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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桥的真假故事.......(成都)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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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桥的真假故事

(成都)东夫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经多年宣传早已为人熟知,一般人心目中留下的无非是影视镜头场面,而在对历史持认真态度的人心目中却有种种疑点。如川军为什么不炸桥?红军夺桥为何没有大的牺牲?等等。近年来又有报道和文章披露,红军断后的部队曾对泸定桥有过“局部破坏” 如《兰州日报》长征采访组写的《听专家现场讲述勇士“飞夺”》一文称,1935年6月2日红军大部队全部过完,留下9军团的何长工率领一个营守桥,何长工获悉川军已向泸定桥追来,便派人“将泸定桥面的9根铁链隔一根锯一道深深的口子”,然后紧急撤离,还将这一情况上报周恩来,“后已无退路,前方应有所准备。”为此,何长工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到天全县时,“专门请他吃了一碗鸡丝面”。又有成都电视台记者周军在《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文中称,最后离开泸定的红7团奉命对泸定桥进行了部分破坏——锯断了几根铁索,“既留下了修复余地以保证两岸百姓的生计和交往贸易,又能迟滞尾追之敌的进展速度”,后来赶来的中央军李韫珩部,就是将就这残留的铁索,扎了个“篾”索桥,勉强沟通两岸交通。云云。笔者对长征史有所研究,为此提供一些资料和见解。


红军夺桥时守桥川军祇有一个班


    到过泸定桥的人都会对其险要惊叹,有点军事常识的难免生出疑问:祇要有一挺机枪在响,多少人都休想从光溜溜的铁索上爬过去的。于是就有说法认为红军过桥时并未发生战斗,例如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有此说。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答案,并且见诸于中国大陆的正式出版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里,载有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4人合写《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阻击红军过大渡河的是刘文辉的24军师的4、5两个旅,其时张伯言是刘文辉24军参谋长,朱戒吾是5师参谋处长,杨学端是第5旅旅长,张怀猷是5旅的参谋长,这4人均为当时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对当时情况的发言权不言而喻。他们4人后来都和24军一起向共产党投诚起义,被安排了一碗饭吃,撰写史料的谨慎也自不待言。关于泸定桥一战的经过,他们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根据他们的叙述,防守泸定桥的是5师4旅,旅长为袁国瑞。4旅由雅安出发时,军部的指示是:“固守泸定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红军在安顺场渡河时,4旅部队还未到达泸定桥,当其得知红军已经突破安顺场、正沿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的消息后,遂决定以一个团火速抢占泸定桥,阻止红军主力过河;一个团(该留旅祇有两团)阻击从安顺场渡河而上的红军。

    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受命后,于5月28日下午出发,向泸定疾进。关于这一个雨夜川军红军打着火把隔河并进,红军谎称自己是川军麻痹敌人的故事,被广为传播,但事实是川军跑在了前面,其先遣队当日傍晚就达到泸定,全团人马次日凌晨到齐,而红军的先头部队直到天明才在桥对岸出现。川军的先遣队傍晚到达后即开始桥板,但并未将桥斑拆完。对此他们的解释是“因天黑下雨,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又发”,所以“拆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天亮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到,“因之拆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

    他们讲,5月29日,两军隔河打了一天,傍晚红军的大部队到达,开始向桥头猛烈射击。李全山“惊惶失措”,未经旅长袁国瑞同意,自行决定向天全后撤,祇留下一个营“断后”。李团长一跑,“断后”的营长周贵三又“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作为最后的守桥部队”。红军开始夺桥时,“周贵三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

    按照这4位的说法,在红军发起夺桥战斗之前,守军其实已经撤退,祇有留下一个班在桥头防守。据红军将领的回忆,战斗开始时,红军一个团的轻重火器齐射。这一个班的川军是否在全团人马都跑光了的情况下还有勇气坚守,本身就值得怀疑,即使他们视死如归,也祇有送命的份。因此可以认为,红军夺桥时祇是遭到了象征性的抵抗。

    笔者认为张伯言等所讲是可信的。刘文辉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实力,既不想和红军硬拼,又要对蒋委员长有个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虚以应对,这种象征性的抵抗是合乎逻辑的,完全不打也是不可能的。


红军过河炸桥


    近年来关于红军撤退时对泸定桥进行了“局部破坏”的说法,来自所谓“泸定桥史专家”的口述。如原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定模讲,1975年何长工同志亲自对甘孜州红军资料调查小组讲,红军撤退时对泸定桥进行了破坏,他当时在场,亲耳所闻。是“在铁链上锯口子”,还是“锯断了几根铁索”,作者无从考证。但确有历史材料称,红军是“炸毁”了铁索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4日成都《新新新闻》上有一篇《关系川康交通之泸定桥即恢复》的报道,全文如下。

    “泸定铁索桥,自去岁六月经朱毛炸毁后,川康交通几至断绝,嗣由县长张纯嘏架设篾档一座,交通始稍恢复,至恢复铁桥计划,二十四军川康当局均极注意,而行营方面,因其关系剿匪军事至为急切,眷顾尤深,曾派汪振洋来泸观察,拟具修复计划,并由行营核拨款项,令川康总指挥部,转饬限期修复,惟是时山洪暴涨,河流喘急,所有炸断铁链,悉数绞沉河底,殚精竭力,无法起捞,泸定境内又不产铁,遂至无法改造。多方考虑,始决定派员赴荥经赶制铁环运泸连接架设,殊赴荥造炼甫将材料集中,约制千环之谱,而徐匪回窜之警又见告矣,荥经即陷于匪,泸定亦感紧张,复桥工作,又行停顿,不过篾桥扎脱,时感倾斜曾由张氏构致电线百斤,添架牢固,以利过行,其后荥经恢复,二十四军部即数饬原来负责人员赶制铁环,现已运到少数,春日融合,转瞬河水涨泛,难施工,业于旬日之前集铁木土石工人开工,拟将残余之环及宰下近岸之铁链,分别清钮连接,先行架设,一面将铁不适相者加以翻制,庶免误时耗材之敷设,至桥面及修复桥亭,应需板料,闻张氏已经预备齐全,大致国历三月底间即可完成云。”

    《新新新闻》为成都当时第一大报,影响很大,所持基本立场,当然在政府一方,但也不乏客观报道,如关于南下红军庐山战役的《芦山十日血战记》的连续报道,就有许多据实的描写,以至被地方史研究者视为重要资料来源。作者以为,本则报道线索清晰,叙事详实,史实无明显错误,可资左证。

    “炸毁”一说,还有来自红军将领的文字回忆。红军最后渡过泸定桥的是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9军团。9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到贵州以后便一直担任断后和佯动任务,这次也不例外。罗炳辉在1944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九四四年,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吁昭县属,党中央华中局负责同志饶漱石召开整风会议,辉为主席团之一。四月九日这天休息我到军卫生部去检查血压病,得遇张云逸、黄岩、戴济民三位内战时红军中的同志。云逸同志提到川军中郭勋祺已去军职。我中央红军到贵州向云南前时靠川边之土城时,被郭军三个师阻截一战,没有解决郭军,我军受到点损失。又提到中央红军纵队和一、三、五军团渡过大渡河,转入荥经、天全两河水突涨。向东、川军十余个团防守雅安、荥经沿河,南是富林镇之大渡河,西是大渡河之泸定桥,因阻追敌,已被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炸毁了,祇有向北经川康边,向陕北进展才行……”

    罗炳辉的这段日记,刊于《天全文史资料第一期》,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日记中还讲到红军士气低落的情况,有兴趣者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这篇日记写于抗战时期,那时还没有“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上演,他据实而言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其可信度当无疑问。何长工后来承认对泸定桥进行了“破坏”,也可资左证。所以“炸毁”的事实应当成立。所谓“锯断”似无可能,根据笔者常识,锯铁索须用钢锯,长征中的红军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工具。“炸”是最方便的,不清楚的是,是否所有铁索皆被炸断。以笔者判断是未全部炸断,否则架设“篾挡”相当困难。

    川军要有效阻击红军,炸掉铁索桥是最有效的办法。刘文辉不炸桥,是为了自家地盘的长远打算,因为如果红军过不了桥,就会留在他的地盘上,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用张伯言等人的话说,他们当时是“祇想红军快点离开”。而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当时刘伯承给刘文辉有一封信,申明红军祇是借道,保证不会在他的地盘久留。这样的信,他在红军经过德昌时,就曾经给守德昌的川军旅长许剑霜写过,许因此没有阻击红军。炸桥容易修桥难,对自家地盘经济民生影响不是一般,后来修桥的艰难,在《新新新闻》的这篇报道中可见一斑。许多人不理解川军为何不炸桥,道理就在这里。

    泸定桥于当时川康交通贸易,以及两岸民生之重要,世人皆知。大陆官方史料回避红军炸桥的事实,也许是出于维护红军的形象。其实换位思考,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红军炸桥以阻挡追兵,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处于那样的境地恐怕都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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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东夫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7年7月25日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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