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滥用农药化肥是谁之罪？

（江苏）樊百华


农药化肥中毒事件层出不穷

    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造成农药化肥残余超量，首先危害的是人们的生命健康。2003年10月28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鹿王景名居建筑工地，63名民工在吃过晚饭后陆陆续续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乏力、腹痛、呕吐等急性中毒症状。次日凌晨，闻讯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分车分批将残余有机磷过量蔬菜中毒的民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抢救。2006年5月18日，广东郁南县都城镇发生了16名居民因食用含有残留有机磷农药的潺菜中毒事件。类似的事件也在陕西等多省市发生过。

    有机磷和有机氯等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还会通过皮肤和粘膜进入体内。妇女受到伤害后，可致不孕、自然流产、早产、胎儿发育不良、产儿体重太轻、婴儿的神经和脑部发展损伤，甚至会致癌、致胎儿畸形或死胎。国际权威机构指出：农药急性中毒往往容易造成死亡，其症状有头痛、恶心、多汗、呼吸困难、肌肉痉挛、神志不清，如不及时抢救便会危及生命。慢性中毒可触发多种慢性疾病，包括癌症、生殖和神经疾病，以及干扰内分泌系统等。

    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以外，便是对生态的破坏，对土壤、河流的污染，甚至带来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作物益虫大量灭绝的同时害虫的抗药性增强）。

    从经济效益看，不但农产品而且相关的轻工产品出口已经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越来越严重的损伤，而且国内相关市场也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显出后果了。假如政府的监管、检测手段继续落后于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国际贸易中已经出现的政治性磨擦，可以预期在国内市场也会逐渐出现。

    香港《文汇报》2006年6月13日报道：内地毒菜危机日趋炽烈，危及供港蔬菜安全。目前内地每天约有1，000吨左右的蔬菜供港。香港绿色和平机构（“绿色和平”于1997年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随后更在北京和广州设有联络处）称：检测显示，华南地区广泛使用“非法农药”（指假冒伪劣农药）的情况“仍然严重”。该组织发言人引述香港蔬菜同业会会长杨碧山的话说：“内地质检部门就注册供港菜场有严格监管。但香港政府相关部门把关宽松，纵容不法商人以夹带、走私、假证及买证等方法，将来源不明的问题蔬菜偷运入港，问题蔬菜很容易避过政府监管措施，轻易流入市面。”内地监管如何，可以从香港舆论激烈反应后宣布的防范措施看出来，例如：“落实‘一把手’责任追究制，对工作中玩忽失职人员给予严厉处罚。要求层层抓落实，将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的各环节落实到人，具体责任到人；要严把出证关，对所出具的单证务必严格审核，做到货、证、量、品种等相符，不得乱出证、多出证、出假证甚至买卖单证。”香港绿色和平还表示，“广东蔬菜非法流入香港情况，需粤港两地政府连手部署打击，此番粤方针对注册外菜场管理是一个监控进步。”

    最大的进步当然是下文要说到的出口质检。但国内市场的质检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时人们祇是从别处才获知一二真相。例如2006年6月12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昨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广州三大超市—百佳、家乐福及万佳超过八成半的蔬菜含有残留农药，二成半的蔬菜残留非法农药。该组织宣称，随机调查结果如此惊人，说明内地蔬果农药残留形势十分严峻。”“绿色和平从2005年11月到2006年4月，多次在广州三大超市的8家分店抽取了85个蔬菜和水果的样本，送到位于德国汉堡的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显示，有14%样本农药残留超出国家标准，25%的样本更是检出国家禁用农药。其中万佳的砂糖桔样本检出了8种残留农药，包括3种禁用农药，剧毒农药甲基对硫磷的残留量甚至超过国家标准40倍；万佳及百佳的白菜农药残余问题普遍突出；家乐福的西红柿11个样本内有8个检测出禁用农药‘林丹’残留。”


施用农药和化肥泛滥

    有专家指出：大陆的农药使用相当泛滥，一年会用掉数十亿公斤。依大陆目前农产品农药检测不合格率约10-15%计算，平均每人每年约吃进去260克农药。目前大多数农民都处于不当用药的状态中，因此我们每天食用的稻米、蔬菜、水果都有可能含过量的农药。

    中国科学院农研中心首席专家黄季煜最近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使用国。过去30年间，中国农业的氮肥使用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世界使用量仅增加了7倍。平均来说，中国每公顷耕地氮肥的使用量是世界的3倍。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保护农作物免受病虫害的危害，农民大量地施用了农药，现在中国已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药施用国。许多在其它国家已经不再使用的农药在中国仍然被广泛地施用，其中化肥过量使用与农药残余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目前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黄季煜表示：许多研究表明，过量施用农药和化肥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没有有效地为农民提供信息和支持，尤其是投入水平和养分平衡等问题。无论从生物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目前中国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都是过高的，水稻生产中，氮肥过量施用达30％以上。而且对氮肥的过度施用仍有加剧趋势。施用的氮肥中，有一半挥发到了空气中。农药的过度施用产生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例如，农药的过量施用在水稻生产中达40％，在棉花生产中超过了50％。目前中国综合防治病虫害技术难以得到推广，农业生产的农药使用仍然在提高。在世界上，除了东南亚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在降低农药施用量。此外，农药对农药的施用者，尤其是妇女，带来的中毒等健康危害也令人担忧。（《科学决策》2004年第10期王佐文）

    暑假后，有来自山东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那儿的果农也不太敢吃自己种的水果了，原因是使用农药太多。我问现在的虫子比以前多了吗？他说不清楚。

    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报道，毒蔬菜、毒水果害苦消费者，每年毒倒十万人——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说，每年我国消费者因食物残留农药和化学添加剂中毒的人数超过10万人。专家指出，果蔬残留农药有机磷会引起神经功能紊乱，重者会中毒死亡。果蔬食品的重金属、亚硝酸盐污染属于慢性积累中毒，是导致癌症、精神分裂症、软骨病等多种疑难怪病的因素之一。“约1／3的人类癌症是吃出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陈君石教授这样告诫世人。

    不仅大米等主粮，也不仅蔬菜、水果，而且茶业、中草药等等也都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农药残留过量的问题。据报道，台湾朝野官民正下大决心解决茶业农药残留问题，因为不这样，据说10年以后国际市场上将再也看不到台湾的茶叶。

    面对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毒茶业、毒中药……怎么办呢？首先是地方政府要解决一个利益驱动问题。很多地方财政困难，不是想办法压缩吃皇粮的队伍，而是千方百计实行刮民政策。在免除农业税的局面下，大力从农药化肥等农资销售中抽取财政收入，便成为“黄宗羲定律”的一个新的发端。

    笔者近前国庆节回故乡看望老母亲，与乡亲闲谈获知：很多农户已经不敢吃自己生产的大米了。不敢吃不等于不能吃，但农民缺少检测手段，不知道农药残留是否超量，出于谨慎，就不敢吃了。近30年来的常规是，自己生产的粮食本来都是要留足自用量后才将剩余的出售，现在很多人家是一粒也不留全部出卖。我问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农药呢？回答说是市里农技部门隔三插五弄出一份《农情简报》，不是说已经有什么虫害，就是说即将发生什么虫害，看了简报，总有相信的按照简报指导、介绍的农药品牌（不乏假冒伪劣）急匆匆购回农药，接着就是一哄而上，一家家忙着购农药打药水。有不相信市里简报的种田能手告诉我：“那是农情简报，那是农资广告。我还不能跟农民说实话，告诉他们简报上说的怎么怎么不对、不符合事实，一是人家不一定信你的，说市上不比你知道得多么？二是让地方上的领导知道了，领导不高兴，说你与市里过不去，说你破坏农业生产；三是众多卖农药化肥的个体户都是领导的亲戚，或者以前的领导、技术员什么的，你说了真话妨碍了他们的生意不把你嫉恨死。我怕夜里头有人来砸你的门窗，甚至遇到更可怕的事情。”是啊，这当然是明白人说的实实在在的明白话。于是祇有找到门上来请教的乡邻才能得到种田能手的劝告，但明白人总要关照一句：“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也不要跟其他人散布我的话了，你祇要记在心里，看我怎么做，如果我骗你我总不至于自己害自己吧。”

    种田能手告诉我，他一般一茬水稻最多打四遍农药，而相信《农情简报》和领导吆喝的多数农户，一般都要打十遍农药。“我的水稻不但产量高，而且我自己完全可以大胆放心地食用。”他开玩笑说，我需要的话他可以直供、专供给我。

    获知这些情况，我实在轻松不起来。很显然，如果农民不敢吃自种的粮食了，谁知道将发生什么！真的如茅于轼先生说的那样，彻底放开，世界上的便宜粮食吃不完？那么，中国的耕地都干什么？真是旷古未有过的荒诞，恐怕想像力最丰富的文学家也未必想得出这种局面吧。我不禁私心里祈祷：种田能手的独立、明智，一定会悄悄地、迅速地改变故乡农民的行为。

    我的长江边故乡的小河如蛛网般稠密，但大都成了污臭肮脏的废河，那样的河水已经不能用来灌溉水稻！有的养殖户是靠了房前屋后挖出来的人工水塘养鱼养螃蟹的。除了难得一见的养殖户们艰难守护的河塘，其他河沟几乎看不到一条鱼、一只虾了。种田能手告诉我，响应中央建设新农村的号召，他已经多次向市镇写信，请抓紧治理污臭肮脏的河流。我问：这么大量的有毒污泥、垃圾往哪儿搁呢？种田能手说：这需要有专家来论证统筹考虑才行。


扭曲的利益驱动机制是问题的根源

    毒污泥、毒垃圾的一个重大致因就是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华南理工大学应用环境科学专业的梁镰銮教授指出，来自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广东省很多地方过量使用农用化学品，每年流入珠江的化肥农药等污染物已达248万吨，严重影响饮水安全。珠江的情况其实在全国很多农业区的江河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至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淡水资源及其水产品。

    看起来，欲求“改天换地出新人”，必先改造利益机制。地方政府扭曲的利益驱动机制当然不是很容易能够解决的，可以说涉及到秦辉教授说的三农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农民问题的实质：“中国问题”。我故乡的种田能手们如何发挥得了作用？需要有他们能够活跃于其中的真正独立的农会；需要市县级（假如乡镇级政权真正转型为派出机构）选举的真正推行，不这样不可能消减臃肿的机构……这里不细谈。

    其次是必须有国内市场的强有力的监管。众所周知，由于进口国的强大压力，中国的出口商品检测大大进步了。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海关质检好像是外商的派出机构一样，检测自己出口商品的能力日新月异。这是被洋人逼出来的进步。洋人的逼迫当然祇有老老实实顺应，不敢有丝毫怠慢。想想吧，日本欧美澳加等等，动不动对中国农产品实行百余项指标检测，中国出口检测机构都得事先把好关——尽管出口检测的产品数、指标项、质量级，都远远超过进口商品的检测（常常出现各种洋垃圾逍遥登陆的荒唐事），但加强出口检测当然有利于减少中国商业的损失。对洋人的尊重导致海关检测水平自然而然地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如果对老百姓也有同样的尊重，那样的国内市场该多么文明！

    据专家马宇、陆修心介绍，“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对质检有关工作与ＷＴＯ原则要求的一致性做出了承诺，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国民待遇、透明度等各方面内容。”遗憾的是对内对外阴阳脸，百姓、洋人两重天。更为荒唐的是，连今日欧盟各国都有统一的商检标准，同一个中国内部却远没有统一：“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进行检验的时候，依据的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就可能不一致，并将产生不同的合格评定结果，从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平等待遇，也不利于高标准地维护公共利益。”在各地纷纷巴结外商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何种局面呢？

    最为严重的当然是内部市场的质检工作形同虚设，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管收费捞钱不管履行责任，例如质检监督部门敬贡完了便没事了；再如计量检测机构到处拉企业办各种质检合格证书，目的祇是让企业缴一笔钱。二是民不举官不究，从笔者所在地区传媒曝光的案例看，几乎除了一年几次声势远大于效果的运动式抽查外，都是受害百姓举报了官僚机构才来查处，大多又是查而不处。三是一般总要出了人命才会出于万一受到问责的担心而比较认真一些。如果国内市场也像出口检测那样严格，显然需要解决权力如何受到有效制约的问题。

    当然，相关的具有真正独立性的NGO的发育壮大，毫无疑问也是及时有效地遏制“病毒入口”的基石之一。

    解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直接关乎是否以人为本，是否科学发展的问题。说得严重一点，甚至关乎种族、民族的生命质量，当然就关乎国家综合实力、社会综合品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