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肝义胆写春秋
——记欢迎“黄雀行动”幕后英雄陈达钲座谈会

公 月


    5月30日，正当64国殇日18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平时一片安静的《北京之春》编辑部办公室分外热闹。欢迎当年“黄雀行动”指挥者陈达钲先生访问纽约的座谈会正在这里举行。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因在13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人称“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在第一线行动的弟弟陈达钳被称为老七。黄雀行动从1989年6月中旬开始持续了半年之久，总共营救出133名中国的民运人士，黄雀行动1991年6月首次曝光，陈达钲的名字也陆续为公众所知晓。64纪念18周年之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组织一个活动邀请陈达钲参加，在陈达钲先生途经纽约之时，《北京之春》杂志社组织了这次座谈。《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主编胡平、经理薛伟和编辑部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会议。当年被黄雀行动营救的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陈一谘、项小吉、吕京花在会上与老朋友见了面，与会的还有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民主中国阵线美东地区负责人唐元隽、中国民主团结同盟总干事张菁、老民运人士宋书元等人。陪同陈达钲先生来访的姚先生也参加了座谈会。


英雄传奇，成为历史


    在纪念六四悲壮的歌声中，薛伟宣布欢迎陈达钲先生访问纽约座谈会开始，胡平致欢迎词。胡平指出，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搜捕，但是居然有一大批知识份子、学生和工人逃出大陆，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其间香港的民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六哥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人们早就听说过“黄雀行动”，但对其中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那些参与行动的人物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人们对他们没有确切的了解。胡平说，今天，幕后的英雄来到了幕前，传奇也就不再是传奇，而成了真实的历史。六哥的所作所为，真称得上是侠肝义胆写春秋。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每一个英雄的背后总还有另外一些英雄的支持。六哥在六四之后遇到了很多困难，而在座的姚先生，还有其他人给了六哥很大的帮助，他们是英雄背后的英雄。胡平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六哥的狭义精神，相信历史不会有太多质疑。尤其他做的是大屠杀之后的救人行为，不可能比这个更加单纯。没有可以质疑的余地，绝对是一件正义的事情。人生中留下这个记录就是精彩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会越来越凸现出来，这个结论绝对不可动摇。

    前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陈一谘在发言中表示：这次陈达钲先生和姚先生来到纽约，大家很高兴。很多朋友始终感念陈达钲当年做出的贡献。64之后陈达钲义无反顾，甚至舍身抛家救助因为参与1989年民运可能被抓的学生和知识份子。那时候人们没有想到当局会用机枪坦克对付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特权的学生和知识份子，更没有想到屠杀之后还毫无理性地在全国搜捕。关注大陆人民的香港民众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为救助被追捕者而忧心如焚。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与陈达钲先生本无关系，他在做买卖；但他听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要救人，要钱，就挺身而出，之中受到各种各样危难，始终矢志不改。陈一谘披露，当年本来香港有些有名人物想找黑道帮忙，但是他们要价很高。陈达钲先生与黑道没有任何关系，不要任何报酬，为了救人而牺牲了他的几个朋友，他给每一位牺牲者50万港币的抚恤金，以至于自己后来遇到了很多困难。陈一谘表示并不是仅仅因为我们自己被救而感谢陈达钲，而是觉得在陈达钲身上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威武不能屈的古代大侠之风。他认为在天安门运动之后，黄雀行动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史册，甚至人类为争取自由民主而不惜牺牲的史册的行为。陈达钲先生在纽约期间会面了很多老朋友，大家都激动不已；在与居住在外州的苏晓康、吴仁华、王丹通电话时，大家激动得掉下热泪。正在欧洲访问，担心与陈达钲“失之交臂”的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也在给陈一谘的E-mail中说欢迎陈达钲抵达纽约，希望他访问成功。


当仁不让， 大侠之风


    陈达钲先生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这次来到纽约，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热情的接待。回想当年，1989年民主运动一发生，香港的朋友就把自己的感情放了进去。天天看电视，真的没有想到邓小平会下令开枪。开枪以后，陈达钲的精神就崩溃了，当天晕了过去，进了医院，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让6、7岁的小儿子剃了光头，照了一张相片，以悼念64悲剧。陈达钲回忆道，开枪之后8-10天左右，有人找他，说中共当局在抓人怎么办？陈达钲说，他们抓人，我们救人。“我来牵头，当仁不让”。没想到这么干下去，一干就没法收场，越做越多。一直救了100多人。陈达钲说这些年来有时他也想，自己究竟有没有做错这件事？社会上各方面对64的评论不同，有人说镇压是对的，没有镇压就没有现在的繁荣与稳定；但是不管怎样，陈达钲至今不后悔作这件事，他认为：“历史对我做任何定论都无所谓。”

    陈达钲说自己唸书不多，也不怎么会讲话，加上多年前受伤之后记性也不好，身体大不如前。但是他还是回忆了当年很多惊险的故事。有一次营救陈宣良与蔡崇国，他们俩在珠海从机动船上掉到海里去了，附近有香港的警察与解放军的快艇。陈的弟弟在码头用望远镜看到他们，就冲上去把他们拉了上来，如果晚10分钟他们两个就会淹死。这类事情多得不得了。陈达钲指出全世界营救行动做的最伟大的是以色列，不过它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而黄雀行动祇是一帮小兄弟的行动；与一个国家的力量比较，一帮兄弟营救活动的难度是很大很大的。黄雀行动营救的范围遍布全中国，从华南到华北，华中，西北兰州，都走遍了。哪里有需要救援的人，祇要给信息就去。有时还要化妆，要把事情做得完美，不能出乱子。出乱子会掉脑袋。有时明知道会死也要去干。反正豁出去了，无所谓，人的一生总是要死一次的。小兄弟有时问陈达钲为什么有那么大勇气？陈达钲说，人生能有几回搏？陈达钲回忆当时营救陈一谘的情景，当时传过来的消息是，中共警方下了死命令，抓陈一谘无论生死都要。接到营救任务的时候，支联会方面告知，千万不要出乱子。陈达钲想了很久，就派了自己的亲兄弟和另外一个姓高的兄弟去海南岛，陈一谘当时躲在一个医生家里面，兄弟亲自按通讯密码去找才挂上钩，一直把陈一谘送到香港。王超华差不多最晚到香港。因为她爸爸死了，把丧事办完才出来。非常艰难，躲在北京好几天，救援的难度非常高。陈达钲还提到有些准备救援的人被盯住了，就要想办法避过盯的人。有一次营救南方的一位官员，发现他家里天天有人在搞装修，原来是叮住他的人，救援行动祇得放弃。在营救的行动中有两次是失败的。在一个营救活动中，因为雾太大，水泥船撞得粉碎，死了四个兄弟，这四个人都有家庭，陈达钲给了每家50万抚恤金。

    座谈会上还讲述了陈达钲当年“单刀赴会”的精彩故事。当时有两个兄弟黎沛成、李龙庆为了救陈子明、王军涛而掉入陷阱，被中共当局抓补，受了一些刑罚，后来被判了刑，一个4年，一个5年。陈达钲为此找到香港几位好朋友研究，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这要与有关部门疏通。香港有些朋友与北京方面有非常好的关系，对陈达钲也了解。经过方方面面的安排，叫陈达钲上北京。当时中共当局提出一个条件，要陈达钲停止一切活动，陈达钲接受了，也提出3个条件：来去自由，既往不咎；没有附加条件；释放兄弟。对方说可以考虑，陈达钲就上北京谈判。据说当时中共国安部、公安部高层指责陈达钲支持违法的动乱份子，陈达钲说他的看法不一样，认为他们是爱国份子；对方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他们不可以违法，陈达钲说中国传统上人情大于王法，关云长在诸葛亮面前立下军令状，后来却义释了曹操，关云长也没有受到惩罚，这就是中国传统——讲个义字。“你说他们是动论份子，我说他们是爱国份子，看法不一样；但是把他们救出去，你们这里不是就不动乱了吗？”对方觉得他厉害，就把兄弟们放了。陈达钲表示当时在行动中有很多人身处党政军部门的人提供了帮助，这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过很多东西现在还不方便说，讲假话没有意义，讲真话不到时候，在回答有人提出与黑道、黑社会的关系问题时，陈达钲回答：“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黑社会，从来没有犯罪记录；我在大陆修变电站，在尼日利亚是电气工程师，在香港也搞电气，还教过几年书。”陈达钲坚信所做一切没错，也相信总有一天，64会获得平反。他还说共产党要感谢89民运，没有89民运，共产党会完蛋，89民运让共产党知道怎样从一个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


解开64之结，建立民主中国


    与会者中有很多当年黄雀行动的被救援者，他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深切的感受。

    原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89民运中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召集人项小吉说，89民运在历史上非常壮观。如果以64划界，大家谈的比较多是64前的事情，对64之后的事情谈得不多。其实以小吉的亲身经历看，64之后对他的影响和感动一点不亚于64之前的经历。项小吉在64镇压之后不得不离开北京。先到厦门大学，然后从厦门坐船到广州，在广州三元里住了两个月。89年7月在广州一个外贸公司找到工作，每天作一些英文翻译，跟美国人在广州到处乱跑，心里却七上八下。不久香港方面派人联系，确定是项小吉，后来就派黎沛成、李龙庆两位前来广州营救。香港人事情做得非常周密，约好凭香港汇丰银行钥匙链，祇要认出是这个钥匙链，就跟他走，不管是谁，哪怕是警察也跟他走。项小吉现在还保留着那个作为接头暗号的汇丰银行的钥匙链。那天香港来人，项小吉就跟他们走，第二天在白云宾馆与远志明会合，再一站一站把送到香港。整个过程中的安排照顾无微不至。从效率到人品，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小吉还说，香港兄弟做事非常认真，坐出租车零钱不够，项小吉垫付了，事后坚持要把车钱还给项小吉。小吉特地指出，当时香港人到大陆内地，尤其是到北方，人们很容易将他们看出来，目标明显，比我们这些居住在大陆的人更加危险。小吉认为，在谈论89民运的时候，要多想想64之后的故事。没有后面这一段，就没有后来的中国民主运动。有了六哥这种行为，中国民主运动才真的有希望。

    1989年民主运动时担任过北京工自联广场广播员，现任中国民联副主席的吕京花女士深情地回忆说，当时自己参加89民运，积极支持学生，并没有觉得有生命危险；64杀人之后，才觉得可能会被整得很惨，但也没有想到逃亡国外，祇想往南方走，靠近广州香港，觉得哪个地方会好一些。当时她身上还藏有工自联人员联络名单，非常紧张。后来依据香港记者给的几张卡片，用公用电话朝香港方面的办公室打电话。一天下午3点，香港来人拿了报纸在火车站与吕京花见面，说她非常危险，要接她出去。6月14日，戒严部队端着机关枪到北京吕的家中，吕京花就带一个小包，装了照片和身份证出走，后来进入香港，获得了自由。吕京花深有感触地说，她不是学生，如果64后被抓，很可能被作为暴徒处置，会判得更凶。因此她说今天在海外特别要珍惜，要好好谢谢六哥。

    老资格民运人士宋书元回忆当年在北京参与民运时指出，1989年整个北京市民的情绪就是对民主运动表示同情，64镇压之后不光是中国老百姓，就是在党政军部门也有很多人反对屠杀。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网开一面，使得一些学生、知识份子能够脱逃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现在海外的情况却是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疏远，互不信任。他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希望在于海外民运人士要重新认识自己。六哥的行为使得人们肃然起敬，海外民运人士要学习发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将来在民主中国的大地上聚会。

    陈一谘对宋书元的看法表示认同。他指出八九民运是以学生为先锋，由各阶层参加的广泛的民主运动。在军队进城之前，最多的时候北京市有200—300万市民上街。把军车拦得水泄不通。陈希同下过死命令，干部职工谁敢上街就开除，但是一到夜间人们全跑了出来，连老太太都跑出来了。64前，军队没有进城前，可以说北京市70%部长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是同情支持学生和赵紫阳的。共产党现在也在回避64，从反革命暴乱说成动乱，政治风波，那些共和国英雄一个也没有宣传，每年到这个时候，如临大敌，解决64是早晚的事情，公道自在人心。胡锦涛要建立和谐社会，64这个事情一天不解决，和谐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陈一谘说六哥一直坚持到现在，爱国、爱民的心一直没有改变，他希望我们做点事情，我们却非常惭愧，没有做成。但是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前景是世界潮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希望富裕而要贫穷，不希望自由而要专制。要富裕就要取消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想自由就要从集权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不要看现在海外民运组织、领袖有多少个犯错误了，不争气了，但是民运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谁都否认不了。中国祇要一天老百姓希望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人人自由，没有阶级歧视，地域歧视，各种各样的歧视，改变专制，那么中国就会走向民主。在海外我们要独善其身，不能在高潮中唱高调，低潮中打退堂鼓。要反省自己，否则不起对我们寄托希望的香港朋友和国内的朋友。

    陪同陈达钲先生来访的姚先生在发言中介绍了与陈达钲先生结交的过程，他指出，做生意也好，赚大钱也好，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就是做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他尊重作为黄雀行动指挥者的六哥。

    姚先生回忆了当年从大陆逃往香港的经历，解释了对于一个人来说，理想和面包的重要性。在年轻的时候，是理想重要，有了小孩家庭，面包重要，这道理很简单。对于六哥，1989年前拥有很多生意，有自己的酒店和娱乐公司，事业蒸蒸日上。18年后的今天，六哥的生意却差得一塌糊涂。他认为陈达钲是一个有古代大侠高风亮节的现代侠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生意人，却在64爱国的精英学生、学者受到追捕时候，以为国救才的精神去保护，以中国的良心尽了国民的本分。不顾身家性命做出了历史奇迹。

    《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在发言中指出，陈达钲先生他们作出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很高兴有机会向陈先生当面表示敬意。刚才看到的一份材料上说，中共现在正在做89年学生和民众要求的事。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讲过了头，但这些年来中共确实在压力之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和改进。而中共所感受到的压力，是与陈先生以及整个“黄雀行动”分不开的。这么多89民运骨干能逃出来，鼓舞了民主力量，也让中共感到控制不住局势，不得已作出了让步。大海表示相信陈先生这次来美国会看到，逃出来的民运人士不但对当年得到的帮助铭记不忘，而且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仍在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而努力。

    座谈会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与会者纷纷与陈达钲和姚先生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