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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革造反派领袖胡厚民..(湖北)钟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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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湖北)钟逸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10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40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别3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作者祇找到本文开头的“胡厚民”条目,并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哲生七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祇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墻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祇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这就是次年3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冲击中南海”。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一月夺权后武汉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

    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祇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唇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祇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

    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祇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祇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总头目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祇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祇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联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

    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一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曾思玉、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竟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据顾建棠介绍,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他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他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随后发生10月6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硚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致死坚持信仰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 、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祇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祇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平生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装订的厚本上,竟然有几大本。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别人未发之言,见别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等人时,胡写下《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多首记录心境,认为当权派逼迫自己承认反毛是“生平”“最心痛”的事:“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两首《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堂堂工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一口气写下《法庭杂咏》等30多首诗词,有的描绘法庭情景:“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有的驳斥官方起诉的荒唐蛮横:“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讽剌法官虚伪:“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判刑之后的胡厚民七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抒发对儿女的期望:“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忧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示女》)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隐居一洞天,快活象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乐岂烟生,忧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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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钟逸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7年3月29日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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