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五到六四：为宪政民主而奋斗的知识群体
——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复所和“改造与建设”网站开通

（北京）高瑜


    从57年反右到89年民主运动，中国一代接一代的知识份子走上政治舞台，虽然有主动和被动之分，结果都被中共一党专制政权残酷镇压，但其作用都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和宪政。2004年1月，在“六四”之后被当局打散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复所。当时鉴于该所创始人原所长陈子明还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恢复后的“社经所”实行学术委员领导制，主任是81岁的何家栋，陈子明担任秘书。2月1日，“社经所”信息中心网站“改造与建设”（经济学周报电子版）开通，网址WWW.BJSJS.NET.该网站很快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表达的主要平台，主办者理性、宽容的思想凝聚力产生了相当影响，因此被中共查封。2006年10月何家栋先生病逝，陈子明完全恢复公民权，今年4月，陈子明担任主任，借国外服务器恢复了“改造与建设”网站。今年是反右50周年和六四18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激起我们对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思考，“社经所”代表的团队，正好是57和89两代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中国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反右”与“四五”


    为纪念六四18周年，我今年写了《从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儿子》的纪念文字，四五一代与这两代人同样有说不尽的话题。

    何家栋先生为陈子明（喻希来）2001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专着《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所作的序文中把1919－1989年间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的佼佼者分为四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一代（也可以称“八九”一代）。十分凑巧，这四代人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自己登台亮相的地点。（陈子明语）本来在“一二九”和“四五”一代之间，应该再插入一代人，也就是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但是他们在50年代没有获得过天安门广场独立表达政治见解的机会，更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摧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其中有独立思想的寥寥者，何家栋把他们或者上并到“一二九”一代，或下并到“四五”一代何家栋提出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有思想家所构成的“道统”。何家栋确认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他们共同的理论框架是自由主义，他们的现代化目标是宪政民主。因此，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

    孙中山之后，中国的新道统一直遭遇政统残酷无情地打击。57年被确立的“章罗联盟”所代表的中国大知识份子群体，是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经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属于“五四”一代的自由民主主义硕果群。这批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有着完整的现代化建国理念的大知识份子们，解放后虽然被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作为贵宾封官加爵，纳入中共专制体制内，但是他们把毛泽东全盘苏化的共产体制与当年蒋介石的“法东斯主义”作比较，更多抛弃了他们思想理论框架中的“社会”成份，更多增加了“自由”成份。他们中了毛泽东的“阳谋”，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参加大鸣大放，事实上掀起了中共建国后，知识份子第一次要求宪政民主的高潮。目前对“反右”的历史研究，对右派言论的思想价值肯定不够。

    “反右”结果，使中国一党专制政体更加巩固，中国政坛从此再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党派。第二年毛泽东便宣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

    “反右”之后的十年直到“文革”初期，又从肉体上结束了章罗等一代大知识份子的生命，使他们像秋后的枯叶一样飘零。中国一时失去了一批大思想家兼为政治家、学问家（何家栋认为思想家能一身三任，政治家则不能。）中共政权下的新道统，从西方引入民主传统表现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面临断链。

    正应了白居易《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毛泽东在政治上打倒章罗这一批民主党派的大知识份子的同时，“反右”还重创了中共党内一批最优秀的知识份子，随之毛又搞大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倒行逆施，使得“一二九”一代发生分裂，一批最优秀的人物如顾准、田家英、李锐、李慎之陆续离毛而去。这批人“文革”中均经历了残酷的磨难，有的死于非命。但劫后余生的“一二九知识份子群”一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便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已经官化的“延安知识份子群”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有了更深刻的发展，几乎在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目标上都分道扬镳。特别是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是和自由主义结盟，还是当做主要敌人，构成了20世纪最后20年思想政治斗争的丰富内容。斗争结果是“延安知识份子群”理论枯竭，影响消失：“一二九知识份子群理论思维不断更新，充满活力”（何家栋语），“文化大革命”还成长起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四五”一代，他们自发领导了“四五”这场社会基础特别广阔和深厚的国民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四五”运动这场被中共政权镇压两年后又获得平反的国民运动，是中共主政后，中国人的宪政民主运动第二波。


“四五”一代


    “四五”运动发生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对这场运动，对这代人的研究方兴未艾。“四五”一代的中间份子一般都具有三段经历：1，“老三届”——1966至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或者再延伸1969－1970两届初中毕业生（实际是小学毕业）。“文革”中断学业，当了红卫兵。2，“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兵团战士、农村教师、赤脚医生，以及做工、当兵。3，“新六级”——“文革”结束后1977至1982级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有些人直接读研，有些人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读研。）他们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转折，发生在无所依傍，祇能偷学自学的上山下乡阶段。极个别人是在上山下乡之前，也有一些人是在上山下乡之后。

    “四五”一代被称为“怀疑”的一代和“独立思考的一代”。陈子明和胡平两人撰写的回忆文章里，不约而同认为一个是“文革”中惨无人道的现象引起他们内心深处极度厌恶和强烈怀疑；一个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引起他们对当时强迫全中国人唯一接受的理性知识——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在“破四旧”中，陈子明亲眼目睹北京八中“老红卫兵”用木枪捅死“地主婆”，已使他怀疑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这些文革最高指示。下乡插队之后，农村贫困的现实，使他感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当陈子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读“六本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说他已是带着批判毛泽东思想的明确目的从中寻找理论武器的。他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折戟沉沙”和据说是毛泽东致江青一封信的发表，使陈子明和一大批青年人彻底丧失了对毛的信仰。陈子明很快发现了新的思想资源，在远离其他人家的蒙古包里，两三个知青可以不受妨碍地收听“敌台”广播。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使他读到了《选择的必要》与《六次危机》，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各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从当代政治家的著作引致现代理论家的著作，又从后者引至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源头，一直从当代、现代回溯到近代、古代，逐步确立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陈子明说：“1970年代末，我开始从期刊文章接触到波普思想，波普的《试错论》让我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寻觅，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拥抱各种各样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和学说。”

    胡适和毛泽东都承认，他们的思想曾深受梁启超等上一代的影响。“一二九”一代思想更是长期被“五四”一代思想笼罩，胡乔木、艾思奇、胡绳等人的创造力祇是用来诠释毛泽东思想，而“四五”一代却是没有直接师承的一代。“陈子明、胡平、杨小凯、秦辉的思想探索与顾准、李慎之的思想探索是同步和并行的。”何家栋有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

    “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他们的觉醒意味着历史的转折。扭转了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越来越左倾化的历史。中国20世纪前75年基本是一个日益激进化、左倾化的历史，先是“以日为师”，然后是“以俄为师”，最后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罗斯福“四大自由”所代表的20世纪世界文明主流愈行愈远。“四五”运动是中国体制内外两股力量自觉配合，共同推动的。一支是体制内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主张“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力量，一支是体制外主张“五个现代化”（增加政治民主化）的力量。而且自由民主主义者是“四五”运动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先锋力量，他们代表性口号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当四月五日这天陈子明、刘迪、孙庆祝几个“小平头”领导群众冲破军队封锁线，向纪念碑献上新的花圈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在母腹中躁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毛泽东离开政治舞台，是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中共此后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向主流文明的回归。


民主墻、民刊和高校竞选运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年恢复高考，使得“文革”成长中的一大批人，通过平等竞争升入高等院校。另外胡耀邦力主平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冤假错案，使得被毛专制主义冰冻多年的中国社会进入了解冻时期，像春风吹皱一池春水，中国社会开始泛起活力，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还自发的出现了两个来自民间的试验：一个是在穷困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字画押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的民主墻，民刊和高校竞选运动。前者被胡赵体制肯定和支持，通过1981年第一个“一号文件”推广到全国，掀起了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者先有邓小平支持、利用，后又镇压中止，至今不得平反。后者是“四五一代”进行的公民政治试验，也是中共建国后民主运动的第三波。

    早在1977年1月初，李盛平、严江征、郑晓龙、李冬民等人就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中旬，陈子明在天安门广场的木板墻上贴出《四五运动亲历记》长篇小字报。后来他们把大字报的揭露批判矛头直指仍在台上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局长刘传新。1978年11月16日吕林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使得民主墻运动进入高潮。深夜匿名贴大字报的作者们得以取得联系，开始结社。就在11月，中共政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早期的支持者，使得这场公民政治试验推向广度和深度。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上又说：“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邓小平接见一个外国记者团时，还公开点到“西单民主墻”，他说：“你们要了解中国的民主吗？你们到西单去，那里有一个民主墻。”邓小平的这些肯定，掀起更高的政治参与热潮，北京发生了两万人的政治集会，上海政治集会规模最多时达到15万。笔者曾亲耳听王军涛讲述那晚在西单民主墻的经历。被邓小平接见的外国记者结束了和邓的访谈，随即来到西单民主墻，他们是把邓小平上述话讲给人群最外一层，站在自行车上的人听的，就由这层人墻一层一层向里传递，一直传到最里层，顿时一片欢呼，随后自发组织起游行，外国记者也参加了，经过天安门广场，到达正义路。当时集会群众强烈要求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大力推进民主改革，随后自发结社和民办刊物大量涌现，最多时全国有60多份。影响最大的有任畹町最早建立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办的《中国人权》；魏京生主办的提出中国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和反对“邓小平独裁”而闻名的《探索》；还有第一个张贴到西单民主墻上的民刊徐文立、刘青、吕朴的《四五论坛》；还有善洪、胡平的《沃土》；周眉英的《今天》和四五英雄为主体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选择地支持改革派发表《破除“现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揭批凡是派，与中共理论务虚会议上的党内民主派内呼外应。陈子明、王军涛后期起了主要作用。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要求司法部门从重处理。魏京生、刘青、任畹町、徐文立、王希哲被判刑，成为民主墻和大部分民刊终结的标志。宪法取消“四大权利”。

    邓小平1980年“818讲话”仍然表达了政治改革的意向，80年是县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鼓舞高校竞选运动接踵而起。绝大部分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的《北京之春》、《沃土》等民刊编辑部成员立即投入这一运动。胡平、王军涛两位北京大学的竞选人是北京高校竞选活动最耀眼的两颗明星，而陈子明则是这次民主演练的主要倡议人和策划者。高校竞选成为建国后第一个以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为目标的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一部分参与者以胡平为代表，始终将目标直指政治民主化，尤其时民主化的首要环节——言论自由。一部分运动参加者以王军涛为代表提出了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内的全面改革纲领。20多年后再回顾，王军涛当年提出的与企业法人相伴随的市场经济、股份制等经济改革纲领已经基本完成，某些方面甚至超额完成，但是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甚至还没有离开起跑线。

    早在1978年为“四五”运动平反后，团中央从被捕者中挑选了四名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周为民、韩志雄、贺延光、王军涛。还选择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群英会师大会，想把这些人组织成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演讲。会师大会自发地演变成要求公审“四人帮”的动员大会，议决下个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集体游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请愿书。当局立即取消了拟议的宣讲活动，并中止对“四五英雄”的宣传。“四五”一代不再是中共能按照既定的模子可塑造的一代人，这就是邓小平利用之后终要抛弃他们的原因。

    高校竞选的结局与“民主墻”一样，官方刻意阻挠陈子明当选为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平一批当选的学生代表反而成为专政机关监控的对象，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新三种人”，毕业后长期不分配工作，有的还被开除学籍。

    民主墻、民刊、高校竞选被统称为“北京之春”运动，它积极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人大制度建设，从思想和经验上再一次锻炼了“四五”一代，使他们的中坚份子成长为中国的一批民主政治新秀，它的意义超过“四五”运动，它是以“四五”一代与中共分手为结局的。这使得“北京之春”运动成为另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五”英雄没有一人被中共政权吸纳。“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的注入，无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从兴盛走向衰败，从一个革新的政党转变成一个保守政党。”（陈子明语）。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文件下发，该文件称：“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这意味中共体制外的民运团体无法继续生存。新的民主运动祇能在体制边缘地带孕育和产生。

    1983年以前有3个挂靠国家机构，由“四五”一代（成员当时都是国家干部编制）发起成立的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相当出。，这就是陈一谘、何维凌领导的“农村组”，包遵信、金观涛任主编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和善洪、陈子明发起的“就业组”（后改称“国情组”）。1984年之后，这三个团体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村组”演变为中共决策层的“智囊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正式成为党政编制内的机构，它对现行体制起着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作用，对经济改革的决策和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发挥了重要影响。另一个是《走向未来》编委会和甘阳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走了一条改造文化之路，他们从国家出版社获得经费，编好的图书再到到出版社印刷发行。他们编辑的多种丛书、丛刊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起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和公共舆论的领袖。第三个是陈子明领导的“就业组”，后扩大为“国情组”，所选择的是区别于前两者的第三条路，用陈子明的话概括：“在民间社会扎根，促进某些社会阶层成长。”某些社会阶层，主要指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间企业家阶层。带有公民社会成长点的性质，向着民间思想库的目标发展。“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上级挂靠单位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在强大压力下，解除了”国情组“的挂靠，发展势头正旺的”国情组“祇得结束。

    1984年城市改革兴起，陈子明与朋友多方努力无果，最后祇能动员妻子王之虹放弃仕途下海办公司。王之虹当时是北京市钟表公司的团委书记，已接到北京市市团市委的任命通知，上调担任团市委的政策研究室主任。经当时的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批准王之虹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团办企业——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后又成立北方书刊发行公司，该公司与官方学会，研究机构合办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和中国行政函授大学，聘请何家栋担任校长，陈子明担任常务副校长，在全国各省市设立30余所分校，第一届招生23万。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民办函授学院，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可惜祇办一年，就被勒令停办。

    1986年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年。早在邓小平6月10日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之前，年初陈子明挂靠在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下面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中心》，随后挂靠国家科委人才开发中心，又成立《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鉴于以往的教训，陈子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调动到国家科委下面的人才交流中心担任副主任，以巩固挂靠关系。研究所在陈子明妻子王之虹和妹妹陈子华之后，闵琦又为团体的发展牺牲“铁饭碗”，成为专职人员。中心和研究所为政治体制改革造势，于年初策划了《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5月10日举行。成为80年代以来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成为该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点的起点。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将与会者严家祺、郭道辉，苏绍智、龚瑞祥、梁治平请去座谈，征询意见：今年改革从何入手。5月16日—17日，陈子明、闵琦、王志刚运作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第二次座谈会。5月28日中办秘书局派人取走了会议综述，中宣部理论局据此发出第18期《理论工作动态》，题目是《北京青年理论工作者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6月10日发表讲话之后，研究所不到半年时间里又举行了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外交、军事、政党十多个学术讨论会，出席者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经传媒报道，影响颇大。政改宣传高潮时，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团委联合发起成立《青年政治研究会》。由知名青年政治学者组成的筹备会，推举陈子明、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

    1986年底学潮发生，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7年2月27日国家科委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发文，决定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脱钩”。该所被迫摘牌。

    1987年挂靠国家科委人才中心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经所）和李盛平主持的《北京社会科学技术研究所》（社科所）开始运作。行政所全班人马分流下来。陈子明也辞去公职担任社经所所长。他与王军涛成为该所的灵魂，祇发展了一年多，社经所就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说它是民办社会科学院的雏形也不为过。它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49人，兼职研究人员一百多人，它的宗旨是提倡知识份子的良知，客观性、公正性和历史感，维护学术的尊严和信誉，它的目标是通过具有独创性、超前性、批判性和实证性的科研活动，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该所共展开包括“人民代表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中国公民政治心理”、“政党体制比较”在内的219项学术课题研究，举办了包括具有全国影响的《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等9个大中型学术讨论会。社经所编辑出版了社科著作和译作一百余种。在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赢得一定的好评。“社经所”下设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北京市人才评定考试中心”，前者经过严格抽样和培训调查员，拥有可用十年的全国性调查网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后者从事国内唯一从政策层而推进到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研究，为国家劳动部、人事部和中国农村信托公司等多家企业承担了人才评定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社经所”80年代出现其意义还不完全在该所本身，围绕“社经所”形成了的范围广泛的思想——文化——政治团体，其中《经济学周报》是这个团体精彩的华章。1988年3月，“社经所”接手社科院主管，于光远、冯兰瑞领导的《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成立了由何家栋、陈子明、王军涛组成的领导班子。这也是“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合作的典范。不过几个月，《经济学周报》就变成舆论重镇，与《世界经济导报》一南一北，成为自由派知识份子和改革派经济学的两面旗帜。

    从“就业组”（国情组）到“社经所”团体经过了20年的艰难发展，其主要领导人陈子明、王军涛一直处于警察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团体的演变，主要是因为官方的围堵和封杀。如果没有陈子明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杰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这样一个团体在中共极权体制下是无论如何也发展不起来的。陈子明20年里扎根民间社会，致力于独立知识份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其中他最心仪、认为最关键的是独立知识份子阶层的形成。1987年3月，在社经所成立的会议上，陈子明将团体的性质概括为“我们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团体”。“政治为灵魂”就是以在中国实现党政民主为目标，以民间立场独立的社会团体定位。陈子明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最广泛社会基础，需要有80年代后期那种从鲍彤、李锐到任畹町连绵的阵线，形成一种改革社会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最需要彻底抛弃“唯我独左”，“以我划线”的共产文化。


“六四”伟大精神的代表


    1989年“六四”是中共政权下爆发的一场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第四波。“这场伟大的运动不是争取个别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公共物品，即使由于农民的缺席而不能成为全民参加的运动，至少也是全民利益为诉求的运动。”（陈子明语）。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提出争取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政治要求后，立刻获得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因为自由民主不是知识阶层的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同样是它们的消费者和追求者，他们同样期盼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新闻自由，以便充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知识份子以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直接介入，与学生站在一起，是因为知识份子将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作为主要关注点，不是因为自身特殊利益的驱使，而是因为认识到它是争取其他自由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反腐败，反特权，维护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争取社会公正的基础手段。

    中共政府屠城之后，对陈子明，王军涛通缉逮捕，最后判以13年重刑，正是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的一部分。要说运动的“黑手”，确实有，但绝不是陈子明和王军涛，而正是邓小平，李鹏代表的中共政权中的强硬派。87年对胡耀邦不公正的处理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是把学生引到天安门广场的直接原因。邓小平为运动定性的“四二六社论”，一夜间就将几百万人驱向街头。而李鹏一而再，再而三的丑恶表演终将学生逼到绝食的境地。

    邓、李六四镇压，使中国再次发生大的转折，改革派下台，“六四”中被学生反对的腐败的代表人物上台。祇不过10年，“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三个代表”应运出笼。其恶果是贪污腐败成风，社会断裂、贫富悬殊，工农阶层失去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走向贫困化。而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也发生向左，向右的大分化，自由民主派始终在进行自身艰苦卓绝的思想和队伍整合。其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李慎之于90年代破门而出，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为知识份子重新找回20世纪之初宪政民主的平台。

    “社经所”六四之后人员被扫地出门，财产全部没收。但团队的精神依然，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带领下发扬光大。自90年开始，该所的理论课题成果相继面世。王军涛被迫流放之后，陈子明“划地自狱”，在与社会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学术思想的建树，他以喻希来，王思睿为笔名，以变通方式，相继有《今日中国思潮评析》《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世纪之交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历史、现状与改革模式》等重要著述问世。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颇大反响。

    “社经所”团体从来是中国知识阶层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的一个团体。早在1989年3月，当连续几波知识份子“签名运动”成为体制外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标志时，我对陈子明、王军涛等5位核心人物进行访谈，以《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为题目，表达了他们“圆桌会议”的宪政理想。当时陈子明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权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可靠性。”宪政民主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邓小平作为独裁者从专制的心理出发将推进宪政民主的知识份子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之敌进行镇压，相继给国家发展进程带来几次大的逆转，这个教训是必须接受的。

    陈子明近年著作《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兼评洗岩的“左中右”划分》中，批判了将中国言论界划为“左”——“新左派”，“中”——权威主义，“右”——自由主义，三个阵营的三分法。陈子明以五分法取代三分法，除去极左派和极右派之外，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陈子明将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主义归为中派，将康晓光的“十年不变、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作为右派代表。陈子明认为以上三派都是80—90年代中期才浮出水面的“新思潮”不同于传统的极右的和极左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左派对于大部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均不反对，他们祇是对一部分经济自由表示质疑。右派虽然对“镇制力量”有所偏爱，但也知道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民主化是迟早要到来的。陈子明认为以公正和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的连线或联盟则能达成三方都认可的大宪章。这需要中派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左右做出让步。但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极端的政治思想派别，极左派彻底否定合作经济条件下实现大众民主的可能性，要的是底层翻身，无产阶级专政。极右派彻底否定自由，人权的优先性，眼里祇有国家的主权，军事实力和镇制工具。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派别反民主、反自由，因而不可能认同中间三派可能达成的大宪章。

    黑奴工、社会各界维权、农民工以生命讨血汗钱、矿难、江湖土地污染、计划生育、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的频繁发生，证明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构造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容纳各种利益的表达，是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需要，何家栋、孙立平几年前已提倡“宪政下的合作主义”和“合作的宪政体制”，可惜被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当局不容纳。

    曾读过美国朱学渊先生对章怡和女士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对她父辈朋友回忆的评论：“如一群仙鹤飞过，惊起了健忘的人们的注目。”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群早就在西天净水边栖息的仙鹤飞回东方的故土，会看见一批年富力强、受尽磨难而不悔的晚辈，像填海的精卫、奔日的夸父，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