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的拿手好戏：
把异议人士当作精神病患者关押

（四川）武中立 崔又生


    前一时期中共新闻办公室就上访公民王万星、刘新娟、毛恒凤等被非法投入精神病医院的事件百般抵赖狡辨，在这篇崔又生专访武中立的文章中,提供了中共当局滥用精神病设施非法关押异议人士的铁证。

    崔又生：武中立先生，我看过您的小档案和文章，请先谈谈您的学习经历好吗？
    武中立：好的，我是抱着科学强国的理想于1978年16岁时，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金属材料专业本科。我对数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且数学成绩优秀，在清华大学期间，高等数学获满分100分，撰写过《极限e》、《微积分的本质》、《数的扩展》等初级论文。清华大学是一所纯工科高等学校，无文科思想活跃的气氛，无理科逻辑严密的氛围，我很不满意，主要精力用于系统自学或旁听数学专业本科课程，颇有收获，多次要求转往数学专业，进而转往它校，多次受挫，备受打击，于1982年愤然退学。1988年至1989年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助教班攻读基础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良好，《微分流形》、《实分析》皆超过80分，完成学业，但无科研成果，由于自感已过了学习数学的黄金年龄，在专业上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决定从此退出数学研讨领域。顺便讲个小插曲：当时王申怀副教授多次提到庞加勒猜想的重要性和广阔前景，但可以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专业的学生谁都未经意。1992年至1993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骨干教师（讲师）班学习研讨中国经济体制发展改革理论，在文章《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我提出“假性资本家”、“假性市场经济”等概念,与擅长股份制研究的某经济学家发生争论。还旁听了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国政治发展》，写有文章《腐败的根源——中共的宏观与微观结构》,受到擅长权力政治学研究的某政治学者的肯定。1982年至今我系统地学习了精神病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和人物传记。

    崔又生:您少年聪颖，好学上进，知识面也很广。您后来又从事过哪些职业呢？
    武中立：1985年后，先在重庆等地讲授《数学分析》、《高等数学》等课程，教学效果名列前茅，1988年任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所属重庆丝纺厂电大数学助教，1992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在北京、重庆等地做过公司职员，报社科技开发处记者，从事过中介服务，商品经营，文化教育等工作，担任过重庆树人培训学院教务长5年。

    崔又生：社会阅历够丰富的，请您再谈谈与清华大学有关的维权经历。
    武中立：由于我欲转往数学专业受挫，引起我对落后的教育体制,进而对专制社会制度反感，对“人权、 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层次思考。我在1978年至1982年西单民主墻北京之春校园竞选期间，公开张贴小标语“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灾难。”据四川省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当时四川省管辖重庆市）透露，我是留学欧美预备生，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张某是留学罗马尼亚预备生。结果在1978年底，国家公派应届高中生留学的计划突然叫停，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共领导人是井底之蛙，教育部夜郎自大，随即公开评论：“邓小平偏听偏信某海外著名科学家谗言‘西方国家的本科教育质量不如中国’，导致教育部紧急停止继续公派高考优秀应届高中生出国留学本科的计划，毁掉了一批少年精英。”“国家官员不懂得培养本科生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揭露中共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党总支部开后门。张帖小字报——唤醒对自由麻木者的《血馒头》，反对腐败现象的《白草帽 》，抨击冷酷社会的《梧桐叶》，讽刺何东昌口头禅“我是一块砖，任党往哪儿搬”的《人等于砖》，讨伐罪恶制度的《寒烟蓑草》，带头签名大字报《机械系人太机械》，鼓动本系学生投身民主运动，积极支持民主的直接选举形式。前后撰写张贴有十几篇标语，大、小字报，投票赞成顾立基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林炎志竞选校学生会主席，多次到北京大学竞选现场为胡平、王军涛、张曼玲等人助威，在清华大学进行有限罢课罢考，书面递交了退团申请书，坚决要求退出共青团,拒交团费,不过团组织生活,1982年后拒绝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投票。我的行为引发了我与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一班人及何东昌、艾知生等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一班人的说理争执和冲突。我当面讽刺刘庄身为清华大学副教授，辅导本班的BASIC语言都连连出错，根本不能胜任，误人子弟等等。

    崔又生：您性情直爽，敢作敢为，再谈谈与清华大学有关的受迫害经历。
    武中立：1978年至1982年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一班人不顾校医院多数坚持科学、正义的医生的反对，利用少数内科医生多次毫无科学诊断依据地给我扣上“精神分裂症”的帽子，并将此泄露给本系同学，使我面临巨大压力。1981年下半年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一班人指令清华大学工人蒋某非法将我强制送进北京安定精神病医院，提供虚假情况，捏造事实，骗取了一张安定医院出具的“精神分裂症”正式诊断证明书。随即清华大学以党组织名义将此诊断书和部分小字报复印件，寄往我家乡的中共铜梁县委，母校铜梁中学，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流言。在此后3年多的过程中，我先后找过何东昌、艾知生等校党委一班人，何东昌态度十分蛮横，放任支持这一系列反人道行为，我还向校学生工作部贾春旺、任彦申，系学生科庄丽君等反映过，无效果，我在处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愤然退学。1982年我回到重庆，由陪同的清华大学教师成克强安排，一下火车我即被非法强制关押于重庆歌乐山精神病医院，在医院里，我一边系统学习精神病学理论，一边利用精神病学知识，诱导那些精神病患者高唱囚歌《铁门铁窗铁锁链》，高呼所谓"反动口号"，我随即遭到殴打、捆绑、饿饭、淋雨，喂蚊子、关禁闭，暴晒太阳，加倍剂量注射抗精神病药物的惩罚。出院后，1982年至1984年，我抱着幻想，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共党组织尊重公民人权.我找过林克、解沛基、李传信等清华大学校党委一班人，解沛基圆滑，李传信无赖；我找过国家教育部信访办，官员们不理不睬；找过新华社，被婉言拒绝；找过中纪委，大门都无法进去。唯一获得的收获是,在我的力争下，北京安定医院张继志、陈学诗院长接受了精神病鉴定申请，组成了鉴定小组,由著名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田祖恩、于庆波、黄淑贞，孟建民先生等进行了认真严肃的，长达数个上午的鉴定，在清华大学党委无理拒不合作，且继续提供伪证材料的情况下，出具了鉴定结果通知书，否定武中立患有精神病，否定武中立患有精神分裂症，免掉全部鉴定费。继续上访已使我负债累累，面临倾家荡产，近于家破人亡，我理性分析，祇有暂时忍耐，主动息访，才是最佳选择。所以我给解沛基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表明“二十年后再来”，就回到重庆。

    崔又生：骇人听闻!请谈谈您回重庆后的维权及受迫害经历。
    武中立：1985年至1989年我在重庆宣传“人权、民主、自由”理念，提出“当代青年是专制制度的掘墓人”,“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1989年参加了重庆八九民主运动，中心思想是“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参与指导“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的行动，遭到所在厂保卫处的审问，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保卫处的调查，受到重庆市点名清查。1991年至1992年，由于反对腐败现象，中共重庆丝纺厂党委，中共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以此人政治背景复杂，清华大学都说他有精神分裂症为由”，用绑架的方式，数次非法将我关押于重庆歌乐山精神病医院、天星桥精神病医院。他们对医生说：“此人不得放出，谁放出谁负责。”其间在一次戏剧性的逃脱后，我智闯武装警察岗哨，进入中共重庆市纪委办公室，向其领导上访反映，结果上级通知医院，我遭到加倍注射抗精神病药物的处罚。好在主管医生们抵制未果。多年来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普通医院拒绝我看常见病，曾经使我生命危在旦夕，医保中心拖延报销常见病药费，导致我的鼻外伤无法复位痊愈，单位拒绝出具婚姻状况证明，使我结婚祇得推迟,我反映到法院,法官不接待。1993年至1996年，我哦主要继续系统学习政治学、军事学等。为了加强对公开的“非暴力维权”的深刻理解，我去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实地考察中共暴力史。对中共滥杀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内外将士和干部群众的恶性由来以久有了进一步认识。1996年至2005年我在重庆参加了丝绢厂、钢铁厂、肉类加工厂、特殊钢厂工人和民办高校学生等一系列维权运动，协助遭到放射性污染的受害者维权。2005年清明节专程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赵紫阳。2005年参加指导了重庆反日示威运动，2006年参与声援营救高智晟.郭飞雄等仁人志士的行动，2006年参与支持失地农民维权。

    崔又生：中共数次滥用精神病设施对您进行关押，你是怎样看待的？
    武中立：将持不同意见的正常人关入精神病医院，这是法西斯豺狼的反人类罪恶行径。对受害者身心催残是灾难性的。20多年来中共采取这种恶劣手段非法关押了不少异议人士，从北京工人王万星到四川警察熊亮，直到最近还在将上访公民江西教师黄远萍、安微农民汪国才非法关押于精神病医院，多次威胁要将异议人士胡佳等非法关入精神病医院等等案例,触目惊心!我认为这种暴行是非法拘禁，它破坏了他人对受害者的信任，对受害者正常行为的认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健康权、住院权、治疗权、探视权、通信权、人格权、名誉权、话语权，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
    为此我以受害者的身份，强烈要求：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中共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丝纺厂已破产）在公开媒体上书面承认侵犯人权，并向本人道歉。恳请国际人权组织、新闻媒体和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关注此事件。恳请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精神病学会.中国精神病学会联合调查此类事件。
    崔又生：真是悲惨又传奇的事实。谢谢武中立。
    （2007年1月6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