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破坏性的理论
——关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北京）刘自立
1、革命从旧制度里生长出来
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21世纪的读者，革命是从旧的制度里生长出来的。
导致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革命之发生，在制度与思想方面的原因，往往取决于这种特定的旧制度。这种旧制度，不是原本意义上纯粹的旧制度，他带有新制度的萌芽，但是又和新思想新体制，产生尖锐的对立，正是所谓亦旧还新，亦新还旧。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特殊的政治与思想土壤中，革命之发生，就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托克维尔是从几个关键的方面，来论及他所谓的缘旧于新的法国大革命的。
第一个方面，可说是托克维尔的社会各阶级分析。他说，当时法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封闭式阶级关系，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无论是农民，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和以往的处境大大不同，却仍少阶级间的互动。而互动是变革的前提，于是，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人们在旧的人体器官中，寻找新的生命。他的这个讲话，有点令人想到我们中国人在半个世纪前听到的那句老话，有的人脑袋进入社会主义了，可是身子还留在旧社会。
第二方面，他说，法国社会各阶级中人们的精神实质，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极为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农民。那么，当时的法国皇室，是怎样看待和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农民对待土地的有限度的占有，是法国人之所以可以摆脱土地之束缚，摆脱他们的农奴地位，从而引发自主意识的关键。他说，“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开宣布这种理论，即国王占有的土地，原本是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祇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托克维尔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
我们当然会对这一点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之鼓动下，经过将近一百年的苦斗，其实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享受到了土地租用制的一点点甜头，因为可以做一个比对。而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土地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或者说有限度地得到解决了。这个衡量资产阶级革命的标识——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在革命发生之前发生的，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所料。
当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土地上，被有限度地解放出来以后，革命的先决条件，就相对成熟了。
相反，如果我们的和他们的农民，在农奴制度和准农奴制的土地束缚下不得动弹的话，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新思维不但不会真正发生，即便发生，也是在没有新质的意义上发生，或者堕落成为简单的农民起义，而祇能具备未新依旧的特征。
托克维尔的立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规定了革命的新意，而不是我们往往想到的，类似旧时代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
2、坏政府的改革导致革命
在托克维尔那里，旧制度下也存在着自由和他所谓的自由的种类。而他所说的自由，是以区分服从和奴性，为其辨别标准的。他引用法国国王的一些言论，歌颂不同层次上的自由，哪怕是国王们欣赏的自由。如“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农奴讲话”。要区分什么是带有美德的，法国人的，不失尊严的“服从”，什么是托克维尔所谓“奴性的对安逸的贪求”，这是一个难以表达清楚的话题。但是我们从冉达克般的，对国王产生的，几乎是对待父亲的感情上，可以略窥一二。
当人们发现了他们的统治者变成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强制者”，爱，当然也就完结了。谁也不能让法国人的祖先们忍受“可耻的奴役的形式”，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托克维尔于是说，“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
这个想法和他后来论及的，革命面对的政府，往往不是最坏的政府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因为祇有在启动了变革的政府行为之下，才有出现一是行政改革；二是革命般的变革之可能性。
在我们看到的和经历过的无论什么样的革命之中，他的这个观点都是比较准确的。俄国和我国清末出现的革命前夜的种种迹象，都说明了革命的前提，往往是好政府，或者说是相对的好政提供的。虽然还不能为之评价为fair play.“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如是说。
3、革命的遗憾：切断传统文化
托克维尔从他自身作为一个贵族而言，是带有对革命之很大的遗憾的。在他的眼里，文化的承载者是贵族。在大革命中，这类文化被颠覆而一去不复返了。后来的新贵，虽然在财产的占有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那种对于传统而言的贵族文化，是被历史和革命所切断了的。所以他说，“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他认为，对贵族的根除，在自由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法国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待传统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他们在几百年以后所阐述的，反中心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观点。
进而言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人的结构和解构主义，其实，也是在召回他们的“准贵族”的传统文化。以另一种角度，来更动一元化思维的惯性性格。正是在对托克维尔时代的感应当中，我们听到了德利达的提示性论段。这是事情的第一点。
再次，是托克维尔对待思想与实际，哲学与现实层面上发生的那种可怕的反差所呈现的忧郁。他极为明智而深沉地说到，“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而我们的补充应该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美文常常是非革命而莫属，美文甚至可以代替革命而暴殄天物。
在我们中国，有人将传统文化和国家的专制体制混为一谈，而主张在所谓的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浪潮中，消灭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而托克维尔说，他对法国知识份子取代了贵族在文化上的发言表现出他特有的忧虑。我们很难说，我们中国，有没有法国意义上的贵族和贵族文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古典的“士”这个阶层，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中，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当然应该对其进行某种扬弃——这不能不是我们要郑重对待的，祇可宝贵，不可荒废的遗产。从托克维尔的启示中，人们看到，我们因丧失传统文化而引发的对于文化传统的丧失！这个悲剧，恰恰是一切伪革命所要达到，而迄今尚未完全达到的局面：这个局面一旦达到，将是我们中华文化，在革命的名义下走向完全覆灭的起点。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想到法国其他作家，在那个时代前后表达的诸如此类的观点，比如说，夏多布里昂，龚古尔等等。
4、旧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当说是他们的启蒙运动。而他们的启蒙思想的载体，又不能不回到甚至像路易十四们，在具体的国家体制和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新思维”之尝试。（这时候，我们对于新思维这个词，带有极度的敏感。）托克维尔说到，“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
他还说过，所谓“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其做法，一，当是蔑视老事物。是的，具体而言，这个看法的起端来自路易十五，他是在动摇社会基础的法国最高法院的时候，使得王权也被同时动摇了。（比如我们说过的封资修大洋古。）
其二，城市的拆迁工程，据说按照比较现代的美学标准进行。政府开始其蔑视私有财产的美学涂炭。
三，政府未能还清20年来修路的欠账。（也打白条！）
还有，24小时内受审的规定被置若罔闻。等等。
一切老年代可以诉诸法律的形式一旦衍为陋习，革命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当然应该指出，他们的法律和我们的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也有过所谓的法。有过张君劢的和别的什么法。但是我们的主体之法和他们的不同。
5、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虚妄
当我们中国人现在谈论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我们的突出的感觉是，这是一种虚枉，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
我们倒是非常愿意探讨一下，在托克维尔笔下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新人，那些新的法国人。固然，他们尚未进入革命的年代，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类。而这些新人类的经济学的哲学的理论基础，则是托克维尔称之为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
他极为明确地指出，“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是的，托克维尔几乎是在描述社会主义革命前，舆论发动的情形。我们由此想到的，这不是法国革命，而是十月革命和别的什么革命。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法国革命的前提，几乎就是一切革命的前提。而一切革命的代价，简单而言，就是以平等，取消自由。
我们今天看到，有人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也是这样，祇是形式不同而已。无论是朝鲜式的主体崇拜，还是中国整体主义（和商业主义兼之）的思维言论一律性，其致命的解构对象，就是以此代替个性自由，社团自由和反对党自由——这个社会主义崇拜，当然并未见完全消除于美国文化，类似明星，球星崇拜的狂热和其他整体崇拜运动——但是，这个美式社会主义运动，祇是其社会之一种形态，不是全部，在朝鲜，在中国，则成为唯一形态，主流形态和政治形态。取消个人自由的全民崇拜，也许会产生另一种自由，社会主义自由，群己消解的自由。
这是一种另类的，因主张平等而消灭自由之做法。这样的平等，必会发生自由个性之覆灭。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之一部分，给人类带来的，也不过是以平等庸劣，来取消个性自由。
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则是，在我们这个据说是诉诸社会主义的政权中，不是出现了西方历史上主张平等，消灭自由之做法，而是出现既消灭平等，也消灭自由的政策走向和舆论蛊惑——这时候，就连以平等消灭自由之法国革命史中的某种价值观，也灰飞烟灭了。
这时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半个世纪前，殷海光说过冒充大灰狼的共党民主观；这另一个大灰狼，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大灰狼呢！？
托克维尔对于在何种制度之下，可以让人获得物质的财富，而同时又可以兼顾人们永久的天赋自由这一点，论说极为精彩。他说，“的的确确，对于那些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不能使人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祇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
难道说，中国人现在吃饱饭了，就是社会主义和邓氏主义，而不是“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吗！？
6、革命之悲剧：最大的善带来最大的恶
到底是革命带来自由，还是带来奴役，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说，“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为此，几个世纪后，关于自由的积极和消极的价值观，被人提了出来。理想主义的实践，在现实的层面上，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的至理名言，也到处可见。而文学的政治性写作之必要性与否之争论，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在喋喋不休。文学的梦想，在法国，首先涉及到它的旧制度，在每日每时，都在引起他们的民众的不满，此为其一。
二是，文学家没有，也无从想到，在他们所谓的政治的公共场所里进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有可行性效果的，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变的活动。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如果法国人有权在他们的三级会议中参政而开展他们的公共生活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作家的思想所煽动”。
三是，因为他们的作家也无参政的任何经验，“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于是，文学的空想，替代了政治层面上的一切可操作性的行为。无节制的梦想取代了有经验的政治实践，这就是法国文人在他们那个世纪所造就的伟大的法国革命之梦。
托克维尔对此感触特深。他的贵族地位和他的文化，进而言之，他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眷顾，使得他对于由最大的善，带来最大的恶的革命之悲剧，有其预感，又有其慨叹！
危险的类比，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如何回顾刚刚过去不久的，使得文学在他的梦中，不但彻底覆灭，而且，至今还有人对那些膺品津津乐道的原因。
政治和文学，甚至和哲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诉求。祇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理想主义的内涵上，有着其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任何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偷天换日的做法，都祇能使问题变得复杂化。
然而，我们有时不能不看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想让我们的文学完全脱离政治，几成笑谈。最主张“逃”的文学家的小说里，充满了政治，甚至是文革的政治，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戏言之，我们的革命家早就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我们要说，在托克维尔时代，用哲学反对皇室也是一大发明。这一点并不含糊。
7、革命是最好的集权
革命是最好的中央集权。这是托克维尔在他的杰出著作中所阐述的杰出观点。一切的革命所带来的，对于原有政府分散权利的集中，导致人们对于治权一统的必然默许。一切大权独揽的事情的出现，在稳定局势的效用上，也许是极为有效的。但是国家权利的垄断以及精神力量的一体化，往往在物质层面上，形成专制社会独有的大政府。其实，这个大政府，原已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化身，而且每每化在了一个大领袖或者他的几个同党成员的身上。这是我们中国人，也许包括俄国人有目共睹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调整或者说改革，已经为今后政治架构的出现预约了政治订单，以至托克维尔说，“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用它在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他的话是十分有趣而深刻的。
经过革命，把政府以往分散的权利加以集中，使得人们统一在一种精神的，也许是政治的，也许是宗教的旗帜之下，甚至像我们在文革里经历过的，祇是聆听一个人的声音。这个经验，是对无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所做的最好注脚。其特点当然是，从摧毁旧贵族特权开始。我们的社会也许没有什么贵族，却有“新阶级”，有特权阶级，而文革，最终还是保护了这些特权阶层。
其所不同的是，法国革命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摧毁旧的封建制度；而我们的文革，却秉承一己之私，完成了向着奴隶般的平等推进的反动之举，以至于发展到全民为奴的可悲境地。这一点，当然不同于托克维尔笔下再现的法国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当有人要颠覆本来还是可以容忍的旧社会的时候，他的革命，其思想和制度上的辨别标志，往往应该是看他或者他们的那个集团是否要把本来比较分散的各阶级所拥有的权利加以集中；当这个集中的权利开始在全社会中加以弥漫的时候，革命的怪物出动了，但旧体制却向着更旧的体制退化和蜕变。这一点颇为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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