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浪漫主义的悲歌
——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
（北京）陈小雅
缘由
自本人去年在《北京之春》刊登《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之后，原准备告别这个主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先后又发生宗先生邀请我研究“赵紫阳思想”，宗先生把我所列的16个问题在老人中传阅，以及他的朋友姚监复先生追询1989年初发生的香港“倒邓保赵事件”真相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八九民运史》和《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两书和上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一直存在着误解，所以我向姚先生和鲍彤先生表示，有机会时，一定予以更正。
“倒邓保赵”与赵紫阳、陈希同均无干系
我在《八九民运史》（以下简称《史》）中提到1989年初在香港媒体发生的“倒邓保赵”风潮时，是这样说的：“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其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4月8日，胡耀邦犯病当场，是他紧急掏出了‘急救盒’对耀邦进行抢救。不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差别，至少他与胡耀邦个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他也许更关心另一个问题：赵紫阳会在这次学运中有什么动作。这次学运中，之所以赵紫阳态度十分消极，党内民主派不停地散布舆论，要防止高层权力发生‘非程序更叠’，对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抱抵制态度，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防止‘改革形势逆转’，等等，这些在外界看来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在江泽民看来却洞若观火。去年年底以来，香港等地突然兴起的所谓‘倒邓保赵’并非空穴来风，此‘风’倒邓是假，因为从来没有什么海外几个文人的唱合能使中国改变最高权力的。中国政治奉行的原则，历来是毛泽东的那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几十年来，港台自由传媒对中国政治权力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发现和清除党内的’异已分子‘，谁被它们作为明星吹捧，就意味着谁的’大限‘已到。此番港报’倒邓‘是假，利用邓对赵的不满’倒赵‘是真。胡耀邦下台时，罗列的罪状中不是就有’疏远两位老人家‘吗？“（见《八九民运史》第二节江泽民与北京对表——《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第123页。）
当时（1993年）我为什么会写下这段文字？由于距离时间太远，加之2006年脑出血后遗症，现在我已经没有清晰的概念，经重新翻阅当年的卷宗，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拥有的是这几份资料：
材料一：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2-3页：
1988年10月31日《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李怡与“以国务院体制改革所为代表的赵紫阳的中青年智囊团”人物有联系（《九十年代》1989年2月号）。文章攻击邓小平，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8年11月号香港《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长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北京同海外中间媒界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断言，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并暗示邓小平是赵独裁的障碍。”对于西方和港台一些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同期《解放》杂志刊登了陪同弗里德曼同赵紫阳会见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返港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张在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表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随后，他又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文中称：要改变中国200年来的悲剧历史，祇有进行“独裁改革”，“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即便拥有过去8年的权力还不够，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港刊评论，“这也暗示赵的权力要超越邓。”
材料二：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叠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嫡要刊登。
——大概是鉴于陈希同等死死咬住这个事情不放，而且大量摄入记忆的是赵的“智囊”们当时在海外对这场“风波”的解读，我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一种“赵是遭人陷害”的印象，所以，我在《史》中写下了那段话。当时，我的基本观点有四：
1、结束老人政治，没什么错。
2、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拥有集中的行政权力（按政治学分类，行政集权不等于政治专制），这也没有错。
3、鉴于中国政治的特点和胡耀邦的前车之鉴，这个“倒邓保赵”风潮祇能增加改革的阻力。而且有可能使赵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4、所以我倾向于这是赵的对立派制造的风潮。
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两个问题：
1、赵对“新权威主义”有兴趣。
2、89年以后，李怡在北京建立记者站的尝试失败，最终导致《九十年代》关闭。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风潮”与赵系人物有一定关系呢？是否也存在激进的浪漫派“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的可能呢。因当时没有证据，我祇能存疑。
关于“熊的服务”式的帮倒忙，我在《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隐士在森林里午睡，他的熊朋友在一旁守护着他。熊朋友看见一只苍蝇叮在隐士的鼻子上，于是一巴掌打了下去。苍蝇是被打死了，但隐士的脑袋也开了花。
由于存在上述疑问，所以，我的搜索引擎并没有放弃搜集另一种可能性的功能。2005年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采访赵紫阳的材料问世后，使我对此有了较为肯定的看法。杨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2写道：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第595页）
我认为，杨先生此处所说的，就是89年2月份发生的“倒邓保赵”之事。这段对话有三个要点：
1，从语言的时态看，杨说“北京风波时”邓对赵的缓和意见不采纳，是因为邓已经不信任赵，说明在风波之前有一件事起了关键作用。
2，赵的“缓和意见”，实际上在4月20日已经流露。据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说，当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学运情况时，李鹏说：学运是少数坏人操纵，矛头是对准党和政府，特别是老同志的。赵就说道：“我不相信这么多学生会被少数人操纵。当前还是以疏导为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这就是说，赵的意见在党内高层，是4月20日就已经公开了的。而这个意见，在他赴朝之前并没有公之于众。所以杨先生此处所说“缓和意见”，应是指5月初赵从朝鲜回来后到5月17日前这半个多月的“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措施；而不是指戒严决策已经做出以后，他还有什么缓和意见。说明陈小鲁的“分手”建议不是针对戒严，也不是针对学潮中的意见分歧而言。
3，赵一言点出陈小鲁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出人意外的），说明不仅确有此事，而且他知道是陈小鲁干的。但是此事与他无关。在他的自辩词中，他一再声明自己没有什么智囊团，就是与其他人的行为脱钩。如果没有此事或他不知道此事，他在此就应该回答杨：“没有这回事”或者“我不知道这件事”，抑或“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以赵的精明，他应该不会作一个让人产生歧义的回答。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看法，故而，我在《中国“牛仔”》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1989年初，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是地在香港掀起了‘倒邓保赵’的舆论风潮，我们可知，玩弄政治，在高级干部和军干子弟中，是一种历来的传统。他们的‘无法无天’，既是他们特权地位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无法治秩序的写照……”
姚监复先生找到我，就是为我在《牛仔》中的这段而来的。据他从鲍彤先生处了解到的情况，陈小鲁建议“与邓拉开距离”确有其事，但时间不是在1989年年初。他请我提供我所了解的资料，认为“过去，我们忽略了对于子弟们的研究，现在应该加强”。我表示，如果我说错了，我有义务改正，但在这之前，我希望听听鲍彤先生的意见。
在等候姚先生安排的时间里，经朋友安排，我访问了杨继绳先生。当我玩笑式地谈到姚先生正在“追杀”我时，他感到很有趣。接着，我请他回忆访问赵时，为什么会提出那个问题，以及记录是否准确，刊出时有没有删节等。杨先生说，他的文稿是经过赵认定的。赵的评价是“文字是准确的”。至于当时为什么向赵提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听到一些事情。从字面上看，对于这件事“赵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含含糊糊……”原来，杨先生近来整日泡在北海图书馆里，沉迷于的县志的研究，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一时想不起具体情节，也是情有可原的。
事有凑巧，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俞梅荪先生所写的一篇1988年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纪念文章。其中提到，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随访者之一，著名政论家林保华先生在来访的一行中担任记录。他还将此次访问与陈希同的“诽谤”挂上了钩，并说：“在会见时赵紫阳还说到：”最近，香港报刊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当时即使香港报刊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和报道，也与赵紫阳无关。“
感谢俞先生的这篇宝贵的回忆，这才使我回过头去看陈希同们的指控，里面确曾提到张五常的大名。也就是说，“倒邓保赵”一事，既与陈希同们的“陷害”无关，可能也与赵紫阳本人无关。祇是浪漫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们的一种愿望而已。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可以就政治问题发表任何高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祇不过运用到内地，就完全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
那么，这和赵身边的人会不会仍有关系呢？在姚先生的引见下，我终于见到了鲍彤先生。鲍先生十分客观地为我们讲述了他了解到的情况，下面是我在事后的一点追记：
姚：89年初“倒邓保赵”这件事，赵怎么把它和陈小鲁联上的，你知道当时的情形吗？
鲍：89年审查赵的时候，给他提了十几个问题，一个一个要他回答。你知道这些问题吗？（问陈）
陈：我不知道，我祇知道陈希同报告，李鹏讲话的一些指控，相信也就是那些问题。您知道这些问题吗？（问姚）
姚：我知道一些。譬如，和索罗斯基金会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搞下来就是个“死罪”啊，所以，陈一谘他们在海外，赶快一刀砍断这个关系。索罗斯把账目也拿来了，说，你找啊，找到一笔是一笔……
鲍：89年的9月开始，也给我提了十几个问题……
陈：给您提的问题，和赵的一样吗？
鲍：不知道。我9月20日以后开始写了一个说明，以后流到了海外。写完交上去以后，他们说，你就等着做结论吧！……其中有那么一条，问“倒邓保赵”的事，我很干脆，说不知道。后来，陈小鲁对我说，我判刑后，他去找过杨尚昆，问杨尚昆：“鲍彤又不是坏人，为什么判他的刑？”杨尚昆说：“怎么不是坏人？要赵和邓拉开距离还不坏？”陈小鲁说：“那句话是我说的。”但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有这件事：邓讲过“动乱”以后，5月初，我们中心一次开会的时候，陈小鲁说过，现在邓在学生中的形象很坏，赵紫阳最好和邓拉开距离。不然，学生会对紫阳不满。我当时根本连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认为，提出“理智、秩序”就已经和“动乱”的调子拉开距离了。所以，连表扬一下他我认为都没有必要。很快我就忘了。
鲍：赵开始也否认，说不认识这个人。其实，他怎么能不认识这个人呢？中心开会的时候，总是见过的，我也介绍过是陈毅的儿子。紫阳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在英国使馆当武官，大概谈过几句话……
陈：那是哪一年的事？
鲍：85年。
陈：那怎么会跟89年的事有关系呢？
鲍：是啊！？
陈：他们对你写的材料有追问吗？
鲍：没有。交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陈：再没有反复，说明他们对你的解释是满意的。
关于鲍彤家世的一点误解
接着，我向鲍先生求证了一个关于他的家世的问题。
陈：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您的祖上和翁同和有关系，参加过戊戌变法，是这样吗？
鲍彤颇感意外地说：“没有。”又略作一番思索后，他说：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产生的误会。他的舅父叫吴其昌，曾经当过唐文治的学生，唐文治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办者，而他当过宣统皇帝的父亲的老师。吴其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个老师是梁启超。翁同和是“帝师”，唐文治也是“帝师”；梁启超领导过戊戌变法，所以，他们就以为吴其昌和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了，其实，是两个时代的人。吴其昌是1944年去世的。
陈：因为这个误会的历史渊源，我把您在1989年的一些做法，与维新志士的血缘关系作了一些联想，重订《史》的时候，要改正过来。
我在《史》中写道：这个“亚行讲话”是由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因此，不仅可能尽量多地表现出赵紫阳的个性与对待学运的独特立场，而且简直可以说完全表达这位神秘秘书的个性和立场。与领袖的鲜明的务实风格和对意识形态问题无兴趣不同，他的秘书鲍是一个有头脑、有理论、有才华并且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型干部，在赵来到中央后，他一直扮演着头号智囊加心腹的角色。据知情人称，赵的改革领袖生涯中，这位幕后英雄始终是最能影响他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这一角色，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
鲍彤的祖父曾参加过19世纪末晚清的“戊戍维新”。他多次与人谈到，他愿为前辈没有完成的，中国20世纪末的改革成功贡献一切。如果改革需要流血，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行事干练，讲原则却又较少衙门习气，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次遇险中，他都毫不犹豫地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有许多人认为，自胡耀邦出局以后，赵紫阳因其年轻和泼辣，在当时中共高层确属“稀有动物”，但从思想基础，改革思路来说，他与邓小平、万里并无多大区别。并且，他的一生不仅没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在他的性格中也缺少浪漫的色彩。但为什么在1989年，他会做出既与他的几位同盟、同道、同党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背向而去的事情？笔者以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念念不忘晚清改革和帝国命运，在这样的家史国史中熏淘，以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偶像的鲍彤，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这番发挥的议论，虽然也自成道理，但其追溯的“祖源”应有所更改。因为吴其昌也不是凡俗之辈。回到家中，我请朋友帮我搜索了一下网上资料。关于吴的纪录有：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海宁硖石人。幼失父母，生活艰困，眇一目，刻苦好学。8岁即能日记数百字。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好治宋理学。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例假日常怀烧饼坐图书馆中，攻读终日。1923年毕业后至广西容县中学任教，并扶助弟妹求学。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1928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吴其昌一生爱国。在无锡国专时，慨国事日非，曾上书政府，洋洋数千言。唐文治大为激赏，改杜牧诗赞之曰：“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1926年参加318反帝大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惨案发生时，枪弹从他耳旁飞过，当即扑倒在地，方免于难。918事变后，与夫人诸湘、弟世昌乘车南下，谒中山陵痛哭，通电绝食，要求抗日，朝野震动，传为爱国壮举。抗战开始，其昌患肺病、咯血，仍以国难当头为念，坚持讲课、写作。临终前一月，应约着手写《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而卒，年仅40岁。
关于那件震惊全国的“哭陵事件”，确切时间是在1931年11月20日。参加者有吴其昌本人，其弟吴世昌和妻子诸湘，所以又被称为“阖门绝食”。当时，他们在总理灵前宣读的的“绝食宣言”——《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
若从遗传学角度考量鲍彤先生的行为倾向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件。
赵紫阳并无“抛邓”之意
这次与鲍彤先生的会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修正了我（相信也是海外媒体）一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赵紫阳在对戈尔巴乔夫讲话时，是否存在“抛邓”的意思？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陈：紫阳，或者您，知道香港发表“倒邓保赵”文章的事吗？你们看到过，或者是否订阅了那些刊物吗？
鲍：我们中心，紫阳办公室，都有这些报刊，秘书给他堆在那里，他有时看，有时不看，有时看得很仔细……香港人要怎么写，张五常怎么说，不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严家其说，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他说“非程序更叠”……
陈：就是高瑜发在《经济学周报》上那篇采访严家其、温元凯的文章吗？？
鲍：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很影响邓和赵的关系。我觉得，严的这个讲法有点……有点敏感过度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但这可能引起邓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严家其是你的人。
陈：是不是当时他们也听到一些风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这个渠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鲍：当时，确实有这个谣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苏跟人讲。但是，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其实，说起来很好笑，严家其是谁推荐的呢？是胡乔木。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说他懂政治学，表现也不错。
陈：胡乔木当时是不是还是很往这边贴的？
鲍：这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他和邓力群不同，邓是见风不使舵的人。……刚开始，严还不愿意干，我还到他家去找他。一开门，是高皋，问，你来干什么？你要家其做官，我不同意。她说做官的没好人……
陈：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前，他问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直播”，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听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后还议论，说“以前根本不理咱们，这次怎么这么待见我们了？”这件事，是不是事前有考虑的？
鲍：事前紫阳对我说过，就按照这个讲话直播。但是，我看电视，播紫阳讲话时，他是这个姿势（做闭眼举头张嘴打鼾的样子）……
陈：这很奇怪。我不记得当时播出的情况了，最好以后再看看这个情节。
鲍：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但那段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我加上去的。
姚：广东顺德的一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后来说：如果是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邓的吗？
鲍：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似乎是五四以后），毛毛找到阎明复，哭了，说邓在学生中的形象搞坏了。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改善邓的形象，缓和他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学生说他“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嘛！
陈：您当时真的没有抛邓的想法？
鲍：没有，是想保护邓。当然，现在这样说也不必要了，因为海外……
陈：不，不，我们不管现在怎样讲是否策略，好像邓后来杀人了，你当时的想法就不该说了。当时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是搞历史，不是搞政治。
姚：你的动机是要保护邓，但XXX看了以为是发出倒邓的信号……
陈：我们当时都是这个感觉……
姚：他和赵都太没有政治经验了。
陈（对着鲍彤）：您承不承认是“没有政治经验”？
鲍（略为迟疑地）：是，“没有政治经验”。
陈：您是否听紫阳说过“民气可用”这句话？XXX的回忆里这么说。
鲍：我倒是听阎明复说过这句话。你不要把XXX的回忆太当真，他和紫阳根本没多少接触的。
（2007年3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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