织”？否则一个人不就没有前途和没有活路了吗？但在那个年头，谁又顾得了谁？张郁一走，再也没有音讯。

    过了漫长的颠沛的20年后，直到1979年底和次年初，右派“改正”，张郁像出土文物一样，又冒出来了，他又回到了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全国戏曲会演的会刊编辑。陈朗比他仅早数天，已从甘肃西部农场经兰州返北京。二人又成了同事。接着剧协体制恢复，二人均回到剧协。

    20年不见，张郁还不见老，然仍孑然一身。他说这20年以来，虽然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但学会了木匠活，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张木匠”。他笑着对我们说：“待你女儿出嫁，我亲自为她们做家俱。”

    约1985年夏，我们在杭州老家，张郁因出差之便到杭州看我们。我的居所是旧屋、阁楼，但是很雅致，帘笼低垂，顽石生烟，时花满座，张郁很赞美。我们请他到龙井饮茶。他对西湖，对龙井的幽深林密都极欣赏，他让我们代购两斤上好的龙井名茶为杨淑英寄去。谈到杨淑英20年以来对他，无论是经济上、精神上仍都支持，她的子女亦待他如同亲爹。杨与后夫感情不好，落实右派政策后，他曾想过破镜重圆，但终属不可能。

    1986年，我为张郁介绍了我们的朋友施美玲，觉得他俩可以互相扶持走完人生这条道路。小施是个孤女，年轻时恋爱受挫，一直觉得没有好男人，故而一直单身。她护士出身，40岁，有些漂亮，有些情致，喜欢与三五良朋品茗赏景，喜欢听苏州评弹，情性温厚，但身体多病，长年患高血压。张郁看了她的照片，经过我的口头介绍，觉得他们俩人可以作进一步的交流，因工作忙，先两地通讯。这本来是件好事，如果“好事”终于因为“多磨”而成功倒也罢了，通讯后不久，不料小施忽然摔了一跤，竟中风卧床了。张郁想整理一下手头工作，南下探望。他先汇来数百元钱，然后是两封长信，备极安慰，说是安排她进京治疗，将遍访天下名医，为她妙手回春。信写得真挚感人，不相信是50多岁的男人手写。他还说“即使她终生卧床，也不以为累赘”云云，还设想了他们以后共同生活的情况。

    但施美玲毕竟未及等到张郁来面见她，就去世了。医院的护士说她“死得很快乐”，头一天她还好好的，来了一位广州朋友，为她洗头，为她烧了些可口的菜肴，一起看什么信件，朋友到晚上才离去，临走前还一起唱歌呢！可是她就在这天午夜突然地，悄悄地死了。我不能明白她那天的心情，但护士们都说“她很快乐”！

    一直到1990年，张郁与武汉一位歌唱家结婚了，我常常在北京，因逗留时间短暂，始终未见着这位歌唱家，据说是色艺双全。张郁是多情种子，他历经患难，必然珍惜，我祝福他们地久天长！


肖里

    肖里是漫画家，当日京城漫画界，他的声名在方成、钟灵之后，与李滨声齐名，能在20余岁进入美术界核心美协为漫画专业者，可谓少年得志。

    1959年，我居住芳草地5号大院时，他住在我的10号院前院（8号院），他家的后窗，开在我阶前的“照壁”上，声息相通，遇有紧要事或者贪图方便，即于此窗传递、沟通。

    肖里于整风运动“鸣放”阶段画了不少满含讽喻的漫画，内容犀利，这些画曾得到反右时重头对象“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心人物章氏的欣赏，使其加重“罪行”，后成为特级右派的份量！在右派等待“处分”之际，在不安、无奈的同时，各各难免有嘤鸣求友，互慰寂寥之举，经常是夜间相约于僻处的酒楼，借酒浇愁，或豪饮狂歌。肖里与陈朗、杜高、胡忌一时成为“酒中四友”。四友中唯独胡忌是逍遥派，他是有成就的青年戏曲史学家，“右派”漏网者。痛饮的结果，往往“醉扶归”。

    59年我到芳草地时，杜高已于上年4月被定为极右份子，与汪明（二人同属吴祖光“小家族”成员）、戴再民、唐湜、阮文涛等同时发遣东北兴凯湖冰天雪地劳动改造。“醉扶归”的生涯已告一段落。肖里和陈朗处分较轻，暂时还未离开北京，祇是肖里到怀来（桑干河畔，张家口地区），陈朗到安国（保定地区），属“监督劳动”。

    与肖里作芳邻时，他独居，妻子张大盈，好像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工作，她从不到肖里居所，所以在一、二年内，我没有见过大盈一面。张大盈是山东人，她的父亲原是山东的老民主人士，很有声望，共产党入北京城，49年开国大典前夕，即应召参与“政协”，商讨“政体”。老先生在57年也被打成右派。约在58年年底，肖里曾到山东看过一次老岳丈，翁婿俩右派谈得很投机。老岳丈说在开国前夕的那次“政协”，他对“一面倒”（苏联）的国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最瞧不起的人是郭沫若，说是“小丑”，“应声虫”。还说在议政大厅里，后来为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祇有“站”的资格，“什么东西” ！根本不在老先生眼里。他还豪迈地对贤婿说：“右派份子，休小看这顶帽子，20年后大家恐怕要抢着戴！”肖里向我们转述老岳丈的这番谈话时，我们体味这“20多年后要抢着戴”的话无不精神为之一振！大盈出自如是名门，看来她与肖里之间的感情破裂不会是因为政治原因，但从肖里口里，有时也听过他们热恋的往事描述。独居中的肖里，还带着3、4岁的儿子，平时在幼儿园，祇在周末带回芳草地。夏天周末，他常携儿子在我阶前小柳树下共进晚餐。

    在一段期间里，肖里曾被调回美协打杂，家居时也颇见悠闲，这时他的热情转到搜集世界名著（中文译本）上，出入书摊，尽量寻觅旧书，他将购买之书拆去封面，然后装订上自己设计的统一的精装封面，黑底、朱红字。“红与黑”排列在几个书橱里，美观、整齐、庄重！即使再破旧不堪的旧书，他都细心装订，哪怕是高技术的“蝴蝶装”大厚本，他都能极专业地修补、改装，并乐此不疲！

    肖里之所以能够常回北京，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狂热中，到处“诗画满墙”，7、80岁的农村老太婆和几岁的小娃娃都写诗，全国人民都是诗人，这些诗歌都要配插图。肖里会画画，政治任务第一，他因此减少了田间劳动，整天在白粉墙上为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类的诗歌配画，他还常常公差回城购买工具、颜料，得以回芳草地住处小休。

    但肖里大部份时间还是在桑干河畔劳动（文艺界的右派大多被分置在头堡、四堡、五堡、八堡等村落，丁玲先前曾在八堡体验生活，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即以此地为背景）。这期间，他曾与李又然同室而居，成为难友。李又然是诗人、翻译家，属作家协会管辖。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最高潮是批判“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全国报刊雷厉风行大批特批其“罪行”，李又然竟是该集团的“死党”、“黑干将”、“家丁”。有一幅漫画，为“丁、陈反党集团”造像，李又然被画成穿着戏台上丑角皂帽服饰，手举写有“丁”字灯笼的奴仆形象，讽刺他是“丁、陈”集团的“家丁”。李又然的名气本来并不大，这时他成了全国“知名”人氏。

    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赴塞外探亲，肖里回京城办事时为李又然捎带家书，自然，刘蕊华和肖里成了熟人、朋友。刘蕊华比李又然小20多岁，而比年轻英俊的肖里大5岁，当时仅35岁。1960年前后，我住芳草地时，刘蕊华常来看肖里，也曾在我家小坐、便饭。她生相娇小、轻盈，面目清秀，但是憔悴、消瘦。她与肖里从同情竟至相爱了。她曾向我述说，她与李又然的那段婚姻是师生情，而非夫妻情，她尊重李又然的为人和学问，是尊敬，不是爱。她认为她与肖里的感情才算得上爱情。她将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它，拥有它。她称肖里为“孤儿阿廖沙”。阿廖沙是莫泊桑小说的主人翁，描述一位妇女抚养一个孤儿，这孤儿成长后，认为养母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爱她，并娶她为妻。她以此比喻肖里对她，有如阿廖沙挚着、热烈，不顾其他的专注爱情。

    1960年间，我随陈朗“发配”西北，一路烟尘，形影相吊。到第二年冬，收到肖里自东北来信，说他和刘蕊华终于历经曲折，成了眷属，当他发配东北时，刘蕊华抛别都市的繁华与一切感情瓜葛，相随出山海关，踏上生长乌拉草的土地，他俩情深似海，而且有了一个女儿。肖里说这女孩像她妈妈一样清秀。这是肖里给我们的唯一信札。以后阶级斗争更趋残酷，岁月艰辛，彼此一切音讯都断绝了。

    20多年后右派“改正”，“生入玉门关”，在京与来自各地区的难友相聚，但未见肖里俊影。据自东北返回的人们说，肖里早在1970年左右自杀了。我至今不能理解肖里的死，他生性乐观，奋发勤勉，就算忍受不了无休无止的迫害，他又如何抛闪得下随他流放天涯以他的爱为支柱的女人？还有那个同样清秀的女儿？

    据说，当初刘蕊华向李又然提出离婚时，李又然非常豁达大度，他理解刘蕊华，他觉得无论从政治压力上，从感情因素上，他都该与刘蕊华离婚，盼望她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刘蕊华再嫁的人又是一个右派，她并非攀龙附凤！李又然的命运像一阕悲歌，他在怀来呆了许多年，虽未发配到更远的地方，他被人遗忘，寂寞、失意、病贫、饥寒，最后到了无栖身之所，无谋食之处，他终于凄惨地“路毙”在北京一所公园的靠凳上。

    今天，我在这繁花似锦，平和、宁静、友好，不谙斗争哲学的异国，向他们招魂，肖里！李又然！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