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七千人大会

（澳洲）张鹤慈


    在机场买到一本书：“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书很好，史料丰富，没有发现什么伪造的史料，是否有故意隐瞒不得而知。作者的观点也算公正，但作者的有些结论我不赞同，如对毛泽东的评价。


一、为什么会开七千人大会？


    这本书没有触及一个基本点：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开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中央会议？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起因是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面临粮荒。城市的粮食危机会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定。而这个时候，大量饿死人的地方不肯再上调粮食给中央。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就是压地方服从中央。

    但这个会开始并没有想开成七千人的规模。开始祇是陶铸提出让省，地的领导来北京开会，中央需要给压力的也就是省市的领导。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球到了毛泽东的手里。老奸巨猾的毛泽东，这个运动群众的行家里手，马上改成了让县一级的负责人都来的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为什么不批准开省，地领导人的会议，而一定要开县委等基层领导的七千人大会。这需要从62年的形势谈起：62年在共产党内的共识是，三面红旗应该否定，总路线错误，大跃进失败，人民公社搞槽了。这是几千万被饿死的冤魂做出来的结论，这是几亿人缺衣少食，商场除了橱窗内，没有任何商品做出来的结论。62年的人祸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天怒人怨。这场空前绝后灾难的始作俑者当然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的底线就是不能否定三面红旗，因为这不祇是这位皇帝个人尊严的问题，而是当年把提意见的彭德怀打入地狱是否正确的问题，也就成为他的皇冠是否还应该戴在头上的问题。

    下面的各部委，省市领导不得不出面替毛泽东代领罪责。他们肯代领罪责，是在中央承认他们是替罪羊的前提下的。如四川的李井泉，饿死上百万的人，把农民嘴里的粮食抢了过来，支援了中央，换来的是基层的谩骂和自己的官运亨通。但是，如果让这些人来北京开会，想用批判分散主义来打压地方大员，就会让这些地方大员在中央和基层两面不讨好。中央没有和这些替罪羊争辩的本钱。明明是中央应该负的责任，地方已经替中央背黑锅了，下面的基层，叫苦连天，是地方大员和中央对侍的资本，再增加粮食的收购，中央将和整个的地方处于对立的地位。

    在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关门会议上，地方大员祇针对心里一清二楚的中央，不需要再假惺惺的装成替罪羊，而会直接挑战中央；62年的形势到底如何？这些灾难是怎么产生的？谁应该负责任？

    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势力的支持，三面红旗的地位岌岌可危。如果有人直接发难，彭德怀的问题就会成为毛泽东的烫手山芋。

    而县一级的基层干部参加会议，地方大员就必须继续装孙子，继续当替罪羊。共产党的帮规党纪使地方大员不能在群众面前有话直说。在毛泽东的导演下，替罪羊成为念歪了经的坏和尚；本来作为地方大员后盾的基层干部，变成了声讨这些地方大员的生力军。而善于运动群众的毛泽东，狠狠的利用了这些替罪羊，七千人大会，最后是以出气会闭幕，省领导，部领导成为被出气的对象，毛泽东在当时已经做了一次文革的预演。痞子王的流氓性发挥的是得心应手。各地方的一把手在会上被迫一次又一次的做检讨，毛泽东还不依不饶，鼓励下面的干部声讨这些替罪羊，还说什么要摸老虎屁股。而真正摸了老虎屁股的彭德怀，早已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真正制造这场人间惨剧的毛泽东，却在指挥，声讨，批判那些为他代过的替罪羊。

    周恩来在会上带头装孙子，把一切屎盆子都望自己头上扣。千方百计为毛泽东开脱；本来在几千万的冤魂的压力下，应该收敛的毛泽东，反而利用他的罪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刘少奇等想制约毛泽东的努力，不但成为了泡影，而且埋下了文革中整肃刘少奇，邓小平的伏笔。


二、七千人大会有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没有迹象表示，刘少奇当年有过取代毛泽东的任何想法和尝试。虽然62年是一个可能的时机，如果为刘少奇缺少魄力而遗憾，更应该为周恩来的助纣为虐而愤慨。林彪当年出卖灵魂的政治投机不能起关键作用，而周恩来的为虎作伥就绝对不能原谅。周恩来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实力和影响，如果周恩来能够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云等人配合，毛泽东可能就不会那么嚣张。

    在刘少奇等总结三面红旗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周恩来和林彪的提法：一切错误都是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言论，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避免滑向灾难的机会，如果周恩来能有一点为人民，国家着想，在七千人大会上稍微主持一点正义，哪怕是少说一点混帐话，甚至是和陈云一样的一言不发，也会使毛泽东的气焰能够有所收敛，文革也许也不是不可避免。而没有周恩来配合的刘少奇，最后也祇能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俯首称臣。

    62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肯定存在的；毛泽东当时受到极大的压力。刘少奇是否利用了当年的这股压力，是否向毛泽东的权威挑战？从刘少奇对天灾人祸比例来看，应该是有意或无意的挑战了毛泽东。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应该说是接近事实，更不能让毛泽东容忍。刘少奇看来并没有想取代毛泽东，但肯定对想制止毛泽东再一次胡折腾。

    当刘少奇对彭德怀的定性为：彭德怀的错误祇是有个人野心，而不是彭德怀否定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这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毛泽东的底线，因为毛泽东和其他所有整彭德怀的人都知道，彭德怀的里通外国，反党集团等罪名，是在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后的附加物，是莫须有。

    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文件起草负责人是刘少奇。过去历来的运动，会议，毛泽东都绝对控制，甚至像武训传这样的事，毛泽东也不放手于他人。在胡风事件，合作化问题上等，毛泽东批示连篇累牍。而这次毛泽东是相当的超脱（书中作者的用词）。毛泽东这时候的超脱，和文革中故意让刘少奇，邓小平在第一线，自己在幕后等他们入圈套一样；可能文革中的后发制人还是受了62年这次超脱的启发。

    当时的毛泽东面对压力，不好说话；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很难回答，让别人出来回答这些棘手的问题，这些人必须心甘情愿的替他承担责任，反而不会直接威胁到他本人。但是放手让刘少奇搞，当然有可能失控，刘少奇没有直接挑战毛泽东，但他对当时的形势，过去的问题，问题的责任等的总结，都可能，而且的确已经挑战了毛泽东的权威。

    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由刘少奇负责起草，也由刘少奇做报告，从书中看，报告的起草最晚也在61年12月21日。报告应该在62年的1月11日。而给毛泽东所谓的审阅的时间是1962年1月8日。而且还祇是报告的前两个部分。给齐了毛泽东报告的时间是1962年1月9日晚上11点，离刘少奇正式做报告祇有一天。而且，在给毛泽东报告的同时，也已经分发给了小型中央会议的人员（100多人）在毛泽东所谓的审阅前，报告稿已经公布。


三、关于大会文件的起草与报告


    56年毛泽东也让刘少奇起草过文件。“八大”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组织了3个文件起草班子。由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组成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进行了逐章逐字的修改，仅从1956年 8月31日至9月14日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亲笔修改达14次。当年的刘少奇祇是给毛泽东做秘书的工作，一切调子都必须是毛泽东说了算。而这次报告的出笼，祇给毛泽东一天多的时间，而且是先斩后奏，已经同时下发给了下面的一百多人。毛泽东对此怎么想，都不会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怪事了。

    刘少奇是疏忽还是故意？两个都可能存在，能够和胆敢疏忽毛泽东，本身也说明了毛泽东的权威在刘少奇的眼中的衰落。62年的形势使毛泽东硬不起来，至少在周恩来，林彪等人明确表态前硬不起来。

    看看当年卧薪尝胆的毛泽东的反应：下面是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一夜未眠，在1月10日上午10时的批示。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的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

    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一点责怪为什么报告送来的这么晚，使他都没有可能看第二遍，没有可能想一下，没有可能提出不同意见。还说了一声觉得好。如果是觉得好，为什么还要推迟？报告不是非要有不同意见的，提不出就不能开会？明明是有一肚子的意见，偏偏说提不出。批示的主旋律就是报告稿送来的太晚了。“没有细想，”——因为报告送的太晚了：“提不出不同的意见”，——─因为报告送来太晚了，没有时间细想：“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需要时间，报告稿给的晚，没有时间；。“第三部分还没有看”，——没有时间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用群众说话，仍然是强调报告稿送来的太晚了。

    本来是刘少奇应该早一些时候给毛泽东报告稿；本来是毛泽东可以理直气壮的发威风；本来应该是龙颜大怒的毛泽东，在这个所谓的批示是何等的客气，“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的可能两个字，是何等的小心翼翼。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找到毛泽东历次的批示，看看这个痞子王的语气是多么的嚣张，跋扈，刻薄，刁钻，什么时候毛泽东这么低声下气的下过批示？

    当图书馆的管理员的毛泽东，忍下了心中的怒火，等到进了中南海才出了这口恶气；62年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忍下心中的怒火，一直等到文革，才出了这口心中的恶气。

    毛泽东建议推迟三天，这三天做什么？毛泽东的批示中说是讨论农业基本核算单位和苏共二十二大。但实际上，毛泽东甩掉了刘少奇，找了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决定把报告直接分发大会，请大家评论。

    11日大家阅读文件，12日开始讨论，代表可以祇用一天时间阅读文件，毛泽东不可以。过去中央的大会，一直是中央定调子，下面说万岁。62年的大会报告，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想搞民主了？

    答案很清楚。报告稿不是毛泽东搞的，所以可以提不同意见；报告稿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必须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又开始运动群众了。如果不是62年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文革在当时就开始了。毛泽东用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再一次夺回了中共的领导权，刘少奇等人后来的表现，也是争着当毛泽东的驯服工具。文革的到来，自然是不可避免了。

    （24、06、2007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