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的新课题：难民运动

薛 伟


    美国纽约哈德逊河出海口的自由岛（Bedloe's Island）上，矗立着被人们称为自由女神的巨大塑像。如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将其著名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将战胜的自由灵魂”一样，这件由法国人民在美国独立100周年之际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始终召唤着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在美国门户迎接了一代又一代向往自由的各国移民。


一、诗人艾玛.拉萨姆斯的启示：热诚关怀苦难的同胞

    巍然屹立100多年的自由神像，不是威武的斗士，而是一位女性。她右手高举火炬，左手紧抱美国《独立宣言》，象征着自由和机会公平；头冠上有七支剑状突出物，代表着世界七个海洋和大陆，标示着国际合作和世界主义。

    人们注意到在自由神像基座上隽刻着的是美国女诗人艾玛.拉萨姆斯（Emma Lazarus 1849-1887年）震撼人心的诗句：“将你疲倦的、可怜的、蜷缩着的、渴望自由呼吸的民众，将你海岸上被抛弃的不幸的人，交给我吧。将那些受苦受难，无依无靠，被暴风雨吹打得东摇西晃的人，交给我吧，我在这金色的大门前，为他们高举明灯。”

    诗人艾玛。拉萨姆斯祖上是来自南欧的移民。1881年俄国发生排犹灭犹事件，大批难民涌向美国纽约。8月的一个早上，艾玛前往位于东河的瓦德岛参观，这个荒凉的小岛当时是犹太难民居住地。在这里她看到了犹太人像动物似地住在拥挤不堪的肮脏环境里。艾玛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她也出生于犹太人家庭。于是她发誓要为这些难民伸张正义，要让世界知道犹太人的苦难以及他们抗争的勇气。她开始把难民们的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人们说她“不再满足于为十字军战士唱赞歌，她自己也成了一名十字军战士。”

    艾玛参加了各种为解决犹太难民问题所举行的会议，奋笔疾书，奔走呼吁。她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与犹太人领袖会面交谈；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了欧洲，亲眼看见了旧时代刻板的风俗对社会发展形成的障碍。1883年艾玛回到纽约，自由像即将从欧洲运到美国，为自由像基座的资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美国著名作家怀特。惠特曼、亨利。朗菲罗以及马克。吐温等人的手稿都拿出来拍卖。集资活动的组织者请艾玛为募捐拍卖活动献上一首诗。艾玛从她的亲身经历和受迫害人们的反抗里找到了灵感，将内心的激情倾泻到了诗作《新巨人》里。1903年，雕塑家乔治娜。斯凯勒的在纽约一家书店发现了艾玛的诗集，被诗感动了的她把这首诗刻在自由像的基座上，从此，成千上万前来美国的人都从这里读到了它。

    诗人艾玛给了我们什么启示？这就是：一个已经获得了自由的人，应当像她那样热忱地关心至今尚且处在艰难之中的同胞，不管他们为了什么原因而离开了家园。


二、21世纪的难民问题和自由世界对难民的接待

    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悲惨的难民世纪。至本世纪初，全球难民总数达到了1978万，其中亚洲882万，非洲417万，欧洲486万；其中因为武装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至少有2500万。在世界难民潮前赴后继的时代，21世纪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难民”（refugee）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近代法国。16世纪后期，西班牙统治者在尼德兰迫害新教徒，造成了近代早期最大的难民潮。在尼德兰总共80万人口中，有11万多人逃亡，这些逃到法国的加尔文教徒被称为“难民”。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在法国大规模迫害新教徒，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为躲避迫害，10多万人从法国移居荷兰、英国、美国。直至西欧对宗教异端的态度较为宽容后，宗教难民的逃亡才基本停止。

    20世纪以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大批流离失“国”的人无处安身的现象。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十月革命后近200万人沦为难民，被迫逃离俄国。1949年以后200多万中国难民逃往台湾，还有200多万逃往港澳。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当今世界，中国仍然是主要的难民制造国家，近年来震惊国际社会的重大难民死亡惨案也与中国难民有关（比如“金色冒险号”惨案、“多佛惨案”）。

    １９５１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 UNHCR） 在日内瓦成立。这一机构原为处理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欧洲难民问题而设立，后因世界各地陆续出现难民问题，工作范围扩大，一直延存至今。联合国还通过了难民公约。根据这个公约，难民是曾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见遭受迫害或有充分理由担心将遭受迫害而逃离本国，不受或不愿接受本国保护而又流离失所的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构成难民身份有两个要素：“遭到迫害”和“流离失所”。承认一个国家的叛逃者为难民意味着认承认难民产生国存在“迫害”，接受一个国家的“流离失所”者意味着对该国统治状况的谴责。因此，各国政府在处理难民问题时在不同程度上仍有政治考虑，既需要顾及与难民产生国的关系，也要考虑自己国内的承受能力。但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不得将难民强行遣返回可能遭到迫害的原居住地，否则会被认为不人道，招致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接待难民方面，美国堪称世界各国的榜样。古巴卡斯特罗“革命”后，美国政府为古巴难民提供接待、安置、福利救济、职业和语言培训、医疗保健服务，给古巴难民的待遇甚至超出了给本国公民的待遇。在纽约，1980年代郭德华担任市长的时候对市政府员工公布了一条禁令：不准检举非法移民。理由是非法移民应该得到做人的权利。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州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上中小学要交学费，结果被家长们告上一状，最后州法院判令，无论是对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的子女，必须一视同仁。美国对非法移民的问题虽然辩论得很激烈，但纽约现在仍然是拒绝检举非法移民的美国城市之一（祇有联邦移民局才干预移民事务）。为什么？因为开门接纳世界各国来的难民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是纽约的重要传统。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因这个传统而得到较好地保护，纽约的心胸开阔，正像中华民国时期的上海，它也曾经敞开自己的胸怀，在烽火连天的二战期间接纳了2万多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对后来以色列的独立建国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谁能说美国非法移民的后代不能创造历史？他们之中也许就有未来的美国总统！


三、海外中国民运必须关心来自大陆的难民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数百名学生、工人、知识份子为躲避迫害流亡海外，至今已有18年。当年的难民，著名民运人士王若望、赵品璐、金尧如、刘宾雁相继在美国去世。作为难民的制造者的中共政权没有让他们生前回国看一眼自己的家园。可以说当代大陆流亡人士所面对的压迫，比当年犹太人在俄国面对的专制政权的压迫更加严酷。人们喜欢将许多民运人士称为“中国的良心”，而让“中国的良心”们流亡国外、客死他乡，不能不说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哀。18年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有增无减。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为和中国专制政府政见不同，有些人是因为和中国政府主导的生活方式不同， 有人因为多生了一个小孩，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有人参加了家庭教会或者法轮功练功活动，也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房屋、田地的产权到处上访，甚至有人祇是在网上撰写了批评官方的文章，就受到严酷的迫害。于是，这些人就想方设法来到海外寻求自由，避免灾难。

    鉴于此，我认为今天大陆流亡海外的人士，不管他们流亡的具体原因有异同，流亡的具体时间有先后，目前的具体处境有易难，都是我们的同胞，都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宝贵财富，都会影响中国的未来。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应当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以中国人民的福祉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海外民运组织，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的存在视若罔闻，对他们的疾苦漠不关心。

    根据我们的暸解，这些难民虽然被排斥在国门之外，但他们仍然心怀祖国，关切国内人民的疾苦。他们不能回国是因为政府过于黑暗。中共虽然强调建立和谐社会，但在专制制度下根本无和谐可言。许多大陆流亡人士不能安全回到国内。前几年中国公民杨建利、张林、清水君（黄金秋）等海外民运人回国，却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中国民主党的忠贞不屈的党员干部们，至今仍关押在大陆的黑牢里，暗无天日。近年来广大法轮功群众受到的严酷迫害，更是骇人听闻。


四、海外民运青黄不接，新难民堪称生力军

    当今海外民运中出现了一种青黄不接的现象。据一位资深民运人士讲，2001年在纽约举办的纪念文革三十五周年的会议上至少来了100多人；到2006年同样在纽约举办的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会议上，尽管预先刊登了大型广告，却祇来了寥寥数十人，许多与民运有关的活动情况都似乎一年不如一年。

    与此同时，反对一党专制的法轮功组织却在海外蓬勃发展，使得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队伍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组织、新面孔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之中，而且他们还不断举办各种形式反对中共专制制度，声援国内维权人士的会议和抗争示威。应当承认，这些活动对在海外揭露中共的罪恶本质，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有进一步了解，是有积极作用的。在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前的抗议声浪，对中共驻海外机构乃至中共政权本身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政治和心理的压力。

    有人会说，这些人参加这些民运活动是为了拍照，然后去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身份——这种现象以前不是没有，但现在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以致有人惊呼：不得了，狼来了，参加民运活动全是假的。

    我想套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老话：现在是“老民运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应当承认，海外民运确实遇到了新问题。这就是我的文章的题目：难民运动是海外民运的新课题。

    认识人是一种自私的动物，这是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前提。因为人自私，所以需要法治和民主来予以制衡。当年你可以根据你在北京上海参加过的反抗活动的某个事实申请政治庇护，现在别人就不可以根据他在纽约巴黎参加的某些抗议活动申请政治庇护？其实从民运的大局出发，任何反对一党专制，主张民主自由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指责别人、制造分裂、自我孤立。

    我们也要看到，对于中共专制政权来说，祇要参加过民运的游行示威抗议，就是“反革命”或者“颠覆”活动，就有可能被记上黑名单。即使这些人后来离开了民运队伍，中共也不会赦免他们。你说他是假的，共产党却认为他是真的。喊一声“打倒共产党”，中共说是反革命；再喊一百声“共产党万岁”，得到的还是惩罚。正是因为这个道理，美国移民官员批准了一些人的政治庇护申请，使得他们免受遭到迫害的恐惧。虽然这些人在国内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但是到海外以后却投身民运，并有突出的表现。许多人开始被逼上梁山，后来从自发到自为，最后真的成了民运人士。我本人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开始是为了要在美国办合法居留的身份而申请政治庇护，为申请政治庇护而参加民运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接触到了《北京之春》这样的刊物，读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读过的鼓吹民主自由的文章，越读越觉得这些被中共当局称为“反动”的文章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成了《北京之春》的长期读者和民运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还动手写文章向《北京之春》投稿。对这样的朋友，我们有什么理由歧视他们？


五、民运组织也是难民的服务者

    面对海外民运队伍青黄不接，而我们身边又有一支人数众多，年轻力壮的向往自由民主的难民群体，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应当放弃将民运队伍搞得越纯洁越好的想法。一些人要求民运队伍纯而又纯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必须先有队伍，然后才可纯洁。如果连队伍都没有，纯洁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没有的东西当然是最纯洁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样的纯洁对民主事业的发展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在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有身份的与无身份的，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政治难民与经济难民，都是平等的一员。

    其次，我们要时时关注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民主运动在基层民众中生根发芽的重大基础。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中国民运可以追溯到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1979年民主墻运动和1976年四五运动甚至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所有这些运动，不仅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而且从来就是具有深刻群众利益基础的现实政治运动，忽略了中国民运的这一光荣传统，对于中国民运的新课题就无法形成全面的认识。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是无权的平民，他们与中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形成尖锐的利益冲突，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民主运动的天然支持者和同情者。因此他们在国内会积极参与维权运动，在国外也自然参与难民运动。隐藏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对民主的需要、对自由的渴望、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一定会表现出来，不必由外界来“灌输”和“启蒙，它是发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动力。民运组织并非某种观念的灌输者和启蒙者，而是民众的服务者。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国内，共产党虽然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却阻挡不了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而维权运动恰恰就是新形势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国外，政治上的自由使得广大的中国移民得以毫无顾虑地加入抗议活动，中国海外的民主运动因此没有进入停摆状态。可以说，在海外的中国难民运动是中国人民国内的维权运动的延伸。联合国和中国使领馆前经常发生的抗议示威，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摆摊游行，就是如此。

    还需要指出的事，在中国具体国情下，所谓经济难民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难民。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官商勾结下，人民的经济出路几乎全被堵死，1980年代以前的政治压迫，今天通过经济压迫体现出来。我们没有必要在难民中区分什么政治难民、经济难民，或是宗教难民、计划生育难民。祇要是逃避共产暴政的，就都是难民。共产极权是全权主义的、全面专政的、无孔不入的、垄断一切资源的。在东德时期，翻越柏林墻的就是难民，去西德之后根本不需要接受甄别，一律得救。现在的韩国也是一样，给所有北朝鲜难民以庇护，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态度如何。

    总而言之，面对来自中国的难民，海外民运组织就是一个服务者。


六、如何对待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

    面对中国民运的新课题难民运动，我们需要思考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这里说一下民运组织应该如何对待申请政治庇护的难民。

    我建议，在各个民运组织内部成立法律援助处，依靠法律和舆论的力量，来服务、救助大陆难民。在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不违反所在国法律，避免弄虚作假；2、收取的费用着重用于救助国内受害者和推动海外民运活动；3、遵守各项民运活动的基本规则，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如胡乱拍照等等要加以纠正、规范。

    通过我们切实可行的工作，甚至可以考虑为政治庇护申请者们进一步提供职业培训、工作推荐、出路指导、人脉积累等方面的帮助。

    大儒朱熹《活水亭观书有感》说得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民主运动、民运组织、民主政党都不是几个自命为领袖的人制造的；需要我们以心换心、脚踏实地发展出来。广大追求自由的接踵而至的难民同胞，就是民主运动、民运组织、民主政党的源头活水。

    长久以来，中国民运的分裂是主流，联合是支流，世界各国的正义人士想支持中国民运都不知道该支持谁。西藏流亡运动有达赖喇嘛这样的天然领袖，所以很容易争取到国际支持。中国民运则没有这样一个代表人物，所以力量就分散甚至互相抵消。多年来中共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来从事分裂民运的罪恶勾当。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现在海外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难民像潮流般涌来，每年每个月都有人加入到各种各样抗议中共的活动中来，给民运增添了宝贵的新血。他们会逐步长大，会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走向成熟。随着时间的流逝，老民运人士会逐渐雕零，年轻一代会逐渐成长；他们会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走向成熟。谁说他们之中不会出现民运领袖？

    1960年代美国宇航员阿姆斯壮在太空中看见地球的时候，禁不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地球在那永恒的蓝空中浮动，又小又蓝又美丽。看到地球这般的真貌，我才感觉到我们都是一个宇宙航船上的乘客，我们永远是兄弟……。”是的，中国人，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难民，我们彼此都是姐妹兄弟！                                       （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