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统治、乌合之众和网民博客

（北京）刘自立


一 如何判断网民的独立精神

    当前，在如何评价中国网民的独立精神、民间立场和政治作用上，我们引述法国哲学家勒邦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参照，以区别在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下人民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和有限性。在中国这个后极权主义时代，对内地网民和博客写作呈现之纷然杂沓之现象，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现在处于所谓“革命高潮，还是革命低潮”，文艺复兴，还是文化雕敝，经济崛起，还是价值衰落等课题。最后，在哲学的层面上，极权主义时代的人民，究竟是当局掳获的权力链接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兼而有之，也有必要给予厘清。

    我们看到，在去年讨论文革问题的时候出现的“人民文革论”，其实也是对此类问题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说明，在极权主义的中国，已经存在“借机造反”的一种非正统力量——而我们则回应，这个借机造反的力量，其实来自毛的控制与权术。

    接下来的讨论，则关系到“人民”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究竟是否从毛式桎梏中得以解脱，或者像某些人所言，已经成长为“公民”社会中之人民，而非毛式人民，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还看到，在邓后时期，如何估价“人民”，也处在一个语焉不详的话语境地：究竟中国人民是否已经处在美国马丁。路德金和印度甘地之不合作运动的宪政框架之中，还是处在“无权中之维权”的尴尬政治地位，同样并未厘清。

    如何估计现在处在前宪政时期的中国民间力量，关系到正确评定中国政治情势的因子；也就是说，依靠所谓民间力量来争取公民社会之形成，应该着力于改变政治体制，还是应该举行和解之道，抑或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改革。

    在此政治局面没有彻底明呈之前，有限估价民间力量的作用，成为一个很关键的课题。如果我们参照斯大林前，后时期的苏联模式，可以看到，一方面苏俄存在从历史上自然延续下来的反对派力量（这个反对派力量不是来自共产党甚至普列汉诺夫和巴枯宁，而是来自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来自索尔什尼琴和阿赫玛托娃……）主导了苏俄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异议活动和政治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的反对派则主要来自胡赵以及许多体制内改革人士。这个情形的不同造就了中国反对派思想资源的匮乏和混乱。

    依据延安——北京党化思维者，有之；依据非毛赖共者，有之；依据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者，有之。民间力量，在共产党思维式微之时，多崇尚“党内改革”之幻觉，以为，这样一种最终救党论，比起他们认为的无党即乱之局面，要好。于是，民间力量，势必在后党时期，形成大改组，大分化。共产党是不是依然存在，还是改头换面，是一个未知数。


二 精英体制和乌合之众

    我们认可现在是所谓过渡阶段这个说法。人民，网民，是不是可以横跨网氓和智者的沟壑，产生和法国哲学家勒邦描述的情景相反的那种情景，成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勒邦说了些什么话呢？

    他的著作很多，影响很大。乃至成为民主政客和法西斯政客双方崇尚的政治思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勒邦思维的遵循者。他的“大众为乌合之众”的说法，成为法西斯政治运作、社会控制、宣传鼓动和心理定式的有效法则，甚至法宝。他所描述的，从法国革命到苏俄革命之大众时代的喧嚣和鼓噪，暴行和屠戮，成为勒邦“乌合之众”学说的佐证，同时，成为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经典记录和分析，成为其政治学原型和心理学依据。

    更为严重的说法在勒邦那里也是成立的。他以为精英统治，无论在专制还是在民主政体中，并无本质不同。他们的愚民教唆和媒体煽动，都是其操控民众的异化力量。历史上一度产生过的，几乎是原始交流——也就是交流本身的载体——双方，或者多方，处于平等社会地位和思想内涵的交流单位和群体，在现代传媒出现以后，已经不复存在。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其电视和报纸对于民间思维，大众语势的控制和影响，也并不比专制国家开放和自由。（这个意见，在美国反战势力，甚至民间思维那里，不乏其言，如，乔木斯基，苏珊。桑塔格……）

    这个民主，专制，各打五十大板的说法，究竟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笔者以为有一部分道理。可是，民主，也是一种进行时态，不是完成时态。没有完成时态之民主。美国民主的核心，就是类似进行时态的恒久批评体制，一朝无批评，就一朝无民主；也就是说，既然存在批评，就存在批评之问题，之错误，之对象。所以，无论是来自苏珊，还是来自乔姆斯基的批评，正好说明了美国言论自由和民主生存的常态；否则，就不是常态，是不正常。

    我们看见，有些拼命维护美国政策者，像维护专制体制者一样，无条件赞美美国，尤其赞美其导致中共经济所谓崛起的，南栀北桔的，美国（含欧，日……）对华政治和经济贸易政策，就是因为他们不懂美国式批评的精神内核。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在：美国是不是正像勒邦所说，也属一种被精英统治操控的，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的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呢？如果是，那么，这个判断的内涵就是，既然美国媒体如此专断，那么，指责专制国家如中国之媒体，就失去了实在的依据——许多中国制度之辩护士，正是如此说法。

    我们的回答是，勒邦诉诸的哲学彻底性，好像无可厚非。美国之主流媒体，当然体现美国之国家意志，其边缘力量，即便一时一事脱离了主流媒体，其价值评估，依旧不得昭显和肯定——比如，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加上，如，美国政府对于1940年代末期的国民党统治的放弃；1917年代，美国政府对于克伦斯基政府的放弃，等等，都是先例（见克伦斯基访谈录）。说明，美国主流媒体的价值错位和民间呼声的弱势于匮乏，是一种现实存在。

    但是，所有事情，都只能相对而言。美国，固然有威尔逊总统对于克伦斯基的放弃，但是，美国，也具备里根总统对于苏联（灭亡）之不放弃（星球大战）。这个有限度多元之力量，说明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状，虽然其不足，是照样存在的。

    相比之下，中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设置自由环境，对其政策进行讨论的先例，几乎为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强调，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不同，在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孙中山，到蒋介石，这个自由的言论空间，并未因其专制主义而被完全抹杀，如，胡适的存在，《大公报》人的存在，等等。这个事实，毋庸赘言。一言蔽之，美国反对派，即便被排挤到边缘状态，他不会被绞杀；而中共，是要绞杀反对派的。

    这个不同，显然，勒邦先生估计不足，有所偏颇。

    这个估计不足，带来很严重的判断失误；虽然，对其交流不可能性之理论，我们采取基本同意的态度——如，主流媒体掏空了主体间性的独立思想，变成媒体笼罩的，中介性的，非自我主体之异化，等等。

    被许多哲学家乃至政客和学者看重的，勒邦对于大众，群氓和革命者，杀戮者的解读，是勒邦哲学的核心——而这种大众文化的主要依据，则是他所讲的，人类的本能，原始欲望，集体意识和潜意识，无理性和被催眠术，诸如此类。作为阅读过断头台文化和文革文化的人们，也许和勒邦心有灵犀，一点即通——他，和我们阅读到的，那个政权，“不是毁灭，而是利用民众感情”（哈耶克）和毛式“运动”了（阿伦特）之论断，都是似曾相识的。其实，早在古代罗马时期，西塞罗，早就指出了这种僭主式，平民领袖之统治方式。

    问题在于，对于勒邦的解读，其实，已经延伸到如何估价所有制度中的人民作用之课题。涵盖现在所有民主，代议制乃至精英治国之国度中，人民之作用问题。按照勒邦的理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无法不成为统治方式两级中的一级，而无论其中一级——人民，是面对民主政权，还是面对极权政权。像列宁和毛的政治统治一样，勒邦以为，拿破仑和其他民主类型，或者亚民主类型的国家，其对于群众的治理和灌输，和专制极权国家并无不同。在精英统治这个大概念里，民主领袖和民主体制，简直和毛，和列宁，甚至和希特勒无异。此间接得出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愚民和民主国家之公民，简直就是同一群被统治者。

    这个提法当然就很严重。


三 反抗因素中的民主或者民粹因子

    这个判断，我们可以直接拿到现实中加以分析。现在的中国，有说，是后专制主义国家，有说，是后极权主义国家，有说，是“正在好起来之负责任者”，或者准备负责任之国家，有说，是未来社会民主主义之国家，等等。那么，中国的现状造就什么样子的人民；或者，用“文艺复兴者”的语言讲，现实的中国，造就了什么样子的网民和博客呢？这样的网民和网氓，究竟区分何在？

    这样一个后什么，什么时代，是不是符合勒邦对于法西斯主义制度下群氓的解释，抑或其解，已经因为法西斯主义的作古而全然失效了呢？

    所有中国人，中国网民，是不是已经开始全面走上一条类似纯粹民间，之自由道路了呢？

    我们的分析如下。

    我们对于勒邦的全面评述带来的，关于其乌合之众的说法，基本上持有肯定的态度。全部考量的根据是，依据中国，这个后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性，人民觉悟和人民文化，其附属于政权的那种本性，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一向所说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如朱成虎一类非人类言论），……形成这个国家人民的主流思维——我们并不排除非主流和少数异议人士的真知卓见。

    多数弱势群体，呈现向官方和警察下跪和暴力反抗，两种极端主义的做法——维权人士依据官方所谓宪法进行的维权举动，基本上，沦入全军覆灭的命运；同时，我们又并不排除，这个维权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

    民主和民粹主义隐含的反抗因素，几乎对半相当。没有任何体制外统一的力量和领袖，在主导这场也许叫革命，也许叫改革的民众运动。

    诉诸于与共产党的和解运动，毫无端倪，没有任何希望。人们徒然设置的“新三民主义”一类幻觉，和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一类货色，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在承认这个时代，不同于毛时代的同时，主要看到，少数异议人士，在国外网站上形成的反抗力量和反对力量，既没有成为国内网站的主流，更无法跻身西方的主流媒体。各种半通不通的汉学家和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中国的现实之政治走向——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甚至，比不上一度与中共合作的，那些列宁主义指导者；孙文的苏俄导师一类人。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海外网站上的良知良言的同时，并不盲目乐观于整体中国的反对力量之存在和影响的现状。

    ——如孙文诉诸于中国国内行动一样，我们看不到任何进入边界的反对力量的形成。海外异议势力渐趋式微，这个事实，也是一个客观。所以，关于革命形势的问题，我们不是盲目乐观派——比喻而言，这个问题，既不是“红旗可以打多久”的问题，也不是可以发动长沙起义，一蹴而就之形势，而是一个韧性战斗的课题。

    所以，我们重复而言，既要看到民间力量崛起的曙光，也要看到黑暗势力持续的内因外势。这个空间的主导力量，甚至不是中共，中国之保守势力，而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列强”——这个东西，造成的绥靖主义和实用主义政治，正在经济上形成这个政权的崛起。

    在政治上，形成普世价值以外的某种亚洲价值，或者其他什么价值，以期边缘化普世价值，成为一种说辞。所谓中共软实力进入世界的某种含糊性，带来了西方很多人士的额手称庆。这个总的情势不加改变，中国政治突破的可能性，将很难实现——只是依据民间言论，网民和博客的舆论效应，以期造成某种改革的可能性，其实也微乎其微。其对于整体的制度动摇和改造，基本上没有作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中共，新近，实行了一种他们的“拿来主义”。这个主义，可以拿来一切，以前异议人士，或者西方学者主张的思想和言论。他们的民主论，自由论，和平论，法制论，市场论，不一而足。乍一看来，他们的中国特色论，已经和普世价值所言，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他们的拿来主义，其实就是要看起来做的相像的机会主义。为此产生的诡谲分化和策反措施，正在这个民主姿态下窃行其道。（如，同一个什么文学会议，就有人可以出境参加，有人不可以；一个章书被禁事件，既可以说，是要禁止，同时，也可以说，未说禁止，没有禁止。他们可以说民主是好东西，也可以说，三权分立，我们一天也不实行。他们的学者号召公民参与，但是，又丝毫不提组建反对党之可能性——试问，你要国人如何参与？参与支持毛语录式大游行吗？）


四 个人主义和科层儒学

    在另一方面，关于民主政体中的人权和人道课题（个人主义课题），勒邦以为，起码在法国，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传播于此。

    自由主义未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他引用了法国学者和文学家，如，勒南和夏多布里昂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法国式思维和法国式统治，直接诉诸对于群众而言的精英统治和偶像崇拜。

    这个现象，为我们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统治，之所以不曾出现英国式个人主义，一个简单回答是，中国人的革命思维和专制主义的科层思维，殊途同归，都是要消灭个人主义的。

    围绕着勒邦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隔——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从伯克哈特开始，就注重脱离群体，国家，民族和阶级的个人；而勒邦的主导观念是，所有的个人，都要回归到本来可以脱离之的群体，国家，民族和阶级。这个二律背反，在何种情形之下得以诠释和解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课题，在后来的哲学讨论中，则出现在，关于群社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课题上。人们之间再度出现分歧和争执。这个讨论，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得到描述和分析（见其‘自由秩序原理’）。

    我们的理解是，当文艺复兴产生了人道而非神权的时候，这个人性论指向，开始改变宗教的天赋神权，改变成天赋人权（包含结合和认可神道）。于是，在这个历史进程里，个人主义的现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观，不如说，是一种发展观；同样，在解读个人主义带来的所有负面作用的时候，条约，法规和群社，再度出现在整个西方政治和哲学之议论当中。这个逻辑式的内涵是，找到社群和个体的结合，也许，正是我们/他们，阐明这个二律背反的出发点。

    按此逻辑指涉，判断中国的事情，情形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在未建立任何个人主义基准的精神前提下，过度和片面强调严复式儒学“穆勒”（指其对于穆勒自由个人主义之译修），将其修正为众所周知的“群己权界”，也就是，过度注重集体主义和群社主义，那么，压根没有个人主义的中国和中国问题，就会变得更加难缠和似是而非。

    我们的提法是，关于中国问题的核心，不是要强调西方个人主义泛滥以后的社群主义复归，而是要开拓一个主张个人主义的自由语境和民主环境。这个问题的启示则是，不可以在没有出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中国，过分强调群社主义和集体主义——这是我们反复强调之所在。

    否则，就像前此一些学人，毫无根据地指出那样，他们主张，在没有建构的时日提议解构；这当然是无意义的。他们反复强调的是，非线性因果之解构学说；说，这个解构，没有历史性根据，因为，解构问题，是不遵循线性历史原则的。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历史思考当中，可以完全抹去线性因素，或者说，将此政治原型的结构和解构，非历史化，非政治化。因为，只有在出现言论和批评自由之后，才可以顺延到对于这个自由之（勒邦式，或者富科式，或者德里达式）解构。

    没有房子，就要拆掉房子的思索，是不合情理的。


五 体制更变和心灵自由

    问题在于，当我们讨论自由主义之所谓诉诸心灵自由的时候（那是奥古斯丁的提法），如何界定心灵自由的界限，成为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换言之，我们如何界定，在极权主义体制未经更动的时候，心灵自由得以实现之现象——这当然关系到评介网民及其博客的问题。

    给出的答案有二。

    一是，即便极权主义统治尚在，人们在绝对意义上的心灵自由，还是存在的，还是可以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这当然不是指，坐在监狱里，梦幻政治自由的那种自由——这个道理过于简单：坐在监狱里之人们，究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难道连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了吗？

    二是，人们注重内心自由的必要性，同样，是突破体制的自由起跑线。但是，问题就此发生。按照勒邦的说法；其实，涵盖所有极权主义研究者们的说法，自由，在体制涵盖下，往往成为统治精英的廉价冒充物——如，雅阁宾，列宁和毛式自由，带来的强大冲击，和对于自由的毁灭，是为证。因为，这时候的自由，只是类似勒邦的下意识感情，暴力情结和父王服膺等，不属民主规范下的自由之自由。勒邦把这种自由叫做法西斯小人精神。

    这个小人精神，小人场面，小人得志，得“意志之胜利”的场面，我们在万字旗和火炬游行中，在毛语录，红海洋中，已司空见惯。那是我们的思想和人生经验，并非只是勒邦一人所得。只是，在把这个小人精神和当代网民的内在倾向，做一比较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并不那么乐观的情景。如，2005年的国人反日游行，就是这种小人心理的再次发作。这个发作，非常有限，是因为时间，条件不够。否则，再次发生一个纳粹和文革，不是完全不可能。那种潜在的暴力欲望，人皆有之——所以，在此意义上，勒邦说，人人皆有法西斯情结。

    这个自由，在当代中国，时时表现为一种下跪，暴动，反美，反日，盲目的对台仇恨，等等……这样的自由，几乎成为网络愤青的日常语言。在正确，适当和准确评介这种个人自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对于体制和心灵的理解，不但距离近现代宪政和民主精神想去甚远，就是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性运动，都相去甚远。

    我们的许多学人，很像毛要攻打长沙一样，在万事“不备”的情形下，就要规范一种大词的解构和结构，要大题小做，而不是实事求是。这样的群众运动，博客运动的意义应该正确评估。

    所以说，中国网客的个人主义复兴，仰赖两种倾向，一是个人的努力——在体制改造之前实行天马行空；一是仰赖整个体制的改造。

    我们的意思是说，大面积的博客民主和网民自由之到来，只能诉诸整个体制之改造，并且在改造之后，而非改造之前，或者改造当中。因为，就像我们无法忽视勒邦主义所言之国家机器的强大和精英政治，精英宣传的强大一样。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中国网民受到正统思想的侵蚀和腐化的，同样大面积负面的后果。忽视中宣部的某种实际影响，是并不实际的。

    像苏联，就是只有改变了体制，他们的历史更正，才会真正出台，从而影响大众。如布哈林，托洛茨基之平反等。不可以设想，人们只是在内心深处，对历史加以匡正，对真理加以追求。那是要公诸于世，见诸报端，宣传世界，影响整个后人的事情。

    我们说过，易卜生之“娜拉走后如何”之课题。回答是——她，只能回去——好像鲁夫子如是说。

    我们赞成之。

    在此意义上说，网民，博客，如何变成智者，不是一个“娜拉出走”之自由问题，而是要更改娜拉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制度问题。

    勒邦的意思是，制度不重要，人性如此，是决定性的，几乎不可改正。是的，人性本可悲，人性本是恶（原罪）。可是，我们不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无论是非理性之灾难，还是理性（科学，工具和手段）之灾难，一样存身于人类。人类不但会在被催眠以后轻举妄动，就是在天才之察中，灾害也会发生。但是，人类的好处就在于，他们已知，要既防止非理性之灾害，也警惕理性之灾害。这种思考已经渐趋成熟。足见人类智慧，还在发展当中。

    于是，我们最后的提问是，当下中国，是要实行理性治国，按照勒邦的提示，反对任何非理性之误国之策呢？还是依据所谓的科学治国论，把人们重新安装在“崛起”机器的螺丝钉之位置上，且动用集体之力量，之智慧，对其加以约束呢？

    螺丝钉们，究竟如何写博客，反专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