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杨建利重获自由

亚 衣


    4月26日晚间，我在波士顿家中拨通了到北京的电话。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杨建利熟悉的声音，听上去似乎中气很足，精神也不错。这是北京时间4月27日上午，莫少平律师与杨建利的哥哥、姐姐一起前往北京市第二监狱，将5年刑满的建利接了出来，此时大家正在饭店里吃饭。多年没有听到建利的声音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向建利转达了朋友们对他的问候和祝贺，请他多多保重。建利让我告诉海外的朋友们：感谢这么多年来所有朋友对他的关心和帮助；现在情况一切正常，从出狱到日后准备回山东老家的安排都正常，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现在的他要处理的全部事情是回家乡为父亲扫墓以及与国内的亲人们团聚。说的时候还1、2、3点的，表达得特别道地。我猜想“看到了希望”大概是指还比较顺利吧，就说在美国的朋友们准备好好欢迎他回来。建利说回美国的日子现在难以定下，一旦确定，他会马上通知朋友们。我知道建利生来耿直，怕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发火，就请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要急躁。建利回答说，5年牢坐下来了，脾气大有长进，请朋友们一切放心。我也真的舒了一口气，连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们，包括《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女士。

    现在，建利已经了却了为父亲扫墓，与乡亲团聚的心愿，准备早日回到美国家中。他正在申请护照（原有护照已经过期），取得签证，然后返回美国。


读书人

    杨建利是我1989年来到美国之后首先结识的好友之一。大家比较谈得拢，也许与各自的经历有关。在我的眼中，建利是一个读书人。建利1963年出生于山东苍山县。1978考入聊城师范学院数学系，1982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数学硕士学位，1985研究生毕业获数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6年来到美国进入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转至柏克莱学院。记得1990年夏天在纽约长岛的一次聚会上建利与我说起，他想全力以赴从事民运，又想继续读学位。我的意见是无论如何要把书唸完，将学位拿到。果然，1991年他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受聘任教于金门大学和太平洋大学。我原先没有想到的是，建利1992年又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政治经济与政府学，直到2001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顺便说一下，多年前我曾经着手编辑一本《海外民运百人词典》，稍作统计，其中将近一半人是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这个结果曾经令一些人惊讶，我也尝试过将这100人与中共中央委员前100人做一个比较研究，遗憾的是没有完成这一工作。我绝对不会仅以学位高低取人，祇是了解在学位后面包含着多少聪明、才智与辛苦，以及一个国家政府领导层文化水平与领导能力的关联。我不知道像杨建利这样拥有横越文理两科双博士学位者在海外民运队伍中还有没有第二个。就这一点来说，我非常尊重他。


“选举迷”

    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阐说民主政体，要是说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大致不会有争议。称杨建利是“选举迷”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他对选举的参与感历来真的非常强烈，这也许是他深深体察到选举在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意义之后的积极行为，也许是他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真的具有“野心”（ambition）。杨建利第一次参与竞选是在1988年。当时国家教委要挑30个留学生回国访问，杨建利通过竞选被选上了，原先内定的一些知名度高的人却落选了。尽管最终建利没能作为代表回国，但这一出乎意料的事件却引起了国家教委的警觉。1989年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民阵主席副主席的竞选者有两对：一对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和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主席吾尔开希，另外一对就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的筹建者、中国民主团结同盟（民联）成员以及民阵美西联络员杨建利和学自联的另一位筹建者，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许思可博士。1993年1月在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上杨建利又出来竞选，当选为新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1998年杨建利在接受安琪采访的时候有一段对话：“安琪：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以后，你会不会参与竞选？杨建利：我希望能够有竞选的机会。”我相信这一点。


64情结

    严家祺先生关于将“89民运”和“64镇压”区分开来的说法是正确的。海外有大量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佼佼者，但很多人在1989年大规模民主运动期间主要是隔洋喊话，没有回国直接参与这次运动；在国内大批以不同角色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人员中，很多人又没有经历64镇压；有些人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拿着预先准备好的护照签证“转进”出国了。因此在今日海外民主运动队伍之中，既参加过89民运，又经历过64事件的人微乎其微，杨建利是这个微乎其微队伍中的一员。从国外特意返回国内参与89民运的人员，比较著名的是刘晓波。不管人们对刘晓波有多少褒贬不一的评价，我始终对他当年的这个行为抱有尊敬。杨建利是在1989年5月25日从美国回到北京的，直到6月7日在“一派逃亡景象”的北京国际机场登机回美。在美国期间，杨建利曾经参与组织了旧金山湾区数次大游行，声援北京学运。回到北京，建利又参加了528大游行，与母校北师大的同学一起喝酒唱“国际歌”。6月4日他到长安街、天安门，深夜再次来到广场。看到了大兵、坦克、机枪，催泪弹，军车在燃烧；满脸是血的女孩，缓缓到下的中弹者，被压扁的尸体，冲上前去收尸的市民……。这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经历。64对他的打击重大，以至于他每到64就想哭。他认为中国人需要64情结，这就是看了杀人会痛苦，无论用什么方式杀人你都要痛苦，然后就是在中国结束这种行为。杨建利是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的，他回忆当时胡耀邦、方励之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改造党，自己对党也抱有幻想。经过89，经过64，他对入党的这段经历非常自责，因为“客观上毕竟是在帮中共专制的忙”。说实话，我很少听到往日的共产党员的这种自责。


非暴力

    要说杨建利的主要政治思想，就是他的一本书的书名：《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非暴力是他的一贯立场，他认为中国有两种前景最可怕，一种是共产专制的继续或加剧，一种是暴民专代替共产专制；他主张“良性循环”的原则，包括宽容、妥协、保护少数精神和爱的原则。我想这并非祇与他1991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有关。他写过不少说明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的文字，也与我们的朋友项小吉有几次公开的著名辩论。学自联在最近关于杨建利出狱的声明中还称他是“中国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事实证明“杨建利所致力之民主，宪政，非暴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我赞同建利关于非暴力的政治立场，也因此对5年前建利的“闯关”回国行为至今有所不解。我了解建利思乡心切，坚决认为中国政府禁止公民返回家园的行为非法而不人道。多年来建利因为积极参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列为拒绝入境的黑名单，1996、1999年他两次申请返回中国都被拒绝；在他的中国护照过期之后，中国驻美使领馆拒绝发放有效新护照。2002年4月27日建利在云南昆明被扣，公开的说法是建利使用他人证件冒险回国，其后中共当局以“非法入境罪”和“间谍罪”的罪名判处他5年徒刑。我对中共当局按的罪名历来不相信，并不认为使用假证件就是暴力行为，但是，我总觉得5年前建利的行动与他历来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逻辑上是不洽的，而且代价如此之大，实在有点可惜。将来见面，我一定会问他一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维权先行者

    我深信建利5年前回国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国内的工人维权运动。2002年3月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辽阳市爆发了大规模工潮，以辽阳铁合金厂工人为核心，10多家工厂3万名工人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持续9天，举世瞩目。辽阳市公安局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将工人领袖姚福信等人行政拘留（后来又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工运领袖姚福信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时至今日，“维权”一词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而5年前的建利敏锐地看出了工人维权运动对中国民主化的深远意义，于是遂有回国之举。杨建利在当年审判的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就专门提到，他这次回国的动因之一，就是实地了解姚福星以及其他失业工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建利可被称为是先知先觉者，也是一个先行者。有意思的是，当建利作为一个服刑犯人在监狱中的时候，还写了不少文章和公开信，用亲身经历指出中共司法系统在审讯、听证、辩护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粗暴剥夺，监狱系统在服刑过程中对犯人基本权利的非法侵害。2005年12月10日建利专门写信致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负责人，就监狱服刑人员每月采购日用品、副食品所承受的不合理价格，服刑人员的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问题反映情况，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赋予的权利提出几项要求。很有意味的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建利又提出了中国的“纳税人”概念以及中国需要一场“纳税人革命”的问题。这些思考都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孝子和慈父

    表面张牙舞爪并非英雄；时时口出善言，在强权面前似钢似铁，才是好汉。建利脾气很倔，有时真是倔得可以。当年法庭判决他5年徒刑，他决定不上诉，理由是当局不讲法，他们之间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游戏”，于是“不跟你们玩了”。律师劝他不听，家人求他无效。可是，你说不跟他们玩了，在监狱的5年，不还是要和他们不公平地玩？去年9月，当局提前释放杨建利。建利提出小小要求：回美国前先回山东老家为父亲扫墓。祇因在坐牢期间，建利90多岁的父亲从美国回中国营救儿子，不幸在山东老家病故；建利为此终身抱憾。可是这极其正当的人道要求却遭到当局拒绝，于是建利宁可重返监狱，继续被关押直至刑满。这次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山东了却这件心愿。建利兄弟姐妹共９人，他排行最小。建利喜欢小孩，有一女儿14岁，一儿子11岁。看看他在狱中给儿子写的信，真是令人心碎。这次出狱之后，儿女几乎与他天天通电话。儿子想买个吉他，也要问问爸爸是否同意，爸爸回答等他回来就带他去买。


不能不提傅湘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建利的妻子傅湘。记得2004年的圣诞之夜，我与妻子带了一点小礼物前往建利在波士顿的家中探望，祇见傅湘忙里忙外，又要准备晚餐，又要照顾儿子的家庭功课。看着这个缺少男主人的家庭，不由一阵心酸。我的妻子历来对民运圈内的是非风雨不闻不问不知，离开杨家却一直唏嘘不已，她敬重建利夫妇，为建利失去5年青春万分惋惜。傅湘1978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2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后读研究生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认识杨建利，两人是同一导师。1985年傅湘取得硕士学位，与建利结婚后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学院数学系，1991年与建利一起拿到数学博士学位，1993年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至今。这5年间，我曾经多次为傅湘起草或者修改给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求援信，无非是希望杨建利早日回家团聚，让妻子见到丈夫，儿女见到父亲。可是从江主席到胡主席，求情文字换来的都是铁石心肠。有时与傅湘通电话，我说“几乎每次都能听到你的笑声”。她说，“咳，怎么办？总不能天天哭呀”。看看建利2003年7月在给儿子的信中是怎样描述儿子的妈妈的吧：“她大方的仪态，她的良慧、坚强和大度是女性中少有的。还记得昨天的会见吗？从始至终，妈妈都微笑着，虽然眼里噙着泪，却还是坚强地微笑着。”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为文章标题考虑再三：是“贺”建利重获自由，还是“盼”建利重获自由？就建利离开监狱成为不受监管的中国公民来说，我应当祝贺他获得自由；就他还没有及时回到美国与妻子儿女团聚来说，我还在盼望他获得自由。我盼望建利不日内顺利拿到护照，取得签证，登机返美；我盼望早日在哈佛附近的那家中餐馆为建利接风洗尘，在大纽约为建利做英雄式的欢迎，在夜深人静之时，继续我们早就约定的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