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下的阴影——鲁南行记
（北京）王德邦
一、改善与忧虑
1、生活改善了
由于需要补办身份证，我于8月7日回到了阔别14载的鲁南煤城——枣庄。虽然天下着大雨，但当年跟我同校分配到该城的一个同学还是如期驾车前来接我。路上我们聊起了曾经一块分配到枣庄另外几个校友及当年一些同事的情况，知道十几年来大家都有许多变化。
1989年是一个非常的年份！当年与我分配到同一公司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就有5人，加上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毕业的，就有20几人。这一现象在当地曾被人戏称为“发国难才”，只是此“才”非彼“财”而已，倒是形象而准确的反映出当年中国的学生毕业分配情况。而当时枣庄也只是个市区人口不过30万的地级市，主要产业就是挖煤、卖煤。
我与北师大分配来的其他同学一样，先是下工厂锻炼，后来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再后就去了一个研究所。1993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由于受89事件影响而未被录取。于是我愤而离开枣庄，从此天涯漂荡，与同学、同事失去联系，转眼已14年。
记得当年离开枣庄时，同去的同学中除一个尚在准备婚期外，另3个已先后成家。由于单位没有住房，他们只能在外租简易的民房来住。在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情况下，付了几十元的房租后，他们每天伙食就得精打细算，因此生活的清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这次回去却发现他们已经大为改观。
来接我的同学已经拥有一家集生产、贸易于一体的、资产上千万的企业，房子、车子自然早已解决了；另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的同学已是部门主管了，他妻子（同为师大分配去的同学之一）也是当地最好中学的教学骨干了；再一个后来调去了某质检监测部门的同学，已经是高级工程师，成为当地行业中的技术领头人了。从言谈来看，他们生活都过得较舒适。大家都是3口之家，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开着十几万元的私驾车。平日周末或放长假，他们也都携妻带子，到一些旅游地去游玩。看着他们安逸的生活，我由衷地欣慰。以致偶尔在心底泛起：若不是我选择了今天的路，当年留在枣庄，也许会跟他们一样过出几分惬意，而免去几多风尘与漂泊。然而随之我又深信自己根本不可能这样。
可以说这些同学是近十几年中国改革的亲历者，也是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生活变化的人。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代表着中国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那批重点高校毕业，在中等城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平稳工作，或自己独立出来创业，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的人士的普遍状况。这批人目前在事业上，基本位居单位中层领导，或列身单位技术骨干，或自己独立创起一摊事业，正处于事业上大展身手的时期；在生活上，基本都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在经济上，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告别拮据，处于日用不愁，房子、车子也基本解决的情况。他们目前的普遍精神状态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成效，社会生活有改善，同时承认社会存在问题，但趋向认同平稳、保守的解决路径，而对激进，可能带来社会大动荡的变革存有一种本能的担忧。就他们的心境而言，他们谈不上拥护什么，但由于曾经青少年时期的苦难与目前孝老育儿的负担，让他们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而不敢轻言大变。
2、但不普遍
枣庄这些同学生活的改善，那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处于这个年龄段、拥有这种学历、位于这种城市，这几个同学的工作、生活与心态是具有他们同类人群的一定代表性的。当然我这里所讲的代表性是局限在他们同等学历、年龄与城市范围上的，但若放到整个社会中来看这十几年的变化，显然他们又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首先，与他们同龄比较来说，他们不具有代表性。毕竟在这个年龄段毕业于名校的学生是有限的，从当年初、高中，一级级的升学率来推算，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大概只占同龄人数的千分之几吧。所以从人数比例就可以知道其缺乏社会的普遍代表性。
其次，与他们的家乡农村变化来说，他们也缺乏普遍的代表性。我在跟这些同学闲谈中，曾直接问到他们回到老家的感受。好在这些同学除了一个是农垦系统，曾经父母都是拿工资的外，其他都来自农村。他们由于父母年岁已高，基本上每年春节都回老家去看看。据他们回家的观察，农村这十几年来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虽然大量农民工外出挣钱，但农村除了日益荒凉，老幼留守，给人衰败、荒芜感觉外，找不出什么让人鼓舞的迹象。可见中国的发展抛弃了最广大的农村，形成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雕敝并行，城市中产者的孕育与农村农民工的艰辛同步的吊诡局面。对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这种发展显然是以无视绝大多数人利益为前提，是只提供少数人改善的畸形的发展。对于这个现实，那些通过考试脱逃出农门而到城市工作的人，应该是能清楚看到的。所以枣庄几个同学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广大家乡农民的改善。
再次，与同城的曾经同事与普通市民相比，他们的改善也只能算是特例。记得我们当年所在的单位，后来由于多方原因倒闭了。当时企业有300多人，除了一部分通过关系转到了其它单位，获得好的发展外，大多数下岗自谋生路的工人，生活都处在艰难的挣扎中，甚至有的都还靠城市低保来维持生计。试想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少的人生重担时期，低保能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谈到这些，曾经一块工作的同学就只有默然相对了，他们亲见了太多曾经同事的辛酸了。所以就是跟曾经同一个单位的同事相比，这几个同学的改善仍然算是特例。
从枣庄生活、工作得到改善的同学情况，及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中的那部分人，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是社会中的极少数。当然这少数也还沾不上权贵阶层的边，他们只能算是被社会经济变革大潮激起的水花顺势滋润到的一部分人。他们生活的改善并不意味同代人的普遍改善，也不意味他们家乡农村的改善，同时都不意味他们曾经同事的普遍改善。
3、没有持续的保证
8月7日晚上，我们几个校友聚餐时，海阔天空地聊。从言谈中我可以看出这几个同学对社会发展给自己带来生活改善的肯定。他们觉得近几年从经济角度而言比以前有发展，但是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官僚腐化、环境恶化、人情谈化，社会两极分化，等等状况，让人悲哀！他们也深感这个社会沿此歧途而行，必是不归绝地。显然今天的现实改善，并没有给予他们对未来的盼望！他们自身没有安全感，对儿孙将来也充满忧虑。大家言谈中都无法排解心中的两个难题：其一、这种改善是否具有持续性？虽然前十几年在中国的发展大势下，这些同学有生活的切身改善，但这种改善能持续多久呢？对此可能谁也说不准。由于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灾难可能随时降临，无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在日益显露，可说今日中国处于一个火山口上，一旦火山爆发，那么改善将被中止，并且已经改善的都可能面临丧失。所以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发展中，改善是暂时的，而危机与中止却是随时的。
其二、我们能否避免下一次，或下一代被屠杀的命运？我们的父辈历经“四清”、“反右”、“大跃进”，再到“文革”，他们在一次次全民性的屠杀中苟活。原本以为到我们这一代远离了那种疯狂的屠杀，然而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侯却又遭遇“六四”的屠杀。现在中国虽然号称持续发展了近20年，但期间多少失地的农民、失房的居民、失业的工人，乃至因信仰而犯罪，因言论而入狱的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殆尽，他们的生命也面临一种隐性的被屠杀，所以这遍土地上的灾难从来就没有止息过。退一步而言，就算我们这一代侥幸不会再次亲历屠杀，但我们有什么来保证我们的孩子不被屠杀呢？我们这遍土地是否建立起了这种避免屠杀的保护机制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在一个不能避免无辜被屠杀的土地，一切的经济改善又有多少意义呢？我们如何能放心将自己的儿女交到这遍土地上呢？这是些听来似乎遥远，但现实却极其迫近的问题，我们虽可麻痹，但却无可逃避。
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对此大家都无可否认。
二、遗忘与剥夺
1、面目全非的记忆
刚到枣庄的当天早上，随着汽车进入市区，在烟雨朦胧之下，我如坠迷雾之中，那些似曾相识，却又难辨究竟的街道与两边的高楼，让我找不到什么记忆的影子。
枣庄变了，变得我根本无法认出。那一幢幢不失美观的临街高楼，装饰现代的商铺，使人感到这个城市现代化的身姿。记得14年前这个城市最高的楼也就是十来层，并且整个市区也就是那么三两栋，然而现在十几层楼已经很普遍，20几层的高楼也有几栋了。可见这个城市长高了许多。
当天中午同学带我到了他的公司，我发现这个城市已经往西延伸了很长，原来的农地早已变成了城区，原来一条远离城市的运煤路，现在变成了城市中的街道。当天晚上吃饭时，虽然同学一再提醒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原来公司所在地的附近，但我脑中却没有些许公司附近的印象。当晚同学离开后，我独自站在客房的窗前，面对夜灯下的枣庄，搜索着残存记忆中的城影，竟一切都是徒劳。
第二天一大早，我独步上街，行走在宾馆附近的青檀中路上。这是条我曾经行走过4年的路，我自信对这条路有足够的记忆，并相信凭着自己的记忆完全可以找到原来工作过的公司。然而那高耸的建筑，粉刷一新的街边楼房，那宽阔的街道，与整齐的树木，却让我在一个个熟识的街名前找不到熟识的街影，最后只能失望地返回。后来同学告诉我南边不到300米就是原来的公司时，我真的大吃一惊。
在同学开车带我到原来的公司时，只见那大门已改，楼房也为了市容统一而裁去了上面的两层小楼，只留下下面四层了。整个里面原来的厂房都开发成了房地产，又加周边的建筑都变了，自然难以认出来了。我们离开办公楼又赶往曾经的宿舍，在同学一路的提醒下，我找到了过去常走的街道两边记忆中树木的影子，慢慢拾起了遗弃在心底的一些记忆。
2、街后50米
我们先到的地方是一个紧靠龙头路街南50米的楼房，这里曾经是我们分配来的一批同学住过3年的地方。当我们来到这栋楼下时，我惊异地发现路边满是垃圾，楼房下也是长期没有清扫的废纸、腐叶，墻根长满了杂草，苍蝇在周围飞叫，空气中充斥着难闻的味道。曾经住的房屋已经很破旧了，而住在里面的人也没有顾得上将那些破旧的窗户装修一下。同学告诉我现在这些房都早已经房改到个人名下了，按理不应该破落成这样啊，简直就像长期无人住的地方，只有那门锁与厨房的烟窗却依旧显示着主人的存在。原本我们打算进房内去看看，由于主人不在而无法入内。我们于是又转到楼后去看，楼后有个小院，那株曾经我们住时就生长着的石榴树，历经14年的风雨已经长大了许多，那浓厚的枝叶，探出围墻之外，与围墻下的荒草互相呼应。这完全像是个荒芜的庭院，然而问题是周边的楼房似乎都是这种情形。这顿时让人产生破败、遗弃之感。
离开楼房，我们又向小区后面深处转去。应该说14年前这个小区是枣庄较好的小区，小区中心地带有较宽的花园，还有点假山、凉亭与藤蔓，不失为平日散步、休闲、看书、思考的好地方。然而当我们转到那个小区中的花园时，却看到一些卖早餐的小摊杂乱地摆着，小摊下面是油污，生活垃圾遍地皆是，昔日假山早已残碎，藤蔓也已干枯雕零，完全一幅凄凉景象。我原本想下来在曾经散步的地方走走，但此情此景，让我再无兴致下车一看了。
我们匆匆转过了那个小区，路经同学自己前几年买房的小区时，从外围一看，只见那小区整洁卫生，就知有人专门料理。联想到昨天进城时路过的几个新开发的小区，也是花草成景，路上干净。而对照这些城市原来的小区，真让人生出同顶一片天，同处一个城，却是新旧两重天的感慨。
后来我又谢绝同学用车相送，借步行去车站的机会，专门绕道去我离开枣庄前住的地方看看。记忆中那也是街道后面1、200米处的一栋三层小楼，当年我们单位租了第一层的一套两居室。然而当我到那附近时，却没法找到。原因不是那一带变新了，而是破旧肮脏到我根本搜寻不出昔日的痕迹了。那些楼房间的小路坑洼不平，积着污泥，一不小心地下松动的砖块还会溅出一支污水来，使人无法躲避，有的矮的房屋上还堆放着捡拾来的废旧，空气中参差着腐臭。进到这种地方，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什么是“贫民窟”。我在茫然地找了一阵后，终于无奈地摇头放弃了。
在漫步去到车站的路上，我一边看着大街边华丽的高楼，一边思考着这些楼背后的破旧：看来中国的所谓发展，甩开的不只是农村，抛下的不只是农民，荒芜的不只是农业，城市中那些“老区”，“老区”中那些退休、下岗、待业的人员，也一样遭受着抛弃、遗忘的命运。
应该说这些城市中的“老区”曾经都是当地一些较好、较老企业的工人们与管理者住的，但随着“改革发展”大潮的到来，这些企业通常在整改、转制名义下破产外卖，大量工人下岗待业，成为留守这些老区的主力军。而企业中的管理者与那些有门路（通常就是有权力资源）的人，都先行发展进入了新的企业，也住进了现代化的新小区。这些老区以及住在老区中的人就日益成为城市发展遗忘的角落与市政决策忽略的盲点。一个城市随着发展会日益更新一些东西，这原本是正常的，但那些没有更新的恰是城市历史的沉淀，是一个城市经历的见证，原本是应该珍惜的，否则城市就变成了没有历史的城市，而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显然是浮躁、肤浅的，是没有根基与文化的城市。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发展不会以抛弃历史为代价。那些新的楼房固然光鲜，但那些老的建筑也一样深沉而厚重。楼房可以旧，但不可以破，小区可以陈，但不可以脏。枣庄城中老区的破败与肮脏，显示的是对历史及其那些历史中人的遗忘。这彰显出政府发展的目光只投向了那些新兴的富人区，而无视了那些弱势无助的人群，将他们当成了历史的包袱。只有这些老的小区的公共卫生与管理完全缺失时，才会导致如此荒芜脏乱的情况，而导致这种情况，就力证出政府权力的失职。这也从一个角度昭告出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现实，控诉着一种以抛下历史，罔顾现实，一味向前（钱），专为人民（币）服务的病态发展经济。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所谓经济高速增长的喧叫下，那些临街高楼背后的苦难有多少人在关注，有多少决策在为他们而谋？
枣庄临街的巨变与街后老区的面目全非的破败，映衬出中国城市发展的畸形与病态。面对这种现实我们不仅应该检讨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且应该追溯我们社会权力的责任，更深挖权力决策者深层的意识形态偏失。中国发展的灾难不仅表现在城乡差距的加大，而且城市自身贫富割裂也已极其显明，这种贫困被遗弃与富贵得突显的两极社会成为和谐口号的反讽！
3、圈地、拆迁
如果说同一城市两种新旧背离的、面目全非的市容，还不足以注释出城市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城市的长大中牵涉的圈地与拆迁，就是对城市发展健康与否的直接考量。枣庄市民与全国其它城市市民一样，面对城市发展也没有逃脱被强圈、强拆的厄运。仅以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就可以看到枣庄城市发展路上的血泪。
据4月7日《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在山东枣庄了解到，枣庄开发区兴仁村委与一家针织公司，在2004年5月签订“以租代征”210亩土地的欺骗性协议。村民说：“兴仁街道办从2003年起就不断地占用我们村的土地，并转卖给企业建厂。每次征地的时候，村里负责人叫村民去量地，然后告诉村民，地已被‘征用’，以后不能再种了。就这样，村里的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如今这些土地已成了神工集团、广润生物、沂蒙电子厂、三九医药、亿蒙电子、海宏电子等企业的厂房。还以旧村改造名义占用了300多亩土地。刚占地时每亩每年给我们700元的补偿，现在给800元。然而现在7、800百元钱能当什么用呢？”
《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在当地采访时还了解到，类似兴仁村“以租代征”的现象在兴仁街道所属的西巨山、西曲柏、佗一、佗二等村也同样存在。
另据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的枣庄到薛城12车道的光明大道，长19.5公里、宽102米，据初步估算所占农田上千亩。而此前已有的公路完全可以胜任交通的需要了，这重建的相对于车流量超豪华的大道，土地大部分也是“以租代征”圈占农民的耕地。
中国城市的长大都伴随着土地的圈占，而与此同时的城市翻新却又相生出强制的拆迁。通过网络我查找到一份枣庄被拆迁市民的控诉书，从中可以管窥枣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993年春，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勾结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采取停电、停水、阻断交通、拒绝与被拆迁人依法签定拆迁书面协议等野蛮恶劣手段，强迫被拆迁人吕锡珍搬迁出正在营业的机动车修理厂。拆迁人承诺回迁四间沿街门市和一间车库，但几年过去却迟迟不给依法安置房屋。拆迁人还用刺激性语言伤害被拆迁人，导致被拆迁人在精神、人格和尊严上的极大伤害，最终迫使被拆迁人于1996年2月在拆迁办公室自焚致终身残废。被拆迁人依法上诉时，一审法院伪造没有页码和当事人签名认可的庭审笔录、故意销毁证据，二审仍然违反程序，作枉法裁判。被拆迁人举报到枣庄市法院监察室、市检察院，但直到今日没有依法查处解决。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长大长高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剥夺，可以听到那些高楼大厦下普通市民被压榨的呻吟。这种城市的成长是以牺牲普通市民的利益为代价，是以吸食弱势群体的血肉为养料的。这种发展相伴的不仅是不公，而且是侵害权利、制造贫困的罪恶。
三、堕落与腐化
1、伪币与道德
8月7日上午，快到下班时，我急着在枣庄公安局办理身份证与护照的地方填着表，而同学匆匆开车帮我去建设银行交办证的两百元钱。中午跟朋友吃过饭后，我与同学驱车赶往他自己公司，在路上，同学随意地问了一句：“你的钱是从什么银行取的？”我说：“是从建行与邮政储蓄。”随之我感觉有点奇怪，就又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同学才说：“上午我去银行交钱时，银行说有一百元是假币。”我赶紧说：“是吗？这应该没有转手。直接从银行出来的。”他于是将银行开的伪钞没收证明拿出，并说自己曾经到银行取拾万元，回家就发现少了300元。
说实在的，我对发现伪钞并不吃惊，因为这种事在这遍土地是太常见了。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曾亲眼见一个储户从取款机上取出了两张伪钞，他气愤得冲入银行营业厅大闹，但结果银行还是没有换给他。这种类似的事曾经还在北京的报上登载过，甚至引起过官司，但由于取证困难，银行一口否定没有从柜枱出来假钞，而储户也很难证明自己的确是从取款机或者柜枱拿到了假钞，所以官司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应该说在中国可能一般人都碰到过假钞，在一个假冒伪劣横行的世道，不碰到假钞已成为稀罕。我亲自碰到的假钞究竟有多少次，现在似乎都记不清了，但印象特别深的有两次：其一是1993年在海南，我跟一块下海的同学去银行存1万5千元钱，那钱是我们明明看到别人从银行柜枱取出给我们的，捆绑钱的带子都是我们自己清点时除去的。当我们到另一家银行存时，柜枱工作人员就一口咬定有200元是假的。当时我跟同学都不相信，一再告诉她这钱刚从银行取出，并要求那人拿出来看看，结果那人不拿，只开了个没收证明。当时把我们气得直瞪眼，但毫无办法。后来在返回的路上，那同学愤愤地说：“我怀疑是银行的人在做手脚，把真的当假的来没收了。”但我们也只能说说而已，没有任何办法。还有一次是我与一个堂兄在火车站买票，那售票员将一张50元的假钞给了我们，我们两当时就觉得不对。那售票员看到我俩围在窗口反复轮流看那张钱，她于是急催我们离开，让后边的人来买票。好在当时买票的也不多，我们就在哪继续鉴定这钱的真伪。那售票员一看我们情况，就急忙把钱从我们手上抢过去，换了张新的给我们，口中还责怪着说：“你们连钱的真假都不认识！这哪会有假钱？”我与堂兄离开后都表示肯定那是假钱，并觉得售票口出来假钱太可怕了。当然这比银行出来假钱，或把真钱当假钱来没收，还有点逊色。
2、无偿引进下的“3000万”
在枣庄市下属的一个区，曾经得到过一套从日本“无偿”引进来的生产设备。当时日本商家主动找上门来，以中日友好，促进中国经济，帮助地方发展为名，承诺将一套据说价值超过两千万的设备无偿赠送给当地政府，并且附带无偿培训技术人员。山东省与枣庄市地方官员们一看有这种好事，当然是欢欣鼓舞。于是以地方官员为主的考察团，三番五次地前去日本，一则见识设备，二则加强友谊。同时也组织了一批行业的青年技术骨干前去接受了半年的培训。最后日本如期将设备运来了，当然那边拆卸与运送的费用得中国承担。
庞大的设备浩浩荡荡地运到中国后，地方官员作为一个在引进投资与技术上的成功典范对外宣传，吸引大批官员前来学习取经。与此同时，设备安装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这种设备是国内首次引进，安装工作颇费周折。原计划一年安装调试好，结果用了3年时间才基本安装调试成功。期间请来大批日本技术人员指导，也反复派技术人员前去日本学习。而工厂工人及管理队伍在早就到位情况下，眼睁睁地等待了两年。
最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正式生产。然而机器运转上却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庞大的设备并没有强大的运转能力，相反却显得总是弱不禁风，三天两头这里有病，那里出问题，以至停工修检就成了工厂的常态。尤其让人难受的是这套还在试产阶段的设备，就面临这样那样的零件需要更换，由于国内目前没有同类替代产品，所有零件只能到日本购买，而这些零件的价格却极其惊人。这样修修补补，停停转转，又是两年。
这套日本无偿引进的设备，从洽谈至今6年。6年来有人粗略地算了一下从接待、考察、培训、运输、安装、调试、交流、学习，以及因此的误工，零件的购买，等等，大概先后花费3000多万元人民币。可以想见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的老化，花费肯定还会增加。这样一来，这个“无偿”引进的东西成了个投资的无底洞。而据考察，国内同等性能的产品价格在300万元出头，相邻某县购进国内产品建立的工厂，早在4年前就正常生产了。一个“无偿”引进的设备，最后变成这样个沉重的包袱，有人曾设想一下甩掉，重新用国内设备建厂，然而面对可能的政治责任，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该厂就只好不死不活地耗着。
后来有这方面的专家通过多方途径终于了解到，这套设备是日本某厂生产的第一套设备，按理这种设备属于试验产品，应该就在工厂调试观察，待几年运转，将所有问题暴露出来，经过改进后，再生产的设备才能外卖。当然日本也信守商业规则，毕竟没有把此设备高价卖给中国，而是无偿赠送。不过这样日本就将这套设备的试验放到了中国，让一个满怀希望的工厂变成了他们设备的实验场了。如此一来，除了付出高昂的花销，还有一大批可怜的工人也随同这套设备不生不死地陷身在这个试验场中。导致如此结局的罪魁，我们固然可以埋怨日本商人的不义，然而中国地方官员三番五次的考察，耗资巨大的接待，权力决策经济的机制，是否揭示着这种悲剧的必然？！
3、加拿大进口的台湾二手设备
如果说前面的故事让人哭笑不得，那么我曾经在枣庄亲历的一个工厂就更让人欲哭无泪了。
我1989年到枣庄后在一家公司，下面有一个投资两千多万元的塑料厂，据介绍这个厂的设备是加拿大生产的在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原装设备。洽谈时枣庄还专门组织专家前去考察，当然里面大多数是地方官员。在1989年那种年月，出国考察可不像现在这么如走亲访友一样容易，这个项目引进就是以考察为条件的。直接负责这个项目的官员当然是考察的主力，他们也自然得到了优厚的接待。
我去的时候这个厂还刚刚试产，当时据说与外方的合作就是来料加工。设备由加拿大引进，原料与产品均两头在外。这种形式按理说风险也不太大。然而在当年二千多万的投资可不是个小项目，银行利息每年就一百多万元。问题还不是利息的负担，而是后来发现这套设备根本达不到生产能力，怎么调试，这套设备只能是原计划生产能力的一半还不到。尤其让人痛苦的是卖给中方设备的外商对生产的一切产品均以不合格退回。由于在试产阶段，中方一再从自身来检讨问题，后来外商就以达不到生产要求为名而中止合作。至此一个来料加工的企业完全变成了自产自销的企业。
从当年企业投资与生产能力来算，工厂满负荷运转，每年的生产产品全部以当时的市场价销售完，全年算下来也还是亏损。因为产品出口一则价相对高些，同时为国家赚了外费，国家有相应的补贴政策，而一旦产品不出口，那亏损就是必然的。
一个原本来料加工的外向型企业，怎么就变成了只能内销的企业呢？是中国工人技术不过硬，还是另有隐情？说实在我当时感觉那些工人都相当优秀，管理者也很敬业。可是怎么就生产不出合格的塑料袋呢？应该说几种塑料袋原本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但却达不到外商的要求。后来经过了解，知道这个项目的外商是一个在加拿大经商的台湾人，而设备根本就不是加拿大生产，而是台湾的产品，并且是过时的二手设备，只是在外边喷了一层漆，贴上了一些加拿大的标签。就是如此，都还有设备在漆脱落后露出台湾生产的标签。工人们见到后都伤心落泪，悲愤地说：“我们都上当了！我们永远都达不到外商产品质量要求，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要我们的产品，而只是为了卖这二手设备而已。”
后来据了解情况的人透露，这种设备在台湾就算是全新也只是将近30万元一台，而引进时却是近30万美金一台，以当年的比价，整整高了8倍多。这样的投资，生产这样的产品，从投资那天开始就决定着亏损。而外商不过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条件来骗卖了设备，产品从始至终就不可能出口赚外费。应该说这套设备本身是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的，怎么官员与专家就考察论证一年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工厂工人们试产一个月就知道问题了呢？
记得一次我跟当时工厂一个扫地的老人聊天时，他说：“工人哭了，领导笑了。工人工资没了，领导口袋胀了。”倒是一语道破引进设备的真谛。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引进这套设备的可不是工厂的直接管理者，而是市政府官员。如此的工厂，除了最后债台高筑，无治而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局？
4、矿上“现代化”——一只苍蝇2066元
这次枣庄之行还听到一个新奇的故事，那就是枣庄矿务局因为这几年煤炭涨价而走上了“现代化”。这现代化体现在几方面：其一是走路上：所有职工在矿区行走，两人必须并排，三人必须成列，四人必须成行，更多时必须自觉成队；其二是敬礼上：所有矿区职工，无论在哪里见到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都必须立正敬礼，目送领导离开后才能继续干活，或走路。否则就罚款，或降级；其三是装饰上：矿上除了地面都用高档大理石装饰一新外，地下的采煤通道也一律用大理石铺路。这还没完，矿上还要求每个矿工在地下通道里养一盆花，养一条鱼，如果花枯了，或鱼死了，矿工都得被罚款。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显示枣庄矿务局的现代化，那么一只蚊子值2066元的价格，就应该让人体会到枣庄矿上“现代化”的急切。
枣庄矿务局为了实现自己矿区现代化的蓝图，他们掀起了一场与蚊子决战的运动。矿区划分成若干灭蚊责任区，领导定期到各区检查，若发现某区内有蚊子在飞，发现一只就罚该区2066元钱。这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就是这个责任区的部门承担2000元罚金，具体的责任人根据核算承担66元罚款。如此一来，枣庄矿务局的蚊子就算不是世界最贵的，但可以肯定是中国最贵的。
回想我当年在枣庄时，碰到一个因矿难而留下的孩子，他说自己父亲遇难后国家补助了5000元的安抚费，并答应他母亲，在孩子成人后，继续到矿上去接过他父亲的矿锤，勇敢迎接下次的矿难。想想现在枣庄矿务局的现代化，让人不能不相信社会发展了，连蚊子都变得如此值钱，两只半蚊子可相当于当年一个矿工的生命。当然枣庄矿上矿工的生命这几年也涨价不少，至少从原来的五千，已经涨过了5万了，相当于25只蚊子的价钱了。这也该感谢GDP的功劳，感谢所谓“三个代表”的功效！
然而当我进一步了解矿上这几年能源暴涨，财源广进，蚊子身价惊人之际，枣庄矿务局在改进采矿设备，加强安全生产上有些什么现代化革新时，在坐同仁们居然面面相觑，不知何言。看来在枣庄矿务局现代化时，这些事关矿工生命的事还远没有列上那些领导者的议事日程啊。
与此同时，一个曾经在网上流传的故事，我这次枣庄之行证实确有其事。那就是一个枣庄矿务局的宣传干部，因看不惯领导的一些作为，将矿务局一些事披露到网上，结果先被降级，继而被开除党籍，再后被拘留，接下去本来就是送去劳教，但后来网络上披露了此事，引起网友怒斥，上面也过问此事。无奈之下，矿务局领导高抬贵手，放那不顺服者一马，让他远赴彩云之南的云南边陲下阱采矿去了。
在枣庄，我停留的时间很短，然而勾起的思绪却很长：那些昔日的同学在外在生活改善的同时，却回避不了对未来的忧虑；那些焕然一新的街道，却掩藏不住城市贫弱、破败的“老区”；那喧嚣繁华的街景，压抑不住在发展旗号下被剥夺者的呻吟；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争先恐后与GDP数字下面的崛起强大，激荡起多少罪恶的沉渣与权力的腐化。
应该说无论个体发展下的忧虑，还是城市发展中的抛弃与剥夺，以及社会发展的腐败与堕落，都是这个社会发展的畸形表现。它说明这个社会没有建立在一个公正、理性、科学、法制的基础上，社会一切都显得盲目而仓惶，人们没有精神依托与行为规范，权力像脱缰的野马，随同权力掌控者的意志狂奔，社会广大普通民众却只有任其蹂躏、欺诈。在这里城市的新旧背离，企业的存亡赢亏，都是权力意志下的随意胡为。如果一个社会受控于如此的权力意志，那么什么怪象的产生都不足为奇。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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