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旧事重提

严家祺


    读到《北京之春》今年5月号陈小雅“关于八九民运史三点更正”的文章，因为其中有多处涉及本人，不得不重提20年前的旧事。我没有读到过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但读她这篇文章，我觉得更涉及“六四”屠杀的根源问题。


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

    “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是一场大屠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以称为“四五运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蓄意制造的，邓小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制造了巨大的谎言，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六四”屠杀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和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残暴本性。“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21年前，高瑜采访温元凯和我，我谈了“非程序更迭”问题，因为当时我刚出版一本《首脑论》，是专门讲首脑更迭规则、更迭程序问题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非程序更迭”的，加上胡耀邦下台就是“非程序更迭”。我今天没有觉得当时谈“非程序更迭”有什么错。陈小雅与鲍彤的对话中，陈小雅提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这个管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1988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参加会议，我根本不知道李先念散布什么，也没有兴趣散布小道消息，我谈“非程序更迭”从1979年谈到1988年，写过《皇权与皇位》，《王朝循环原因论》，1983年出版过《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都是谈“非程序更迭”，我根本想不到什么“倒邓保赵”。所以，当我在2007年5月号《北京之春》上读到陈小雅整理的她与鲍彤对话的记录稿时，就产生了疑问。

    陈小雅在文章中说，鲍彤说“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而严家其说“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鲍彤还说，“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乔木）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我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胡绳是院长，胡乔木是前任院长，胡乔木推荐并非不可能，奇怪的是此事我从来不知道，鲍彤和社科院领导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有这件事，陈小雅在文章中还把此事与“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联系了起来。

    从陈小雅 “三点更正”的文章中知道，姚监复参与了她与鲍彤的谈话。我了解到： 赵紫阳与胡启立等商量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人选时， 赵提议严参加， 但请胡乔木推荐。


鲍彤邀我参加“政改办”的过程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胡乔木、邓力群的指使下整理了一份《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摘编》，其中涉及12人，这12人是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吴祖光、张显扬、孙长江、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严家其、张贤亮、管惟炎。当时，我在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原因影响“政改办”，向鲍彤提出离开“政改办”回社会科学院，因鲍彤坚持要我留下，我留了下来。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吴稼祥在一篇文章中说，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严家其与“西单民主墙”有联系，公安部还有严的材料。吴稼祥还说，赵紫阳有一次当面反驳了邓力群，说他了解严家其，是他要严来政改办工作的。我曾与陶斯亮同为全国青联常委，赵紫阳曾特地向陶斯亮了解我的情况。

    21年前，大概是1986年9月，鲍彤曾两次到干面胡同我家找我，要我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面的工作，说要成立一个办公室。第一次我没有同意，我妻子高皋也不赞成我去，不过，高皋并没有像陈小雅文章中说的那样说“做官的没有好人”，因为到“政改办”参加研究，谈不上“做官”。第二次鲍彤来干面胡同，我同意了，我还说，社会科学院还没有同意，鲍彤说他会向社科院打招呼。后来，鲍彤让我看了赵紫阳给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信，信中提到“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22页），邓小平、胡耀邦表示同意此信。我在与鲍彤共事期间，我实际上只是充当一位研究人员，发表意见，就是在“政改办”工作期间，我没有违心说话，而是直截了当说话，这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当时的讲话记录。我曾谈到“中央政治局也要取消常委。民主就不能实行常委制。”（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267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人治的，有问题。人民通过预定程序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就是民主。”（第319页）“社会上不公正的东西，政府如果听之任之，就会发生动乱。现在没有一种机制来调节不公正。” （第237页）

    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我主动离开了“政改办”，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发生前和学运期间，我想到我的行为不要牵涉鲍彤，所以一次也没有与鲍彤有联系，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后来，鲍彤关了7年，我感到鲍彤受了很大冤屈。我在《欧洲日报》，在香港、东京的一些报刊上写过为鲍彤辩护和呼吁释放他的文章。鲍彤获释后，我仍未与他通电话，因为我想到鲍彤的电话会受监听，所以我以公开写文章的形式与鲍彤“通话”，今天写这篇说明，也是希望鲍彤能看到，并说明我对陈小雅文章有关部分的看法。


邓力群说公安部有我在民主墙期间的材料

    我还想借此让鲍彤知道，邓力群说公安部有我在民主墙期间的材料，我相信是有的。因为19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周为民、王军涛开会研究要创办一个刊物，我为这个刊物起名为《北京之春》。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把西单民主墙时期唯一一份用铅印印出的民刊《北京之春》，有几十本送到了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即使只是胡乔木推荐我到“政改办”工作，把我说“非程序更迭”，“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与“胡乔木推荐”联系在一起，我也不好理解。陈小雅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与鲍彤谈话的记录稿，提及我的一页有十余处删节号。这一页还涉及当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说，那一整段话（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一段话）是鲍彤加上去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因为读到这一段话，才在第二天写了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鲍彤对加这一段话回答陈小雅说是“没有政治经验”。我担心有这么多删节号的记录稿，是否经鲍彤本人看过，不知道鲍彤是否同意发表。我觉得这样的重大问题，有可能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

    在《北京之春》发表的陈小雅的“三点更正”中，有一段姚监复的话 “ 广东顺德的一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的录像），后来说： 如果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邓的吗？” 陈小雅在上期《北京之春》的文章中说她写过 “从1989年初，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事地在香港掀起了 ‘倒邓保赵’的舆论风潮”，现在更正了这一说法，变成了鲍彤 “没有政治经验”和严家其“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这样 “更正”，不是越“更正” 越乱了吗？

    （2007年5月2日 美国纽约）

    （作者附注：1988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和参加会议时，曾在《中国之春》杂志上读到过12个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