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西安事变与张学良

（泰国）一夫


    许多历史学者常常以七七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一天确实是个很重要的纪念日，但却算不上对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一天，因为中日矛盾已积淀很深，迟早必有一战。在哪一天爆发往往带有偶然的因素。7月7日那天夜里，若不是一日本兵因为解大便掉队，中日战争在什么时候开始就说不定了。真正对中国未来命运起到转捩点作用的其实是另一个日子，那就是1936年12月12日半夜发生的西安事变。


西安兵变：蒋中正张学良两败俱伤


    记得那天清晨报童送报进来，翻开报纸的头版头条，赫然刊着两行大字：“西安昨夜发生兵变，张学良劫持统帅。”并印有一幅蒋中正穿全军礼服的头像。看报的人全惊呆了。不晓得这位少帅又玩出什么新的花样。的确，从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东北四省的军政首脑以来，10年间，围绕着他很发生几桩令人膛目的大事。例如东北易战，出任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处决杨宇霆常荫槐，918不抵抗，戒除毒瘾出洋考察，回国后重掌军权，主持西北剿匪。这次又破天荒捅出这么大的漏子，实在猜不出这位喜欢用投掷袁大头来决定军国大事的少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恐怕没啥好事就是了。

    当时不仅中国人同声惋惜，各省委员纷纷通电表示支持南京，全世界也洋溢着一片谴责的声浪，就连一贯庇护中共的斯大林，也严厉批评了张杨二人，说他们行为孟浪，破坏全局。这很令少帅感到意外，茫然不知所措。作为洋奴的中共也收敛起杀蒋报仇的念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张学良在看了蒋氏的日记后，深感领悟，幡然悔改。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至此，这件事变仅仅不到两周，便有惊无险地宣告结束。为了挽回面子，通过事前安排好的军事法庭，张学良被判刑10年，马上由国府主席林森宣布特赦，交给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将军开始了长达10年的软禁生涯，直到晚年才获得自由，移居美国，终老异乡，走完了他传奇式的人生。

    这次西安发生的事件，看似一出不成熟的闹剧。但它对我们中人命运的影响却是严峻的、艰涩的和深远的。蒋中正和张学良两败俱伤，也注定了张学良后半生的 蹭蹬。作为军人未能参加抗战，是条汉子却像个妇人蜗居在家。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在老蒋方面，被迫与明知是祸害的对手妥协，极不甘心地中止了攘外先安内的决策，留下无穷无尽的后患，使自己本可名垂青史的大业受到挫折。在这次事变中，唯一坐收渔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年多以前红军通过长征到达陕北时，仅剩下八千残兵败将，局促在贫瘠的弹丸之地，强敌环伺，危机四伏。曾一度派出西路军，跃进新疆。不料受到西北三马——马鸿奎，马步青，马步力骑兵的围剿，几乎全军覆没。翌年东渡黄河，有遭阎老西迎头痛击，不得已龟缩陕北。真可谓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幸亏遇上这位头脑发热的少帅，凭着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以“打回老家去”这类动听的说词，使之上当受骗，发动兵谏，破坏了中央既定的国策，挽救了中共，改写了历史。


中国共产党坐收渔利


    按照中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国共之间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孙中山在世时宣布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扶植工农。允许中共人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注意：中共后来篡改了一个字，将容共改为联共，含意便大不相同）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西安事变。实际情况是中共的部队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改编，颁发给他们的番号是第18集团军，后改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中共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佩戴青天白日帽徽。中央则按兵员实额发给粮饷补给。由此中共绝处逢生，大大地喘了一口气。抗战军兴，18集团军配置在山西，接受第二战区指挥。但中共从不服从调遣，也不和友军协同作战，自己另搞一套。毛泽东为这支部队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抗顽，七分扩军”绝不参与任何守土有责的战斗，专门在敌我交错地带及敌后活动。“敌来我走，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以抢夺武器以及物资为目标，既袭击日军小股部队，也进犯国军散部，并不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反而干扰了正面作战计画。日本侵略军是深知国共之间的矛盾的，正好将计就计利用这种矛盾。与八路军之间形成默契，相互不向对方作重要攻势。日军飞机连年猛炸重庆，却从不光临延安。日本驻山西的第一军如想西渡黄河进攻延安可谓易如反掌，但日军从未有此战略意图。八路军也心领神会，浅尝辄止。憨厚的彭德怀曾发动百团大战，向日战铁路沿线分兵袭击，受到毛的严厉责问及制止。正是这种假抗战真扩张的策略，使中共的军力不断发展壮大，不断人数从不足3万扩充为120万，养精蓄锐，在内战中取胜并夺取了政权。饮水思源，感恩图报，所以毛泽东在1972年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莱说：“我们能有今天，首先得感谢你们日本人。”对于张学良，则称为“千古功臣”。以中共这么一个刻薄寡义的帮伙能讲出如此深情的话来，可见张将军对他们贡献多大。同时也反映出西安事变确实是中共生死存亡的关键，没有张学轻率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肯定与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大陆与台湾两个活生生的样本摆在大家面前，足以无可驳辨的证明，如果没有中共这些异想天开倒行逆施的折腾，中华大地无论接受谁的统治，实行什么政体，也绝不会比中共坏，而祇能比它强。大陆的中国人决不会遭受如此多的苦难，直到今天还看不到尽头。所以张学良对中国人是负有责任的。站在中共的立场他是千古功臣；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他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们不必像中共那样夸大其词，说张学良是个百年罪人应恰如其分。

    或者有人会替张某辩解，说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是为了抗日，而且正是由于西安事变，才促成了国共和解，才有抗日的胜利。不错，张将军要抗日，国难家仇急求一逞心情不难理解。但是抗战并非街头流氓打架斗殴，可以凭血气之勇胜负立见。中国是个弱国不经过长期准备而贸然启动，那是以国事为儿戏，十分危险。若不是日本人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单靠中国本身，战局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实在是个未知数。


历史公正评论张学良


    当然，我们评论一个时代人物，要客观公正，要用两把尺子来衡量，一把尺子是举世公认的道义标准，用来判断是非。另一把尺子是对国家社会造成的影响，用来评定功过。绝不能失之于偏，或以偏代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犯了莫大的错误，但在早年他有过正确的选择。1929年中原大战中东北军的动向是个决定性的因素，站在哪方面，哪方面必胜无疑。阎冯一方及国民党一方各派代表到奉天游说，当时东北一些老顽固同情阎冯，张学良却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决定支持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宣布拥护中央，东北全境降下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也称“东北易帜”。由此消弭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避免了几代人生灵涂炭，完成了至少是表面的统一，加快了国家元气的恢复。这可说是这位年轻将领勇敢英明的决策和不世之功。另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引咎辞职，一举戒断了粘染至深的毒瘾。看他戒毒前前后后的两幅照片，前者形容枯槁，后者精神焕发，若判两人。足见他性格上有着非常坚强的毅力，实在令人佩服。

    此外还有几件事情也需要加以讨论。

    杨宇霆和常荫魁都是其父张作霖的亲信和同僚，杨大概是留日士官出身，为人足智多谋，人称小诸葛，官居东北军总参议，兼管兵工厂。张大帅无论什么军国大事，全要找他谘询。常荫魁原来是东北军的执法处长，因刚正不阿敢于责罚张大帅的家人反而被张所赏识。后来主管铁路交通，东北不少铁路如沈吉线、洮南线等都是他为抵制日本南满铁路而修筑的平行线，建树颇多。死前是国民政府明令特任的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这两人对张学良的吸毒和不务正业深为不满，尤其是杨宇霆声势日隆，功高震主。在他为父亲祝寿时，东北的官员们纷纷趋前道贺，冠益云集。张学良稍后莅临却无人理睬，由此引起张的嫉恨，决心除掉这两人。但是兹事体大，一时难下决心。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竟然用扔银元看正反面来决定执行与否，荒唐透顶。在枪杀二人之后，全国舆论哗然，骑兵军长何柱国顿胸足说自毁长城，张无奈，除厚恤二人家属外，又散布谣言，说二人亲日卖国，不得已而为之，使两位死者蒙冤多年。前些年在国内看到炎黄春秋之类的人物杂志，其上刊有文章分别为这两位申辩，多方列举他们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维护国权的事迹，等于为两人平反昭雪。张学良既误杀忠良在前，又恶意诬衊在后，其所作所为实在离道义太远了。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张学良正在北平市中和戏院听戏，接到报警之后，是他亲自决定不要抵抗并马上电复沈阳驻军的。王以哲不得已率部撤出东北大营。据资料记载，日军的行动纯粹是板恒征四郎和土肥原贤200个大佐级军官就地发动，日本内阁及军部并不知情。当晚参加攻击的日本部队不过两三千人，而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兵力有两三万。如果能及时抵抗并开展外交谈判，也许不至于蔓延东北全境并很快全部失陷，对此张学良自己也承认该负全责。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张学良也有自己的苦衷。当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若在真相不明之前贸然强烈反击，可能会惹来更大麻烦。暂时不还手，观察一下局势发展，或许有事缓则圆的可能。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的处置固然有错，但情有可原，无需求全责备。多年以来中共反复以不抵抗为口实，强调张学良接受了蒋正中的指令才这样做的，用移花接木之计将罪责归于老蒋。因为多年以来老蒋力主剿共，穷追猛打，几乎置之于死地。所以中共历来对老蒋恨之入骨，不放弃任何机会往他身上抹黑。从事实上看，当时通讯手段落后，北平南京之间长途电话尚不通畅，张不可能在深夜之间向蒋请示，蒋也无法马上回电不抵抗。况且前文讲过北伐后中国祇是表面上统一，各省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南京政府政令直达的省份不过粤、湘、鄂、赣、苏、皖、浙、闽及半个河南而已，张学良若是坚决抵抗，南京也干涉不了。

    张学良生于富贵世家，其父张作霖是一代枭雄。从绿林马贼起家，一直干到北洋政府事实上的元首陆海军大元帅，其为人于鲁莽灭裂之中又极富机智权变。张学良作为他的长子，自幼受到溺爱，身边尽是些阿谀奉承之辈，有条件却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养成了骄纵任性、唯我独尊的性格。自成年后就纵欲嗜毒，成为一个堕落的纨绔子弟。虽然承袭了他父亲的一盘丰厚的基业，但毫无雄才大略，常年沉溺于酒色之中。在奉天，在平津，沾花惹草的艳事不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和赵四小姐的关系了。这段姻缘广为中外人士传颂，视为风流佳话。实际上乃是一桩违悖社会良好风气的丑行。俩人的勾搭具体时间不详，据推算大概是在张大帅去世不久。此时张学良重孝在身，全然不顾国难家仇，反而凭籍自己的权势，勾引一位少不更事年仅15、6岁的未成年少女，惹得她父亲赵庆华与之脱离父女关系，终生不再相见。此后两人不明不白地厮守在一处。虽然到晚年由于于凤至退出，两人得以补行婚礼，名正言顺结成夫妇。但在正派人的眼中看来，与现在中共官员流行的包二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近在一期刊上又拜读了张将军的几例轶事。说张将军及其夫人赵缇女士早在台湾时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每天祷告，星期日必去教堂作礼拜，十分虔诚。这真是件好事。宗教可以帮助人净化心灵，忏悔罪恶。张将军果真接受了宗教的洗礼，其精神境界当能得到升华。对自己前半生的是非功过必有新的认识，思想能更为接近真理。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又看见这样的报导，张将军斩钉截铁地讲：“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决不后悔”。这当然指的是西安事变。此话使人大惑不解。西安事变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后果严重，国事败坏，生民涂炭。怎么能硬着头皮说自己不后悔呢？此外将军还谈过另一件往事，早在30年代，曾经与大家闺秀唐婉莹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唐婉莹女士，皇帝傅杰的前妻，按当时清朝规例，够得上一位王妃。将军年已耄耋，还得意洋洋地向人夸耀这段艳遇。作为上帝的仆人，未免太缺德了吧。

    早在若干年前。大陆就盛传张学良将军返乡扫墓。中共当局准备盛大欢迎这位千古功臣。将沈阳市大南门里的旧大帅府以及抚顺市铁背山的元帅陵修饰一新。但另一方面，也有些70岁以上的东北老人早做好了准备，准备在将军到来时，集体去宾馆上访，向将军质问：“你这个败家子，把家乡人害得好苦！”幸亏张将军还有自知之明，反复思忖，倒底没有重返大陆。他知道中共欢迎他，不过是再作一次统战宣传；而他自己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尽管天涯游子思乡心切，他还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满怀惆怅地在异国他乡离开了人世。

    （作者年逾八旬，原为东北军人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